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08年外需不振开始，转向内需拓展时，轰轰烈烈的互联网平台兴起，大量处于准备升级阶段的制造业企业，遭受电商平台低价低质的山寨产品冲击。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太阳照常升起（The_sun_also_rise），作者：慕峰，原文标题：《如何才能再次“共克时艰”》，头图来自：pixabay.com。
很多时候，只要换个角度或者换个说法，就可以把曾经玩过的游戏，再玩一遍，把割过的韭菜，再割一遍。每个参与者，都还很认真。
比如，把有钱买贵，说成“消费升级”；把没钱买便宜，说成“消费降级”。这种非要把“贫富差距”说成“消费分级”的腔调，好像真的有过什么变化一样。
我们今天去看中西部四线以下的城镇，标配三大件，是民营三高医院、民间小贷公司和山寨日用品。坐在一线格子间里看统计数据的新青年，尽情的分析着拼多多和P2P的消费人群，就好像这些事物是今年才出现的一样。
曾经位于四线以下的山寨厂商和小贷公司，很难想象，有朝一日，自己的行业在“互联网化”之后，不但能撼动陆家嘴写字间的租金，还能敲响大洋彼岸的金锣。在5月15日发表的《是时候彻底反思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了》一文中，我们很清晰的提出，“平台模式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互联网经济的典型甚至几乎唯一模式，正是由于它在承接制造业劳动力转移的基础上，契合了低附加值行业的规模化需求，具体而言，就是扩大了低附加值工业制品的消费规模（也就是将廉价产品通过网络卖给更多的人），以及实现了低附加值服务业的规模化效应（家政、餐饮、外卖和出行等）”。言未毕两个月，拼多多上市，引爆互联网舆论。
为什么互害可以成为一种席卷财富和实现阶层跃迁的方式？一种解释是，有市场需求。例如，前几天梁宁就给了投资人们十分满意的答案：“拼多多的每一种假货背后，都可能诞生一个小米”，拼多多的假冒伪劣，只是“过程原罪”。与大多数不认可拼多多的自媒体想象不一样，大量投资圈人士对梁宁女士的上述“过程原罪”的观点十分认可。
咱们坦诚一点，谁不想搞一把赚得盆满钵满的“过程原罪”？当老电商平台搞完“过程原罪”，升华到fintech后，就开始踢开那些纯正的“假货”。但对那些仍处灰色地带的山寨与仿冒，当立法考虑设置关于电商的连带责任时，平台巨头们难道没有激烈反对？曾经的平台真正足够干净了吗？今天仍在姑息，是因为利益仍在游说。
但那些纯正的“假货”呢？由于我们仍然能够容忍“过程原罪”，所以它们今天集中到了拼多多。对各位投资人而言，拼多多的洗白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对某家具体企业而言，“过种原罪”是可以容忍的，未来仍有投资价值。但当这个“过程原罪”被洗白后，难道就不会出现下一个“过程原罪”吗？
为什么同样的事情，总在重复，因为我们从未做出彻底反思和根本改变。已成巨头的老平台不断澄清自己遵纪守法，仍然存在的假冒伪劣只是因为立法不严、监管不力。这是因为老平台“过程原罪”的时代已经过去，不能再做那些一眼看上去就很难看的事。
但如果要为了中国的制造业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再进一步，给平台设置必要的责任门槛时，平台巨头们就会极其认真的应对，不惜将曾经的监管人员纳入自己的职员序列，许以高薪，再去游说改变立法初衷。估计仍然有人傻到以为只有西方国家才有lobby吧。
对于新平台呢？仍然身处“原罪的过程”之中，十分愤懑，凭什么老平台曾经干同样的龌龊事，你们不针对，非要针对我呢？新平台以后也会长大，也会变白的呀。
是的，新平台也会洗白的，但是，平台背后的一切，会有任何改变吗？
梁宁所言并非事实。小米之所以成为小米，不是因为先有了淘宝。小米根本就不是在电商平台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讲，拼多多反映的低层消费需求所可能产生的制造业机会，跟这些平台，没有一毛钱关系。
德国成就了ALDI，日本成就了优衣库，甚至今天仍然位居Fortune 500榜首的Walmart，乃至Costco和Dollar Tree，都是低价、优质的代表。一流国家的一流企业家，能够眼光向下，不屈从于资本的短期目标，既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大量优质、廉价的产品，又能够在此中实现自身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你认为老Sam Walton会去华尔街找自己的存在感吗？不，他从来只在Bentonville接见那些他鄙视的银行家。
中国制造业之艰难，在于制售假冒的违法成本太低，维权成本太高，这个成本问题，今天完全与互联网平台模式挂钩。过往的立法，已经严重滞后于现实。
我们的电商巨头，一方面号称在电商领域已一骑绝尘，独步全球，但在涉及约束自身的立法时，又搬出他国，向立法者游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国际惯例”。既然你已是全球首屈一指，为何还要向落后学习？既然你已进入“无人区”，为何还要反向抄袭？难道只是因为已经山寨成习惯？
我们将在不久之后，深入讨论法律的严重滞后，以及当前的立法契机。在本篇中，我们先从宏观层面讨论更深层次的问题，因为仅有散乱的民意，并不能使立法和执法坚决，只有当这种不坚决会造成不能“共克时艰”的后果时，才会出现变革契机。
此当其时。
当我们回顾历史，可以得知，德国、日本和韩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坚，在于国家资源有限，内需不足，只有发展面向全球的制造业，才是强国之路。而进入全球市场，面临激烈竞争，必须以质量和价格取胜，稍有疏忽，全盘皆输。这不仅是政府的履职问题，更是每个企业自身的生存需求。
因此对于高度依赖外需的制造业强国，产品质量不仅受到国内市场约束，还要受到国际市场约束，进而使其国内对于产品质量的法律保障，异常严苛。而大量研发投入才能不断形成足够优质产品，当然也就对知识产权十分重视。这就是中国同样的制造商，出口产品质量曾经总是好过本土销售产品质量的原因，也是今天中国的中产们非常信赖发达国家产品的原因，更是中国的电商巨头们，通过扩大海淘就可以轻松满足今天国内所谓“消费升级”需求的原因。
而对拉美等后发资源大国，一直存在经济学上所谓“资源魔咒”。当资源丰富时，仅以资源出口即可快速获利，往往导致不思进取，最后使得产业无法合理发展，国内贫富悬殊。而资源魔咒下，谁掌控了资源，谁就掌控了命脉，滋生财阀和贪腐。所谓“拉美化”，即是资源魔咒的应验。
苏联解体后，以休克疗法快速完成私有化，再以资本赎买快速形成资源聚集的财阀，在此新自由主义转轨过程中，苏联曾经堪比美国的工业能力归于消亡，在长达十几二十年的内部再调整之后，已被完全被甩出全球产业链之外，沦为石油国家，成为资源魔咒的又一个牺牲品。
在后发资源大国中，中国凭借异常坚韧的国民品性，从外贸开始，融入全球市场，以廉价劳动力赚取美元，逐步完成产业布局，再开启国内市场。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未沦入资源魔咒。东亚模式下对经济独立的共同认识，和渐近的改革方案，使中国并未遭受苏联解体式的冲击。
但与其他非资源国家不同，甚至与曾经的资源大国不同，中国不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拥有众多的人口资源。自然资源意味着产品，而人口资源则意味着市场。与以往所有资源大国和资源欠缺的制造业强国不同，中国十几亿人口资源形成的强劲内需市场，足以影响全球。相应的，中国在很多时候可以关起门来谋发展，大量的企业，只要满足本国内部需求，就可以盆满钵满，去大洋彼岸敲着金锣，讲述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收割金发碧眼的韭菜。
正是这种人口资源魔咒，使得众多企业，在很长时间内，当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时，分别予以对待。对于国际市场，要满足高质量的需求；而对国内市场，则将质量降为其次，以更低的成本保证足够的利润。税赋的不同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当2008年外需不振开始，转向内需拓展时，轰轰烈烈的互联网平台兴起。大量处于准备升级阶段的制造业企业，遭受电商平台低价低质的山寨产品冲击，我们今天完全难以讲清楚，当年堪比拼多多的淘宝，究竟消灭了多少有志转型升级的中小制造业企业。这部历史，恐怕只有知悉后来全部打假数据的阿里员工，才能写得出来。GMV估值，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从我的视角来看，中国过去十年的电商平台史，就是中国沦入人口资源魔咒的历史。因为即便失去了外需市场，只要成本足够低，也能通过量的积累，实现低价低质基础上的扩张，而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扩张，是因为互联网拓展了销售的时间、空间和目标人群。
随着互联网销售渠道的兴起，传统上对于产品质量、消费者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逐渐归于无效，这种无效之后，是制造业的大洗牌，在极低的违法成本和极高的维权成本之下，劣币驱逐良币，制造业资金大举进入房地产市场，被迫提前开启了服务业解决就业的大门。
我们必须了解的事实是，这种立法的长期滞后，有平台反复游说这一重要原因。我们将在不久之后，深入讨论立法如何产生了疏失，造成今天的局面。在帮助解决就业、科技创新、未来发展方向的种种宏伟蓝图描绘下，那些维系市场经济根基的制度，被平台的“中立性”和所谓safe harbour rules所屏蔽。
仅仅不到十年时间，人口资源魔咒又释放出了拼多多。如果再不变革，它决不会是最后一个。连平台都不再需要的微商们正在虎视眈眈。
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席卷韩国，49%的韩国企业出现流动性危机，破产企业高达3万。坚毅的韩国民众纷纷拿出自家的美元和金饰，选择与民选金泳三政府“共克时艰”。但当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时，韩国已经没有民众再次做出这样的选择。
共克时艰的基础，在于国民与政府之间的完全信任，建立这样的信任，异常艰难，而要打破这样的信任，异常容易。信任的建立，说不简单，其实也简单。对国民而言，无非住房、教育，乃至食品和医疗的安全；对企业而言，无非通过制度以良币驱逐劣币。
如果说地产与教育，需要足够的时间去做改变，那包括食品与医疗产品在内的整个产品质量问题，人人皆是受害人，丝毫看不出有任何可以犹疑之处。信任的重建，说到底，就是如何尽快通过立法和执法乃至诉讼制度安排，使违法成本远高过违法收益，使维权成本远低于维权收益。
但这简单之后，必须首先认识到一个深刻的现实，也就是从短期看，由于存在足够大的内需市场，在今天的互联网平台基础上，低劣低价、山寨横行，也可以解决就业，也可以培养出大量的独角兽，还可以继续去纳斯达克敲钟。但说到底，这只是人口资源的魔咒，因为只要中国在制造业上仍然不痛下决心思进取，没有足够的制度去保障良币驱逐劣币，那么无论金融方面下多大的决心去杠杆，资金也难以再次进入实体，更不要期待有足够多具有创新精神的民企能够重现。
而如果制造业企业只在这种低水平上存续，优质的企业一旦有升级的做法就立刻被山寨，再通过平台去挤压，那么曾经的制造业优势，定会在全球继续向前发展的背景下，快速沦为劣势，这就是全球化竞争所带来的必然压力。
要想再次共克时艰，就要立志打破人口资源魔咒，就要清醒的认识到过去十年间互联网平台对制造业带来的负面冲击，就要做出比当年德国、日本和韩国更大的决心，将产品质量、消费者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列入最优先的目标，就要细察制造业的苦痛究竟源于哪些具体原因，逐个加以排除。只有如此，才能抑制过去负面效应继续扩大，扭转整个局面。
脱虚向实，不是金融和财政系统做几个判断就能够实现的，如果不关心到具体的实体企业，不明白他们最真实的苦痛与愤懑，不以良币驱逐劣币，仍然山寨横行、危及生命，仍然只关心那些在人口资源魔咒下诞生出来的独角巨兽，仍然以为就业是在靠个别互联网平台而不是平台之后那些艰辛的中小企业在予以解决，恐怕也就再难指望，共克时艰。
以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太阳照常升起（The_sun_also_rise），作者：慕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