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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没有中关村

上海没有中关村


本文写于2002年,来自微信公众号:刘韧(LiuRenNews),作者: 刘韧,虎嗅获授权发表。


1986年,北京中关村,四通董事长万润南办公室。两个小时过去了。上海电子计算机厂厂长赵兴耀还在里面谈兴正浓。

  

在1986年,上海电子计算机厂想做中文打字机,所以,赵兴耀去向万润南讨教。万润南没和赵兴耀过多地谈中文打字机,万润南和赵兴耀谈起了企业管理。赵兴耀至今印象最深的是,万润南和他说:“四通不买车,租车。”赵兴耀也觉得租车很有道理,但在他所在的上海电子计算机厂不可能实行。“上海电子计算机厂和四通体制不同,是国有体制。”

  

此时的赵兴耀丝毫也没有觉得国有体制有什么不好。他1968年从上海科技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无线电13厂(上海电子计算机厂前身),1984年,他39岁的时候,从技术科长升任厂长,正是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上海电子计算机厂此时拥有1500名员工,年利润1800多万元,上级主管单位为上海市仪表局。除了生产传统的中型机和大型机,上计厂还在1984年推出了自己的PC。赵兴耀将这款PC命名为“东海”,上海东临东海,赵兴耀想说的是:北有长城(PC),南有东海

  

东海0520 PC第一批生产了400台,大部分被上海市经委买走搞培训用。1984年,东海PC年销量达到2万,略逊于长城PC,居全国第二位。

  

1985年,上海电子计算机厂将重点转移到了PC在金融行业的应用,当时全国金融行业50%以上都采用了东海PC。“长城汉卡推出来后,我已经感到了市场竞争,但那时,我很潇洒,我搞一搞,厂子的效益就上来了。”“厂里现在的房子还是我当厂长那会儿建的。”说起当年,赵兴耀总是很自豪。

  

从万润南办公室出来,赵兴耀到四通对面的联想转了转。每次到中关村,赵兴耀总喜欢四处遛遛,但赵兴耀和中关村大小公司都没有生意往来。“当初还没有分销的概念。”“代理制是从长城0520兴起的,当时全国的计算机销售点都销售长城0520。王之很厉害。” 


长江集团


1986年12月12日,原电子工业部计算机管理局副局长王之脱离政府机关,“下海”组建长城集团。 

  

上海是一个不甘落后的城市,看到长城成立集团,它也觉得一个上海电子计算机厂单兵作战,太落伍了。上海在1987年组建了长江计算机(集团)公司。1988年3月,江泽民给长江计算机(集团)公司题词:“开拓创新振兴上海计算机工业”。

  

长江集团以上海电子计算机厂为基础,整合进了上海黄浦仪器厂、上海计算机服务公司、上海计算机开发有限公司、上海长江计算机打印机厂等大大小小二三十家公司。赵兴耀参与了长江集团的组建,并任集团主管生产和经营的副总裁。


“长城是当时的全国老大,按理,我们可以做老二,但我们没做成全国老二。联想后来起来了,有一段时间,浪潮也很凶,浪潮和长江之间始终存在比较大的竞争。”一直到1993年,赵兴耀还没看出柳传志有什么风采。那年,他和柳传志一起参加HP的渠道会,他和柳传志同台演讲。他认为,他在用词和话题吸引注意力方面,都比柳传志强。“联想的管理都是和HP学的,他的干部也基本上是原来搞过HP分销代理的。”

  

联想以贸易立业,赵兴耀认为自己也是能打市场的人。他得意于自己去军队推广东海PC,前10分钟,对方没正眼看他,他讲过10分钟,对方开始看他,再讲下去,对方只有点头的份了。


“我们东边这条线稳定住以后,开始拓展新疆、内蒙、甘肃、宁夏、山西、青海一线的市场。我们在部队和教育市场也都做得不错,但一项事业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体系和一帮子人的事情,并且政策要稳定,能始终如一地贯彻。柳传志他就有这个优势,所以,他成事了。中科院不过问联想具体的管理,倪光南的事情后来也顶住了,最后再遇到PC业大发展的机遇,所以他成事了。如果他没有那么多客观条件,他也可能成不了事。”“一个人对一个人单打独斗的话,我可能有优势。”

  

“我做事情希望过瘾,希望去战斗、去流血。做事情,敢打敢拼就会有好的结果,东海后来不让我管了,后来的同志也很努力的,但可能锐气上差了点。”

  

“我所说的战斗流血是在一定领导下玩命地去做事情,我没想过冲破领导、冲破组织,自己单独做事情。在这方面,我很传统。我是勤勤恳恳做好工作的人,上海有很多这样的干部。”

  

直到1998年,赵兴耀53岁的时候,他才被逼上了创业之路。离职前,他一直主持长江集团下属的上海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工作。该公司1996年排上海500强第213位,1997年排第139位,1998年其营业额达到5亿多元。


“上海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发展起来之后,我又要被派到其他地方,我也很愿意,但是后来大家有些不太愉快,然后就分手了。我自己创业。”耽误了10年之后,赵兴耀还是走上了创业之路。如果10年前,他和柳传志一样创业,不知道他会不会是第二个柳传志。至少赵兴耀认为自己不输柳传志,但他差在10之前没创业。这是致命的差距,一辈子也赶不回来了。

  

1998年,赵兴耀重新开始骑自行车上班,他的朋友感觉特别别扭。现在他又坐上了轿车。“在这个公司,我有股份,我希望它发展得很大,也许是年龄的关系,我不会想得太过分,但总的来说,我也不会甘于现状。”

  

小商小贩

  

《知识经济》:京沪两地业界的区别在哪里? 

  

赵兴耀:北京有个中关村,有氛围,能把人的积极性刺激起来。公司多,能打大的战役。中关村背靠大学和研究所,新思想、新观念源源不断。这些上海都没有。 

  

《知识经济》:上海也不缺大学和研究所,为什么没有造就出一个中关村? 

  

赵兴耀:也许是因为没有小商小贩的缘故。国有企业竞争不起来,也就没有了竞争的氛围,没有竞争氛围,就死气沉沉的。 

  

《知识经济》:如何评价上海市政府在上海IT产业中所发挥的作用? 

  

赵兴耀:我感觉到,结果好像跟意想中的有些不一样。上海很少总结IT到底怎么做?上海IT到底需要怎样的氛围?北京有中关村,培养了好多人才。中关村的道路是靠中小企业通过市场机制烘托起来的,上海没有这样的土壤。 

  

像印度一样

  

1985年,史一兵坐在复旦大学教室里,一面听老师讲软件设计,一面憧憬着上海软件实验研究室的未来。马里兰州来的教授几天前向史一兵他们展示了图纸上的上海软件实验研究室,全是20到30层的洋房,像IBM一样。史一兵他们当时并不知道IBM到底是什么样,但他们觉得好的东西都应该像IBM一样。


1962年出生的史一兵,1985年业已从复旦毕业工作了,但当他听说,国家为了在软件上赶超印度决定在复旦招两个研究生班并以此为班底成立软件实验研究室时,他马上又跑回了复旦。史一兵觉得这是个机会。这样的研究室,国家一共建了两个,另外一个在北京,叫中科软件实验研究室,后来做出了“女娲计划”。

  

1987年,复旦两个软件研究生班100名学生毕业,上海软件实验研究室诞生。上海软件实验研究室是国家计划,国家本来计划对其投资1500万元,但后来改为了上海市投资,上海市投了1000万元。见到实验室的人,上海市领导经常说:“你们这些人,每个人身上都花了10万元。”这些人也经常答道:“你把这些钱给我们,我们到国外读两个学位,再回来干,多好。”

  

上海市的1000万元全投在了100个研究生身上,1000万元用完了,就没钱了,所以,那纸上很漂亮的软件实验研究室终究成了空中楼阁。软件实验研究室先将就设在了复旦里面,后来搬出复旦,租老干部活动中心的房子办公,一直居无定所。

  

想象中的计划是想象中的计划,具体的事情还要具体去做。研究室起初的业务是纵向和横向课题研究。横向课题多与上海市正在研制的单片机有关,纵向课题是完成科技部明确下达的任务——怎样像印度软件产业那样打出去。史一兵参加了这个课题的研究。研究的结果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把人送出去;第二步,把项目带回来;第三步,将产品打出去。“那时候觉得不错,各方面的资源都还可以,要是坚持做下去,可能就不是今天这个局面了。”“但这只是上海市科委的想法,只是局部的想法。我们归科委管。”

  

上海软件研究所(研究室后来改名研究所)不是没有机会。1987年,中国惠普决定将一些项目外包,研究所从上海交大手里抢到了其中的一部分项目。到1989年,研究所里已经有20多人在做惠普这个项目了。惠普怕“六·四”影响这个项目,就将这批人接到了美国。


1989年6月底,史一兵一行六个人来到了美国。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地和印度工程师同场竞技了,他们感觉到印度人严谨、按部就班、没有创新。“我们看不起他们。他们表达能力很强,讲一大堆,没干什么,而我们做了十件事情可能只讲一件事情。”


美国人也觉得这帮上海人能干更多的事情,就问研究所能不能派更多的人过来,1991年初,研究所派了30多个工程师来到美国。研究所工程师在国内的工资是200元钱,为解决两地工资差异,美国惠普先将工资发给研究所,研究所再给史一兵他们。 


惠普帮助上海软件研究所完成了“将人送出去”的第一步。


软件代工

  

1993年,上海,夜。史一兵通过电话线拨号登录到美国惠普的小型机上,他要将这一天写完的代码传到美国去。国际长途的线路总是不好,总是断。1M的数据传了好几次,一次都没有成功。

  

史一兵们刚到美国的时候感觉什么都新鲜。国内微机那时就是打打字,写点小程序什么的,他们在美国已经开始使用网络开发环境了,在那里,最新的技术刚刚出来,他们就能很快了解到。此时大家都很狂热,以为自己站在世界的前沿了,但两三月过去后,大家才发觉没多大意思。“美国人根本不把重要的工作给我们做,我们只能做点辅助性的工作,没挑战性。”

  

“他们交给我一周的事情,我一天就能做完,其他时间没事干,但每天还要坐在那儿。”当史一兵他们感到学徒当得差不多的时候,他们决定将美国惠普给的任务拿回国内去做。

  

史一兵没有料到的是通讯线路后来会成为很大的问题。“印度为了软件出口,国家搞了很多卫星通讯,鼓励软件公司用。”“我们做不过印度,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比如,我们的信用规模不够,做不大;比如,印度人说英语,具有先天的沟通优势;比如,他们习惯了按步就班地做事情,比较符合美国人的口味。”“我们的素质和智商都比印度人高,”但就是没做过印度人。

  

1994年,史一兵升任上海软件所所长助理,1995年初升任副所长。但软件所对惠普的软件出口却没有上升,一年也就10多万美元,后来实在做不下去,就不做了。

  

不想做个体户

  

1993年从美国回来,史一兵盯上了用友财务软件。“用友的技术太落后了”,和史一兵一同从美国回来的同事说。史一兵也看不上用友财务软件。“第一,我们要将财务软件做到windows上;第二,用友的界面太死板,我们能让用户定制。” 史一兵和他的同事们信誓旦旦地要超过用友。

  

史一兵他们想得挺好,一做,才发现自己不行。“我们都没有多少钱,这么多年在美国,没挣到什么钱。”“我们也不是那种四处拼命搏杀的人,真要什么都不顾地做事情,大家都心有余悸。”

  

虽然心有余悸,但又总有那么一点点不甘心。在这种复杂的心理下,1994年,史一兵他们发起成立了上海康微计算机软件公司。史一兵这些人出资50万元,占康微70%股份,软件研究所占30%股份。

  

在康微中,个人最高认购股票为2万元。史一兵认购了2万元。之所以给研究所30%股份,是因为史一兵他们还想算是研究所的人。“我们不想独立出来创业,这可能跟每个人的个性有关。不是每个人都能创办一个公司的。”“但我想做点事情,从某种角度来说,我还是比较保守,我不喜欢个体户的感觉。而且,我是学软件工程的,那时候,自己开公司通常都是通过公关和个性化服务卖PC。”

  

康微做不大,上海市政府有些着急。它先让自己的科技投资公司投资进来,但觉得仅有政府的钱还不够,上海市政府将上市公司申能强拉了进来。“申能当时并不是很积极,因为它根本没搞清为什么要投以及如何投。” 


史一兵他们当然急切地希望有投资进来,在这种情况下,康微接受了最苛刻的融资方案:先将康微清算,只算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全部不作数。

  

到1995年,康微做了一年,有形资产做到了近100万元,史一兵两万元入股分到了3.5万元。然后重新注册万达,大家都用现金投入。一共2200万股,给员工留了500万股。软件所占200万股,申能和政府的投资公司各占800万股和700万股。史一兵个人当时投了10多万元,后来增加到了90万元。有政府作为后盾,史一兵敢投。

  

上海市政府要求投资方不能按照传统的方式管理万达,不能派财务总监,要允许万达三到五年内亏损、打基础。股东当然不听这一套,在他们看来,投资就得有回报。

  

史一兵一开始很高兴,觉得有了钱,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做财务软件了,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多天真。“做财务软件,需要大投入,大投入当然有风险,一下下去几百万元都可能泡汤,而结果什么都没得到。”股东不允许史一兵这样玩,史一兵也没坚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选择了做一单赚一单的系统集成。

  

亚信从北京来

  

1996年,上海热线负责人推开了史一兵的办公室,热情地对史一兵说:“我们想要的70%到80%,你们全都融进去了,你们的方案很好,再完善一下就可以做了。”

  

上海热线第一轮投标,万达遥遥领先,当史一兵他们就要庆功的时候,突然听说北京来了个叫亚信的公司。这个叫亚信的公司是后来的,但它一上来就抢走了2000万元项目中的1500万元,只给万达剩下了400多万元的上海热线黄页项目。

  

史一兵他们花了两三个星期,迅速将自己的活干完,然后走人了。“输就输,赢就赢嘛。”虽然挣了一点钱,但史一兵他们很恼火,觉得很丢人。“从技术说,根本说不准谁好谁坏,亚信后来的技术开发也是好长时间都没有结果。在软件上,我们肯定比田溯宁、丁健有经验,但他们对市场的把握,对机会的敏感,都远远比我们强。他们有网络的经验,当时他们已经做了CHINANET。”


上海热线一仗输了以后,后面接连几仗,万达都是输。万达在上海的竞争对手开始在背后传:“万达这家公司有背景,惹不起,但没什么能力,你看,他什么单子也没接下来。”

  

省钱


史一兵每次在机场路看到竞争对手的大广告牌,总会生出一番感慨。他也喜欢机场门口的大广告牌,但当他听说要花1000万元的时候,他放弃了。史一兵知道品牌很重要,但他现在还下不了决心这样花钱。

  

1996年,万达为股东们挣了50多万元利润。“这50多万元与其说是挣的,不如说是省下来的。要是按市场规律给员工发工资,万达第一年挣不了钱。我们当时工资才1000多元。”“管理层和股东都在找平衡,我们管理层为了得到股东的理解,不挣钱肯定不行。”

  

解决这个死循环,优化股东结构是惟一的办法:吸引新的投资,将原股东的股份稀释掉。1998年,万达增资扩股到4500万元,1999年增资扩股到5500万元,2002年增资扩股到6500万元。法人股东从3个增加到7个。

  

万达起跳于拿了上海市医疗保险项目。这个项目为上海市政府投资,投资总额为1亿元,软件开发费用为1500万元。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万达成功地将650万人、1000个医疗网点、500多家药店联了起来。这个项目成功之后,上海之外的城市络绎不绝地到上海取经,史一兵曾经想借机将万达医疗保险在上海的成功复制到其他城市,但每一次投标都是第二名。“第一名都是当地公司。”在上海医保系统的成功,没能使万达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公司。 

  

万达紧接着又在浦东机场项目中获胜。这个成功使得2001年,史一兵下决心挺进北京,但几个项目打下来,史一兵痛感“北京市场更重品牌和关系”。“在北京,我们听说了很多来头很大的公司,在上海做系统集成首先想的是能不能做成,然后才是品牌和关系。”“上海公司太低调,市场营销能力和策划能力比北京差远了。北京公司魄力大,这方面,我们比不了。”“万达赚钱都是从软件里赚的,但北京很多软件公司,我怀疑他们的钱并不是靠软件赚的。”

  

万达现在有350人,2001年利润已经达到1000多万元,在上海算是最大的软件公司之一。史一兵他们这些年为了发展费劲了心机。1985年那个坐在复旦教室里畅想未来的23岁的史一兵如今已经40,但2002年的万达和1985年赶超印度的理想,已经相去甚远了。史一兵现在还为别人将万达当小公司、地方公司看而烦恼着。


叶仰林与倪光南

  

1985年,从加拿大克码斯特大学结束合作研究回国的叶仰林教授向复旦贷款100万元人民币建起了复旦大学专用集成电路与系统实验室。后来这个实验室成为中国唯一专门从事集成电路设计研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1993年,踌躇满志的倪光南看上了复旦的这个实验室,1994年4月26日,联想、复旦和上海长江集团签署了《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合作意向书。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陈至立接见了三方负责人,表达了上海市对此合作的全力支持。

  

1994年6月5日,曾经介入合作的柳传志此时表示“不同意仓促合资”。为力争促成合作,1994年下半年,倪光南争取到了国家经贸委“多媒体技术产业化项目”的1100万元人民币拨款和数千万元贷款,用以在资金上支持“联海”计划。

  

1994年11月24日,合作三方商定:在12月10日签订正式合同,12月底召开首次董事会。1994年12月27日,倪光南再次与上海方面协商,延至1995年1月20日签合同,春节前召开董事会。柳传志此后对这个项目不予肯定也不予否定,“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流产。1995年6月30日,倪光南被解除联想总工职务。

  

施雷1990年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进复旦读管理,随着实验室一天比一天壮大,他越来越想跟随叶仰林。就在此时,叶仰林突然在1995年心肌梗塞去世。倪光南失势联想,叶仰林逝去,使施雷晚三年进入芯片设计领域。施雷至今怀念1995年的实验室:“那时候,实验室有50位设计师,当时的技术水平是它的一个颠峰。虽然后来复旦微电子的名气越来越大,但始终没有超过那个时期。无论是前沿的创造力,还是离前沿的距离。”


杂牌军

  

1998年7月16日,复旦。施雷和10多个创业伙伴庆贺完复旦微电子成立,没地方可去(30多平方米的公司还在装修),施雷就骑自行车回家去了。

  

早在1997年初,施雷当上上海市农业投资公司投资顾问经理的时候,他就提出投资复旦集成电路与系统实验室,但此时,他说话不是太有份量,投资没能进行。1997年9月,施雷加入上海市商业投资公司,他将投资复电微电子的夙愿在这个公司实现了。但投资额很小,只有380万元。复旦无形资产折算成370万元,施雷和他的团队个人出资250万元,这样凑够了1000万元投资。

  

1998年,复旦微电子发展到30多个人,这年亏损了20多万元;1999年,复旦微电子发展到70人,这一年亏损6万多元。芯片设计公司一般先要亏损5年,复旦微电子低成本扩张的能力将上海人精打细算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2000年8月4日,复旦微电子在香港创业板顺利上市,融资1亿港元,成为国内唯一一家集成电路设计上市公司。“我们上市之后,芯片设计在上海突然变成了热门行业。复旦微电子将很复杂的事情很简单地做成了,害得上海在2000年一下出现了四五十家芯片设计公司,现在当然死掉了一些。”

  

上海如果没有华虹(以华虹为核心的909工程总投资为100亿元人民币,是建国以来电子行业最大的重点投资项目),复旦微电子定会是个宠儿。

  

既生瑜何生亮,比起对于华虹的厚望,复旦微电子总是不太被重视。“华虹上线的时候,号称是最优秀的。华虹是什么?一条生产线而已,这条生产线被赋予了担负起中华民族在新世纪芯片设计的重任。它有那么大能力吗?它不就是一条生产线吗?”

  

不被重视的滋味,一度使施雷想北上。他为北上找了很多理由:


“北京有很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士,他们身上散发着强烈的魅力,在这种魅力的感召下,经常是一呼百应,很容易召集一支敢死队。这支敢死队往往可以在看起来不可能的地方做出很辉煌的事情。在上海,很少有这种气氛,明明知道可以做成的事情,和上海的团队谈,都会被挑出很多潜在的缺陷。上海人才的第一选择是到国际大公司做高级白领。”


“上海人太务实,激情已经被理智过滤。上海人对不合规矩的东西深恶痛绝,而创业就是将不可能的事情做成可能。”


“如果真想实现大的抱负,在北京能遇到的知音要比上海多得多。北京很可爱,能容忍更多有特殊才华的人;上海不能,上海更多地要求你遵守规则。”

  

但施雷最后还是没有走。


“上海有它合理的地方,整体考虑下来,我相信有一天上海会比北京强。”


“北京太浮躁了,打造一个国际公司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上海这里的商业气息和契约精神与它那种对国际惯例的认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企业发展机会。”


“复旦微电子现在一分钱银行贷款都没有,我们完全可以拿到数亿元的银行贷款,将复旦微电子炒上天去,我也想把它炒得热火朝天,但是,在上海,我就能克制住我自己。北京的氛围就不是这样,我经常读不懂兄弟公司的财务报表,包括他的利润来源、产品服务,我经常读不懂。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将明明是假的东西,写得跟真的一样。一个国际型的公司没有十几年的基础走不出来,在上海,不允许我做虚假的东西,这里的CFO发现你不踏实做,他马上会走。”

  

芯片代工

  

北京流行的是创业文化、“老板文化”,喜欢自己拉旗子干;而上海“白领文化”占主导,宁可打工拿高薪,不愿“下海”冒风险,这种“白领文化”深深植根于传统工业的土壤,形成政府强企业弱,有白领缺首领。


在这种地域文化的背景下,张江虽然产业比较成气候,但民营高科技企业数量、实力和规模都远不及中关村,也未出现柳传志、王选、段永基这样的品牌企业家。张江呼唤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呼唤有胆识、有血性、有个人魅力的“领军人”。

 ——国家高新区专家委员会委员邹祖烨

  

对这个问题,张江的解决方案是引进;引进海外留学生,引进外省市的创业人才,把海外和外地的创新文化移植过来。北京的联想研究院上海分院,深圳的中兴通讯上海研发中心,台湾的中芯科技等等,这些企业的创业理念都在无形中优化着张江的文化品质;一些留学生更是“根在硅谷,花开张江”,把他们在硅谷创新意识和创新成果带到张江,对张江创新文化的培育产生了很好的撞击和发酵作用。就在近两年,张江的创新企业一下子增加了近千家,绝大部分企业的领军人都是留学生和外省市的创业人才。

——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总经理戴海波

  

上海市并没有将追赶中关村的重任寄托在像施雷这样的“非种子选手”身上,上海市政府有它自己的通盘考虑。早在1992年7月,上海市政府就开始着手建设张江高科技园区,以期与中关村抗衡。张江高科技园区是中国政府批准设立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面积25平方公里,里面布满了70多个芯片项目和制造企业。

  

这一切始于1999年年底。世大集成电路在总经理、创始人张汝京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大股东卖给了台积电。2000年9月,负气出走的张汝京来到了上海浦东张江,募集资金14.7亿美元,成立中芯国际。

  

张汝京是台湾第三号芯片代工巨头,他业已号召了大批台湾资深工程师来张江和他一起创业,目标是建成世界一流的0.25微米以下的200mm(8英寸)及300mm(12英寸)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生产中心。此举可以将中国的芯片制造技术一下提升好几个台阶。

  

和中芯国际相映生辉的是,台湾巨富王永庆之子王文洋投资16亿美元成立的宏力半导体制造公司。宏力和中芯业务大致相同,也是芯片的超级代工者。

  

泰隆半导体是继宏力半导体和中芯国际后又一个落户张江的集成电路主力项目,由台湾、日本等数家著名电子公司联合投资4亿美元共同组建,主要从事集成电路的设计、光掩膜及封装测试等业务。至此,张江迅速集结起70多个集成电路项目和企业,投资总额超过40亿美元,形成了包括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封装测试、配套服务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产业聚集效应开始凸显。

  

在台湾人之前,1998年,英特尔就在上海建立起第一个封装/测试厂,进行快闪存储芯片的封装和测试,总投资额为1.98亿美元。2001年9月20日,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宣布向这个生产制造工厂新增投资3.02亿美元,使得英特尔在上海封装/测试厂的投资总额达到5亿美元。2000年,IBM在上海投资3亿美元成立大规模有机芯片封装生产基地,主要生产微型板卡及高技术芯片载体,这项投资是IBM在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笔单项投资。

  

有这些巨额的投资在,上海当然看不上像施雷那样的“小打小闹”。这些巨额的投资,一定能打造出上海的芯片制造业,但IT的活力却不是钱能堆出来的。上海力图用台湾和国际的资金以及技术在芯片制造上寻求突破,但芯片代工与其将它看作信息产业,不如将它看作制造业。

  

上海寂寞

  

求伯君去上海,看完毛建伟的豪宅对他说,“主卧是我送你的,你卖金山汉卡不止赚这些”;刘旭到上海,看完毛建伟的豪宅对他说,“至少有一间是我送你的,你卖瑞星防病毒卡不止挣一个房间”;王江民到上海,在毛建伟的豪宅里,毛建伟对他说,“王老师,这套房子至少有一半是你的,是卖KV300挣的。”


1984年2月16日,上海市展览馆。13岁的李劲坐在计算机前有些不安,他在等待邓小平的参观。等待中的邓爷爷终于来了,他摸着李劲的头对周围的人说:“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李劲的父亲是毛建伟的老师,李劲经常和毛建伟一起讨论计算方面的事情。高中毕业,李劲去清华读计算机,毛建伟去复旦读计算机。李劲后来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最年轻的研究员,毛建伟1988年从复旦计算机系硕士毕业没有去外企,他想“下海”闯一闯。

  

毛建伟没敢一步到位,他先进了上海农工商电脑公司。上海农工商是上海非常有名的国企。毛建伟所在的上海农工商电脑公司“既像国营单位,又有私营性质”。当时的上海人比较喜欢这种什么都不丢的方式。

  

毛建伟看好软件零售。1991年,他选了两个产品:一是瑞星防病毒卡,一是金山汉卡。1991年,挣了50万元利润,上缴了20万元,毛建伟自己分到了20万元。有了钱,毛建伟买了一辆摩托车,随后,又花2万多元买了一个“大哥大”。再后来,毛建伟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他将“公私合营”的上海农工商软件专卖店改成了自己经营的上海茂立软件连锁店。

  

上海软件零售市场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毛建伟的零售量约占上海的50%,所以,毛建伟到北京,北京的软件商会争先恐后地请他吃饭,但是在上海,认识毛建伟的人不多,和毛建伟一样做软件零售的不多,上游开发软件的厂商也不多。毛建伟被北京业界的朋友称为“毛委员”,但这个喜欢张罗的“毛委员”在上海没有用武之地。在寂寞无聊的晚上,毛建伟会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并且使用三方通话功能将广州的朋友也拉过来电话谈天,说说最近圈子里的事情。每逢北京业界的朋友来上海,毛建伟总是热情接待,临走还不忘叮嘱:“下次来上海,一定要来找我啊。”

  

做软件零售之初,毛建伟卖过上海复旦、同济出品的软件,随着毛建伟生意越做越大,他卖的上海本地产软件越来越少。“对于上海一些没有做好的厂商,我感到非常难过。他们当时都没有在北京建分公司。你可以在上海做开发基地,但一定要把市场销售这一块做到北京去。”“只有北京具有向全国辐射的能力,相比之下,上海只是一个区域性的零售市场。开发产品,就要做全国市场,在上海做不了全国市场。”

  

1994年,连邦在全国发展加盟连锁店,曾经找过毛建伟,被毛建伟拒绝了。尽管毛建伟在上海有些寂寞,但他觉得自己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北京的气氛,他很羡慕,但他不想因为空落的气氛破坏了自己小天地的安逸。“做分销尽管量很大,面子好看,但是,分销占资金,有风险;做零售虽然规模小,发展慢,但是没风险,利润也高。”

  

人总是什么都想要。毛建伟一度想联合各地软件分销诸侯利用《电脑报》这个媒体平台投奔香港骏升公司和连邦斗一斗,但既想守住既得利益,又想开创未来的事情,一般都做不成,香港骏升公司和茂立合资的上海骏网软件有限公司,后来不了了之。

  

旺铺

  

2001年2月,上海百脑汇电脑城,铺位暗拍现场。暗拍到毛建伟将要到期的铺位时,毛建伟咬牙拍出了40万元“赞助费”,开标,第二名是汉王,汉王只填了16万元。黄金铺位守住了,但两辆桑塔纳被开走了,毛建伟坐在那里心疼了半天。接着暗拍连邦将要到期的铺位,李儒雄吸取毛建伟的教训,填了20万元,没成想汉王填了24万元。看到这个结果,毛建伟又高兴起来,多花二十万元,请走了身边的连邦,今后连邦的顾客都是我的了,值!

  

毛建伟坚信“一个旺铺可以吃三代”。在旺铺经营上,他坚持,“面积不一定要大,但位置一定要好,货物摆放一定要整齐,灯光一定要亮,音乐一定要有,演示一定要到位,服装一定要统一,态度一定要和蔼,服务一定要跟上,钱一定要挣。”根据这10大原则,毛建伟在上海最好的位置业已建了10家茂立连锁软件零售店。

  

“我不做分销,零售商的忠诚度非常低;我也不做厂商,做厂商太辛苦,国外同类产品一上来立马就能将你冲跨。我做零售,扎扎实实。即便有一天,软件做不下去了,或者难以维持好的盈利,我有好的地理位置,其他厂商也一定会看上我,我一夜之间就可以改成联想专卖店。我有旺铺,我怕什么?有旺铺,哪怕卖珍珠奶茶,都能赚钱;没有旺铺,其他都是空的。”

  

毛建伟接下来会在北京开一个分公司,但这个分公司不做经营,只做信息采集和物流品牌。毛建伟还会去南京、杭州开店,但毛建伟不想将步子迈得太快。“做生意是马拉松,不是百米短跑。企业跟企业之间比的是耐力,我做不了领跑者,我也不想领跑,但我希望最后我第一个冲刺。”

  

这次上海战胜了北京

  

2001年9月,上海南京西路1168号中信泰富广场25楼,易趣会议室,邵亦波在和eBay 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梅格·惠特曼谈理想,邵亦波很快让梅格·惠特曼感到他们之间有很多共识。有了共识,下一步就可以讨价还价了,讨价还价的结果是eBay用3000万美元现金,获得了易趣33%的股份。

  

邵亦波也和苏启强见过很多次,谈过很多次合作,也有很多共识——他们彼此都觉得C2C潜力很大,但做起来很难,任重道远。邵亦波也承认苏启强很有在中国做商务的经验,并且认为苏启强是个好人,但他们之间的合作没有成功。易趣比雅宝有钱,eBay比易趣有钱,eBay更看重未来易趣更看重钱,这大约是此合作不成功,彼合作成功的主要原因。

  

上海从来都不缺少优秀人才,邵亦波是这当中的一个。1991年,邵亦波在上海长到17岁的时候,取得了哈佛大学全额奖学金,得以跳级(免读高三)进入哈佛本科读书。邵亦波是建国以来,获全额奖学金进读哈佛本科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该届所有哈佛新生中获全奖的四人之一。1995年,邵亦波以“最高荣誉”毕业,哈佛1600名应届毕业生中,只有名列前12位的优秀生才能进入“荣誉会”,邵亦波是这12人中唯一一位中国人。毕业时,邵亦波同时收到麦肯锡(McKinsey)和波士顿(BCG)两家咨询公司的聘书——它们是美国最好的两家咨询公司。邵在波士顿公司工作两年后,被公认为公司“最优秀雇员”之一,获送进哈佛攻读MBA……

  

1999年6月,邵亦波决定回国创业,路过硅谷的时候,他得到了40万美元的投资承诺,但这笔钱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到,易趣开始几个月用的都是邵亦波的积蓄。“我当时欠了BCG 9万美元的债,上哈佛读MBA的学费,是BCG付的。我当时有一点积蓄,但我不能先还他们的债,我得先做事情。”

  

邵亦波很快就听说北京的雅宝在和他做同样的事情,而且比他做得早。邵亦波在担心雅宝的同时,也觉得大家可以一起做。当时他认为,“电子商务的对手是‘王府井’、‘南京路’,不是其他的电子商务公司,因为电子商务的份额只占整个市场的1%。”“最好的方法是大家一起把市场做大,让大家都习惯在网上买商品,而不是互相争抢。”

  

1999年11月,邵亦波拿到第一笔150万美元投资,2000年10月,邵亦波拿到第二笔2050万美元投资。有了钱之后,邵亦波不再想和雅宝合作的事情了,他开始觉得易趣已经比雅宝大三倍了,雅宝当时的总裁吴铁不服气,他说:“雅宝用不到易趣三分之一的投入,获得了和易趣差不多相同的市场份额。”但是到2002年,等邵亦波又从eBay手里融来3000万美元的时候,他业已战胜了雅宝。

  

邵亦波现在还不能和人说,易趣什么时候盈利,但他说他心中有个时间表,“我们现在每个月的收入都有15%~20%的增长,而成本没有很大的增长,虽然离赢利还有距离,但在一步一步接近。”这是典型的北京门户网站说词,邵亦波很快就学会了。

  

北京的媒体并不这样看易趣和邵亦波。有个报纸主编,在易趣来北京开新闻发布会现场,直想对梅格·惠特曼大喊一声:“我们北京的媒体都觉得你亏了。”


采访手记 

  

2002年4月4日下午2点,我们来到上海北京东路668号——科技京城,这是上海的一座电脑城,但里面非常安静,走廊里没有匆匆而过的身影,甚至都难见到人。复旦微电子就在这座电脑城的C座7楼。找不到问路的人,我们走错了几次才找到。

  

门很小,紧闭着。敲开门,公司里更加安静,也看不到什么人。从复旦微电子出来,往楼下走,看到一群保安在空旷的大堂里操练,在练正步走。

  

再一站是易趣。一年多前,我第一次去易趣的时候,他们刚刚搬进上海市南京西路1168号的中信泰富广场25楼。易趣现在仍然在那里,他们并没有因为最近拿到了eBay 3000万美元而和一年前有什么变化。一年前的中午,邵亦波还有时间和同事打一会乒乓球,现在他更忙了。采访中,有无数个电话打进来,邵亦波一会说中文,一会说英文,不停地让对方再等5分钟。将要拿到eBay融资的时候,邵亦波对他的妻子说,“马上就可以歇一歇了。”但事实是“现在更累”。

  

看到邵亦波就会想起唐海松。唐海松有着和邵亦波几乎一样的背景:在哈佛读MBA,在麦肯锡工作,1999年3月回到中国创办亿唐,5个月融资5000万美元。唐海松和邵亦波不同的是:他一直没有方向。2002年3月27日,唐海松开始经营亿唐品牌的包袋系列,并称“网上网下时尚结合”是亿唐选择的“突围”之路。相比之下,邵易波还是做互联网。18个月之前,我在上海主持过一次“中国.com论坛”,来了很多上海的.com企业,现在这当中的大多数已经销声匿迹了。

  

在找错了三四次之后,我们才在漕河泾桂平路481号20号楼5层找到万达股份有限公司。在那个安静的大院子里,不仔细找是找不到这个公司的,我们就是从它旁边走过,也不知道万达就在里面。万达的布置还是国企的布置,但史一兵的谈吐倒很豪爽。

  

晚上8点,赵兴耀将我们约在上海一家两星级宾馆的大堂接受我们的采访。环境有点吵,期间有人打架。晚12点,在我们住的宾馆,完成了对毛建伟的采访。这是这天我们的第五个采访。

  

上海的IT摸不着,看不见,他们之间也没有关联。采访中,他们或许会提到北京的竞争对手,但他们不讲上海的同行。2002年4月22日,我再次去上海参加微软亚洲MVP颁奖大会,两周前在上海见到的IT人士,这次一个也没有碰上。微软全球技术中心商业应用部总经理华宏伟告诉我,上海没有业界。

  

我的朋友柯志雄原来是IT记者,现在他决定转行了,他说:“IT在上海是非主流。”

 

本文来源:《知识经济》,写于2002年,微信公众号:刘韧(LiuRenNews),作者: 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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