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超稳定结构的分析假说，探讨了1840～1956年中国社会宏观结构的变迁，用超稳定结构假说来诠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提出超稳定结构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
旧瓶装不了新酒
文/tradition 豆瓣网友
本书是兴盛于危机一书的续编，用超稳定结构的大历史观阐述1840-1953年的近现代史。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三层面控制的社会，上层是由天人合一儒家意识的皇权统治，中层是由县以下层面的士绅政治控制，下层是由宗法宗族思想观念的家族控制，三个层面构成古代王朝的超稳定结构.当王朝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和流民兴起之际，则会发生社会重组，由于并未有近代类似挑战儒家思想的外来思想威胁(佛教思想和五胡入华可以算半个例外，但随后被儒家所消解重构)，所以在更换皇权(天道)，和由于大规模内乱造就大规模人口死亡后，土地大规模兼并局面结束，中下层士绅重建基层社会.又恢复到轮回的稳定结构中去。
但到了近代，由于儒家文明再也难以提挡近代西方文明的侵袭，所以出现了和古代有所区别的局面.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时代，都试图以新事物新思想来补充儒家体系的不足，由于科举未被废除，在儒家意识形态继续培养大量重农轻商，重道德轻科学的士人群体下改革自然是有限的，难以成功，由于保守派妄图复古引致拳乱导致的传统文明彻底失败的结局后，在知识分子心中普遍出现对儒家意识的怀疑危机，在这种整个社会的士人对儒家传统意识产生怀疑和不满的情况下，清政府也得以实行新政，废除科举.实现了整个社会层面和政治制度的大改革。在清末新政的巨大变革下，无论在经济到政治到社会层面都出现了巨大的转变。由于近代一再的失败，所以天人合一的皇权儒家意识被普遍受到怀疑，基层对上层的忠君信念已经动摇。又由于近代学堂都设在城市里（而科举教育却在农村普遍设点），传统社会士绅的基点是在农村，而近代社会由于城市和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学堂的设立，导致大量的传统士绅从农村涌向城市。各省咨议局的设立其实是士绅试图把原来农村的县下士绅自治搬到城市中来，这样自然形成了皇权和士绅城市自治绅权之间的剧烈冲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城市都是皇权权力控制的聚集地和中西枢纽），1911年的辛亥革命其实正是绅权对皇权的颠覆和挑战，传统社会超稳定的最上层皇权和儒家意识被颠覆，又由于中下两层社会并未发生剧烈变化，所以也奠定了民初共和失败的基础。
由于国人根本不懂共和是何物，民主是何物，而只是把民主当成类似于儒家意识形态一样的东西（民主严格意义上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规则，也就是不管你个人信仰如何，在此之上有一种社会共同认同的规范，允许有不同观点存在，也就是程序正义，而意识形态则是排他性的东西，如儒家，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自认只要目标是光荣正确的，程序可以忽略不计）。
民初共和的失败，使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危机，一方面由于士绅精英大量流入城市，他们放弃了原来在农村维持士绅自治和基层的责任，农村出现了经营地主（多由农民产生，也就是简称的二手地主，相对于传统士绅精英，他们普遍受教育低，对农村基层社会并不承担维持责任，也就是所谓的土豪劣绅），而又由于经营地主的素质低下和军人的合流，导致农村压迫加重，出现了大量的无地雇农，社会动荡不安，超中下层社会破产，这一切社会危机导致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在清末新政学堂中新教育培育出来的一代青年已经日益长大，他们对民初的共和失望，把目标对准了中层的士绅制度和下层的宗法社会，从而对儒家意识的核心彻底产生了颠覆的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彻底予以否定。
新文化运动分成两个时断，一个是在五四之前，主要体现在以对西方科学民主的推崇和彻底打倒儒家意识和传统文化上。而后一个阶段在五四之后，则简单来说也就是启蒙被打断，新的意识形态取代儒家意识，政治劫持了启蒙，也就是两个主义的诞生，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出现。这一现象其实也存在着某种必然，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本就并不理解民主的本质，他们对旧文化的彻底怀疑颠覆是建立在结果正义，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再建之上。由于苏联模式和思想在世界的兴起，一战后对西方的失望，使这些知识分子产生了对西方思想和制度的怀疑和否定，而投身于塑造另一种排他性的意识形态取代儒家思想，这就是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
国共两党的模式都是建立在对苏联制度和思想的模仿上，也就是对乌托邦社会所谓全民平均的向往之上。孙文公然宣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两党运用苏联模式体系重造组织和意识形态，大规模开展农运和工运，在一系列运动风暴中层和下层结构逐渐解体，一开始由于两党打着反帝反军阀口号对付共同的敌人，群众运动冲击的又多是城市士绅为主的资产阶级，两党还可以相安无事。后由于共党农运的大力开展，冲击到了国党的主干力量（黄铺军校生里多是地主的小孩），遂导致了国共分流，国民党开始清党。
在中层和下层士绅和宗法社会瓦解后，国党打造了中国第一个党国社会，不认同国民党者就被剥夺中华民国国民身份，全国进行三民主义愚民教育，然国民党的成功正是依靠迎合社会自新文化运动后的激进思维获得成功，而后却采取突然刹车的方法使其丧失了激进青年的支持，三民主义既然在民生和民权都丧失了当初宣传的基础后，只有打出民族主义的牌号来吸引人，这就是重新般出儒家牌子的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是三民主义的儒家化和法西斯化，而含糊不清和所谓背叛社会激进思维的三民主义相对共产主义乌托邦口号显然吸引力严重不足。
国民党政权是一个倒三角政权，在士绅自治基层被摧毁后，国党试图把权力渗透到县一级的区级里，在农村委派了大量素质差品行差的政工干部以替代原来的士绅，国民党的带薪公务员高达70万人，比晚清传统社会多了十倍，然由于士绅制度的破坏，这些人数还是远远满足不了控制农村基层的需要，又由于国民党的胜利本就依靠在上海的财团的支持，大量人员又聚集在军队和上层机构里，造就国党政权是一个上层臃肿，下层基层远远不能满足控制需要的倒三角政权，国民党主要依靠关税等来维持，于农村系统相隔绝，灭亡是必然的。
抗战中，江南城市受到严重摧毁，国民党被迫逃向西南对农民进行征税，农村进一步受到严重压迫而破产，抗战中和胜利后，官僚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大量扩展发展取代民间资本。自1900年至1928年间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孙文三民主义意识和国民党加强国家资本控制下逐渐破产和消亡。政军系统又在抗战接受中加剧了腐败，内部又不能统一，其对共军的作战失败是可想而知。
相比国民党，共产党立足于农村基层，毛泽东通过把马教儒教化，和农村当时基层社会破产，失地雇农农民多多的社会场景通过苏联党政模式，以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组织武装起来。通过延安整风，从农村中培养出大量拥有意识形态的干部来充实共党组织，通过土改等一系列模式把农村基层彻底培养成充实共党基层干部的大本营，以大量的受过洗脑的农民基层干部取代传统的士绅自治，渗透到基层的方方面面，把农村一体化组织起来对抗以国民党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最终取得了颠覆性的效果（４９年前中国本质上还是个农业社会）。
国民党为了取代传统社会的士绅自治，公务员比传统社会多了十倍，而共党以渗透社会各个基层的基层干部代表组织进行社会全方面管制，则比起国民党来，公务员又多了好多倍，以正三角党国打败了倒三角党国，可见基层组织之力度。
共党建国后，采取红色意识形态治国，则新民主主义失败成为必然，通过三反五反和农业合作等模式，红党实现了对城市和农村的全方面管制，从晚清以来中国革命的以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政治模式取代原来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及社会结构的超稳定结构最终形成，社会层面的自由和自治被国家控制所彻底压垮，不流一点痕迹。
西方的行政干部是超越政治党派的以专业性见长的文官制度，北洋时代超越各种派系的外交家可说是类似西方文官的代表，而在意识形态培育下培育的行政文官，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第一，而专业性却放在次要，所谓古代中国传统的儒家科举制度培育的人才正是如此，并非为专业而设置，而是为维护稳定皇权信仰儒教以道德治国的超稳定社会结构而设置。到了两个主义的阶段，同样是以培育对新的意识形态忠诚为主，专业人才被意识形态干部所压制，尤其以红党更为甚。
新文化运动第二阶段之后是两个新的意识形态怪物产生的时代，而清末新政自新文化运动第二阶段之间由于旧的意识形态被打倒，新的意识形态未产生，所以产生空间的社会强而国家弱的局面，自由主义和自由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大行其道，随着两个主义的产生，社会的自由和意识重新被整合和压迫在国家和民族之下，自由和民主彻底沦丧。
两个主义在内容上看上去和儒家文化大有区别，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有所类似。比如华夏中心主义（中苏意识形态之争），比如大同社会的乌托邦思想等等，所谓旧瓶装不了新酒，只是换了个面目出现而已。
试看今日中国，很多人对台湾的民主充满希望，好象对岸也能如此，其实台湾的民主能够实现有其特殊性，台湾不似大陆，其在日据时代并未有类似于大陆新文化运动打倒传统竖立新的意识形态的过程。
的巨大变迁，台湾也没有中国大陆这么漫长的超稳定结构的专制统治。台湾没类似于两党在大陆社会造就的打倒又重建的意识形态混乱。所以对中国大陆民主化抱有一相情愿的想法完全是不切合实际的，在其经济发展未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这个模式虽然在毛主义意识形态７８年破产之后产生思想混乱，但并不会引起社会危机，除非这种官僚资本主义产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破产而导致动乱，而如果产生社会动乱的条件下，类似于民国当年的两个主义兴起，以新的意识形态取代旧的意识形态的局面完全可能再现，在毛主义破产之后，所谓凝聚社会意识，强暴国人思想的就是把奴隶主意志和国家民族不加区分的极端狭隘排外意淫的民族主义大行其到，无论自称左右方的大众都是如此，他们互相攻击，同样不懂民主程序正义为何物，同样试图以意识形态消灭其他观点，强暴所有国民，只不过从这个党爸换成另一个党爸，从这个主义换成这个主义而已，如此社会基础，是搞不成民主的，搞出来的也是变态的意识形态再造而已。
导言：寻找历史之路
只要从睡梦中醒来，黑夜本身是不足畏惧的。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是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宏观结构的第二本著作，它是《兴盛与危机》的续篇。在这本书中，我们试图以一种新观点来诠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提出超稳定系统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在论述正文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如何写这本书，也许是有意义的。
大时代的历史感
青年时读汤因比的书，最难忘的是他写《历史研究》的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汤因比乘东方快车自伊斯坦堡一路西行，巴尔干半岛上古远缥缈的高山平野，使他想起昔日文明的光荣与血腥，一种奇异而壮丽的历史感在心中涌起。他感到“一战”的欧洲和修昔底德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代的类似。他把自己的构思写在一页纸上，从此一生就为实现青年时代打下的提纲而奋斗。当时说什么也想不到，类似的故事居然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青年时代的探索，由自然科学涉足于人文历史领域，我们为自己的历史研究也付出了代价，但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探索，对近现代史进行思考，所有这一切也都起源于青年时代的历史感。
所谓历史感，是指人突然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有所领悟，把人类今天碰到的种种问题和数千年来我们祖先生活的社会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一种企图超越某一个特定时代、某一种特定文化社会规范来考察历史的意识。它往往出现在社会或思潮发生重大转向的历史关头。我们对中国历史的思考最早开始于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种企图重新审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走过道路的历史意识萌发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并不是偶然的。
今天，几乎没有人会否认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现象之一是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兴起和终结。只要追溯1989年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的历史因果链，就会发现中国的十年改革也是这一制度内部出现巨大自我断裂张力的重要根源。而中国1979年后的改革开放正好是“文革”摧毁了乌托邦的后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转折点。在这种转折关头所激发出的思考无疑有着特殊意义，何况这么多年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海外人文历史学家很难具备的特殊视角。
60年代中期，社会批判意识有两个基本角度:一方面来自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胜负难分的拉锯战，它们各自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来批判对方，形成五花八门的理论;另一方面是青年人的普遍反叛，新一代以自己特有的敏感和热忱向权威提出挑战，对一切现存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再思考。而我们恰逢这两股潮流的奇特交汇点，既感受并经历过红卫兵运动的狂热，又为席卷整个西方的愤怒青年之反抗而激动。但是和西方青年不同，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下长大的，了解这一政治文化巨灵内部的五脏六腑。当文化革命中乌托邦幻灭，那些被掩盖着的社会问题向敏感青年显现时，我们突然被一种重大的历史意识所震撼，这就是发现了统治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某种传承。
也许，很多老一辈的人早已察觉到这一点，1949年共产党进城，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将其当作一个新王朝看待。我们和老一辈不同，深知社会主义本是批判资本主义、企图超越资本主义的产物。无论是封建专制，还是产生这种专制的文化、经济土壤，都是共产党人力图摧毁的东西。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反传统却造就了一个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后果———就在他们以为彻底砸烂旧社会并在它上面建立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之时，却无法摆脱封建社会的影响下的封建专制。
固然，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未真正实行，现有的社会主义是假的，而自由主义也可以因此宣布马克思主义的虚妄。但我们认为，这一过程本身的意义远超出这两种价值判断之外。它恰好表明在中国一百多年社会改造的历程中，制约着中国社会变迁的深层结构没有被真正意识到，结果是历史好像在跟人开玩笑:本来想走进这一个房间，却发现走进另一个房间。从世界范围看来，社会主义实践无疑是人类第一次有意识地干预社会演化，它的奇特后果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看都是全新的。当时，我们刚二十岁出头，历史感的涌现改变了往后的人生道路。我们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决心转向社会科学。我们隐隐感到，这个问题的探索也许要用一生的努力才能实现，它是向一个未知的庞大怪兽作战。当时中国是最封闭的，几乎看不到国外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我们是从自然科学中吸取方法的。这就是把控制论、系统论引进历史研究。
我们发现，从秦汉帝国建立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深层组织方式一直没有改变，这就是社会的整合建立在人们对某种统一意识形态的认同之上，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正是这种组织方式造成社会主义和封建专制的类似性。当时我们把这种思考写成一份六七万字由三部分组成的提纲。第一部分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方式研究，它包括在研究方法上批判经济决定论，引进系统演化方法来建立社会变迁模型。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方式是儒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组织的一体化，就造成社会演化呈现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类型。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新结构难以在旧组织中成长壮大，旧社会结构瓦解后又会再次修复，社会演化呈一种奇特的动态停滞，我们称其为超稳定系统。这种组织方式造就了中国古代盛大辉煌持久的文明，但社会进步积累又为周期性大动乱所中断。当西方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中国也就从先进转化为落后。超稳定系统假说解释了中国封建社会在相对与世隔绝条件下长期延续的原因。
第二部分内容是研究超稳定系统受到西方文明冲击后的行为，它应该包括用超稳定系统理论对1840年至今天的中国近现代史重新进行诠释。当时，我们虽然明确地意识到，1949年中国建立的社会是毛泽东思想和社会组织的一体化，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关系上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同构，但我们当时的学识不可能了解，传统一体化解体后，中国为何还是会最终建立这样一种结构。不过我们却十分强烈地感受到，正因为在今天的社会结构中意识形态和政治一体化的组织方式未曾改变，当中国共产党人用这种组织方式来实现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时，却仍然在封建专制主义中运行传统。
当时，我们还用这种社会组织方式来探讨文化革命的原因和它带来的后果，它是研究提纲的第三部分。三部分中第一部分最为详细，它后来成为《兴盛与危机》一书内容的基本思想。
读点：走向新的批判
已故的法国当代学者阿朗把历史解释称为 “后知之明”。其实，历史学家在探索历史 时经历之崎岖与历史本身的复杂有着很大的类似性，只有在历史 的疑难得到理论解释之后，我们才能获得这种“后知之明”。当事 实与理论架构各方面契合，理论如水晶般明澈之时，这种解释看来 极为简单自然，但获得这种了解的过程却充满了挫折。1989年夏 天，当我们决定进入近现代史研究时绝没有想到，我们会在这一密 林中长途跋涉将近四年之久。有好几次，我们简直不知道，青年时 代的历史感是不是一个虚幻的假象?有时，我们似乎有所发现，朝 着看见的亮光走去，可转了半天又回到了原处。《开放中的变迁》 正文只有二十多万字，但我们却写了五遍，只看见桌上的手稿越来 越厚，不断被修改、取消，换上新的内容。我们写历史书极像贾克 梅第（Alberto Giacometti）绘画，在蒙眬中出现了某种整体形象，但 它很快被历史事实证伪、擦掉;当更多的事实显现出新的形象，它 又被擦掉换上了更新的。每次擦去都留下了某些痕迹，结果手稿 层层叠叠，如积累岁月一般，思想在那里沉淀。我们不知道什么时 候写作会有一个尽头，也许，它永远只能停留在未完成阶段。
小时候，常有冬去春来时目睹映山红漫山遍野盛开的喜悦。 那时会感到表面上单调、枯燥的世界会在一夜之间变得那么美，那 么动人心弦。也许，没有一种阅读会像啃近现代史的史料那样枯 燥，令人烦闷。中文大学的校园在吐露湾之畔的山上，我们常在校 园中漫步、思考、讨论。每逢三四月间，红色的、粉的、白的映山红 在浓雾中盛开，旧的花瓣刚落，新的花朵又绽开。历史探索中的映 山红呵，何时才会在我们心中开放?
生活在20世纪末的知识分子是十分痛苦的。在一切思想痛 苦中最痛苦的是，我们对时代变化的思考远远跟不上时代变化本 身。我们对中国历史的探索自青年时代开始到今天，已经过去二 十年了，我们仍在为解开中国为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迷思而努 力。然而在我们尚未理解现实之时，现实已经变了，东欧的社会主 义阵营崩溃了。在福山和很多学者心目中，意识形态的历史已经 终结。在这种世界和中国巨变的潮流中，历史研究突然显得突然 无足轻重。我担心我们的研究极易给读者造成一个错误的印象， 这就是在把中国式社会主义看作传统结构的旧瓶装新酒之时，它 不过是重复了自由主义一个世纪以来弹过多次的老调:肯定了资 本主义的合理。社会主义既然只是一种传统社会走向现代之时的 反抗，它始终不能阻止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这不正是在理 论上把今天虽已洋洋大观但却弊病百出的资本主义文明当作人类 不可避免的前途吗?在整个思考过程中，这种对当代资本主义商 业社会批判意识丧失的痛苦，一直在折磨着我们，使我们怀疑自己 研究的意义。
以科学认知为目的的探索和从价值出发的反思不同，两者最 大的差别在于，后一种批判一旦价值意义动摇就会失去进一步前 进的动力，而前者却不受价值失落的影响，因为把社会结构的变迁 搞清楚，认知深化本身就可以成为意义。而且只要认知过程进行得足够大无畏，它就可以成为重构批判意识的基础。随着本书快要完稿，一种立足于中国150年社会变迁之上的新的批判意识渐 渐在我们心中显现出来。我们发现，如果人类真的要从历史中吸 取教训，那么，历史轮回所告诉当代人的，绝不是应该毫无保留地 重返资本主义文明，而是要超越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的两极对立。
如果宏观地概括中国在西方冲击下走向现代社会的150年历 史，它可以表示为社会应然模式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极之间 的振荡。当传统一体化结构解体之时，中国一开始想建立的社会 是直接模仿现代西方的形态。从1895年到1915年这二十年，中国 一直以资本主义为蓝图推进现代化，只是当这一蓝图失败，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思潮才开始兴起，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成为应然 模式。然而，社会主义的实践实际上却造就了一个与传统同构的 新的封闭社会，只有社会主义衰落，类似于资本主义的目标才再次 显现出来。没有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历程像中国近现代史那样，资 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自在对方失败时取而代之表现得那么典型， 反反复复，惊心动魄。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去思考，社会演化在资本 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两极摆动，是中国特有的、还是一种世界性现 象呢?我们开始把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得到的经验放到世界近 现代史中去思考。我们注意到博兰尼（Karl Polanyi）在二次大战后 的著作《巨变》，它在分析英国和西方近代社会起源时发现，西方近 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之形成直接和19世纪中叶否定具有社会主义 性质的斯宾翰连法案（Speenhamland Act）有关。而这些具有社会 主义性质的济贫法恰恰是更早期市场和工业革命带来社会危机之 产物，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之竞争一直是存在的，它甚至是从18世纪工业革命到现在社会经 济史的主线。
我们突然领悟到，正如我们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方法有可能投射到世界古代史中、产生一种文明演化的新方法那样，我们的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许同样具有普遍的意义。社会演化在资本主 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两极振荡本身就表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两者都是由传统走向一个未知的现代社会之中间阶段。资本主义 的功能是打破传统封闭，使社会走向开放。但它很快出现的弊病， 导致社会出现危机。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批判和否定， 但却不得不以重返一个封闭的类似于传统的社会为结局。应该强 调的是，对于不同的传统社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形态均是不同 的。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自然可以感到: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 开放社会和社会主义一样并不是人类社会演化之终极。人类由传 统走向现代的历程至今尚未完成。一个开放、稳定的理性社会也 许只有在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极振荡中吸取教训后才能出现。
我们隐隐地感到，一种新的批判意识已在以中国为范例的历 史经验中形成。正如中华民族走向世界本身意味着改变这个世界 一样，中国学者必须为当代批判意识的重建去承担自己的应有责 任。今后，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不仅仅只限于孔 子和数千年的传统。和历史悠久的古代一样，它的近现代探索也 可以成为批判和创造的源泉。我们正在走向新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