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凡夫俗子话财经（eric_fuzi）
作者：凡夫俗子
最近一段时间，长三角地区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有识之士们都在紧锣密鼓地共谋大事。
就在六一儿童节当天，2018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举行，三省一市主要领导悉数参加座谈会并出席成果发布会。同时，由三省一市共同研究制定的《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内容正式发布，其中涉及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和全国首位的新技术应用示范引领区，加快布局城际轨道交通、优化长三角机场群，5G协同布局先行试用等多项具体内容；围绕着交通互联互通、能源互保互济、产业创新协同、信息网络高速泛在、环境整治联防联控、公共服务普惠便利、市场开放有序等七个主要领域，均有具体行动计划。
热词一个不落，件件关乎民生。
《行动计划》更提出了未来三年长三角地区要实现的宏伟目标：
到2020年，长三角地区要基本形成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基本建成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的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形成创新引领的区域产业体系和协同创新体系，绿色美丽长三角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区域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程度明显提升，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排头兵地位更加凸显，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基本建立。在此基础上，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把长三角地区建设成为全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引领示范区，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亚太门户，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自从2017年底明确了“共同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理念以来，长三角各地区便开始携手加速探索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从组建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到编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再到启动各项专题合作……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一体化”一词从未像今天这般炙手可热。
一体化了30多年的长三角地区，此刻已经按下了“快进键”，让所有人无比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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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点，包括上海、浙江、江苏和安徽四个板块，是国内公认的最具经济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家就开始了对长三角区域实施城市群发展机制的探索。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上海这个中心城市为依托，长三角其他各省市、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变得愈发密切，城市群的合作发展机制也不断进入新的领域，并跟同我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滚轮持续提速。现今，长三角城市群已经跻身于“全球六大城市群”的行列之中。
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长三角地区取得的成就令人赞叹不已。据统计，2017年全国GDP为827122亿元，而长三角地区以占全国2.2%的土地面积和全国11%左右的人口，贡献了全国GDP的20%，占比还比上年提升了0.2个百分点。
从城市来看，除了上海外，苏州、杭州、南京、无锡的经济总量都已经陆续迈入“万亿俱乐部”（详见图1），而杭州更是凭借自身经济、环境、就业、宜居等诸多方面的优势，正在逐渐成为“新一线城市”。
另外，从收入增幅来看，201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3%。上海增长8.5%；江苏省辖九市多居于8.5%~8.9%，浙江省辖八市多居于8.2%~8.8%，安徽省辖板块增幅多居8.6%~8.9%区间，几乎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然而，虽说经济总量与居民生活水平都在不断走高，但长三角地区仍有很多深层次的瓶颈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第一，政府与市场的不协调。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开启可以说是政治动员的产物，因此政府在长三角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不少地方仍是“强政府、弱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让长三角一体化偏离最佳路径，还会因各地区尚未达成一致的利益协调机制，在非合作博弈中为了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而损伤整体发展效率，即所谓的“诸侯经济”（详见下表）。政府与市场间的矛盾，正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面临的最大阻碍和桎梏。
第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虽然长三角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但区域间不平衡的问题依然严峻，对长三角一体化的良好发展造成了制约。除政治和制度因素影响外，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包括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在内的要素差异。
事实上，上海、苏南、浙北地区的要素资源比较丰富，而苏北和浙南的资源相对匮乏，安徽更是整体落后。要素差异直接导致了产业差异，要素资源丰富的地区都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而不具备优势产业的地区发展则相对落后和被动，久而久之便拉开了差距。
第三，各地产业同构，集聚水平不足。
根据相关的调查报告，长三角核心区各个城市中，超过半数都将汽车、石化、通信作为重点发展产业。需知，产业集聚不是简单的重复和集中，而是产业的衔接与产城的融合，其目的则是要实现资源集约利用和产业功能整合，要求企业之间加强信息交流和合作，达到优势互补、错位竞争、链接发展，进而提升整体竞争力。然而，目前长三角地区的产业重复建设较为严重，难免造成资源的浪费与集聚水平的不足。
第四，城市间协调联动性不够。
从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现状来看，合理的城市层级和分工体系未能形成，“简单均衡”或“一城独大”现象明显，城市间协调联动性不足，难以发挥城市群效应，影响一体化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提速，意味着国家正着手对其高质量发展做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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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挖掘，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按下“快进键”，其背后有哪些深意？我们不妨从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讲起。
早在1776年的经典巨著《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就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源泉进行了探讨。他不仅论证了分工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效应，还从商品交易角度出发系统分析了市场规模与劳动分工的关系，即“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而后人对其加以提炼，总结出了一条名曰“斯密定理”的规律（详见图2）。
基于此，不少学者做出了创造性的发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马歇尔的观点，即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使厂商从两个方面受益：一来，劳动分工会进一步细化，企业的生产成本相应会降低，使得更高的产量可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二来，随着市场容量的增加，企业的联合或者扩张加快，促使厂商规模扩大，与此同时，企业的竞争对手也会相应减少，从而为厂商带来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
不难看出，“斯密定理”最关键的环节便是市场规模的扩大，而这当中又隐含着两层意思：市场范围“量”的扩大与市场深度“质”的增加。
前者侧重于空间地理的概念维度，包括地区市场、国内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范围的扩张，而后者则侧重于市场化程度的深入，即有利于市场交易发生的因素不断增多，使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更小，从而让劳动分工更加专业细致，生产效率得以提高。只有如此，该地区的经济才会获得源源不断的更高质量增长动力。
了解这些信息，回过头再来看长三角一体化的提速，答案便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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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然是从空间地理层面扩张了市场的范围，这个自然不必多说。不过，市场范围的扩大会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而市场深度的增加则是无穷无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深度的增加对于区域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经济的增长更为重要。
对于长三角地区来说，一体化的提速可以进一步降低区域间要素流动的障碍，深化区域内分工，为产业集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前提条件。
我们知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分工日益细化，让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职能趋于专业化，进而成为专用性资产，要素之间彼此替代的难度大大增加。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能够减少要素的流动费用，降低交易成本，这便拓宽了受专用性约束的生产要素的流动空间，为要素流动带来的产业集聚提供了空间载体，从而将外部经济内部化，促成区域经济的更高质量增长。
这一过程中，至少会催生“四个有利于”来予以助力：
第一，有利于资源更好地配置。经济一体化的本质是按照地区分工的要求，调整区域内的经济结构，从而使市场供给的商品、服务、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和产品能够充分流动并获得无差别待遇，实现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
第二，有利于创新活动的产生。一方面，在区域集聚体内，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和人才在地理上得以集中，会擦出知识储备与信息积累的火花，为企业提供实现创新所需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在市场环境下，当同行企业集聚在同一区域，会让彼此的竞争趋于表面化，迫使他们不断改进技术，积极参加创新活动，从而获得足够的市场竞争力，并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而这些过程都会让更多的新产品与新业态不断问世，进而在扩大市场范围的同时反哺劳动分工，使其得到进一步细化，形成良性循环。
第三，有利于形成协同与互补。通过集群内企业间的合作、竞争以及群体协同效应，会让其获得包括生产成本优势、基于质量的产品差别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在内的多方面经济优势。
与此同时，各个城市间互补性较强的产业集群发展起来后，在横向上会形成物流、信息流、技术流等的加速流动，在纵向上也会联系到上游产业元器件等专业化投入品供应商和特定的基础设施提供商，进而延伸到下游产业如客户的分销渠道，以及政府和一些公共机构。
第四，有利于降低制度成本。制度成本的核心在于地方行政壁垒。按照经济学的一般逻辑，地方行政壁垒越高，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就越大；反之，要素流动就会更加顺畅。而长三角一体化的提速则会进一步降低三省一市内各个地区之间的行政壁垒，并弱化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从而为区域经济发展赋能。
以上种种，均离不开政府和市场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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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球，区域一体化都是大势所趋。而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加速，更加迎合了当前时代的主流。
纵观世界发展史，已有美国的纽约湾区、日本东京湾区、英国伦敦的大都市圈等城市群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那里云集着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优质资源，无论是企业、科研机构还是人才。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地球上1.5%的土地上聚集着全世界一半的生产活动。在日本，3500万人拥挤在东京这块不足日本总面积4%的土地上，实现超过日本60%的经济总量；在美国，2.43亿人集中在仅占全国总面积3%的城市群，成为世界生产率最高的城市区域。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城市群是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的重要承载体，也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核心区。
正如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第十一届“中华学人与21世纪上海发展”研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教授所呼吁：
“单打独斗的城市没有未来。”
今时不同往日。现在的长三角地区，早已具备了相当的经济规模和产业实力，并告别了过去一味追求高速增长的阶段，发展理念理应有所转变。就像健身房里的我们一样，当练到一定瓶颈时，唯有不断加码进阶、改进思路方能有所突破。而今，在我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要求下，长三角一体化的提速也拥有了更新的内涵和更深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