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欠中国民科一个诺贝尔数学奖
2018-04-25 12:21

世界欠中国民科一个诺贝尔数学奖

虎嗅注:在我们的一般认知体系中,“民科”往往和“反智”“异想天开”等字眼挂钩。民科大军中,许多人只是把业余爱好上纲上线,活在了自己的世界中;但也有许多人,明明知道自己是“民科”,但却另有所图。民科从何而来,最终会去向何方?这永远是个有意思的话题。


本文转自公众号“浪潮工作室(ID:WelleStudio163)”,作者:师岑、吴鼎。


除了靳东,很多人都知道诺贝尔并没有数学奖。但中国民科在数学界的“成就”一直举世瞩目,例如蒋春暄。


或许你没听说过蒋春暄这个名字,但你可能听说过他“成功证明”过的一些理论:费马大定理和哥德巴赫猜想。听上去,他本该是和欧拉、高斯一起进入高数课本的大师。


可为什么你从来没听说过他?这是因为他遭到了数学界“幕后黑手”的迫害,论文被撤,原本属于他的奖项也被夺走,甚至抹黑他是个“神经病”。


蒋春暄,看起来是个一人之力挑战科学界的勇士,实则是个错漏百出、狂妄自大的科学妄人。


古往今来,像蒋春暄一样不尊重科学的人不计其数,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是民科——他们很可能只是没文化。而来自民间的科学爱好者也不一定全是民科——因为他们也可以通过正统的学术训练而成为真正的科学家,比如著名的古生物学家郑晓廷。


2012年8月6日,浙江义乌商人杨宗福从他自制的“对抗世界末日”的“诺亚方舟”中出舱 / 视觉中国


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民科?是什么给了他们挑战科学界的勇气?从中国科学界曾经的荒诞过往,我们或许可以探寻中国民科的起源。


苏联进口的民科



故事的开端是一位来自乌克兰基辅育种站的育种员。那是苏联集体化热火朝天的时代,这位育种员凭借一种叫“春化处理法”的发明,一时间声名鹊起,他叫李森科。李森科的春化处理法简单来说就是在冬天雪地里被湿润和冷冻的小麦种子,可以在春天播种的时候提前成熟。


“李森科是骗子吗?”1976年,C.D.Darlington在《自然杂志》上发布了苏联科学家李森科的讣告,但在摘要里,这位英国生物学家还是忍不住黑了一把。


1930年代还在农田里研究育种的李森科 / GettyImage


李森科确实是个骗子。他反对遗传学界至今颠不破的摩尔根和孟德尔遗传学,借助政治力量把赞同摩尔根的科学家都打成了“唯心主义”“资产阶级科学家”,甚至把反对自己的导师瓦维洛夫送进了古拉格。


此时,在国境线的另一边,“一边倒”的兄弟国家中国获得了苏联的财力援助和专家支持,不可避免的,也进口了苏联的民科。


从1949年12月开始,李森科的心腹斯托列托夫、努日金相继访华,他们一再告诫中国人:“新旧遗传学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站在什么立场看问题”。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对科学家的污名化迅速超出遗传学领域,甚至包括牛顿力学、微耳和的细胞病理学等经典理论相继被列入“资产阶级学说”。


2012年03月01日,辽宁省沈阳市下河村,58岁的农民李晶纯与家人在房顶上修整自制飞机 / 视觉中国


即便是数学、文史哲这种离生活比较远的学科,也要提倡“联系实际”才可以顺利过关,武汉大学齐民友提出“数学有其本身发展的规律,因此不应该到劳动中去”,即遭受批斗;陈寅恪主张不能用马列主义来研究史学,被批为“资产阶级史学”。好笑的是,批评者面对陈寅恪的巨大阅读量不肯甘拜下风,于是提倡“每个人读一本书,合起来在资料的占有上超过陈寅恪”。


主流科学界被批倒批臭,民科成为正统,真正的科学家也不得不变身为民科,以求保命。今天的中国民科有多荒诞,曾经的科学家们就有多不经。


1960年发动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提倡“超声波是万能的”,医院可以用超声波治病,普通人也可以用超声波烧水做饭。当时流行一句话:“用超声波超一超。”无论是人体还是钢板,“超一超”就可以包治百病、刀枪不入。


当时的宣传画中工人与农民共同钻研科学 / 视觉中国


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科学家接到指示,立刻停下手头的工作,化身民科,做起天方夜谭式的科研:如何用超声波增强壳体强度、如何用超声波增强铝材强度、如何把超声波应用于火箭发射中。


真正民间的科学家们一看,中科院已经带头了,也信心满满地投入了建设热潮当中,确信自己并不比那些读书多年的科学家差——因为他们立场是劳动人民,智慧是无穷的。


比如在鼓励“土法炼钢”时,为了增加炉内的空气流通,有人别出心裁地往炼钢炉里添加中药——鸡内金、槐角等一些用于消化不良的传统中药疏通高炉,确实深得“以形补形”思维之精髓。又比如蜚声海内外的“鸡血疗法”,也是在50、60年代火遍中国,成为这一波民科热潮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成果之一。


2011年武汉民间造潜艇第一人李玉民的弟子张五一,驾驶他们设计制造的“曙光号”潜艇 / 视觉中国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当科学规范与科学家被污名化,无论是民间还是高校,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反智主义和民科。


堂吉诃德式的民科


十年动乱后,百废待兴,国家终于开始重视起真正的科学,开展科研、重新赶英超美的心态非常迫切——有多迫切?打开1978年出台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这份文件包含108个大型项目,其中不乏发展巨型超级计算机、高能粒子加速器这样的烧钱项目,中央财政为此还出现了巨大赤字。


1978年被称为“科学的春天”,“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深入人心,靠的不是基础教育的普及,而是众多新闻报道、报告文学对科学家英雄化的塑造。


大标识Created with Sketch. 2011年4月,贵阳退休职工俸鸣4万多元DIY出贵阳第一旋翼机,不料首次试飞失败 / 视觉中国


如果今天我们重读1978年发表的《哥德巴赫猜想》,依然会被诗人徐迟的优美文笔所吸引,文中的数学家陈景润被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孤军奋战的奇人。曾经的“臭老九”一夜之间变成了国民偶像。文章发表后的当年,陈景润所在的数学研究所招研究生,报考人数突破千人,是常年的20多倍,“哥德巴赫猜想”也成为许多人日夜幻想的彩票中奖号码。


作为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对陈景润的研究本身没有深入的描述,甚至还用中学数学知识来加以解释。这无疑激发了很多没有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人,误以为自己也能复制陈的成功。


初中学历的装卸工庄严,只有小学文化的曾凡成,都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摘下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陈景润和数学研究所每天要受到几麻袋的信——除了一部分是浪漫的女青年给陈景润的情书,大部分都是宣称自己破解了哥德巴赫猜想之谜。


2015年北京南站的夹层停车场,在此留守近3年的曾凡成,苦心钻研哥德巴赫猜想三十年 / 视觉中国


对科学研究的狂热和对正统科学的蔑视在中国民科身上结合起来,形成了他们的独特性格——忘我地投入科研,同时却对正规科研训练不屑一顾。正是这种“奋其私智而不师古”的心态造就了中国民科争相挑战“哥德巴赫猜想”“热力学第二定律”“永动机”等问题的奇景,涉猎的研究内容越轰动、社会影响越大,也就越符合他们“献身科学”的愿望。


尽管这种热情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已经落后西方数十年,报告文学里的只言片语触及到的只是“科学”的皮毛。


80年代是民科盛行的“黄金时代”,这不仅浪费了有心奉献者的热情,还为民科骗子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1984年王洪成“水变油”事件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作为一名初中毕业的普通司机,王洪成宣称自己发明了一种“可燃炔”制剂,溶解于水后可使水成为“水基燃料”,这种荒诞的说法不但成功骗取了钱学森、“中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等人的信赖,甚至拿到了国家机构60万元人民币的研究经费和数百家企业的投资。


王洪成当众演示水变油 / web


这场骗局最终把王洪成送进了监狱,但在之前,“水变油”已经被塑造成为科技发达的神话,有媒体称其为“四大发明”之后的中国第五大发明。


也许80年代的民科中确实有真诚地想为国家做贡献的人,但当他们走上与正经科学研究截然相反的道路,民科注定只能沦为荒诞不经的笑话和四处圈钱的骗子。


今天的民科更会圈钱


今天能走上台面的民科更懂得包装和营销,早已不仅是为了博取社会的关注与同情,更学会了到处圈钱。可以说,这是民科界在近几十年来取得的最大进步。


上文提到的“水变油”事件,是有史可考的民科圈钱鼻祖,给后世带来无穷启发与灵感。随着市场经济逐渐建立,民科圈钱更加五花八门、新意迭出。


民科圈钱的初级阶段,是“诺贝尔哥”郭英森,他自称是“引力波”的提出者,自创UFO飞碟研究,还曾在2006年亲自到北大、清华摆擂挑战,打出“卖肝卖肾,为争诺奖”的标语,声称自己只需要20万元经费,就可以拿诺贝尔奖。不过看历年获奖名单,似乎还没有人给他这笔钱。


“你怎么知道我是瞎想的,又没见过我!”——郭英森 / 视觉中国


民科圈钱的高级阶段则是成立正经公司,拉投资、搞众筹诈骗。例如锅炉工林茂森在烧锅炉时发明了“水高温裂解自燃循环燃烧方法”,甚至制造了“热闭路循环装置”,成功实现了所谓的“水燃烧”——即是让水通过高温裂解成氢气、氧气,并且继续燃烧产生水,燃烧的高温又继续让水裂解。如此循环往复,只要一开始点燃热源,之后就会源源不断运行下去。

 

且不说这直接无视我们中学化学书上关于“水电解产生氢气、氧气”的原理,就他的“自燃循环”来说,这就不折不扣是“永动机”的神话了。

 

事实上,林茂森的这种违背基本科学常理的骗局,美国人早就做过了。


1952年,贝亚德·佩克斯向美国物理学会(APS)提交了一份33页的报告,宣称“电子其实是不存在的”。APS理所当然拒绝了这封疯子来信,佩克斯一怒之下杀死了APS一位18岁的女秘书。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美国物理学会此后开始接收所有交费会员的论文,并且每年年会给民科们提供一个分会场,很多人称之为“科妄会议”(crackpot sessions)。


1952年7月18日“刘易斯顿太阳日报 ”的头版报道了佩克斯(右)在被捕后的照片 / The Atlantic


但这并不代表美国主流科学界鼓励民科。相反,让正经科学家、还没毕业的学生和民科面对面更能解决一些问题。在ASP的科妄会议上,人人有10分钟讲述自己研究成果的机会,这对遭遇不公正审稿的研究人员特别有用,变堵为疏,皆大欢喜。


美国民科的论文偶尔会说出一些对的结论,但通常都是主流科学界的共识,只是用词上有差异。同时还可以让学生学会区分什么是伪科学,万一真能遇到有价值的发现,虽然可能性极低。


中外历史上发明各种奇怪机器的民科并不少,但能像林茂森这样开公司,谎称得到中科院、联合国科学家的支持,甚至把宣扬自己事迹的软文登上主流媒体的人,并不多见。


和林茂森一样,靠巴铁骗局吸金十几亿的宋有洲,只加水不加油就能让汽车跑500公里的庞青年,他们的事迹也靠媒体报道和网帖在中文互联网世界里流传。


2010年5月2日上海外滩美术馆展出的安徽农民杜文达自制的飞碟 / 视觉中国


这类报道里总有一位科学家式的灵魂人物,穷苦贫民的出身,亿万财富的励志神话,把科学发现的过程简化为最后一步的灵感与机遇,简化为拍脑门出点子,刺激着更多幻想一夜暴富的中国人,本质上是对科学活动的误读。


但由于这种叙事模式自身极具戏剧性,再加上主流意识形态对这种“为国争光”“铁杵磨成针”故事的长期默许甚至是肯定,使得这些民科故事反过来造就了一轮又一轮的轰轰烈烈的民科潮。科研机构不愿意否定他们,更倾向于委婉地推托,谁也不想惹上“打压人民群众搞科学,打压理想主义”的骂名。


而这种“包容”,让民科闹剧一直重复上演,而且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你只需要看看电视里播放的诸多医药广告就知道了,“磁力项圈”“量子神药”告诉你专业医生不可信,民间神医给你的才是秘方良药,和民科反智主义的内在逻辑并无二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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