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Nautil.us
作者：史蒂夫·保尔森
翻译：于波、何无鱼
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大自然的规律。
我们都知道，爬行动物是卵生，哺乳动物是胎生；地球绕太阳一圈需要365.25天；电子被质子所吸引，就像狗熊被蜂蜜所吸引一样。但有些怪事似乎违背了自然规律，比如卵生的哺乳动物鸭嘴兽，两个脑袋的蛇，以及性别非男非女、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新生儿。这些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些问题让科学的创立者们深深着迷，他们试图对各种罕见事物作出解释，并就此缔造了现代科学。实际上，17世纪欧洲几乎所有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比如笛卡尔、牛顿和培根，都对反常现象痴迷不已。他们如果无法解释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物，比如日食、朝地球冲来的彗星和独角鲸的角，所有对大自然的潜在解释可能业就不复存在了。
数十年来，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执行理事洛琳·达斯顿（Lorraine Daston）致力于研究现代科学的诞生。在研究生院的一个研讨班上，她和同学凯瑟琳·帕克（Katharine Park）注意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17世纪形的一些哲学家（培根、霍布斯、莱布尼兹、洛克）都对怪物非常感兴趣。
他们的教授不关心这一点，其他同学也不关心，达斯顿和帕克发挥自己的智慧，撰写了一篇关于怪物的里程碑式学术文章。多年后，她们进一步扩大了这项研究，并在1998年发表了成果：《1150-1750年惊奇与自然的秩序》（Wonders and the Order of Nature, 1150-1750）。
在科学诞生之初，人们如何看待自然界中那些看似荒谬、奇怪和无法解释的事情？带着这个问题，科学杂志Nautilus采访了达斯顿。在对话中，达斯顿对几百年来的历史信手拈来，从高等文化谈到通俗文化，从亚里士多德聊到八卦小报。她对历史的洞察无疑对今天的科学实践有着不小的借鉴意义。
以下为采访实录（经编辑有删减）：
早期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为什么对怪物如此着迷？
他们对规律之外的东西感兴趣。要知道，16世纪和17世纪是宗教、经济和思想发生剧变的时代。欧洲被来自远东和新世界的各种新奇玩意儿所淹没，例如天堂鸟和犰狳等出乎所有人想象的动物。在宗教方面，怪物被视为天启的预兆。16世纪和17世纪也是思想解放的时代。1543年，哥白尼出版了他关于太阳系的著作。同年，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出版了他的人体解剖学著作。
对于17世纪初的欧洲思想家来说，当时的科学基础还十分薄弱。一切都在变，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等人意识到，之前两千年里的那些伟人，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培根把怪物和其他不可思议之事作为解放思想的工具，想让人们摆脱对自然界的臆想。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中，怪物和其他异常现象被视为例外，他承认其存在，但没有加以解释。而培根则化被动为主动，把怪物作为武器，来挑战在自然哲学和自然历史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观念。
那时候怪物被视作是“吓人的”东西？
这无疑是其中一种观念。出生畸形现象很吓人，比如两个脑袋的猫和连体的双胞胎，但也令人兴奋好奇。它们似乎是上帝发出的信息，宣告时间的终结，世界的末日。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们被视为奇观，不是可怕，而是惊奇，代表了大自然的创造力和多样性。所以，人们的情绪反应可以发生转变：从害怕变成惊奇，从惊奇变成害怕。在17世纪初的一次布道中，牧师告诫教众不要把连体双胞胎当成奇观来欣赏，要把这个怪物当成他们应该立即忏悔的可怕预兆来对待。
对怪异现象的解释与现代科学的诞生有什么关系？
这些怪异现象被视为挑战。到17世纪，人们已经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是错的。问题是用什么来取代，当时有很多互相激烈竞争的理论。怪物和其他不可思议的事情提供了极端的例子。你的自然哲学修订版是否可以解释那些东西？这使怪物和奇观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拥有了比以前更加突出的地位。在大多数时候，科学对大自然的规律性感兴趣。这合情合理。为什么要把时间、精力和才智用来解释很长时间才会发生一次的事情？但在这一时期，就科学解释而言，异常现象曾一度占据舞台中心。
现代科学的创立者们呢，他们对大自然的怪异之处感不感兴趣？
笛卡尔认为，如果提出一种关于万事万物的新理论，应该能够解释那些例外现象。他甚至认为可以解释中世纪的一个古老传说，也就是被谋杀者的尸体会在凶手或者凶器跟前再次流出鲜血。莱布尼兹向巴黎皇家科学院递交了一份报告，说有只狗可以说话，它可以用法语吠出六个单词，包括“巧克力”。在17世纪，所有人都对灵异志怪感兴趣。
哪些“奇迹”是科学家发现的？
以天文学为例。1609年，伽利略把望远镜对准天空。他发现月亮表面布满陨石坑。他发现木星有四个月亮，他称之为“奇迹”。他发现了金星的相位。他在1610年公布了这些发现，引起巨大轰动。他那本书卖得非常火爆。
所以这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新的全球贸易所致。
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都可以视为商品。在博物馆的前身“珍奇屋”里，有各种各样的新奇玩意儿和怪物。现在的人不会觉得其中一些东西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比如中国古代的纸钞。但对16世纪晚期的欧洲人来说，接受纸钞而非金银的观念几乎和接受犰狳一样犯难。
珍奇屋常常被翻译成“好奇阁”，但翻译成“惊奇阁”不是更恰当吗？
“惊奇屋”可能是最准确的翻译。
“惊奇”和“好奇”是同一个意思吗？
不是。这一时期有个特色，惊奇和好奇是绑在一起的。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惊奇是“哲学的开始”，但其自然哲学的目标是尽快让惊奇消失。惊奇是你无知甚至胆怯畏惧的表现。以前，“好奇”是一个贬义词而非褒义词，意思是插手别人的事务。你插手了你不应该关心的秘密——大自然的秘密，上帝的秘密，君主的秘密。
自古以来，好奇心就被跟恶习而非美德联系在一起，形容的是那些喜欢干涉他人事务的人
当然，关于好奇心的经典警示故事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偷食了知善恶树上的禁果，那成了原罪。
你说的很对。16、17世纪发生的事情令人着迷，好奇心从一种恶习演变为一种美德，它成为大胆无畏的一种形式。“敢于求知”成为自然哲学家引以为傲的座右铭，而惊奇则从无知的象征变成了对知识的渴求。关于这一点，笛卡尔在其1649年发表的论文《论灵魂的激情》（Passions of the Soul）中做了最清晰的论述。先有惊奇，然后产生好奇，两者一起发挥作用，惊奇就像点燃好奇引线的火花。接着，好奇心统领我们的智力和所有感官，以探寻引起惊奇的原因。
请跟我说说“珍奇屋”的事情，人们都在里面放了些什么东西？
你该问什么是他们没有收藏的？为了配得上“珍奇屋”的名号，收藏的物品必然是不同寻常的。
有些可能只是因为来自异国，比如中国的纸币或是土耳其的尖头木屐；有些是因为它们源自大自然制造的差错，比如双头蛇；还有些是因为它们属于艺术珍品，比如在一个樱桃核上雕刻出千张面孔。人们展示这些惊奇之物的方式旨在突出这一切的混乱性，以及强调多样性、杂乱性以及丰富性。或许你看过这些落地式展览的照片，从锡兰盾牌到拉普兰人的标本再到悬于天花板的鳄鱼，无所不包。
珍奇屋的目标是为了“臣服”你。它们经常被展示给他国大使，以此彰显收藏者的权势。今天的博物馆跟这些早期的珍奇屋有着很多共同点，它们的目标都是让我们感到震惊，颠覆我们的日常思维，使我们感叹“真没想到还有这种东西！”。而且，它们还要激发我们的好奇心，让我们想要对一类新的事物进行探究。或许只有在博物馆中，惊奇和好奇的组合仍然最大程度地得到了保留。
然而，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这种人造物品和自然异常之物的杂合很是奇怪，自然造物和艺术品之间的区别在如今非常明显。
这种区别在14、15世纪的时候也很明显。所以，近代早期发生的事情真的非常有趣。怪物和其他惊奇之物被用作加速新知识理论发展的催化剂，这里又要提到培根的构想，即这些惊奇之物是大自然在自己身上所做的实验。如果我们想要发明钢材回火或布料染色的新方法，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大自然在正常秩序边缘进行的这些实验。然后，我们应该效仿大自然的做法。
大自然应该被视作上帝伟大的艺术作品吗？
更虔诚的信徒会这样想，而对16世纪、17世纪的哲学家来说，大自然是会开玩笑的。我们现在称之为化石的东西（比如蕨类植物在岩石中留下的印记），在17世纪早期可能就会被认为是大自然开的玩笑，“哦，搞什么鬼！我对在树木和植物上创造叶子一样的东西已经感到厌烦了，让我试试在石头上做同样的事。”但是，人们认为上帝是不会开玩笑的。所以，大自然拥有实验的自由，而这正是自然哲学家所需要的。
如今，我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对自然造物和艺术品进行分类和收藏。画作和雕塑被归入艺术博物馆，贝壳和毛绒动物则被归入自然历史博物馆。显而易见，以前的珍奇屋不会做这样的区分。
珍奇屋可以说是一种伟大、壮观的大杂烩。在18世纪中后期，开始有了艺术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分工，我认为我们能够以此为标志宣告“惊奇”时代的终结。
为什么惊奇不再流行了呢？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第一批科学学会（包括伦敦皇家学会和巴黎皇家科学院）的历史，就会发现在它们的头6年乃至30年，提交上来的报告大多是是关于怪物和惊奇之物。阅读这些报告，仿佛就是在观看“信不信由你”展览（Ripley’s Believe It or Not）或是阅读八卦小报，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八卦小报的记者穿越到过去为这些早期科学期刊撰写了论文。培根认为，如果我们真想发掘出大自然的深层奥秘，我们就必须对这些异常现象进行研究。
但到了18世纪的30年代～40年代，科学家已经厌倦了异常现象，他们开始觉得是时候回归到科学的主要事业，即对规律性做出解释。此外，这些惊奇之物还引起了教会的不安，因为它们是宗教狂热的对象。那是一个宗教改革和反改革交织的年代，新的教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新教派的领导者往往把那些惊奇之物指为上帝支持自己的神迹。
你用“自然哲学”来描述那些早期思想家的工作，这个词语跟“科学”是相同的吗？
我倒不想扮演一个挑剔的历史学家，我并不想把自然哲学跟我们今天所知的现代科学等同起来。
科研体系直到更晚的19世纪才建立起来，所以那时候人们很难以从事科学研究维持生计。此外，自然哲学家提出的问题往往要比科学家更加宏大。牛顿认为推算万有引力和上帝本性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而这对现代科学家来说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所以，自然哲学可以说是现代科学的先祖，但它们并不完全相同。
我们一直在谈论惊奇和惊奇之物，而与敬畏相近的“惊奇”本身也能引发不同的情感体验，惊奇是否拥有自己的发展历史？
有的。到了现代，我们把惊奇跟孩童般的姿态以及新奇视觉体验联系在了一起。但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惊奇并无任何幼稚的意味。惊奇很容易演变为惊骇或惊惧，这三者仿佛百慕大的三个边角，它们之间有着深深的隐秘联系。惊奇、惊骇和惊惧都是人们在看到某些非同寻常事物时的反应，这些体验游移不定，极易相互转化。
惊奇往往伴随着敬畏，而敬畏可以将其带入超自然的境界，乃至于神明的境界。此外，惊奇还跟畏惧纠缠在一起。
这种情感体验并不让人舒服自在，不是你掌控着惊奇，而是惊奇掌控着你。它会抓住你的衣领，使劲地摇晃你。惊奇也跟畏惧有关，有学问的人面露惧色会让人感到尴尬，只有无知和不学无术的人才会惊奇。如果你是自然哲学的大学教授，你就会希望展示自己并不畏惧日食或月食，因为你可以解释它，甚至进行预测。
所以，问题在于什么是可以被解释的，而这正是科学的本质。
在18世纪中期，自然哲学家开始抛弃惊奇之物，回归到探寻规律，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真的很有趣。这些自然哲学家把惊奇之物从令人惊讶和莫名其妙的东西转变为他们可以解释的东西，他们共同努力，把惊奇之物从畸形怪物解释为非常普通甚至令人恶心的生物，就比如说昆虫。自然历史中有一个完整的分支涉及昆虫的奇观，它诉说的正是我们把惊奇情感体验驯化为可被解释事物的努力。
让大家知道古人只是跟我们不同，而不是比今天的我们差劲，这是不是你工作内容的一部分？
你说的非常好。写就前现代科学史的那些人，他们非常聪明，而且往往勇敢无畏，他们没有大学或实验室的任何机构支持，却以自己的财富、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竭尽全力去研究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
科学革命是伟大的，但一些人认为，在当今这个理性和科学的时代，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些东西。他们说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幻灭”，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感到惊奇的能力。你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我不觉得。这种阴郁而又悲伤的论调在20世纪初很常见，要让它们跟科学家在从事研究时表现出的热情和喜悦达成一致，那是非常困难的。我的意思是，那些人为什么会愿意每周工作80个小时呢？
19世纪末伟大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认为，科学将被所谓的“铺天盖地的特异观察”所更新。此外，他还对降灵说非常着迷。詹姆斯的观点有道理吗？
绝对有道理。他撰文探讨过“激进的经验主义”，那正是人们对惊奇之物的兴趣所在。那是出于不想从调查范围中排除任何东西的欲望，也就是不把一个人的眼光局限在权益方案或正统观念之上，而是全盘接纳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样子。
我认为所有的科学都涉及对异常现象的接纳，或许不是在看到惊奇之物后一蹦三尺高，而只是眼睛聚起了光，“哦，这很奇怪，以前没出现过。”
发现青霉素的故事非常有名，毫无疑问，在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之前肯定也有人在自己的培养皿中看到过霉菌生长，但只有他接纳了这种现象的奇特和奇异，并致力于研究它。在科学轶事的历史中，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讲到了这个故事，其重点在于告诫我们注意观察那些与规范不符的微小偏差，并愿意对它们刨根问底。
如今，很多科研对象在不少人眼中可能不像双头蛇那样令人惊奇，但科学家却对它们保持着敏感。这些科学家就好像是惊奇之物的鉴赏家一样，就像真正的美食家用精致的银盘寻找各种味道的奇妙组合。没有精致银盘的人或许会被一顿相当普通的餐点打发走，而科学家寻求的是那些更加不同寻常和深奥难解的“美味”。
本文作者史蒂夫·保尔森（Steve Paulson）是威斯康星州公共广播电台节目《据我们所知》（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的执行制片人，他著有《原子和伊甸园：科学与宗教的对话》（Atoms and Eden: Conversations on Religion and Science）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