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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买不起，还可以租。房子不是自己的，生活还是。”
然而，这条“一线城市生活信条”在今年被无情打破。
北京五环之外的天通苑西二区，120平的三居室租金上万。
天通苑，北漂一族的聚集地，高峰期拥堵，被称为只是用来睡觉的地方。超过一万的房租，可以说比香港还离谱。
前阵子，我们也曾讨论过房价的问题。手持凶宅的北京业主，对卖房这事一点都不发愁。毕竟，这套凶宅就算随便租租，也有大几千元入账。
然而，在深圳，打着日结零工的三和大神们，估计要发愁了。因为，长租公寓入驻后，周围物价必定水涨船高，曾经庇护大神们的人才市场和廉价旅馆，大概不久便会消失。
长租公寓的日益兴起，居住环境的日益升级，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在这背后，牺牲掉的又是谁？
“毕业第一场battle，居然是和其他租客抢房子。”
初到北京，为了找到性价比更高的房子，想在网上找到房东直租。
联系上房东后，二话不说就被拉进了一个已经有五六个人的微信群。这才知道，自己是进了这间卧室的waiting list。房东会根据我们这些人的给价、素质，慢慢决定谁才是能租到这间卧室的“幸运儿”。
显然，房东并不着急签合同。毕竟，毕业季加上房源紧俏，他完全没必要担心房子租不出去。
如此一来，能不能租到这间房子，从我和他之间的博弈，变成了我与其他租客的battle。
租房这事，也瞬间有了一丝留学的意味：付钱的同时，最好再写一封CV和personal statement。
“租房成了技术活，比抢课还要艰辛。”
决定来北京工作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租房。为了便捷，我直接选择了长租品牌。筛选完地段和价格，我便打电话给管家预约看房。
然而，电话一接通管家就劝我马上交定金，否则房子会迅速被其他租客抢走。
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自然认定这是满满的套路。然而，不出半小时，管家就告诉我，那间房子已经被抢走了。
我并没有气馁，锁定了另一间房子，结果还没到目的地，这间房子也被出售了。
“房价涨得厉害，只要位置好，价格不算太离谱，都会迅速被抢走。”管家的解释让人又好笑又无奈。
最后我发现，倘若想抢到一间好房子，最好提前做功课，并在房源放出前，上万能的某宝请个技术人员。
▲天猫已出现“专业”抢房服务
让租房变得困难的，除了毕业季原本就紧俏的房源，更是已经失去理智的房租涨幅。那些性价比高的小区，即使配套老旧、不够完善，一旦放出，就会被迅速抢走。
在北京，对于一名普通的北漂一族来说，在五环开外租一间稍微宽敞的卧室，就要花上三千元。
而即便是精英阶层，也不能挣脱高昂房租的困境。
▲身边真实案例
前阵子的一篇“北京房租正在令人不安地悄然上涨”中，一位哈佛燕京学社已退休的研究员，就遇到了同样的麻烦：原来19000元/月的房租到期后，房东径直要求上涨5000元，稍一犹豫，又提价至28000元。
以北京为例，毕业季来临，一线城市租房需求上升，而在消防整治下，房源供给不增反减，成为促使房租上涨的一大因素。
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场失去理智的涨租乱象，与新兴的长租公寓脱不了干系。
1. 疯狂的房租和更疯狂的资本
租赁市场乱象迭出，是我们的一大心病。毕竟，如果连居住权都无法得到保障，我们又该如何安身立命？
黑中介、二房东和破旧房屋，都让刚毕业的大学生们心力交瘁、尊严尽失。
这时候，长租公寓的崛起，无疑是我们的一根救命稻草。
当年，地铁站整墙铺满的广告，的确道尽了漂泊于一线城市的年轻人的心愿：“谢谢你，城中村，我搬新家了”、“爱上北京是决定离开的时候，那不如留下吧”。
▲长租品牌广告
有了长租公寓，我们不必担心突然被赶走，不必担心二房东的套路。同时，被重新设计的居室和一套基本物业管理，也为我们的蜗居生活保留了一丝尊严。
长租公寓，是解决租房乱象的妙招，是市场新宠，更是一块待掘的金矿。
在它兴起的背后，资本的力量如暗潮般涌动。
有行业报告如此形容未来的市场：
到2020年，中国租房人数将达到1.9亿。到2025年，中国租赁市场规模将从现在的1.1万亿元增长到2.9万亿元；到2030年将会超过4.6万亿。
这些年，一系列政策都在指向租赁市场：上海推出只租不售土地；广州国有租赁住房企业挂牌；深圳推出10年最高100万的长租贷；北京为未来5年提供1000公顷租赁房土地。
人们相信，“重售轻租”的局面正逐步被扭转，租房时代已经到来。而国内的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的市场份额只有2%左右。
因此，还有大量的资本希望涌入，而已有的品牌，更是希望能多分上一杯羹。
2. 长租公寓的洗牌，同样刺激着房东的野心
8年前，这种面向青年群体的中低端长租公寓开始萌芽。
经过这几年的洗牌，许多中小型的长租品牌已黯然离场。而那些背靠房地产巨头的品牌，在资本的加持下，高调狂奔。
▲公寓行业现状，来源：滴水管家号
然而，也正是资本的加持，让原本美好的长租公寓，变了样。
他们疯狂抢占市场，引发的种种问题，在这两天以“宫斗剧”一般的套路，被推上舆论的风尖浪口。
首先是我爱我家的前副总裁胡景晖，炮轰长租公寓的恶性竞争。他说，自如、蛋壳等长租公寓正在以高出市场价20％—40%的价格争抢房源。
业主的胃口被调高了，房租因此水涨船高。
而房租上涨的背后，是更加岌岌可危的长租公寓行业。
抢占房源、体面装修，让他们资金压力倍增，一旦资金链断裂，成千上万的人将会无家可归，后果不堪设想。
此话一出，胡景晖很快就高调宣布，自己将从已工作18年的我爱我家辞职。
但是，胡景晖只是个开始，水木论坛的一篇帖子再次引起众怒：这位网友出租自家房子时，经过几轮报价之后，一间120平方米的三居室以10800元被蛋壳收租。
▲水木社区发帖内容
很快，自如、蛋壳都站出来喊冤，说自己没收录这套房子。他们一口咬定自己不具备操作整个市场价格的能力，更不会用这种方法折损出租率。
但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昨天，北京的房地产中介协会给10家长租品牌开了个会。随后，这些品牌都承诺不涨租金，而且要把手中超过共计12万套房源投向市场。
这其实就意味着，这些长租品牌存量房源加起来超过12万套。蓄意囤房源，哄抬价格的猜疑，真实存在。
一方面是囤积房源，另一方面，却是快速装修、快速入住：
一些租客在住进刚装修好的公寓后，出现各种因甲醛超标引发的病症。一位“自如管家”也承认：“为了控制成本，装修好的房屋一般最多放置三天，然后就挂牌出租了。”
3. 温和的城市更新，本质上仍然是拆迁清退
如果说，在北京，我们尚且能把房租上涨的原因，一大部分归咎于大幅处理违规公寓造成的房源减少。
但是，在另一座一线城市深圳，这个理由却更说不通。
因为，深圳并没有简单粗暴地拆除城中村，而是联合房产企业，对城中村、闲置的工厂宿舍加以改造，把它们变成长租公寓。
万科的“万村计划”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不拆除旧楼，也不开发新楼盘。而是直接将整栋自建房租下，对里里外外进行装修改造，然后统一出租。
政府联合房地产企业，用一种更温柔的方式进行城市更新，是这两年的重要议题。
比如，去年的双城双年展上，一系列改造城中村的话题被讨论和实践着：小到如何美化城中村的街头、广告牌，大到农民房改造、独立书店的进驻。
▲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
然而，这种温和的更新，本质上仍然是另一种拆迁清退。
来福曾在《当地产巨头进入城中村》一文中说：
“握手楼”成了酒店式单身公寓，租金自然大幅上涨，最便宜的单间月租要1880，一房一厅的租金则在2200元—3380元之间。
而在此之前，一个单间只需要五六百，一房一厅也不过一千出头。
▲深圳龙华三和人才市场旁的长租公寓，与周围的三和大神，来源：林振东／端传媒
“万村计划”的负责人对租金问题的一番表述更是有趣：
“我们把租金的涨幅控制10%左右，10%是我们的天花板。”但随后他又解释，10%指的是从房东收房子所给的租金涨幅，“我们对外的租金没有说涨10%”。
也就是说，诸如“万村计划”、“魔方公寓”的行动，不仅没有使整体的房租下降，反而使城中村内的房租上涨，清退了真正需要城中村的外来居民们。
因为，对于大部分的都市白领来说，城中村只是毕业一两年的委屈选择，不见光日的房屋和生机勃勃的夜市及其氤氲出的烟火气，甚至会成为日后忆苦思甜的谈资。
真正需要城中村的人，是那些蓝领阶层。
▲深圳白石洲
人类学家马立安在回应城中村问题时曾说过：
有人问我，你觉得城中村该不该改造？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该不该改造，而是怎么样回应穷人的需求。
这种改造只会让穷人的生存质量降低，因为租便宜房子的需求没有变，但是满足这个需求的地方却越来越少了。
当资本承担起城市更新的重任时，考虑的总是一部分人的利益。
没有人会拒绝更好的生活环境。
但是，如果有一天，这种所谓的“好”意味着剥夺我们选择“差”的权利时，我们还应该坦然接受吗？
如今，发生在中国的房租问题其实在发达国家也广泛存在。以房屋租赁系统完善著称的德国，也在前两年采取过严苛的限价令，甚至禁止过Airbnb。
如果说，住房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那么我们由衷希望，当下的房租问题，只是一场短暂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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