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曹东勃。
来深度贫困县Y县政府挂职两月有余了。作为一个教师，总想着要去学校里看看老师和孩子们，一直不得空闲。上周末，跟办公室的同事说，马上要教师节了，下周一定要去“挂包”的P乡走访几个中小学。
阴暗的宿舍，拥挤的食堂
早上八点半出来，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山路，先来到一个行政村小学。我在之前的专栏文章《70多人的班级规模，为何90年代可以但今天不行》中曾分析过，本世纪最初的十年，是乡村学校和教学点撤并的一个高潮，其余波一直延续到当下。P乡共有6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保留一个小学。同时，在它的31个自然村中，保留了极少数的教学点。教学点与小学的主要区别在于规模。由于师资、生源等方面的因素，达不到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整建制”，所以不成其为完全意义上的学校，只能称为教学点。
教学点的老师是最辛苦的。一般仍然保留教学点的地方，距离村小学、乡中心小学都比较偏远。适龄儿童上学路途就需要十几二十公里，极为不便。而小学一到三年级的低龄儿童，也不方便独立生活，故而很难用寄宿制的方式。就近就地读书，是不得已的选择。P乡最偏僻的两个自然村，分布着两个“一师一校”的教学点，连续几十年在那里坚守，相当于军队里面的“一个人的哨所”。学生规模不够，甚至会隔年招生，六岁半的和八岁的同时上一年级，这种耽搁受教育时间、延迟一年上学的现象并非个案，并没有什么“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紧迫感和只争朝夕的意识。
走近只有两层的村小学教学楼，一楼传出“一一得一，一二得二”的乘法口诀表，与二楼的语文开学第一课课文的朗朗读书声混合在一起，响彻校园。校长介绍说，这里的孩子绝大部分需要住校，并带我走进学生宿舍。看上去，里面光线昏暗，地面潮湿，很难想象十岁左右的小孩子就离开父母，这样开始了集体生活。
村小校园
村小学生宿舍
离开村小后，转到乡中心小学。这里的硬件设施就明显比村小好很多。乡中心小学与各行政村小学之间的关系是，后者是前者的分校，前者在资源、师资的配置和使用上在全乡范围内进行统筹。家庭条件稍好一些的家长，当然都乐于将孩子送到乡中心小学来读书。可是这里的住宿条件其实并不比村小学好多少。因为是山区，并没有那么多可供建设宿舍的土地，只能临近农户家的房子而建，最窄处甚至不到一米（见下图）。下面那张照片中，单看那一扇扇标着序号的漏风铁门和铁窗，你能猜到这是学生宿舍吗？
中心小学校舍
中心小学学生宿舍
中午十一点二十，上午四节课全部结束，700多个小学生从教室鱼贯而出。小学的作息与这边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是吻合的，下午两点半上课（上班），我猜这主要是体感上事实存在着时差，尽管全国使用的都是统一的北京时间，却不能不因地方性惯习与人们的生理规律而有所变通。不过，孩子们看上去将近三个小时的午休时间，却由于吃饭问题耽搁不少。学校食堂空间非常拥挤。学生们排队打饭的队伍，要一直到十二点才完全消失。打好了饭，也没有足够的座位。只能在狭小的校园里到处找地方，几个人围在一起站着吃，或者蹲着吃。虽然这里地处北回归线以南，一般来讲气候是只有春夏，无问秋冬的，但不要忘了这已经上到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上，不要说冬季，就是深秋的风也足够刺骨。
学生们的午餐
我想起自己高中时的食堂，一开始吃饭也是站着吃的。下课后要比谁跑得快，座位从来是手快有手慢无的，没座的就找地方站着吃。后来学校盖了一座大概是五六层的楼，每层都是食堂，问题就转化为谁跑得慢，谁就爬到顶层去吃，但基本都有座位了。这里却很难这样做，不只是资金的问题，而是山体滑坡频发，基础不牢，楼层不能设计得太高。
英语教学的痛点：不会查词典
下午的行程全部在乡中学。一个乡镇一般只有一所中学，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中心中学”。这所中学建于1995年，目前有11个班，在校生规模是590多人。
我对校长提出想听一堂课，校长问听什么课。我说在语文、数学、英语三门主科里选就行，校长说，语文通常都是优先排在早上，适合晨读，数学也要求学生头脑清醒，所以也多放在上午，只有一部分英语课是排在下午的。于是就来到初中二年级的一个班，听杨老师的英语课。
乡中学的英语课
从语法上看，这节课讲的是一般过去时的一些基本句式和日常应用。课程结束后，校长让我稍微点评一下，并给孩子们讲点鼓励的话。点评不敢当，我就分享了一点体会。五年前，我曾带队到皖南农村支教和调研。我们20个师生分散在20户农民家中。我所居住的那一户农家的小孩子，也是刚上初二。我看他背英语单词相当吃力，在课本后面的词汇表里生硬地直接用汉语标注读音。于是我就问他，平时背单词是怎么背的呢？回答就是这样死记硬背。我当场就跟他打赌，我说你随便考我，只要我会读，我就会写，不用硬背。他试验了几次，表示很惊奇，他说学校里的老师根本没教过这种学音标就能背单词的方法。
我这才发现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之症结所在，就通知全体队员，临时改变支教的计划，十几天的时间里，在英语这门课程上只要把音标教会就算是大功一件。最后临走前，给每家的小孩子买了一本英汉词典。我想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这里的孩子，因为从刚才课堂上的集体朗读中，能够听出来他们的发音也存在生硬和不标准的问题。
课后，杨老师跟我交流，同意我的判断。她告诉我，现在全班会使用英语词典的是极少数，甚至大部分学生也不会使用汉语词典。非但音标没有学过，汉语拼音也不掌握。而且乡里也没有像样的书店，不少孩子甚至都没有去过县城，没进过新华书店。在这个近乎100%少数民族的中学里，英语实际上是这些孩子的第三语言，从本民族语言到汉语再到英语，这中间的两次变换，让不少人产生畏难情绪。现在语文的教学中已经不像我们上学时还要讲一点“主谓宾壮定补”之类的语法结构，但是英语涉及这些时态、句式结构时，仍然要讲语法。少数民族语言是天然语言，根本无所谓语法；第二语言汉语则不讲语法了；到了第三语言英语又开始讲语法，造成相当大的混乱。由此的一个衍生结果就是，无论是语文的作文，还是英语的作文，都是丢分重灾区。
我又问杨老师，平时上课也都像今天这样用电子白板吗？还是因为我今天听课，才秀了一把信息化教学？她不好意思地承认，平时是不大用PPT教学的，觉得并不很实用。我马上认可，实际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有些课程，特别是中小学阶段的课程，在黑板上板书本身就留给学生一个缓冲和接受的过渡阶段，PPT式的一闪而过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们当然需要信息化手段，中学教室也都配置了电子白板，但越来越远离纸墨书香的课本和板书，搞信息化大跃进，除了催生一堆短期行为，搞出一堆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恐怕更可能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教育不是培训，对于技能和机械化的死知识的传递，信息化手段毫无疑问是有效的，但对于义务教育这种种处处渗透着启发、关爱、育人等要素的基础教育阶段，其有效性要大打折扣。
苦与乐：教师们的心声
第一节课下课，是三点十分。我请校长将后面几节没有课的青年老师请到他的办公室，开一个座谈会，我想听听老师们在教学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都有哪些想法、困惑、意见和建议。
一共来了十几位老师，畅所欲言地聊了两个小时。事后有老师惊讶于看到我拿着本子记了十来页，以为我只是来校园里转一圈就走。我解释了一下：第一，我跟你们是同行，但我在大学，对中学不了解，我在上海城区，对贫困县农村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就是来听你们真实想法的。第二，这种调查习惯，是在刚工作的时候到农村调研时养成的职业习惯，没什么特别的。第三，马上教师节了，难得上山来看看你们，当然是聊多长时间都不算多。而且我一定尽量把你们反映的问题让更多的人看到，引起更多人的重视，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
与老师们的座谈
我大致整理了一下，发现老师们谈得比较集中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角色缺失问题。590多个学生中，有80%以上是父母至少有一人外出务工的，双方都不在家的也至少在50%以上，留守儿童比例极高。有的父母甚至连自己的孩子上到了几年级都不知道，留给学校的联系方式也都是爷爷奶奶甚至在村里的其他亲戚的电话。他们似乎很不乐于接到学校的电话，把赚钱看得更重要。新学期的初二家长会，整个年级四个班就来了四五个家长，还都是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他们只能讲本民族语言，完全听不懂汉话。请注意，这里的汉话指的还不是普通话，只不过是方言形式的汉语。
一位老师动情地讲了一个故事，一次有一个孩子突发重病，他自己背着孩子到乡卫生所，给孩子的爸爸打电话，对方竟然十分漠然地让学校看护，自己忙着拉沙赚钱，不能赶回来。钱可以慢慢挣，孩子的成长就是这么短暂的几年。这些父母知不知道，很多孩子因为没有父母的陪伴，性格孤僻、封闭、始终有一种害怕被遗弃的想法甚至自闭症的倾向。不愿意开口说话，不愿跟老师交流，因为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就始终没有同父母和老师这样年龄段的人交流的经验，而爷爷奶奶往往觉得只要供给吃穿就算完成任务，更多的要求早就心有余力不足了。
父母不在身边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辍学。为了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控辍保学”的任务，学校绞尽脑汁想办法，让学生对学习感兴趣，让学生乐于留在校园里。每个老师都要在下午课程结束到晚自习开始前的两个小时左右时间里，自己设计富有创意的课外活动。既便如此，一些学生的厌学情绪仍然会悄然生长。这些平时住校的孩子，周末有回家的机会。特别偏远的地方，单程车费就要20元。到了周日的晚上，就会有孩子编理由说路上滑坡，今天没有车出来，于是就不回来了。为避免谎言穿帮，同一个地方的孩子会私下串通好说辞，要不回来就都不回来。
一些孩子小学时就有抽烟喝酒的习惯，一位老师说到他们初一班上的一个学生，烟龄已经六年。这类学生到了一定阶段，外面的诱惑多起来之后，父母不在身边，家庭中对教育的坚持也就逐渐松动，很容易就跑到邻县去挖矿或打工。往往是上个学期的期末考试还参加过，下个学期开学人就不来了。我们一般只是认为男生受到打工挣钱的诱惑大因而辍学率高，其实在十多年前，女生的辍学率也不低。她们倒未必因打工而辍学，而是早早被“嫁”出去。学校家访劝其返校，没多久男方家就会找上门来，给学校扣上一顶拐卖“已婚妇女”的帽子。这导致那时的女生辍学，学校基本上不敢干涉太多。当然，这类极端现象现在已十分罕见，当下的零星辍学现象主要集中在初二男生。原因也不难理解：初一，对初中学习还保持着一定的新鲜度，学习成绩的分化也尚未出现；初三，无论接下来是直接找工作、还是少部分人能够读到高中抑或中专，至少忍过这一年，就可以拿到初中毕业文凭了，犯不着这时冒险退出、前功尽弃。
二是乡村青年教师的职业成长与生活适应问题。当前的政策体系中，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已经打通。跟一般事业单位的对应关系是，刚刚毕业工作在小学的教师，第一年为“未定级”，第二年具备各方面条件后可定“三级教师”，再过三年可晋“二级教师”，之后是“一级教师”，从一级教师再经过一定条件和年限可晋升“高级教师”，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副高级职称了。中学比小学的优势在于起点高一些，工作的第二年可直接定为“二级”三年后“一级”，五年后“高级教师”。
这样的一个成长路径，首先是要求你必须扎根足够的时间，耐得住寂寞和劳苦。但仅仅熬年头还是不够的，老师们还必须做到一专多能，能者多劳。除了三大主科老师是转任教师之外，科任老师都要一身兼二任、跨年级甚至跨学科地从事教学活动。跨年级这一点还容易，跨学科就真的需要很多的备课准备了。比如物理老师普遍兼任生物老师，体育老师的组合最多，或兼任地理老师、或兼任历史老师。所以，当我们再听到“你的XX课是体育老师教的吧”，不要笑，这在很多乡村中学其实是一个不得已的、令人心酸的真相。
这些乡村教师真是很不容易。590多个学生对应着全校38个老师。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其中有20位老师来自外县甚至外省，而他们之中竟然产生了六对年轻夫妇。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平时交往的圈子就是这么大，他们甚至都没有和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乡上其他企业的员工深入交往的机会，只是过着教师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的单调生活，这些远道而来的宅男宅女们互相理解和欣赏，逐渐内部“消化”产生了这样淳朴的爱情。
全校教职工子女在三岁以下的有13个。他们的父母平时忙于繁重的教学工作，只能请双方父母远道而来照顾，或者忍别离之苦，将孩子送到老家。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与帮助照看的丈母娘一家四口人挤在实际套内面积不到40平方米的宿舍中，连为多添置一张床的想法都要因挤占空间而作罢。现在忧虑的是孩子的成长，将来就要担心父母的身体和养老了。
一位女老师说，她是2012年从J县考过来的。那时学校的教学楼相当破旧。7个女教师住一间宿舍，衣服只能叠起来放在行李箱里。她的老家每天早上都能赶集，这边当时要买一些日常用品都很不方便。最初食堂伙食也比较寡淡，几乎是清水煮米线，上面偶尔飘着几根韭菜。没有浴室的时候，即便是女教师，也只能冲冷水澡。她轻易不敢给家里打电话，因为怕忍不住想回家，忍不住哭，有几次她哭着对父母说“你们再打电话就把我接回家吧，你们不来接，我自己也拖不动行李下山”。她的父母劝她安心教学，毕竟一个教师的岗位来之不易，给了她很大鼓励和支持。朋友提醒她，前三年千万不要在当地找对象，否则结婚生子，小心一辈子就没机会出来了。那几年，她也心思活络地参加了老家的好些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考。再后来，她找到了与她一起考到P乡的另一位乡村教师，他们一个在中学、一个在最偏远村寨的小学。连续打了三年报告，终获批准，一同来到了乡中学，扎根在这里。
另一位女教师是2009年从X县考过来的。她去了P乡最远的一个村，进村的道路还没有修通，行李是用马驮过去的。当时心里想的是，自己年龄已经不小了，万一在这里遇不到合适的人，年龄拖大了，可能一辈子就嫁不出去了。幸运的是，她也同样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伴侣。类似这样让人落泪的故事还有很多。
校长的忧虑：留住老师，帮帮孩子
校长很年轻，31岁。北方某大学毕业，通过教师特岗计划回到家乡进入了这个中学。教课之外，做了五年班主任，之后由于前些年师资流动特别快，所以从教务主任、副校长、校长一路干过来，至今在38个老师中，年龄还算是中间偏大的。
座谈会的最后，我请校长也讲几句他最担忧的是什么。他说一是留住老师，一是帮帮孩子。他回忆前些年，一度在同一年度调走了9个老师：“你让学校还怎么维持？”英语老师频繁调动的影响是最大的，全校就五个英语老师，动任何一个都要留下很大的缺口，一时半会儿还填补不上。
“人往高处走，适当的流动我们也完全理解，但是总要有个节奏和限度，不然孩子们怎么办？”校长回忆，以前每年都有10人左右调动，太伤元气。很多老师精力并不花在教学和备课上，而是花时间准备公务员考试，一来是嫌我们基础条件差，二来也想回到父母身边、回到家乡。这种状态下，学生的学习成绩就很难有起色。
他认为，Y县整体的教师队伍编制都还有很大缺口，45万人口只有3000多名老师，邻县10多万人口竟有近2000个老师。校长判断，从这几年乡中心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人数来看，是逐年增长的，这可能是放开生育政策使然。因此三年之内，中学的在校生规模很可能会从现在的590人攀升至接近1000人。到那时，在坚决杜绝大班额的情况下，将近20个班级的规模，教室勉强还是能凑够的。可是老师呢？难道还是这38个人？如果每年再有不少超出预期的人员流动，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学生，校长觉得，开拓他们的眼界，是第一位的事情。他举了颇具当地文化特色的一个事例。
学校食堂
“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催促食堂给学生们加个牛肉的菜。”
“为什么？”
“我问过他们，你们爱吃什么？他们回答说是牛肉。我又问他们，你们最开心的事是什么？回答是村里死人。因为按照当地传统习俗，红白喜事都是倾向于大操大办的。办白事时，老人所有成家的子女都要回来，而且每家要牵一头牛回来，杀掉，全村放开了吃，有时要吃个把礼拜还吃不完。其实这也是生产力的极大浪费啊不是吗。因为山地没法机械化，牛就是生产力，牛说杀就杀，他们自己也心疼，也想统一有个约束。可是谁也不敢随便反传统。所以孩子们说喜欢死人，死人了就可以吃好多好多牛肉，吃好多好多天。”
图中的第二条，是校长和学生对话的一个佐证；“他家有事全村不帮！”熟人社会的传统制约力量，这是杀手锏，现在好多地方搞的村规民约，看上去高大上，其实都是抄来抄去，大而无当，还不如这些有用。这个村规民约话糙理不糙，移风易俗的事情的确也是需要的。
校长这番话说得人很是心酸。孩子们的回答，几乎等价于很久之前那个“放牛—生娃—再放牛—再生娃”的粗糙梦想。他们没有见过更广阔的世界和更值得追求的东西，目力所及只有牛肉，再过一两年的诱惑，也许就是挖矿、打工。
我来Y县之前，在省城参加了两天的培训。扶贫办、教育厅的领导都提到一个民族学概念——直过民族，也就是从没有阶级观念、市场观念、货币观念的原始部落状态直接过渡进入到现代社会状态。我一开始体会还不深。后来下到农村去了几趟，确实发现在直过民族地区的一些偏远农村，有的至今还保持着物物交换的习惯，耻于言利、不屑竞争、拒斥市场和货币，基本的计量单位可能是“一堆”，用此“一堆”兑换彼“一堆”。有时我也会怀疑，我们费这么大力气要帮助他们摆脱的贫困、帮助他们能够看到更大的世界，究竟是不是一种强迫和打扰呢？
后来我想通了，当你知道有更多的选择之后，宁愿归于恬淡、安贫乐道，那是值得尊重的个人意志，无可厚非。但如果他们根本就没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与更强的可行能力，那么社会有责任提供一种帮助和托举。扶贫先扶智，扶贫先扶志，要跳出“贫穷限制想象力”的坐井观天怪圈，只有借助于教育。只有教育，能给他们打开一个新的天地。
晚上八点半，下得山去，折返县城宿舍。本文整理完成之际，看到丰潭中学一位80后班主任因重病突然离世的新闻，不胜唏嘘。今年的教师节，让我们关注这些扎根边疆的乡村教师、敬业奉献的青年教师，向他们致敬。
（本文原标题：《我与乡村教师的一次座谈》，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曹东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