虎嗅注：最近有两条引发全球媒体关注的新闻：第一条新闻是伊隆·马斯克（Elon Musk）的SpaceX公司，制造的超级重型火箭“猎鹰”发射成功，被普遍视为人类殖民外太空（火星）的开始；第二条则是德国工会成功争取到了每周28小时工作制的权利。
郑永年教授认为，这两条新闻虽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却对人类社会意味深长，它们不仅揭示着人类社会不平等的（现代）根源，也预示着人类社会未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可能性和新社会形态出现的可能性。
本文首发于2018年4月10日的《联合早报》，作者：郑永年。虎嗅编发时稍有删节。
透过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把“猎鹰重型”的发射和人类不平等画上等号。英国一家媒体就说：“观看一个亿万富翁花费9000万美元把一部10万美元的汽车送入太阳系远端，没有比这个更能体验21世纪全球不平等的悲剧了。”不过，诸如此类的“抱怨”毫无用处，因为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人类不平等的大趋势。
不平等自从人类产生之时就开始了。自古以来，不同文明普遍性地痛恨不平等而追求平等，不同文明也发明了不同的方法来对付不平等，尤其是高度的不平等，包括宗教、种姓制度、造反（劫富济贫）、强制性政府等。
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人们并不认为不平等是制度造成的。近代以来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人们把不平等的根源转移到了制度层面。法国大革命使人们相信人类可以通过改变制度来消灭不平等，造就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通过革命性的制度变革来追求平等，构成了近代以来历史的一条主线，最显著地表现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
不过，不管怎样的革命和怎样的制度变革，人类的不平等（至少就收入来说）不仅没有减缓，反而一直在恶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一波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和新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全世界各国（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都面临日益加深的不平等问题。这些年来，无论是学术界和政策界，人们讨论最热烈的也是不平等问题。今天由不平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冲击着很多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稳定。
追求平等是人类的天性，但无论如何追求，不平等越来越甚。为什么不管什么样的制度都难以解决平等问题呢？简单地说，这与人类的本性有关，人类的天性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如果说追求平等是人类的本性，那么追求不平等也是人类的本性。
回到本文引用的两则新闻，有人追求更短的工作时间，有人追求更长的工作时间，两者都是天性，但结果造成的则是巨大的不平等。当然，人们也可以用其他情感性和意识形态的概念来描述两者之间的差别，例如一方面是对“权力”“财富”“卓越”等的追求，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平庸”“懒惰”“堕落”等等。
事实是，当德国工会为争取少工作而努力的时候，马斯克则在争取更多的工作时间。前者争取到了一周工作28小时的权利，而后者则每周工作100小时以上；前者视少工作为自己的权利，后者则视工作更长时间为自己的权利。两者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前者为了照顾老人小孩，甚至关爱社会，而后者则是追求人性的卓越。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这种差异能够解释人类社会的很多现象和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人们永无止境地讨论的收入差异问题。别的不说，周工作时间28小时与周工作时间100多小时，这两个人类群体能够实现平等吗？存在这样迥然不同群体的社会如何实现公平？什么样的结局才是社会公平？收入差异是真的，因为它是一个数据问题，但社会公平则很难衡量，因为它是一个伦理或者道德判断问题。一个人只能工作28小时的社会或许会变得平等，但这个社会会公平吗？如果没有人能够改变这种人性差异，那么不平等便会是永恒的。
现代的“牧民社会”
一个历史现象便是，平民需要英雄来拯救，但英雄经常被平民所“杀死”。原因很简单：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难以生存。既然贫民成不了英雄，只好选择“杀死”英雄。经验地看，一些社会也作了很多努力去改变这种人性差异，即限制那些追求“卓越”的人们的权利。不难理解，近代以来，追求平等是诸多革命的原动力。
在使用革命手段的地方，人们大都是通过劫富济贫甚至消灭富人来实现社会公平。不过，结果往往相反，也是人们不愿看到和难以承受的，因为通过限制追求卓越的结果便是人人都陷入贫穷。
但是，一些社会也找到了更有效的手段，即“牧民”。“牧民”的思想早见于中国古代经典《管子》。《管子》的第一篇就是“牧民”，大致意思是说，统治者要创造足够的财富，把老百姓养起来。“牧民”就是承认基于人性差异之上的人的差异，在承认人类差异的基础上进行统治。
非常惊讶的是，在人类思想史上，无论是中国的儒家还是西方基督教，人们对“牧民”这一点并没有异议。今天，即使对各国政治抱激进批评态度的西方左派，也接受了“牧民社会”，甚至是争取实现“牧民社会”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
在制度层面，“牧民”的一种体现是欧洲的福利社会。福利社会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不是必然的产物。人类不平等历史上从来就有，但资本主义在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的同时，急剧地加深了人类的不平等。当不平等的程度超出了人类可以承受的程度时，就有了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机制的需求。产生于德国（俾斯麦时代）的第一个人类社会保障制度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对当时的德国政府而言，这一社会保障制度与其说是为了保障劳工的权利，倒不如说是为了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顺利运作。
之后，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人们有了全新的“思想”，即社会保障是人的权利，并且是天赋权利。因此，从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并非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改革的逻辑。不管怎么说，无论是争取各种社会保障还是更短的工作权利，都属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思想。
不过，人类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理想的”“牧民社会”。这是由两方面的因素所致的。第一，权利概念已经深入平民的人心。在发达国家，尽管福利社会负担沉重，成本极高，但没有人会有“去掉”福利社会的想法。即使是福利社会的反对者也没有这种想法，他们充其量是要减少福利。福利社会的支持者当然继续要求更多的福利。而更多的人则思考着如何改善福利制度，使得这一制度变得更可持续。第二，技术手段所提供的可能性。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改变资本和劳工的关系。这些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减少就业，另一方面制造巨量的财富。
今天的技术手段使得掌握这些技术的群体，在不需要大量人工的情况下，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这使得这个群体具有足够的能力去满足劳工群体实现其“权利”的要求，例如更短的工作时间。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出现“牧民社会”的雏形。一些国家开始实验把工作和薪水分离开来的制度，即使不工作，每一个公民也都可以领一份工资。这是个全新的“思想”。工资是工作的产物，没有工作便没有工资。而现在，既然不工作也能领工资，这便是典型的“牧民社会”。
无意识地乐意受监视
不过，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牧民社会”在缓解甚至解决数字上的人类不平等的同时，更在加剧着人类社会在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并且是更大的不平等。近年来，英国作家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又流行起来。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们恐惧于这种“监视社会”的崛起，使得人类完全失去了自由。不过，现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社会已经远远超越奥威尔所描述的“监视社会”了。
奥威尔所描述的“监视社会”还是政治权力所为，在被统治者中间存在着“抵抗意识”。但在当今的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人们可以说，平民的所需、所想、所为都是资本或者权力“程序设计”的结果。用法国社会学家福柯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更文明、更软性的手段，普通民众不仅没有感觉得到其“强迫性”，更是“无意识地”、非常乐意地接受。
更为严重的是，当互联网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他们根本不会有任何“被强加”的意识。在“监视”转化成为“自我监视”的情况下，“牧民”的成本越来越低，“牧民社会”也越来越具有可能性。
世界范围内，“牧民社会”在不同的社会的表现形态也必然不同。在那些资本占主导的社会，普通民众或许仍然拥有一定的“自治空间”。这种空间既来自民主制度，也来自资本之间的竞争。在“一人一票”的民主社会，政府权力的基础是民众的选票。
人们可以假定，掌握政府权力的人也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他们一方面要依靠资本进行“牧民”，另一方面对这种社会的本质是有意识的，他们具有一定的力量来抵抗“牧民社会”。资本的竞争更为重要。只要资本是多元的，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竞争，而竞争也构成了它们之间的互相制约，这种互相制约也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一定的自治空间。
而在那些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合二为一的社会，情况则会很糟糕。在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一体化的情况下，社会力量会趋向于零。因此，“牧民社会”很可能演变成为非常典型的“圈养社会”。整个社会犹如一个“羊圈”，人们可以安稳地生活在这个“羊圈”之内，并且时时刻刻地受“监视”，一旦越出“羊圈”就会招来政府的干预，受到惩罚。
互联网的确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发明，在各个方面改写着人类的历史。这样一种“牧民社会”一旦形成，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呢？是人类的解放、权利的获得，还是人类的高级奴役和权利的丧失？人们已经在体验着这种社会，但还没有开始思考和反思这种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