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AI财经社（aicjnews），撰文：叶航，编辑：阮星，制图：崔大发，视觉：谷粒多。
短短几天里，3起性侵事件被曝光，当事人分别是亿友公益负责人雷闯、环保组织“自然大学”发起人冯永锋，以及资深媒体人章文。
根据海恩法则，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这个法则原本是想说明任何不安全事故都是可以预防的，但放在性侵事件下解读，就显得十分沉重。
具体到这3起事件，前两起被举报人都承认了性侵行为，雷闯发布朋友圈承认强奸，承认预先准备了安全套，并表示“愿意承担相关的刑事责任，我在考虑向警方自首”。冯永锋则承认，自己曾在醉酒时候进入对方房间，强行搂抱拉扯，经对方激烈反抗才终止。
这两人被举报后，相继有更多人出来举报当事人对其实施了不同程度的性侵以及性骚扰。
第三人、昨日登上微博热搜的媒体人章文则否认了指控。他相继接受“北京时间”和梨视频采访，否认强奸，表示双方性行为基于自愿，对方是因为其他原因才反咬一口，并且强调匿名举报不可信。对于蒋方舟、易小荷实名举报他摸大腿的事，他则表示，会稍后做出回应。在采访最后，章文强调，“我一直在忍让这个事情，就是怕家里面受到这个事情的波及，因为我毕竟是个有老婆有孩子的人。”
当事人章文声音从45秒处听起
在社会媒体边界不断扩张的现实情况下，话语权和信息被技术以更加平等和公平的形式分发给每一个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性侵这类事件得以公开；另一方面，诉诸于舆论，而非法律，则是这类事件饱受争议的又一困境。
今年年初，Me too运动风潮从欧美刮向东亚。今年1月26日，韩国检查厅的内网出现一篇举报帖，发帖人是女检察官徐智贤，发文4天后，徐智贤在当地电视台新闻直播间露面，用颤抖的声音讲述初衷：“我只想对性暴力受害者说‘这不是你的错误’，我认识到这一点花了8年的时间。”
女检察官的这一事件，让Me too运动席卷了韩国文学界、戏剧界、电影界，乃至医疗界和大学。被举报者大多承认了指控，并退出各自供职领域，韩国警方也正对这几十起Me Too运动中揭露的事件进行研究，以决定对哪些事件展开调查。
而现在，公益圈和媒体圈接力了高校圈的举报大潮。一些曾经高顶光环、打着为自由与正义奔走的行业，在短期内成为众矢之的。
舆论不能替代法治。我们至少可以思考，这类事件为何如此高频地发生、曝光在这些圈子里？是权力过于不平等吗，想一想，似乎结论刚好相反。
1
媒体圈跟高校圈多有类似。
在媒体工作过的朋友都知道，大家彼此喜欢互称“老师”。一方面，这是一种自嘲和开玩笑的习惯叫法。与真正的师生关系相比，媒体圈子的关系要平等得多，大部分时候，记者老师们凭本事吃饭；另一方面，这是一个师父带徒弟的行业，好的记者往往成才于一个得力的前辈指引。
对于初入圈子的新人和未毕业的实习生，“老师”代表着尊重和敬仰，如若遇到能人异士，又平添几分崇拜。一位前辈若是笔杆好，经常会有年轻人排队追随争当实习生，有时候，即便不能直接到大神身边做实习生，能进其他部门也是愿意的，只要能跟偶像在同一座大楼工作就够开心。
在我听过的故事中，曾经有著名编辑跟实习生暗示，你跟我在一起，我收你为关门弟子，不愿意，那就算了。
章文的履历不错。公开资料显示，在媒体的鼎盛年代里，他曾历任《南风窗》记者、《瞭望东方周刊》主笔、新华社《环球》编辑部主任、《中国新闻周刊》编委、《新世纪周刊》副主编。前两天，因疫苗事件而感慨调查记者已逝的舆论热潮中，他转发刘向南的文章，以老媒体人的姿态称：“我自愧不如，我以他为傲！”
在揭发章文的匿名信中，举报者称，章文在施暴过程中说：“你永远摆脱不了做我女人的命运……我上过100多个女人……我做过十几年的记者了，认识圈内无数人。”
我们无法确定这封匿名举报信所描述事件的真伪。能确定的是，章文在7月25日晚8点于微头条上发布声明，主要讲了三件事：一、双方性行为基于自愿；二、女方是因为别的积怨而要故意搞臭他；三、他为了自己的家庭一直忍气吞声，目前已聘请律师，将视对方举动依法采取进一步行动。
这篇声明里，章文详细描述了女方的职业、年龄以及感情史，强调女方有多次与有妇之夫交往的历史。对于另两个实名举报他在酒局上摸大腿的女性，他这样描述：“蒋方舟，一直单身，交了众多男朋友；易小荷，离过婚，经常出现在酒局上。”
这种带有强烈暗示的文字没有被买单。这篇声明下的网友评论中，有人留言，“他的逻辑是，公交车大家都能上为什么我不能上？我的回答，因为你，没，买，票！”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媒体、公益、高校圈内，公知、大V、名师是不可挑战、难被质疑的权威。当偶像崇拜成为一种常态，不平等就暗自滋长，一些侵犯也就顺势找到了合理施行的沃土。“老师”也就被叫坏了。
年近50的章文显然没意识到，事情在起变化。
2
仅从公开数据和报道来看，高校圈、媒体圈和公益圈似乎是目前国内性侵案的罪恶盆地。这是否代表这些行业就是性侵、性骚扰现象最密集的行业？不。准确来说，这几个圈子更容易出现“揭发者”。
2016年，民生银行关小虎“强奸未遂案”曝光，事发后，民生银行官方声明事件属实，被举报者受到行政处罚，举报者也离开了银行。
人们往往是这样的：当他们意识到前人的揭发举动没有产生任何改变，甚至以被轻视及丢掉工作为代价的时候，很多人在受害后就会选择保持沉默。
事实上，在性骚扰最为严重的场域，反抗尤为困难，原因是职业利益链条太紧密，权力差异悬殊，揭发成本和维权成本过高。
与之相对的是，公益圈、媒体圈、乃至高校圈在内，它们呈现出的是一种弱组织关系：职业化程度较低，尚未建立起完整严谨的分工体系。比起机关和企业机构，这三个行业里存在的不平等架构中，施暴者对受害者的职业利益的把控并没有那么牢固。
具体而言，杂志社里的资深媒体人很难堂而皇之对记者发难。那是一个相对公开的职场环境，没有森严的等级制，自由度较高。而记者的工作能力并非由某位领导口头评判，归根结底这是个看重个人品牌的行业，而非企业光环。
一个圈外人不甚了解的事实是：一方面，媒体圈、公益圈是门槛和天花板双低的领域。在这两个行业里，难以产生巨大的钱权差距；另一方面，在女性经济能力提升的大环境下，这两个行业中，权力不平等的差异在进一步缩小，使得维权成本继续降低。
以上，才是这些行业的性侵被更多举报的原因。
3
7月25日凌晨，举报章文强奸的文章在网上发布后，青年作家蒋方舟和资深媒体人易小荷也在随后实名发声，称也曾被章文摸大腿，蒋方舟表示“他一直摸我大腿，被制止之后继续摸，我要回住处，他试图尾随我。我自己回去后他微信继续给我发骚扰的话。”
7月25日白天，章文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承认摸大腿的行为，强调原因是圈子里喜欢在喝酒后合影，“合影的时候，搂搂抱抱是难免的”，“这种场合，又喝了点酒，然后大家搂一下，抱一下，合个影，这个事情，怎么就到了今天就成了我，或者某一个人性骚扰她呢”。
与韩国Me too中被举报者的反应如出一辙，被举报者往往承认性骚扰，但否认强奸。
事实上，即使承认强奸，强奸犯罪也是所有刑事罪里最难定罪的罪名之一。不仅难以取证，还常常会给受害人带来污名化，被反讽为性讹诈，或被定性为两情相悦。
我们应当呼吁：舆论慢点，等等法治。同时，不应忽视此间的法治之路多艰。北欧发达国家瑞典立法规定，今年 7 月 1 日开始，在瑞典与人发生性行为，如果没有提前获得双方的明确口头同意，就会被判定为强奸罪。沉默也不会被认定为许可。新法提及：“性犯罪与否，将不再依据是否有暴力或威胁手段等行为，也不再以突显受害人为特别弱势的方式才成立。”
据好奇心日报报道，在瑞典法律当中，从13世纪开始，就有对性犯罪的规范，直到近 50 年内，因应社会变化而开始进行多次修改，每一次都在加大性犯罪的认定范围。例如：1965年，瑞典成为全球第一批将婚内强奸判定为刑事犯罪的国家；1984 年，瑞典将同性之间的性犯罪也纳进法案。
去年，欧盟委员会也公布一项研究，表明各国法案对于强奸的认定有很多分歧。一些欧洲国家当中，有 55% 以上的民众认为，如果受害者喝醉了，有事先调情的行为，或者是穿着 “暴露”，那么经过她们口头同意进行性交是合理的。
瑞典是欧洲第10个认定非合意性交等同于强奸罪的国家。根据瑞典年度犯罪调查报告，瑞典的性犯罪比例逐年增加，成年人受到性暴力的比例从 2012 年的 0.8% 提高到 2016 年的 2.4%。该调查报告也提示，数据可能被低估。
4
2015年夏天，3次拒绝单独会面的苏紫紫，出于礼貌，接受了章文的第4次邀约。
下午3点，在北京珠江帝景小区门口的咖啡馆，章文在包间里等苏紫紫，苏紫紫不明白喝咖啡为什么需要包间。
进门后，苏紫紫发现章文已经叫了十几瓶啤酒，一大半已经空了。
疑惑加深，苏紫紫说的第一句话是：有什么事情？
章文不说，只是闲扯，看苏紫紫坐下不到5分钟就要走，便直接扑了上去。亲吻，抹胸，摸私处，一个动作不落。
情急之下，苏紫紫做了3件事：第一，迅速攻击他的喉结处，让他离开自己的身体；第二，打开了包间的房门；第三，抄起桌上的开水壶，拧开盖子砸了过去。
章文准备还手的时候，苏紫紫掀了桌子，叫了服务员。
以上，是苏紫紫、真名王嫣芸的90后女孩在个人微博“王嫣芸老朋友”上的博文描述。7月25日晚间九点多，以“裸体接受采访”和“人体模特”走红、《奇葩说》第三期辩手苏紫紫发布了这篇微博，在文章最后，她提出一个问题：章文，还记得你挨过的揍、受过的烫吗？我是跟你有什么私仇打了你，但你特别宽宏大量都不敢找警察抓我吗？
这是在难以举证的环境下，举报者的发声方式。
这是社会化媒体给普通人带来的话语权红利，权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逐渐被消解。一方面，人们应思考对待这些举报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应知道，举报潮很可能如一阵风般过去，被网民遗忘。
1993年，《波士顿凤凰报》刊登了一篇文章，6位女演员采用匿名的方式报道著名剧作家Israel Horovit施加在她们身上的侵害行为，然而报道发出后文章被视作是蓄意“人格诽谤”。之后的23年里，再无相关声音。
直到2016年，该剧作家的学生Maia Ermansons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条指控Israel Horovitz严重性骚扰的帖子，几个月之内，其他女性纷纷跟帖讲出更多类似的故事。
紧接着，一个关于即将就任的总统特朗普涉嫌性骚扰的录音被曝光。录音原稿中，特朗普将这些好莱坞的女性当做男性的猎物，可以随意享用。
于是，Maia在特朗普竞选为总统的第二天，重发了她之前在Facebook发的帖子，她在开头写道：“考虑到选举的结果，我准备说出这个人的名字。他就是剧作家Israel Horovitz。 ”
这一次，Maia使用了Facebook，Twitter和Google作为自己的武器。随后，《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报道了9位女性公开指控 Israel Horovitz性骚扰和性侵犯的事实。
社会大众对于事件的回应与23年前截然不同。各家公司很快切断了与Horovitz的关联合作，Horovitz的儿子也表示他相信这些指控。Horovitz本人则也发声道歉，但他声称自己关于那些事件有另一种理解和记忆——他并非伤害她们，而是爱她们。
这个例子中，被指控的位高权重的男性发现，他们不仅渐渐失去权威的庇护，甚至也失去了家人的辩护。23年前无法取得回应的呼声，在23年后，却完全扭转了大众的态度。
“这是一个因应现代感情关系而诞生的法律。我想每个男性都必须清楚这件事，就是你得确保跟你发生性行为的人，是百分之百同意的。” 对于瑞典近日的新法，瑞典司法部长摩根·约翰松（Morgan Johansson）这样对《纽约时报》解释。
当章文事件曝光，来自各社交平台的指控如同潮水般涌过来。一位曾经在章文手下做实习生的女性表示，章文曾给她发短信：在你背后看你撩头发，看得心里痒痒的。另一个女性则跟好友倾诉，在没有微信的2011年，她曾收到章文发过来的肉麻短信。
更多的“章文”被举报出来，随着事件发酵，7月25日下午，有人揭发知名公知熊培云习惯性性骚扰工作人员。
目前看来，2018年7月，在中国网民遗忘之前，子弹还会再飞一会儿。
我们无法替代法治来辨别这些举报的真伪，但我们同样欣慰地看到，公众舆论中的盲信偏听在减少，思辨在增多。前媒体人闾丘露薇曾撰文表示：
“从个体意识的觉醒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下，性骚扰不再是一个针对某一种性别的问题，应该是到了可以全民讨论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时候来谈性骚扰立法，反而是一个更好的时候，因为不再是仅仅为了保护妇女权益出发，而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权益出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AI财经社（aicjnews），撰文：叶航，编辑：阮星，制图：崔大发，视觉：谷粒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