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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读懂金庸:今世良晤,就此别过

一文读懂金庸:今世良晤,就此别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猛哥分号(ID:wm221x),作者:猛哥。


01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南下香港,北望神州,查良镛曾写道,“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


他念兹在兹的是浙江海宁袁花镇。


袁花旧有崇教寺,原是南北朝梁江州长史戚衮的宅基,宅后皆山,戚衮的夫人移栽许多花木,俨然成花园。园中花被称为“园花”,后来逐渐演化而称作袁花。


袁花镇西南面一公里处的新伟村有一座大宅院叫赫山房,查良镛1924年出生于此。


查家是海宁名门望族,香火绵延600年,明清两代“查氏获得生员资格人数为800人,考取进士、贡生者共133人”。尤其是康熙年间,曾创造“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的科举神话,皇帝还特意为查氏宗祠亲笔题封:“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雍正登基后,查家遭遇灭顶之灾。


1726年,礼部侍郎査嗣庭在江西主持乡试,出的考题中有一个“止”字,被控故意去掉“雍正”之首,犯大忌。査嗣庭入狱,査家300余名男丁,15岁以上被杀,15岁以下被流放,女人则全部罚为奴仆。


查家沉沦数代,直到光绪年间重新翻身。


查文清,光绪丙戌年进士,海宁查家最后一位进士,曾在江苏丹阳任知县。因政绩良好,加同知衔。


彼时,外国传教士涌入沿海地区,屡与百姓摩擦,丹阳亦是如此,群众围攻教堂,大火焚之,即为“丹阳教案”,轰动一时。查文清不忍苛责百姓,将他们私放,后被追责革职。


很多年后,查良镛在《连城诀》中将此事有所演绎。他在《连城诀》的后记说:“我祖父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无理压迫,不肯为了自己的官位利禄而杀害百姓,他伟大的人格令我们故乡、整个家族都引以为荣。”


袁花镇上有査家开的钱庄、米行和酱园店。查文清还买了几千亩地,用租金设立一座义庄,专门资助族中的孤儿寡母。凡是査家子弟,上了中学、大学,每年都可以到义庄领两次津贴。如果有人出国留学,津贴的数额更大。


查文清生有二子,幼子查枢卿,受过西洋教育,娶妻徐禄,生有五子和二女,老二即为查良镛。


赫山房有五进,九十多间房,其中书房有三间,大多是线装书,查良镛8岁时读了此生第一本武侠小说《荒江女侠》,之后又读了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及《近代侠义英雄传》等,开始与武侠小说结缘。他曾自述:“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


10岁那年,父亲送给查良镛一件圣诞礼物,是一本《圣诞颂歌》,讲冷漠无情的守财奴最后变成慈爱友善的人。余生80多年,他都珍藏着这本书。


1937年,日寇进犯江南,徐禄在逃难途中急症病亡。当时,13岁的查良镛尚在嘉兴读书,次年学校南迁丽水。


1939年,查良镛和同学沈德绪一起编了一本小升初的参考书《献给投考初中者》,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没想到一时洛阳纸贵,行销周边数省。查良镛大赚,他用这笔钱资助同学,也帮助自己撑过了抗战岁月。


查良镛资助的同学中有一个叫沈宝新,1948年两人居然在香港碰头,后来一起办《明报》。


1940年,查枢卿续弦,再娶小他17岁的查家丫环顾秀英,生有四子二女,一直生活在袁花镇新伟村。


当时,查良镛正在上高中,罹患疟疾,沈德绪拉着其他同学采摘草药,熬成药汤给他服下,这才退烧去疾。


查良镛说:“我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中学时代结交的,那时候大家一起吃饭,住同一个宿舍,一起上课学习,生活亲密。这些好朋友现在还经常联系,争取机会见面。”


1985年,查良镛与老同学在杭州聚会时,还拉着儿子,给沈德绪敬酒。再后来,查良镛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之时,沈德绪是浙大园艺系博士生导师。


因写黑板报《阿丽丝漫游记》讽刺老师,查良镛被开除,转入浙江衢州中学。半个多世纪后,这所学校招了一个女生叫周迅,她成名后,出演了《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查良镛说这个小师妹“声音太难听”。


1944年,梦想做外交官的查良镛考入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又因不守规矩,被开除,插班进入苏州东吴大学学习国际法,但没拿到毕业证。后来辗转求学于长沙国立湖南大学,因手续问题被拒。这是他心中的大遗憾,乃至于80岁高龄时,还远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


1946年7月,在外漂泊八年的查良镛回到赫山房,住了20多天,然后与父亲、继母和弟妹们告别。


这一别,他就再也没有跨进过故宅。


02


查良镛到杭州,为《东南日报》副刊主持《咪咪博士答客问》,这是一个为读者解疑释惑的大众性知识专栏。


一天,栏目里众多答问有下面一则:“购买鸭子需要什么特征才会好吃?”


查良镛回答说:“一定要颈部坚挺结实,可示鲜活,毛羽丰盛浓密,必定肥瘦均匀。”


有一个叫做杜冶秋的读者,看后不以为然,写了张便条寄去:“那么请问,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怎么那么好吃?”


几天后,查良镛给杜冶秋写信,“你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很想和你见面交谈交谈”。


在杜家,查良镛见到了杜冶秋,一个小男孩。聊天时,杜冶秋17岁的姐姐杜冶芬很有礼貌地端上一杯浓茶,查良镛一见钟情。


感情上的事,往往就这么简单。


次日,查良镛再次登门,送上一叠戏票,约杜家人去《东南日报》报馆楼上影剧场,观赏郭沫若名剧《孔雀胆》。看戏时,他还给大家买了“可口可乐”。


就这样,查良镛与杜冶芬谈起恋爱。


1948年,上海《大公报》招聘国际新闻编辑,3000人报名参加考试,查良镛脱颖而出。不久,《大公报》香港版复刊,他顶替一名新婚的同事,被派去香港。 


当时的他不会想到,这个变动,于他个人和中国文化而言将是多大的幸运。


查良镛写信征求杜冶芬的意见,她的答复是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不行。后来报馆高层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


婚礼只得延迟。杜冶芬亲自送他到上海,送他上飞机。


查良镛诗云:“南来白手少年行,身无分文走香江。”那年他24岁,上飞机后,他发现身上没有一分港币,跟同行的香港《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借了10块港币。他不会讲广东话,下飞机后,上出租,用带海宁乡音的普通话告诉司机“去餐馆”,司机把他带去了“差馆”(警署)


在查良镛看来,那时的香港,“还比较落后,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


1948年秋天,查良镛返回杭州,与杜冶芬结婚,婚礼场面宏大。随后,夫妇一道去了香港。


1950年初,杜冶芬只身返回杭州,告诉家人,查良镛可能调回内地。


原来查良镛时常在报上发表有关外交和国际法方面的文章,引起外交部顾问、国际法专家梅汝璈的注意,邀他北上,协助外交工作。


查良镛毅然前往,在北京见过梅汝璈后,他又去外交部找时任周恩来的秘书乔冠华。乔冠华表示欢迎,但也坦然告知,他出身地主阶级,应先去人民大学的干部培训班学习。


一身T恤和牛仔裤打扮的查良镛顿感不妙,意识到,“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不理解,将来也未必可入党。”


查良镛重返香港《大公报》,继续翻译和编辑国际新闻,通宵达旦,杜冶芬则在长城电影公司担任场记。


查良镛开始写影评,取了个“林欢”的笔名。“林”是因查杜二字的部首均为木;“欢”指他们当时幸福快乐的生活。


但数月后,杜冶芬又只身返回杭州,她不适应丈夫的生活规律,又不会说粤语,生性活泼的她自然寂寞。后来,她一直留在父亲身边学习配药,再也没回香港。3年后,查良镛到上海办了离婚手续。


与此同时,查家再次遭遇灭顶之灾。


查良镛继母顾秀英的弟弟是土匪,解放后,曾在查家躲藏了几天,临走时把一支手枪偷偷藏在后院仓库里。镇反时,邻村一个土匪揭发了此事,尽管查枢卿并不知晓,仍被扣上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于1951年4月被枪毙,查家田地及产业全被没收。


闻讯后,查良镛悲愤难抑。他说:


逃往台湾的绝大部分人,血债累累,而今回到祖国却倍受政府和人民的欢迎?抗日战争结束后,日本在中国犯下滔天大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830多名日本大战犯,从苏联押解回中国抚顺,不仅一个没处死反而都得到上等待遇?在今天,羁押错一个老百姓都要赔偿,而父亲的壮举,难道都不如这些罪恶累累的刽子手?那是一条宝贵的生命啊!就这样被轻易的夺去了,难道就这样不了了之吗?


故此,查良镛后写小说,主人公多背有杀父的血海深仇。


查良镛的悲痛,他的同事陈文统懂。


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岭南大学毕业的陈文统前往香港谋生,后入职《大公报》。1950年,他接到家信,父有难,速回救。


陈家系广西蒙山县望族,陈文统父亲陈信玉是开明绅士,抗日期间,曾组织乡团保家卫民,还接济了一批来蒙山避难的文人。


当陈文统徒步走到邻县,遇到为土改队征粮的老同学彭荣康,得以捡回一命。


彭荣康告诉他:“现在农村到处都在开展剿匪反霸群众运动,你回去不但救不了父亲,只怕自身都难保。”


陈文统听从劝告,逃回香港。没过多久,他父亲陈信玉被杀。


两个地主的儿子就这样成为同病相怜的同事,后来一并成为文坛大家。而他们的父亲在同一场运动中丧命。时耶?命耶?


当他们踏上去香港的征程时,从此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回头无岸。


03


香港《大公报》旗下有子报《新晚报》,陈文统和查良镛先后调去编副刊,他们常一起切磋围棋、喝酒吃肉、讨论武侠小说。


1954年1月14日,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约架”,双方都自认为“天下第一”,争执不下,就决定比武。


因香港禁止比武,擂台设在澳门,后经澳门知名人士何贤(前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之父)出面协调,将武林争霸变成赈灾慈善义演。


5000港人奔去澳门观战,港报连日追踪报道。


一共打了3分钟。以吴公仪一拳打伤陈克夫鼻子而告终。比起之前造的声势,这场面很是有点尴尬。


但这就3分钟可以有大名堂。


当时,中央负责港澳办公室的廖承志曾明确指示香港《文汇报》,不要太讲政治,要照顾读者的兴趣,提供一些武侠小说。


指示虽给《文汇报》,但同为左派报纸的香港《大公报》也听在心里,正琢磨该怎么办。


《新晚报》总编辑罗孚是资深地下工作者,他的脑子很灵活,从比武中看到了机会。1月18日,他对陈文统说,你就根据这3分钟,创作一部武侠小说吧。


陈文统心想,丢你老母,搞笑吧。但是搵食艰难,不得不答应。


1月19日,《新晚报》预告“本报增刊武侠小说”;20日,《新晚报》发表《龙虎斗京华》,署名“梁羽生”。8月1日,《龙虎斗京华》刊毕。


梁羽生就此横空出世,世人不再知陈文统。


《龙虎斗京华》之后,梁羽生又写了《草莽龙蛇传》,查良镛都是忠实读者。1955年2月初,罗孚忽然向他紧急约稿,说《草莽龙蛇传》已连载完,必须有一篇武侠小说顶上,而梁羽生顾不上,写稿之责非落在他的头上不可。


查良镛几番纠结,只好答应,打电话到报馆,报了个题目《书剑恩仇录》,但从哪里写起,他还没想好。


2月7日,截稿日子到了,编辑派一个老工友上门来等,在当晚九点前无论如何要交一千字,否则明天的报上就有一块空白了。老工友触发了查良镛的灵感,他从塞外古道上一个“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神充沛”的老者写起。所以后来他说,“如果我一开始写小说就算是文学创作,那么当时写作的目的只是为做一件工作。”


查良镛想起了江南老家,想起了母亲,想起了海宁乾隆留下御笔的石碑,想起了海宁的大潮,想起了同为海宁名门的陈家。


我是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的。……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历史学家孟森做过考证,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香妃为皇太后害死的传说也是假的。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


于是,《书剑恩仇录》如此开笔:“清乾隆十八年六月,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衙门内院,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跳跳蹦蹦的走向教书先生书房。”


2月8日,《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开始连载,署名“金庸”,直到1956年9月5日,共连载了574天。


“镛”字拆成两半就是“金庸”,查良镛自称“没有什么含意的”。继梁羽生之后,金庸又横空出世,从此世人也往往只知金庸,而不知查良镛。


中央编译出版社后来出版《罗孚文集》,腰封写:“金庸梁羽生的催生婆”。生第一个孩子总是艰难的,需要催生婆,生完第一个,后面就顺了。金庸生了十四个,梁羽生呢,生了三十五个。


自此“新派”武侠小说蔚为大观,成为滋养几代华人的精神食粮,更是成为娱乐业不竭的创意源泉。


那段时间,“金梁并称,一时瑜亮。也有人认为金庸后来居上。”


梁羽生自己评价,“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


1956年,金庸二婚,夫人朱玫是记者。可一年后,名满香江的金庸突然有惊人之举,他突然宣布加盟长城电影公司,为了一亲夏梦的芳泽。


夏梦,上海人,自幼学习表演和摄影,14岁随父母到香港,当时与石慧、陈思思合称“长城三公主”。夏梦居长,号称“长城大公主”。


金庸自己不无调侃:“当年唐伯虎爱上了一个豪门的丫环秋香,为了接近她,不惜卖身为奴入豪门,我金庸与之相比还差得远呢!”


进入长城电影公司后,他说:“生活中的夏梦真美,其艳光照得我为之目眩。”为博芳心,他刻苦卖力,3年间,不仅写出《绝代佳人》、《兰花花》、《不要离开我》、《三恋》、《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剧本,还与人合作导演了《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等片。


只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金庸在长城电影公司的老同事、后来在《明报》工作多年的许国说:“查先生喜爱上一个美丽的女明星,那女明星是一流的大美人,而我们的查先生那时不过是一个小编剧、小说家,当然得不到那位女明星的青睐。”


更让金庸绝望的是,夏梦早在1954年就嫁做人妇,丈夫是一个富商。


腼腆还口吃的金庸鼓起勇气,约了一次夏梦,喝咖啡,说了什么,外人不知道,倒是有不少臆测的传说,比如两人四目相对,泪眼朦胧,恨不相逢未嫁时。


1959年,金庸带着失意离开长城电影公司,创办《明报》。


04


创业之初,日子艰难,朱玫变卖首饰支撑。


1959年,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出生。朱玫成为《明报》最早的、也是唯一的女记者,每天坐小渡轮,给金庸送饭,夜半渡口留下了他们夫妻的身影。


但金庸还是对夏梦心意难平。夏梦到国外旅游,《明报》全程报道,还开辟了一个专栏———《夏梦游记》,一连10多天登载夏梦写的旅游散文。


对此,金庸也不讳言,坦承一生一世爱一个人做不到。


1976年,夏梦退出影坛,移民加拿大。《明报》连续几天在头版大篇幅报道。金庸还亲自撰写《夏梦的春梦》,祝福这个“真善美女人”!“去也终须去,住也不曾住,他年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据此,金谜们推断,《神雕侠侣》中“小龙女”的原型就是夏梦。


尽管有这些风花雪月,但作为报人,金庸的伟业堪称伟大。


起初,《明报》惨淡经营,全靠金庸的写武侠小说来招徕订户,但始终还是不入流的小报,直到1960年代,才跃升为香港主流大报之列。


因为饥荒,大批内地难民涌入香港,港英政府不管不问,难民们聚集在梧桐山,风餐露宿,嗷嗷待哺,凄惨无比。香港报纸集体对此漠视,唯独《明报》记者率先采访报道,难民潮遂为香港市民所广知。


金庸每天还写一篇社论,如椽大笔,振聋发聩,为难民呐喊,在《明报》带动下,其它报纸跟随报道,难民方得救助。


此后,《明报》声名鹊起,金庸的小说加社论,撑起了这张报纸,后又增办子报子刊,以及在海外办报,《明报》实际上成为一个报团。


真正奠定《明报》地位的是与《大公报》的论战。1964年,中国研究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明报》与《大公报》为代表的左翼报纸展开激烈笔战。论战过后,《明报》发行量超过《大公报》,成为海外知识分子论政的舆论阵地。


1967年,“文革”开始波及香港,大规模的工潮随之出现,金庸发文反对,遭到左派的憎恨,被视为香港的“十大汉奸”之一、“最佳汉奸狗胆豺狼镛”、“系一只反骨阴湿恶狗”,说他“反反华”、“亲英崇美”。


随着冲突不断升级,《明报》报社被冲击破坏,金庸被列为暗单的前六人之一,还收到邮包炸弹,不得不远避新加坡。


《明报》和金庸的小说,被内地严加封禁。


但金庸眼光卓绝,在动乱的10年间,准确预见了内地政治的发展,获得“中国问题专家”的国际声望。


借助于《明报》报系,金庸几乎将全球华人文化名流一网打尽。


从着眼于弘扬中国文化、学术的《明报月刊》顾问名单中就可以管中窥豹:


王蒙、王德威、白先勇、田长霖、李天命、李远哲、李焯芬、李泽厚、李欧梵、余光中、余英时、吴冠中、吴清辉、杜维明、金耀基、周策纵、柏杨、胡菊人、查良镛、徐立之、高·行·健、夏志清、马悦然、唐德刚、张信刚、张错、黄永玉、黄玉山、黄苗子、痖弦、郁风、葛浩文、董桥、杨振宁、潘宗光、郑愁予、郑树森、刘再复、刘绍铭、刘梦溪、刘遵义、戴天、龙应台、聂华苓、罗多弼、饶宗颐、萧乾


而倪匡、黄霑、亦舒、董千里、林燕妮、蔡澜、温瑞安、陶杰等香江名流都成为《明报》的专栏作家。


金庸与倪匡、黄霑、蔡澜并称“四大才子“。黄霑狂追林燕妮,多次求婚不成,找金庸证婚。金庸草拟婚书不说,还挥毫写就嵌二人名对联一副:“黄鸟栖燕巢与子偕老,林花霑朝雨共君永年。”尴尬的是,这场婚礼林燕妮不承认。


黄霑前半生情路坎坷,后半生终觅良人,金庸的遭遇如出一辙


生下二男二女后,朱玫不甘做家庭主妇,还担任了《华人夜报》创刊社长,以及《明报晚报》采访主任。


后来她与《华人夜报》总编辑王世愉意见不合,矛盾越来越尖锐,王世愉愤而辞职,并带走几个骨干员工,使《华人夜报》陷于停顿状态。


为这事,金庸与朱玫互相埋怨,常常争吵。


郁闷的金庸就到报馆附近的一家酒吧喝咖啡,认识了16岁的女服务生林怡乐。小姑娘是金庸的迷妹,非常热情。结账时,金庸额外给林怡乐10元小费,这相当于她半个月的薪水。


林怡乐退给了金庸,她说:“您靠写作赚钱,很不容易的。我喜欢读您的书,有机会认识您,就非常高兴了。”


真是暖心的小棉袄呀,大叔的心被治愈了。从此,只要有机会,金庸就去喝咖啡,跟林怡乐谈谈人生,聊聊理想。


日久生情,这对相差20多岁的忘年鸳鸯在跑马地共筑爱巢。


起初,朱玫还蒙在鼓里,以为金庸是熬夜写社论,才夜宿办公室。后来一个见习编辑说漏嘴,朱玫才猛然惊醒,金庸有了外遇。


事已至此,金庸提出离婚。


朱玫则提出了两大离婚条件:一是金庸付一笔钱作为补偿;二是要继任者去扎输卵管,才可与金庸结婚。


朱玫这样做,是为她的孩子着想。据说金庸答应了这两个条件。


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当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曾多次劝谏父亲不要离婚,但未能如愿,郁郁寡欢,很不巧又跟女友分手,一时想不开,跳楼。


接到儿子逝世消息那天,金庸还在报馆写社评。


“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但还是要写。”


次年,他在修订版的《倚天屠龙记》里补上后记,丧子之痛展现地淋漓尽致:


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金庸三婚后,林怡乐对朱玫剩下的三个孩子视如己出,待人接物周到,非议甚少。


只不过金庸与朱玫离婚,始终“得不到好朋友们的谅解”。


林燕妮在《香江第一才子查良镛》文中写到朱玫“也属性刚之人”,《明报周刊》总编辑雷炜坡结婚时,在郊外举行婚礼,她也到场祝贺。金庸问:“要不要我送你回家?”朱玫只回以淡淡一句:“不用了。”


朱玫在孤独和贫困中度过后半生,1998年病故于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享年63岁,替她拿死亡证的,既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儿女,而是医院的员工,令人唏嘘。


可要说金庸无情也不尽然,1960年代,他还给杜冶芬娘家寄送物资,以图接济,只是没曾想给他们惹来不必要麻烦。


后来重返内地后,金庸还邀请杜家人聚会。遗憾的是,临时改址,他跟杜冶芬缘悭一面。


2018年5月31日,写下“也属性刚之人”的林燕妮带着一身桀骜去世。


05


1972年9月11日,《鹿鼎记》在《明报》连载结束,金庸宣布封笔。


对于自己创造的武侠神话,金庸是意想不到的:


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不过我写得兴高采烈,颇有发挥想象、驱策群侠于笔底之乐。


17年间,他一共写了15部武侠小说,创造了1427个人物,发行量超过3亿册,翻拍或与之相关的影视超过100部。


封笔后,金庸给台湾的古龙写信,约稿。


傲慢的古龙收到金庸来信,难以置信,“光着身子躺在椅子上,半天不说一句话”。后来,《陆小凤》系列在《明报》连载,获得空前成功。


1980年,温瑞安与妻子方娥真因为创办神州诗社,被台湾当局以“涉嫌叛乱”罪遣送出境。


1981年,方娥真以海外雇员身份留港,温瑞安漂泊无依,金庸安排《明报》《明报晚报》连载其小说《神州奇侠》《血河车》,温瑞安遂暴得大名。


梁羽生、金庸、古龙、温瑞安,新武侠“四大家”的局面出现。


1984年,梁羽生宣布封笔;1985年,古龙猝死;徒剩温瑞安独木难支。武侠小说的黄金时代宣告终结。


1994年,梁羽生在悉尼作家节武侠小说研讨会上就表示:


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金庸先生……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将他比作法国的大仲马,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学术界持同样观点。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说:


金庸的作品产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好是中国文化中断、遭遇最大挫折的时期,那个时间是中国传统文化气若游丝的阶段。金庸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传承贡献最大的人,因为他的小说流传性、影响力无人能及。当然一些学者和其他著名作家对中国文化传承也有很大贡献,但影响力没有金庸这么大。可以说,金庸是传承中国文化香灯的人物。


金庸小说进入内地主流市场是从1994年开始。那一年,发生了三个标志性事件:北京三联出版社出版了金庸全集;金庸被北大授予名誉教授,并发表演讲;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第四位,位于茅盾之前。


之后,北京大学中文系严加炎教授专门在课堂上讲解金庸小说,作为通俗文学予以重视。


武侠小说登堂入室,金庸在大陆刮起旋风,被浙江大学聘为人文学院院长,招收博士生。


作家王朔对此表示鄙夷,发表长文痛斥金庸小说是“四大俗”。对此,老辣精明的金庸四两拨千斤,巧妙回应,让王朔无言以对。


06


金庸太特殊了。


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所言,“作为小说家,金庸先生有政治眼光、新闻才华、商业立场,什么都凑在一起,别人做不到这一点。”


1959年《明报》创办时,资本仅10万港币。1991年,《明报》上市时,市值达8亿7千万港币,金庸独占六成。


倪匡曾爆料说,金庸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最有钱的文人。


在《明报》老员工李以建看来:“如果说金庸的小说是浮现在海岸上冰山的雄伟壮丽一角,那么,金庸的社评等创作则是深藏在水底下的那巨大的坚实厚重的部分,二者是无法分割的一体,共同构成了金庸独特的话语世界。”


据张圭阳的《金庸与报业》记载,从1959年《明报》创刊到1992年控股权转移,其间的33年,查良镛自己执笔撰写的社评至少有7000多篇。


凭借《明报》的影响力,早在1970年代,金庸就介入了香港政治圈,曾向当时的港督麦理浩提供有关中国的意见。


1981年,英国女王授予金庸OBE勋衔。


撒切尔夫人首度访华,麦理浩安排金庸单独会晤撒切尔夫人45分钟,金庸曾回忆:“英国当时跟中国在交涉香港归还的事情,她希望我支持英国人,香港不要归还。但是我说我主张香港归还中国……她跟我没什么好谈的,就不谈了。”


金庸还是唯一一个同时与海峡两岸领导人有过亲密接触的文人。


1973年4月18日至28日,金庸受台湾当局邀请,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当时蒋介石身体不是很健康,蒋经国和金庸有过长谈。金庸回忆说,“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他一开口讲话我就觉得他是同乡,觉得好亲切。”


金庸还主动申请访问北京。邓公复出后表示:“愿意见见査先生。”


金庸国学功底深厚,在华人世界有号召力……在海外有忠厚正直的好名声,台湾对他也有好感。他决定通过金庸向海内外传递中央新的对台工作思路。


1981年7月18日,邓公会见了金庸,并同他的妻子和子女合影。谈话中,邓公主动与金庸谈起他父亲被杀的事情,说:“团结起来向前看。”


金庸点点头,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邓公接见金庸之后,浙江省地方政府闻风而动,迅即对金庸之父查枢卿的案件进行了复查,称系错案冤案,给予平反昭雪。


金庸得知后,也专门写信给海宁县委的领导,信中说:“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


无独有偶,1982年,广西地方政府动员梁羽生回乡看看,实则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梁羽生岂能不懂,提出要重查父亲一案。蒙山县政府随后下文,陈信玉系冤假错案,给予平反。


梁羽生给县政府复信:“先父一事终获平反,埋于心中几十年的死结终于解开了。”


在两位武侠大家的笔下,背负血仇的主人公最后都大仇得报,畅快淋漓,但现实却勾连繁复如斯,一言难尽。他们内心究竟如何,怕是不为外人道。


邓公接见金庸,引起全球华人社会的轰动,《明报》发表了两人谈话记录,以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一周之内加印三次。


金庸说,邓公见面时给他递了一根“熊猫”牌香烟。分手时,又将抽剩的烟都给了他,“这是邓先生的一份礼物,我收下了”。返港后,他立刻给邓公寄了一套明河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说全集》。


香港回归前,金庸参与了《基本法》的起草。


年少时想做外交官不成的金庸,晚年以另一种姿态积极入世。这也给他带来一些批评,认为他立场多变。


曾任《明报》集团董事长办公室行政秘书的符浚杰称,金庸的政治立场根据时局变化,常有摇摆和变化,但他始终不变的立场有两个,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是“知识分子”。


2006年,梁羽生在接受采访时,曾谈及自己与金庸的关系:


我们的友情是过去的,尽管不灭。他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但我不是这块材料。


我的想法也可以转变。就像我说过的,“凡说金庸者,便非金庸,是名金庸。”因为金庸是经常变动的,有50年代的金庸,有60年代的金庸,有80年代的金庸,也有现在的金庸。


07


金庸不给自己写传记,对市面上出版的传记也不认可,他自称,平生经历实在太复杂,诸多参与之事不能为外人道也。


这些都是他一生的秘密。


不过金庸此生最大的秘密是,为什么不回家?


1989年,77岁的顾秀英去世,弥留之际,她给金庸的异母弟弟查良楠留下了“不要离开老屋,等着你二阿哥回来”的遗嘱。 那以后,赫山房的大门一直紧闭,说是只有等到金庸回来才能打开。


如今,赫山房被改为金庸故居,当地政府大力修葺。可金庸六回海宁,就是不踏家半步,其中“三过家门而不入”


第一次,1992年12月,金庸回到母校——袁花镇中心小学,看望师生们和儿时的同学,还向母校捐了款,就是没回近在咫尺的赫山房。


第二次,1996年中秋,金庸陪同杨振宁到盐官看潮,住在硖石镇,离袁花镇不足15公里,他依然没回老家。


第三次,2003年10月,金庸重访了舅父家(即徐志摩家,海宁徐家也是望族,和査家结为姻亲,金庸母亲是徐志摩的堂姑),吃完八十大寿的喜庆蛋糕后,直接去嘉兴,还是没有回老家看看。


和金庸一起参与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查济民,也出身在海宁袁花,比金庸大10岁。2007年3月28日,93岁的查济民在香港逝世,最后归葬海宁袁花镇新伟村,离赫山房很近。


想那年,首次返乡时,金庸还说,“如果一个人离开家很久,在外边住的时间一长,对故乡怀念的感觉就越深……总想老了,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住。”


只是再也没机会了。


没人知道,金庸的心结到底是什么。如今这个秘密,伴随他的离去而永远成为秘密了。


2016年10月30日,夏梦去世,享年83岁。2018年10月30日,金庸驾鹤西去。时隔两年,同一天,似乎也是命运的巧合。


俱往矣。


正如金庸在旧版《倚天屠龙记》的结尾所写:“张三丰瞧着郭襄的遗书,眼前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明慧潇洒的少女,可是,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


参考资料:

1.《金庸传》,傅国涌

2.《金庸:传奇香港和辽阔江湖》,三联生活周刊

3.《金庸武侠六十年》,澎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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