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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对于一家创业公司来说意味着什么？具体案例可以参考B站。毕竟如果不是今年3月份的IPO救场，公共语境中的B站几乎无限接近于标准意义上的“不健康项目”：
2018年1月，文化部所点名的6款涉及宣扬色情、赌博、违背社会公德等禁止内容类网络游戏中，有两款隶属于B站旗下运营；
2018年4月，《法制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弹幕”粗鄙言词曝网络文化低俗之风》表示弹幕虽然是“视频内容爆红的催化剂”，但本质上是“网络低俗文化恣意横行”；
2018年6月，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约谈包括B站在内的多家网站负责人，要求各平台大力清理涉色情低俗问题的ASMR内容，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管和审核；
2018年7月，CCTV新闻直播间栏目以“拒绝网络低俗动漫”为题，点名批评了B站等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动漫APP……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苛责一家创业公司去完全杜绝负面的发生，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负面爆发频次与市场潜力呈正相关——但负面的价值需要以“负面能够被解决”为前提，而B站所暴露的问题却几乎是发展阶段中无法自愈的：
比如用户自主上传的内容低俗低质，很大程度上来自B站“UGC+兴趣社交”的产品形态。这种产品形态会将一部分运营职能让渡给用户，以此换取高粘性和高活跃度，但不可避免地将运营路径延长到不可控的空间内，为违规操作留下了机会。
再比如ACG领域特殊的用户群像，让B站很难在当前市场中找到现成的商业化运营先例，从而不得不选择以主动探索的方式来优化策略。只是不断去“猜”就必然有“犯错”的可能，而市场从不会留下太多的“试错空间”。
所以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今年3月28日陈睿与高层团队们在纳斯达克交易所的那次敲钟仪式，没有象征着资本市场背书和消费市场认可的IPO，带有深刻“小众文化印记”的B站在既定轨道上将最终走向什么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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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通过“上市”来缓解不适症状的互联网公司还有映客与拼多多。
今年7月12日，映客完成了最高估值达105亿港元的IPO，成为港交所有史以来的娱乐直播行业第一股。
但与“第一股”身份稍显违和的是，据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17年四季度映客用户增长率为7.3%，落后于花椒、一直播等同类竞品；而在日活（DAU）方面，映客也很难进入以百万日活划分的直播行业第一梯队。
更值得人们关注的信息出现在映客的招股书内。招股书显示，从2017年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期间，平均月活用户数量大幅下降；2016年第三季度到2017年第三季度期间，付费用户也出现下降的情况。
对此，不少行业媒体的解读是：随着直播风口的快速冷却，映客自己也没法保证业绩日后能继续维持大幅增长——所以寄希望于IPO能给映客一个“拓展业务”的机会。
拼多多也几乎遭遇了同样的“IPO前夜”。
就在拼多多正式赴美递交IPO申请的当月，也就是2018年6月，拼多多先后遭遇了被央视曝光的涉黄事件和613商家维权事件，引发了行业网站与社交媒体关于“拼多多模式”的一系列讨论与质疑。
而再向前回溯到2018年年初，爆火的拼多多成为了新的“行业公共对标品”，包括阿里的“淘宝特价版”、唯品会的“云品仓”、网易考拉的“拼团”在内的很多电商领域新项目，都将最终的目标锁定在被拼多多所激活的“拼团分销”市场中。
因此在7月16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了更新后的IPO申请书中，拼多多明确地强调了资金的主要用途：40%用于增强和扩大公司现有业务，40%用于技术研发——而这两个发展阶段的创业公司最主要的诉求，在此前三年里共烧掉了13亿人民币的资金，几乎已经触及中国市场的“宽容极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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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并不是每个创业病例，都有机会拿到这剂特效药的处方。因为资本市场的准入门槛相当硬核，硬核到只谈当下不看过去和未来。而这种硬核作派前不久在足球世界里进行过一次精准演绎：
6月27日，由于俱乐部所有者李勇鸿先生的财务状况被认定为“不健康”，欧足联曾宣布意甲豪门AC米兰违反“财政公平政策”（即俱乐部财政收支平衡被严重破坏），剥夺其2018/19赛季欧罗巴联赛的参赛资格。
但到了7月20日，由于美国对冲基金埃利奥特获得了俱乐部的实际控制权，并且在完成注资的同时提供清晰可靠的建队计划，欧足联仲裁法庭决定撤回欧联杯禁令，允许米兰出战下赛季的欧联杯。
看，即便米兰曾经7次夺得象征着足坛巅峰的欧洲冠军杯，即使米兰曾经看拥有卡卡、马尔蒂尼、范巴斯滕这些有着世界影响力的顶级足球，但真正在取得“欧联杯准入证”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却是埃利奥特财团入主后所带来的资源支持与市场背书。
这样的硬核剧本在IPO中同样适用：
按照IPO定价的内部因素，即公司内部的盈利能力、经营能力、成长能力、偿债能力、周转能力、和资产规模等因素，二次元、直播和拼团这三个仍然处在“烧钱换流量”的行业即使能够勉强完成IPO，其前景也很难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被广泛看好的小米也受制于“内部因素”的乏力，而在正式敲钟之前不断回调自己的总估值。
但另一方面，由于IPO定价也需要参考外部因素，即产业经济、公司所处行业等因素，对B站、映客和拼多多分别参股投资的腾讯，显然在这波“上市救场热”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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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融资的基本意义，即上市对于公司最直接的意义是融资意义来看，“被腾讯投资”对于大多数创业者来说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当3Q大战后，当腾讯旗帜鲜明地将企业发展思路从“专注于流量”转变为“专注于产品”，并推出微信这款行业标杆级别的产品后，腾讯在大众语境中逐渐与“优质产品经理”这样标签绑定在一起。
而当腾讯的投资策略也慢慢带有鲜明“产品导向”，“被腾讯投资”一方面成为了创业者希望得到的认可，另一方面也成为了资本市场寻找优秀项目的参考依据：据2018年一季度的腾讯财报显示，240亿利润中其他收益占了75亿，这部分收益就绝大部分来自投资公司IPO带来的公允价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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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回到主题上来，当我们把IPO还原成其本质定义上的“一家企业或公司第一次将它的股份向公众出售”，那么这些寻求“上市救场”的公司则很容易陷入一个悖论：
腾讯能够帮助他们顺利完成IPO，以帮助他们换取更多的时间或资本支撑，来兑现预期计划中的市场潜力，但进入资本市场后腾讯和原有的产品团队的占股则会被相对稀释。
虽然这种相对的稀释程度，可以通过“限制股票发行规模”等方式进行一定的控制，但由于私有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责任主客体差异（即对公司内部负责以及对全体股东负责），其原本大股东或核心团队的决策、行动、计划都会受到更多的限制。
此时如果我们认定一家公司的“产品优秀”、“业务能力强”，归结为核心团队/投资方对品质要求的严格把控，那么在资本入局后受到限制的“把控”是否还能继续施加正向的引导，就成为了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倘若IPO的初衷只是品牌建设，那就更得不偿失了。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腾讯参与推动的IPO几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震荡甚至破发：
踌躇满志的B站，在上市首日便跌破发行价；
唯品会5月15日公布了腾讯入股后的第一份财报，低于市场预期的表现让其股价一日暴跌近20%；虽然目前股价稳定在10美元左右，但较年初跌幅近半；
在港股登陆的众安在线、阅文集团和易鑫股份三家腾讯系公司，截至7月初，三家的股价分别较最高时跌去51.4%、30.3%和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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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体量上看，今年互联网行业的IPO显然过热，据说港交所还迎来了建所一百多年历史上，首次在同一天有8家公司同时敲钟上市的盛况。
然而上述的例证告诉我们，如今的IPO正越来越多地被“功能化”对待，并且这种“功能化”的转变往往脱离了IPO“增加融资”“完成行业整合或自我重组”“增加股票流动性”的初衷，转而承载了更多“释放竞争压力”“增强品牌建设”的运营职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企业的扎堆上市带给市场的更多是活力，还是将隐患通过IPO这个渠道向公众层面进行均摊，都成为了投资者或者创业者所必须要首先思考的问题。
7年前，在一次讨论“什么是腾讯开放能力”的总办会上，马化腾和与会的 16 名高管一起，从21个他们心目中的腾讯核心能力中，敲定了两个：一个叫作资本，一个叫作流量。腾讯这几年也凭借“资本+流量”的打法，投资了600多家企业，成为了中国最成功的互联网企业。
但幸存者偏差之外，企业巨头与创业求生之间的容错量不对等，常常是人们最容易在天文数字IPO之下被忽略的问题——即使腾讯的投资版图中，还有很多公司和项目直接走向了失败，达睿咨询创始人，首席分析师马继华曾经这样分析腾讯系公司上市的热潮：
“腾讯流量红利即将终结，微信用户数增长已经非常慢，天花板将在2018年呈现，用户的使用时长也因为头条抖音等的发展而被分流，这些依靠腾讯流量的公司必须赶在流量枯竭之前上市套现，否则就真来不及了。”
市场正在形成对IPO的耐药性，就给创业公司逆境求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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