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不熟
这几天在苏州和上海闲逛，主要在它们的老城区活动，一个总体感受是整洁有序、人文荟萃、情怀满满，让人赏心悦目，这和我所熟悉的广深截然不同。众所周知，广深两座城市，地段秩序更替特别快，老城区的存在感很低，对外地人的吸引力不大。
在深圳，城中村在市中心随处可见，福田甚至被戏称为“龙华南”，足见深圳市中心的变化之快。在广州，高大上的天河区，城中村也是一道道魔幻主义的奇观。而在越秀荔湾，城中村虽少，但批发市场多，各种脏乱差，有些老街区还能看到老鼠遍地跑。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上海苏州，包括北京成都这些城市，能把老城区打理得井井有条、窗明几净，而广深做不到呢？
我想起著名规划学者袁奇峰讲过一句话，大致意思是，深圳广州的“城中村”是一种广东特色，是政府在城市化中“遇到红灯绕道走”的特殊产物，是低成本城市化的结果。
关键词是“遇到红灯绕道走”，什么是“红灯”？就是旧村、旧厂、旧城、批发市场这些难以改造的“硬骨头”。在城市化的初期，广深的应对策略是放弃，是绕道走，而北京、上海的选择是重视“城边村”改造，不让集体土地进城，不许村庄成为改造成本奇高的“城中村”。
换句话说，北京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是平推齐进的，而广深则是迂回前进的，遇到难啃的硬骨头就绕道而行，所以广深的新区发展得特别快，老城区衰败得也特别快。比如在广州，一条广州大道把城市一分为二，一个老广州，一个新广州，二者泾渭分明、各自运行，这种空间上的断裂感在同类城市中是比较罕见的。
和广深不同，北京上海的老城区可以说都经过大规模的换血运动。在北京，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胡同北京人被成片地连根拔起，搬迁到通州、昌平等外围区。在上海，从1991年到2003年，约300多万原本住在市中心的上海市民被迁往郊区的动迁房，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高档楼宇以及经过修缮后的旧式洋房。
在上海，甚至有这样一句戏言：“内环讲英语、中环讲普通话、外环才讲上海话。”
而在广州，可以说正好相反，内环讲粤语，外环才讲普通话。
换句话说，广州老城区没有像北京上海那样有过大规模的迁徙运动，即使拆迁，也大多是原址回迁，而非异地安置，“动迁房”在这里是一个陌生的词汇。
所以，广州老城区为什么没有上海北京那么好看？答案肯定有很多，但有一个原因肯定是广州在城市运营上不是强势风格，做不到像北京上海那样连根拔起、整齐划一。
广州曾在全国率先设立了城市更新局，但旧改这一块老实说推进力度不大，城内一直缺乏一个像上海新天地、成都宽窄巷子这样的标志性旧改工程。当然现在有了永庆坊，这是一个让人期待的开始。
当然，不强势也有不强势的好处，那就是顺应了城市的有机生长特性，让城市中心保留了生活空间的多样性，这不仅给外地人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居住场所，也让原住民充分享受到城市化的红利，这也是一种成功。众所周知，广深的城中村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扮演着“创业孵化器”的功能，不少创业家的梦想都是从城中村租房开启的。
毕竟，城市不仅要好看，还要好用。比如，有城中村的城市，不好看，但是适合生存，有利于拓展城市的可能性和丰富性。
孙不熟是公众号“城市战争”创始人、广州市房地产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广东卫视《财经郎眼》特约嘉宾、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