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press），作者：曹东勃。
适度规模是一个各行各业普遍面对的问题。
比如搞农业的要适度规模经营，夫妻两口子，如果是种大田作物，借助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供的机械化服务，搞个200亩也是正常的，规模再扩大，就得考虑雇人了；如果是种经济作物，蔬菜瓜果之类的，生长周期短，一年好几茬，同样是两个人，可能搞个三十多亩就能累得够呛。
再比如教育，它不是种粮食、种菜、养猪，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充满个性的孩子，一个老师究竟应该对应多少个学生（师生比），一个班级究竟应该有多大的规模（班额），就不仅仅是考虑教育者、管理者单方面的感受，还要服务于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的效果。
班级的适度规模，对于大学来说，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大学，班级已经越来越虚化甚至被架空了，因为招生时就宽口径按学科而不是专业招进来的，上课时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又自由选课了，日常生活中还有各种学生组织、兴趣社团，所以大学的班级是松散的，没有共同的课程、共同的生活，这个共同的组织也就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于是，教育部门基于对大学教学质量监管的考虑，主要盯紧的是教学班的规模。所谓的中班化、小班化教学，其实人数也都在50-100之间，而大班教学实际上是没底的，一个阶梯教室装个200人都是可能的。
大学生较之中小学生有更强的自学能力，因而课堂教学所承载的功能和责任也就没有中小学那样多。当然课堂上也会有一些讨论、互动，但对于大学教师来说，大班教学与中班教学、小班教学的差异未必很大。
中小学就特殊得多。九年义务教育作为基础性教育，有高密集度和高强度的课程教学安排。一个班主任管理30人、50人还是70人，一个教室坐下30人、50人还是70人，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义务教育阶段的大班额问题始终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为了防止记忆错乱，我还特意翻出小学和初中的毕业照看了一下，都是将近70人的规模。教室里的课桌摆的密密麻麻，甚至讲台两边还各有一个座位，一般人认为那是吃粉笔灰的“差座位”，实际上那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雅座，只有学习成绩好且近视的同学才有资格被安排到那个位置。而坐在最后一排的，基本都是被老师认为是成绩不好的、厌学的同学。偌大的教室，任你视力再好，坐在后排也基本是很难看清黑板上写了什么，久而久之，那里就成了上课睡觉的乐园。
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九十年代度过的。或许是那时的50后父母们教育平权意识没有这么强烈，或许是那时的学校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性没有这么明显，抑或是那时的中小学升学压力没有这么巨大，总之在那种大班额甚至超大班额的状态下，日子也便这么过。
本世纪以来，这种表面的平静就被迅速打破了。大约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学龄人口大幅度减少。小学生减少了25%，初中生减少了百分之十几。按道理讲，人少了是相应减少班额的大好时机嘛。别急，后面又有问题。
第二，快速的城镇化引起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介乎于城乡之间无法立足的数以两三亿之巨的流动人口，他们往往挈妇将雏，将孩子带入打工所在地，经过一段时间的政策调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地接受九年义务教育逐渐成为共识。那么对于人口流入地而言，其义务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对象就增加了，但是教育基础设施的增加和经费的投入却未必能立即跟上，也不会立竿见影。毕竟，新建学校不只涉及硬件的问题，师资的建设、品牌的形成，都不是三年五载可以完成的。这种情况下，每个班级的学生数量就年复一年膨胀起来了。
第三，农村的大规模“撤点并校”。“点”指的是教学点，甚至可能不到十个孩子。分属不同年级，却在同一个课堂上学习。教师往往也只有一位，那就必须是“全能型”的了。数学、语文是必须要会的，偶尔还要客串一下体育课老师。一个年级上课时，其他年级的背过身去上自习、做作业。这类教学点条件一般都非常艰苦，勉力维持确实对教师、对学生而言都是一种折磨。“校”指的是乡镇中心学校下属的小学，又分为“完全小学”和“不完全小学”。“完小”是一年级到六年级齐全的学校，“不完全小学”就是年级上存在断层的小学。
统计显示，从1995年到2010年，农村教学点从19.4万所减少至6.5万所，减幅高达66.5%，部分地区甚至达到80%-90%，远远超过适龄学生自然减少的幅度。以至于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要求“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已经撤并的学校或教学点，确有必要的应予以恢复。对保留和恢复的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采取多种措施改善办学条件，着力提高教学质量”。可是这一纠偏的举动虽是亡羊补牢犹未迟也，可既成的严重后果却需要漫长的时间去消化。
这个严重后果就是大班额的问题，非但随着人口流动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而在作为人口流入地的发达地区出现，也由于农村超高强度“撤点并校”这一有意识的“逆向供给侧改革”，使得这一问题大面积蔓延到作为人口流出地的欠发达地区。因为行政村学校、乡镇中小学和县城中小学是一个“连通器”，堵住了一端，只能流向另一端。
在这个背景下，2016年，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就提出了实施消除大班额计划：“到2018 年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到2020年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今年的两会期间，教育部负责人专门重申了这一目标，并分析了“大班额”的三个危害：“一是影响学生身心健康，人一多，乌泱乌泱的，心情肯定不好。二是影响教学质量，坐在后排的看不到板书，听不到老师授课内容。三是有可能带来安全问题。”
问题在于，一个乡镇，也只能是举全乡镇之力办一所中心小学、中心中学，陡然增加的这些必须接收的生源如何安置，才能满足尽量控制和消除大班额的要求呢？一个简单的方式是拆东墙补西墙，把图书室、阅览室、电脑室等功能性教室腾退，作为班级教室。但是这马上就面临连锁的问题，如何面对教育部门的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的评估呢？这个评估是悬在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头上的一柄利剑，是必须要达标的，而评估的指标就包括生均占地面积、生均宿舍面积、生均图书册数等等指标。
我们当然也可以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何不食肉糜地说一句：可以扩建学校、新建教学综合楼嘛。谈何容易！前不久我看了挂职所在地的一所有着六十多年历史的县城中学，这里90%都是山地，以往还发生过严重滑坡，能够建设校舍、教学楼的区域十分有限。六十多年来，一直是螺狮壳里做道场，只能在一块狭长地带一字排开，把教学楼、宿舍楼密集地排布在那里。从建筑的功能和效率来看，十分不合理，但只能如此。
在这一点上，民办学校的自由度、灵活性就大得多。他们有充分的选择权和自主权。前年，发达地区一位民办高校的董事长曾对我说，他们正准备申请“专升本”——从大专升格为“三本”高校，面临着教育部门的考核评估。评估有一系列的硬指标，大抵也是以各种“生均”指标为主。他说，这个城市寸土寸金，我现在这个办学场地都已经是郊区的郊区了，再让我扩张面积、新建教学楼、图书馆之类教学设施来满足“生均”指标，我根本做不到。但是我可以从另一个方向来做减法，我大幅减少招生数量，这样分子虽然没变但分母就变小了呀。我问那你学费就损失了吧？他微微一笑，我可以涨学费。我这才恍然大悟，作为民办高校他的自由度确实是比公办高校要大得多。
公办中小学的难言之隐是一样的。他们承担着无条件兜底接收学生的责任和义务，却面临多个维度的严格考核与评估，的确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县，“控辍保学”是完成脱贫必须达到的硬指标。每次下乡调研，我都要特别留意失学问题。虽然规模不大，只是零星出现，但仍未坐到清零。原因是多方面的：父母外出打工，老人看护不力，孩子自身厌学等等，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前些年“撤点并校”的连锁反应。
在这样的偏远山区，中小学教师结构已经高度依赖外来师资（基本达到60%左右），因为教师是公开招考的，本地教育水平决定了本地培养的师范生考不过外地师范生，但是外来师资能否稳定地在这里扎根投身教育却充满变数。乡镇中学的流动性也因此极大，教师们往往奋斗三年五载评上一定职称职级之后，就转身跳槽到更好的去处。所以，在乡中心校师资都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村里就更难留得下人。这就带来了适龄儿童就近就地入学的不便，倘使家中父母外出务工，老人看管留守儿童，那辍学发生率就大大增加了。
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当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义务教育工作形势十分复杂，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百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必须理清不同目标之间相互关联、此消彼长的利害关系，谋定而后动。
大班额的问题确实危害很多，也应该消除，但当相当一部分地区多年历史遗留问题积重难返的情况下，不顾及其他社会影响，突击冒进，就极易重蹈覆辙。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press），作者：曹东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