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点儿乌干菜（NarratorZhang），作者：章程。
我把写李诞的文章《当我们谈论李诞时我们谈论什么》放在豆瓣，没想到引起了热议。一个读者抛给我一个问题：在资本为王成长起来的90后，在接受着“读书就能改变命运”成长起来的90后，遇到的是什么？是在资本浪潮中个人力量的渺小，是试图通过自己改变命运却不如一个好爹的无奈，是阶级逐渐固化后，年轻人的那种无力感。如何消解这种无力感，如何与社会和解？
这个问题太庞大了，我当时给她的回复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是否在每一代身上都会遇到。80后有80后需要面对的现实，90后有90后需要面对的现实，每一代终将遇到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只是，我们所经历的现实是消费社会愈来愈强大，我们这代人的境遇多少类似于日本当下“低欲望”社会，日本青年人也变得“佛系”，虽然他们没有这个词。至于去应对这种现实的策略，我暂时还没有想好。不过我相信熊培云的话，年轻时候要是还没想好干什么，或是不确定自己适合干什么，要么努力赚钱，要么多读点书，想要让自己更自由，这二者必不可少。
可是，我始终觉得关于这个问题阐之未尽。周末看了《三块广告牌》，觉得这片子和《海边的曼彻斯特》一样丧，所有人的人生似乎都是破碎的，每个人都疲于应对着生活。在整个压抑的电影氛围中，弗兰西斯·麦克多蒙的炸裂的演技却提醒了我：哦，原来你可以丧，但却可以牛逼哄哄的丧着。
一
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在电影中饰演的一位脾气暴戾，性格强势且独立的女性，她的生活确实够“丧”，她的丈夫离开了她，和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同居，她的女儿因为与她争执离家后被强奸杀害，她租用了三块广告牌矛头直指警察的不作为，那个罹患癌症广受镇上人民爱戴的警察局长因此不堪重负而自杀，所有人都批评她的冷漠。除了自己的儿子与好友，她俨然已经已经成了镇上人们的公敌。似乎她生活的一切都乏善可陈，仿若美国版的《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为了泄愤她烧毁了警察局，她对前来疏导她的牧师恶语相向，甚至对给她车窗丢鸡蛋的学生她也丝毫不留情面。她为了自己的一个信念和整个世界为敌。
影片中我最喜欢结局，她向洛克威尔饰演的那个吊儿郎当的警察坦白：“有件事我跟你说，警察局的火是我放的。”“我知道，除了你还能是谁。”洛克威尔漫不经心地应声道。那一刻，她会意一笑，这似乎是她在全片唯一的一次笑容。两个人在那一瞬间已经完全和这个世界和解了吧。与其说去复仇，反倒像是自我救赎之旅。
我不觉得她最后的和解，只是在那一个契机下突然对生活温柔以待了，她此前的西绪弗斯式的抗争的代价，才换来了最后与自己和解的“自由”。让自己更自由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有一种人生是够轻松的。科恩有句话现在被广为流传：“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所谓的成熟，成长的代价就是这样吧，把自己的内心揉皱，甚至撕裂，最后还是要把它熨妥帖，放平整。
牛逼哄哄的丧着，只是提醒着你，你不能就这么轻易地对生活的“丧”姑息的。
二
2017年看《至暗时刻》，看哭了，与我类似的还有一个同学，有人就在问：“很好奇你们直男的泪点在哪里？”大抵，最能触动自己内心最柔软处的，无非是那种明知不可而为的决绝，那种永不姑息和妥协的傲慢。
所以，与《至暗时刻》讲述同一个现实却用另一个角度叙述的《敦刻尔克》也触到了我内心。《敦刻尔克》中军人们被民众自发组织的渔船陆陆续续送回来了，他们原本担心自己只是作为一个失败者回归，甚至为此羞赧。可是家乡的人们却向迎接胜利者一般迎接着他们，车窗外的人们欢呼着，给他们啤酒和面包。此时，丘吉尔的那段著名演讲在背景中响起：
“我们将在法国作战，在海上作战，乘着高涨的信心和力量空中作战，不惜一切保卫我们的家园。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军登陆点作战，在平原和街巷作战，在山野作战。我们永远不会投降。”
那个固执又倔强的老头丘吉尔，凭着广播鼓舞着即将失去抵抗抵抗信念的国民的士气。
丧文化的流行虽然是当下时代的一个特征。可其实，所谓的丧，无非只是一种生存的状态。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丧。只是凑巧，我们这一代碰到了互联网的空前壮大，所以我们的抱怨，自怨自艾，可以被网络这个媒介放大，传递。丘吉尔的时代有丘吉尔时代的丧，纳粹以狂飙突进之势席卷着欧洲，英国的军队接连败退，在敦刻尔克四面楚歌，绝望无助。我不觉得英国军队所面对的整个民族即将如丧家之犬的态势会比我们当下现实更轻易，更容易承受。这段历史太过沉重，以至于在《敦刻尔克》中，诺兰根本不需要在电影中放过多的台词，因为现实只剩下喑哑和呜咽。
即便我们反观丘吉尔，现实中的丘吉尔，身材肥胖，酗酒抽烟，常常言辞不清让人以为是呓语，而且他终其一生都在和如梦靥般随行的抑郁症抗争，在和那个酗酒的父亲的原生家庭所带给他的焦虑和压抑抗争，他不敢睡在阳台上，原因是那种想一跃而下的冲动随时会有。
每一个金灿灿的人生和历史时刻，撕开光鲜后，似乎都是那么普通，甚至残酷。“丧”并不是你拒绝外界，对现实放弃抵抗的挡箭牌。
三
杨绛先生有一句话特别适合用来解释“丧文化”：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2014年的时候《马男波杰克》一度成为了这种“丧文化”的标志，每次见到有人在分享《马男波杰克》里面的金句，这些如“葛优瘫”一样风靡的丧气满满的话，似乎都有一个不满现实的年轻人隐藏在这些言语的背后哀叹自艾，失意遣怀，把“丧”作为深谙与洞悉世事和人性后的抉择。
《马男杰波特》里，提供了两种人格的原型，一种是“Zelda”型的，外向乐观，温暖善良，他们是聚会上的焦点，以花生酱先生为代表，一种是“Zoe”型的，尖酸刻薄，自私自欺，又自恋自大，以马男为代表。
几乎每个人的人格里总是这两种类型在此消彼长地较量着，当我们无限接近于后者，也就靠近了所谓的“丧文化”。“丧文化”下的年轻一代对奋斗、消费、买房、结婚、生子已经不再有那么强烈的“欲望”了，他们或许有想太多的弊病，但却缺乏了与之匹配的行动力，有人索性就把“丧”作为标签，让自己在这个标签里解释通自己对现实所有的不抵抗，因为外在的一切质疑都可以用一句话去反驳：“因为我本来就很丧啊。”
可是，从来如此，就是对的吗？本来就很丧，就能让自己所有的行动都成为必然吗？对于那个读者抛给我的问题，我现在其实想说，和世界的和解不是“佛系”或是对“丧”的妥协换来的，那只能叫你在现实面前的束手就降。和世界的和解是在与自我与社会的抗争中一点点地换取个体的“自由”，而这一切都有代价，就像《钢之炼金术师》里面的“等价交换”的定律。成长的代价是舍弃一部分的自我，舍弃一部分的偏执，去换取一部分的“自由”。
总在媒体面前嘻嘻哈哈的李诞成了“佛系”的符号，可是这只是他在这个媒体时代的社会人格罢了，那个在内蒙独自饮酒到微醺的年轻人，这个才是他最本我的状态，可是那个本我早被他杀死在最幽暗处了。他内心足够强大到杀死过去的自己的那一刻，才是他和这个世界最终的和解。所谓的和解，其实是自我抗争后的结果，而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借口。
杀死过去的自己，是一件多不容易的事，我们多少只愿意把最懦弱最脆弱的本我藏着掖着，隐瞒着，不去触碰，顾左右而言他。
其实丧并不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我们大可不必视其为洪水猛兽，可是我们却也不能在其中甘之如饴。你可以试着坚持做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只为了简单地从自己的舒适圈走出。你也可以无止境地去拥抱资本，把赚钱作为人生信仰。你可以读书写作，借助文字完成自我救赎。这一切，都是你和那个安逸的自我一点一滴进行着抗争。这种点滴的水落，不会轻易化为空气灰飞烟灭，它可以穿过最坚硬的石头。胡适先生给人题词，喜欢引用过《法华经》的一个词汇“功不唐捐”，意思就是所有的功德和努力并不会付诸东流，一切必有回响。
永远不妥协，永远较劲着，大概就是你在丧中所需要的那一点点的牛逼劲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点儿乌干菜（NarratorZhang），作者：章程，一个野生建筑师的书写，记忆，想象，建造。转载、约稿或勾搭请联系个人微信号：Odysseyrush。豆瓣号：夜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