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贤，微信公号：程贤Allen（ID：allenchan157）
“不管那高墙多么的正当，那鸡蛋多么的咎由自取，我总是会站在鸡蛋那一边。”
十年前，作家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的一次演讲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从此以后，它被人太多次作为漂亮的鸡汤引用过，而其本身的意义却显得日渐模糊。什么是高墙，什么是鸡蛋？为什么在看似“正当”和“咎由自取”的两方中，要“违背是非观”一样地去选择后者呢？重新找回、理清这句话的意义，也有助于我们解读今天这个许多方面都十分撕裂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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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了这样几件最近的事情。
一个高中生，在开学典礼上因为微笑而被老师打了三个耳光；他难以承受这样的羞辱而跳楼自杀。当你打开这条新闻在微博上的转发和评论，除去对老师蛮横无理的愤怒以外，却仍能看到相当一部分对这位同学“心理素质”的指责，认为他“连这点小小打击都承受不了”，是“不具备在社会上生存的基本素质”；无独有偶，一名家长因为在群聊中指责老师给学生留了过多的作业而被蛮横地移出微信群，在这件事情的评论区中，不乏针对家长的指责，认为他“用过于无理的方式表达了对老师的不满，所以招致被移出的后果也并不冤枉”。
一位博主，在微博中写道“应该讲自杀行为入罪”，哪怕当事人已经去世，也应“让家属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因为自杀行为才是真正的冷漠”，“影响了他人”、“带来了心理阴影”，因此“没有任何值得同情的地方”，反而应该“被世人唾弃”。评论和转发中，也少有对这位博主的反驳，更多的是支持他“敢于打破伪善的政治正确，说出了自己许久以来的心声”。
当然，对于注意到近几年中文互联网风气的人来说，这些声音并不会让你觉得多么意外。只是，一件这些天在美国引起全民关注的事情，在传入中文互联网后，所引起的讨论也惊人地反射出同样的价值观内核。
这件事当然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布雷特·卡瓦诺所受到的性侵指控了。
这位被特朗普总统提名的保守派法官，在最终参议院投票确认前数周，突然被公开地指控在30多年前的高中时期曾性侵一位女性同学。指控者福特博士如今是一名心理学教授，在最初得知卡瓦诺可能获得提名时，就写信给自己选区的参议员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并同时联系了《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并对二者都要求了保密自己的身份。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嗅到这样一件事情，她的身份也被泄露了出来，记者开始在她家门口试图采访。迫于压力，也因为随着提名确认的临近，她希望尽自己的公民义务，“让选择者知道一切真相”，她选择了站住来公开自己的身份。
对此，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所给出的答复是为她和卡瓦诺举办一场听证会，由司法委员会分别质询双方，并权衡是否后者还适合被提名为大法官。福特博士最初拒绝了，希望先由FBI进行调查，但她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这期间，她收到了大量的鼓励，却也面临着骚扰、人身攻击甚至对自己和家人的威胁，以至于她不得不搬离了现在的住所，并为自己和家人雇用了安保人员。最终，她只得同意出席作证。
这场于当地时间9月27日进行的听证会，可以说是至今为止整件事情最为备受瞩目的时刻。在全美电视台的直播中，福特博士和卡瓦诺依次出场，陈述了自己当时的记忆以及今年几个月以来试图将此公之于众的经历，并回答了两党议员的每人五分钟提问（共和党一方由一位女检察官代为提问）。
那几天我正好比较忙，也就只是通过美国媒体的报道跟踪了解了事情的发展，并未通过微博等途径搜索中文互联网对此事的评论；这些媒体无论在光谱上的坐标在什么位置，却都十分一致地秉持着“没有理由全盘相信任何一方，但对福特博士表达敬意和同情”的微妙立足点。终于，在听证会后，中文互联网上对此的讨论数量开始直线上升。本以为，在近几个月来因为一系列的事情，中文互联网上对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的认识有了小小的进步，但不知是隔着一层文化背景还是信息传递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人们对福特博士的态度依然充斥着惊人的恶意：质问她“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才站出来”（实际上她很早就与自己所在州的参议院Feinstein联系过，并在很久以前就和丈夫、自己的治疗师谈起过），说她“作为心理学研究人员一定能骗过测谎仪”（这实际上是许多情报人员所接受特殊训练才能做到的），传递着一张来源不明、据称是“福特博士年轻时参加派对醉倒”的照片，甚至她作证时因为紧张而“每句话语调都升上去”、在说话间隙“拿出一瓶可乐来喝”的小动作都被视为撒谎的标志（而卡瓦诺作证时的激动情绪、避免正面回答问题却被他们选择性无视）。在一位海外视频翻译博主所发起的“你怎么看”小投票中，有一半以上都选择了“我只同情卡瓦诺”这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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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问起他们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时，他们拿出的理由通常是在审判犯罪嫌疑人时“无罪推定”的思路，即除非找到清晰可信的证据，否则必须以一副冷眼来对待指控者福特博士；甚至再进一步，应该用放大镜去寻找任何一点她的不可信之处，才是公平公正的最佳体现；按照这种逻辑推理下来，如果指控者本身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方式自带一些瑕疵，那她哪里来的资格站在自以为正义的一方吸取同情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回到27年前，看看发生在美国的另一件极其相似的大事。当年，布什总统同样获得了一次提名大法官的机会，被提名的是时任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庭的法官克莱伦斯·托马斯。在这个过程中，同样有一名黑人女性站出来，称自己在为托马斯工作时遭到了性侵。她的名字叫安妮塔·希尔。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同样为此举办了听证会。可在那时候，女性在方方面面所处的环境还要恶劣的多——用另一些人的话来说，就是“政治正确”还没有绑架整个美国社会——整场听证会下来，她所面临的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带着满满的怀疑和敌意；这其中的焦点之一，就是她为什么在受到性骚扰后并未辞职，继续在对方手下工作。最终，这场听证并未改变什么，托马斯通过了委员会和整个参议院的提名，直至今天，已经是最高法院资历最老的法官。
但这一幕随后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成千上万的女性因此愤怒了，她们认为自己的声音和诉求并没有被认真对待，并最终导致在下一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参选和最终胜选的女性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这场听证会本身，也成为了几十年里美国政治中最不光彩的一刻之一。因此，福特博士的指控发出后，媒体立刻纷纷将两件事做了类比，细细分析希尔在哪些方面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并期望在这次的听证会中不再重演；而共和党一方的议员为了不显得咄咄逼人，特意雇用了一名公诉性侵案件的女检察官来代替他们进行提问。当然，翻翻微博，一些人依旧对此非常不解，认为希尔所面对的质疑和对待是完全属于“合理程序”，对福特教授的照顾才属于“践踏规则的矫枉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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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鸡蛋”和“高墙”投射到现实生活中时，做出选择的难度才着实显现出来。“虽然一方是普通人，一方坐拥权力和社会地位，但偏袒前者的本质上也是一种不公”，这种说法固然在纯理论角度没什么错误，但要打开如此的完美的上帝视角，可能人类社会永远都不能做到。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考虑“鸡蛋”在“咎由自取”背后的别无选择。
在女性大法官、性别平等最著名的倡导者之一鲁斯·贝特·金斯伯格的传记《Notorious RBG》中，我们可以读到主人公作为一名女性，在上个世纪中旬进入学业、职业生涯时，所遭受的限制是我们如今所不敢想象的：进入法学院的极少数女生不能太多表现自我，法官拒绝任用女性作为助理，因为怀孕而丢掉职位，不能获得和男性同等的赏识和薪资……因此，哪怕受到了性骚扰，希尔在当时作为一名普通的年轻女性，她如果继续希望在职场上生存下来，就不能不低声下气地妥协，吞下委屈。而通过上世纪80年代时在基督徒间的“守贞运动”，对当时的相关社会氛围就可见一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福特教授在当时没有选择报案了。
这又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小小细节。在听证会结束后，被誉为共和党参议员中的“良心”、也是摇摆票之一Jeff Flake曾发布声明宣布无条件支持卡瓦诺的提名。在这之后，他在走进会场的路上，被两名自称受过性侵的女性拦在电梯门口，两人哭诉说自己和其他受伤害女性的声音被忽视了，并表示对Flake参议员的决定极其失望。而正是这一个小瞬间，成功使他的决定有所改变，称卡瓦诺必须再经过FBI长达一个星期的调查，自己才会投票支持他通过司法委员会的认证。自然，这两位女士在中文互联网上所获得的评价更加一边倒，是“蓄意破坏秩序的疯子”、“应该被当即逮捕”；可早就对弱者与个体审慎看待的美国媒体却更多地强调着二人在那个时刻所展现出的勇气。而正是这种审慎，让两位女性走到Flake参议院面前，用仿佛不太“严格合规”的方式改变了他的想法，可以说对他最终提出进行为期一周的FBI调查起到了直接作用，要不是对“鸡蛋”身上“咎由自取”的宽容，这种可贵的转折又怎么会发生？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希望自己所生活的周遭环境有所进步，在乎“鸡蛋”也是最为实用主义的选择。
还记得一个多月前那条“卖女救子”的新闻吗？一位父亲在街头打出“转让女儿救患病儿子”的广告，在微博上引来巨量的批评。我很喜欢的媒体人陈迪当时写下了这样的评论：
素来倡导性别平等的他，可想而知地同时惹来了许多争议。但仔细多想一点，将再多地愤怒倾泻于这个这个父亲和他的告示牌上，带来的实际意义其实要远小于人们的声势本身；相比之下，去想想是什么样的无奈和压力才让一个父亲作出这样的决定，以及这部分无奈里有多少是能通过如何去改善社会与环境而能被解决的，人们因两个孩子所产生的情感和情绪一下就有了更大的意义。
类似的，在每一次有恶性案件发生后，许多媒体人都会不厌其烦地科普，人们之所以研究这些施害者的身世、背景及背后动机等，并非是企图为其开脱，为其恶行寻找借口“以获得与众不同的快感”，而是只有细细深挖每一个个案，才能更好地在未来发现、识别危险的苗头，提供及时的疏导和帮助，更进一步，将整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由环境带来的一点点促进因素尽可能降低、消除。
同理，中学生可能的确存在较为脆弱的问题，但当事情的主要起因是教育者对职权的滥用时，责怪前者不仅毫无意义，也会无意中削减后者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在面对一些陋习时，所谓“穷地方的臭毛病”、“凤凰男”之类的指责同样可能不无道理，只是如果你从没试着站在那一群人的角度去体察他们穷尽一生的付出与无奈，你便与对方永远有层穿不透的隔膜，你希望用指责他们所带来的进步也只能是个“美好愿望”。
所以，在这里，“选择鸡蛋”被赋予了更复杂、更丰富的含义。我们不原谅“鸡蛋”的错误，但并不代表不能给他们更多的理解和注视；这并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伪善，因为只有更多地看到他们所无能为力的那一部分，所有的讨论和思考才会产生真正的价值。人类的复杂性决定了这样的客观事实，同时也决定了我们有能力产生如上所述的感情和思考，而并非薄如纸片的非黑即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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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至少从现在来看，理解这句话精髓的人并非多数。可如果一定要找一点让人乐观的理由，一个流行文化的符号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为“选择鸡蛋”凝聚了一点小小共识。这个符号，就是《创造101》中的选手杨超越。
在整个节目过程中，她可以说是公认的“没有实力”，唱跳水准一塌糊涂，“爱哭”在这样一个恨不得把“努力”贴满每个角落的节目里更是一种原罪。但随着她的形象被节目和媒体刻画得更加立体，人们才惊讶地发现，她的家庭、她的经历，简直太不像一个选秀节目中的“典型选手”了：并不圆满的家庭，辛苦谋生的父母，在小镇上的混乱中学度过学生时代，在工厂里和母亲一起做过缝拉链的女工，拿着紧巴巴的薪水做主播、做Coser，忍受许多女孩没法想象的委屈。她和站在身边的其他女孩，完全不来自同一个世界，用同一套标准来硬生生地套在她身上，就像让一个从农村小学靠近市重点中学的孩子具备标准的英语发音一样不合理、不公平。当然，嘲讽从来没有远离过她，可当她在人们眼中愈发立体和鲜活，为标榜卓越而刻意极端苛刻的节目规则也更让其所倡导得“努力”显得虚伪。
所以，许多可能并不太关心女团、偶像的人无意打开这个节目，就一下在这个小姑娘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出身、性别、地域……你深知许多无奈并非是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轻易与他人追平的，可一些人早已炖好了浸泡着大多数人的“拜努力教”鸡汤，告诉你这些无奈本就不应该被其他人在乎，不管你能否生存，你粗重的呼吸熏到了旁边人戴着戒指拿着刀叉的手，就是你的不对——这些鸡汤的制造者，无一例外也没有吝惜对杨超越的嘲讽。这时，困惑的你一眼就看到了这个手足无措、时常会哭出来的小女孩，那种逼出她眼泪的无奈你心底有着同样重、同样酸涩的一份。这种共鸣，让人们对她的评价，自然远远超越了屏幕里同样炖煮着的冷漠鸡汤。
所以，把她送上最终名次的，哪是什么传说中的“直男们”呢？应该是第一次在一贯光鲜而疏离的选秀舞台上看到了一点自己的普通人吧。
这种结果，让我对人们在“鸡蛋”和“高墙”间的选择，又抱有了一点信心。
这“鸡蛋”，就是永远不完美、有瑕疵的个体；而“高墙”，则是诸如某些传统、偏见、不公、结构性问题等一切让个体无能为力的东西。我们体谅“鸡蛋”每个选择的无奈和不易，不枉顾是非却也注视、解剖它的每个动机和细节；我们不否定“咎由自取”中不可原谅的部分，却也不因此罔顾更难、更深、作为问题本质的高墙。这种复杂又深刻的感知能力，是漫长的生物进化以及人类文明馈赠给我们的珍贵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