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为足球丧命的人们
2018-07-12 12:19

那些曾为足球丧命的人们

虎嗅注:今年的世界杯可算很有看头了,比赛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回家的回家,爆冷的爆冷,而人们对球赛的狂热度一直未减,足球已经快成为了一种“崇拜”。而关于足球,其实还捆绑着一些鲜血淋漓的往事。在纳粹时期,足球成为杀戮的因由;如今辉煌的巴萨,曾经遭遇枪杀;足球即战争......


本文转自公众号“单读”(ID:dandureading),文章节选自《足球往事: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美丽和忧伤》,作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翻译:张俊。


足球是上帝一般的存在?


足球是如何与上帝相似的?他们都能激发信奉者的虔诚和知识分子的质疑。


1902 年在伦敦,吉卜林曾取笑足球和那些满足于将自己的灵魂与“球门前那个泥泞的呆子”系在一起的人。七十五年之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更为巧妙:他做了一个关于不朽的主题演讲,而就在演讲的同一天,同一个时刻,阿根廷正在进行着它的 1978 年世界杯的首场比赛。


1978 年阿根廷世界杯,阿根廷本土作战抱得大力神杯


很多保守知识分子的奚落是因为他们认为足球崇拜是宗教人士的专利。为足球疯狂的普罗大众用他们的脚思考,这是他们唯一会用的思考方法,他们在这样的原始痴迷中实现自己的梦想。动物的本能超过了人类的理性,无知碾碎了文明,一群乌合之众得偿所愿。


与之相反,很多激进的知识分子诋毁足球是因为它阉割了群众,扰乱了他们的革命热情。面包和马戏,人们选择了马戏而丢掉了面包:足球运用它那有悖常理的魅力将人们催眠,工人的觉悟衰退,像羊群一样被他们的阶级敌人呼来唤去。


在纳粹时期,选择赢球还是丧命?


足球总是和祖国联系在一起,政客和独裁者们经常利用这两者之间的联系。1934 年和 1938 年的世界杯,意大利军团以祖国和墨索里尼的名义赢得了世界杯,而且在球赛开始和结束的时候,球员都会平举右臂向观众致意,为意大利欢呼喝彩。


1934 年意大利世界杯


对于纳粹也是这样,足球成了国家事务。


在乌克兰有一座用于纪念 1942 年的基辅迪纳摩队的纪念碑,纪念他们在德国占领时期在当地体育场为打败希特勒的球队而作出的疯狂行为。德国人警告说:“如果你们赢了,你们就得死。”刚开始时他们感到恐惧,饥肠辘辘,战战兢兢,听任宰割,但是最终为了内心那不可抗拒的尊严,他们勇敢战斗,当比赛结束时,11 名球员还未来得及换下他们的球衣,就被射杀在了一座峭壁之前。


如今辉煌的巴萨,曾经遭遇枪杀 


1937 年,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狼狈为奸的弗朗哥将军轰炸了西班牙共和队,这支来自巴斯克的球队正在去往欧洲的路上,而巴塞罗那队正在美国和墨西哥比赛。巴斯克政府又将尤兹卡迪队派往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面为自卫筹集资金,一面将事件的缘由公之于众;巴塞罗那队前往美洲也正是带着同样的使命。


同年,巴塞罗那队的主席倒在了弗朗哥的枪口之下。无论在足球场上还是场下,这两支代表着民主的球队都会遭到法西斯分子的围攻。


在战争期间,只有 4 名巴塞罗那队员回到了西班牙,巴斯克人的球队则只有 1 名。共和政府战败后,FIFA 宣布那些流亡的球员为反叛者并威胁要对他们水久禁赛,但是少数人设法在拉丁美洲的球队中找到了位置。


皇家马德里,战无不胜的军团 


皇家马德里队是弗朗哥时代西班牙的模范俱乐部,他们统治了 1956 年到 1960 年间的足球世界,这支惊人的球队连续获得了 4 次西班牙甲级联赛冠军,5 次欧洲冠军杯冠军,1 次洲际杯冠军。皇家马德里所到之处,人们无不膛目结舌。弗朗哥独裁政府找到了一个战无不胜的移动使团。


迪·斯蒂法诺和他在皇马取得的欧冠五连冠


收音机里进球的呼声是比“面向太阳”的赞歌更为有效的对胜利的鼓吹。1959 年,球队的政治后台老板之一何塞·索利斯说:“因为你们,那些曾经憎恨我们的人如今理解了我们。”如同熙德一样,皇家马德里代表了不朽的西班牙的美德,不过它更像是一支外国军团,这支著名的球队云集了法国人科帕、两位阿根廷人斯蒂法诺和里亚尔、乌拉圭人圣玛利亚、匈牙利人普斯卡什等众多明星。


在过去,黑人不得踢球 


1921 年的美洲杯足球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巴西总统埃皮塔西奥·佩索阿颁布了一项法令:为爱国之理由,兹令棕色皮肤选手不得出现于巴西国家队内。结果在巴西队踢的 3 场比赛中,他们输了 2 场。


弗雷德里希没有参加这次锦标赛,在巴西,黑人不可能成为足球运动员,白人与黑人的混血也很困难。弗雷德里希上场总是比较晚,因为他要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在更衣室烫头发。弗卢米嫩塞队唯一的黑白混血球员,卡洛斯·阿尔贝托,过去常用大米粉末涂白自己的脸孔。


卡洛斯·阿尔贝托


在全球社会的金字塔里,黑人处于塔底,而白人位于塔尖。在巴西这被叫做“种族民主”,但事实上足球是一片很少有这种民主的净土,有色人种现在能够在这块净土内公平地竞争。公平也是一定程度的公平,因为即使是足球,还是会有人比其他人更公平一些。


球员都拥有一样的权利,但是那些在饥饿中长大的球员和那些从不为三餐发愁的球员并不是真正地在同一水平的球场上竞争。不过至少足球为贫穷人家的孩子提供了一个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特别是那些只有足球这个玩具的黑人和混血人种的孩子。足球是他们临死时唯一可信任的教母,也许她能够给他食物,也许她能够让他成为英雄,甚至成为神灵。


足球会演变为真正的战争 


足球是战争的隐喻,有时会演变成真正的战争。


因为经常伴随着宗教、爱国主义和政治的狂热,足球使人们的紧张情绪趋于沸腾,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都是以足球的名义犯下的。


1969 年,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之间爆发了战争,两个既小且贫的中美洲国家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积累着理由来互相怀疑。这个国家的问题总是可以神奇地在那个国家找到解释。洪都拉斯人没有工作?因为萨尔瓦多人过来抢走了他们的工作。萨尔瓦多人在挨饿?因为洪都拉斯人虐待他们。每个国家都认为他的邻居是敌人,而不断的军事独裁则总是竭尽所能地让这种错误延续下去。


1969 年发生的“足球战争”


这场战争被称为足球战争,因为引发灾难的火花是在特古西加尔巴和圣萨尔瓦多的体育场里点燃的。麻烦开始于 1970 年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期间,发生了打斗,少数人受了伤,还有几人死亡。一周之后,这两个国家就解除了外交关系,洪都拉斯驱逐了 10 万名一直在该国庄园和农场工作的萨尔瓦多农民,萨尔瓦多的坦克则大兵压境。


战争持续了一个星期,4000 人死亡。这两个由美国工厂打造、被称为美洲学校的独裁政府,煽动着互相仇恨的火焰。特古西加尔巴的口号是“洪都拉斯不能坐以待毙,拿起棍棒,消灭萨尔瓦多”。土地的宗主和战争的发起者们不流一滴鲜血,而两国赤脚的人民却借着爱国主义的狂热互相杀戮,为他们同样的不幸报仇雪恨。 


“足球流氓”让球迷死于球场 


无论足球流氓在哪里出现,他们都会散布恐慌。他们身文刺青,酒气熏天,脖子和耳朵上挂着稀奇古怪的爱国主义的饰物,戴着指节铜环,拿着棍棒,一边大汗淋漓地实施暴行,一边叫喊着“大不列颠必胜”和其他一些这个失落帝国曾经的仇恨口号。


据 1993 年豪尔赫·巴尔达诺的统计,在过去的 15 年间阿根廷共有超过 100 人死于球场暴力。巴尔达诺说,暴力事件的数量与社会不公正的行为和人民对日常生活的不满成正比,无论何处,那些因没有工作和没有希望而苦不堪言的年轻人总是比较容易拉帮结派。


1964 年“利马惨案”:国际足坛史上最严重的球场惨案


他说这番话几个月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博卡青年队在比赛中以 0:2  输给了夙敌河床队,体育场外,2 名河床队球迷被枪杀。“我们现在打成 2:2,平了。”一名博卡青午队球迷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这样说道。


在足球场上,遇难者最多的一次悲剧发生在 1964 年的秘鲁首都。


当时主裁判取消了主队对阵阿根廷比赛最后几分钟的一个进球,一时之间,橘子、啤酒罐和别的什么投掷物带着人们燃烧的怒火从看台雨点般落下,警察用催泪瓦斯和子弹回击,导致人们蜂拥奔逃,在封闭的出口前面,警方的一个炸药炸翻了拥挤的人群,造成 300 多人死亡。当天晚上利马街头出现了游行示威:他们抗议的是裁判的判罚,而不是警察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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