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最后一位独立报人
2018-11-02 17:00

金庸,最后一位独立报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杨早。



金庸辞世的消息传来,张治师弟在群内发起了“有没有能脱口背得出的金庸小说里的话”运动,嗡的一声,一堆文学博士纷纷亮剑,出人意表者比比皆是:


“听说岭南终年温暖如春,花开不谢,叶绿长青”(杨过对小龙女说)


“实话说了罢,两个都喜欢,便是一个都不喜欢”(杨过说郭芙)


“连你的真面目也没见过,怎能算是识你?”(郭襄对杨过说)


“焚我残躯,熊熊烈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明教葬词)


……


但我最没有想到的,也最震惊的,是一位日本同学的选择:


“告我父何人杀我”


这句话出自《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五回《铁枪庙中》。黄蓉与柯镇恶隐在神像后,听得杨康与傻姑对话。黄蓉决意挺身赴险,跃出去之前,在柯镇恶手心写下这七个字。


在此之前,郭靖认定黄药师杀了自己六位师父,一怒之下扬帆离开桃花岛。郭黄二人感情陷于绝境。金庸在写这一段时,甚至动情地加入了主观表达:“蓉儿,蓉儿,你可千万别寻死啊!”


更糟糕的是,黄药师因为骄傲,不肯否认自己没有杀江南六怪。这真是百口莫辩了。此时黄蓉明知几乎必死而仍然现身,就是为了在最恨她的柯镇恶面前揭露真相。


柯镇恶最恨她,世人皆知,所以柯镇恶的证词最有效。只要柯镇恶能将铁枪庙中的见闻说出去,真相必将大白,郭靖不会再误会黄药师,黄药师也知道了仇家何人。黄蓉的举动,可算是“以死明志”。


以死明志不难,难的是要将自己用一死换来的真相有效地传播出去。事实上,如果没有软猬甲,黄蓉很可能就死在杨康的九阴白骨爪下。柯镇恶能不能隐忍到凶案之后再传递消息,谁也不知道。但是黄蓉已经做出来当时最佳的安排,决意以自己的生命来撼动一场天大的冤案,还自家清白,也让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知道真正凶手。你说,黄蓉是不是颇有深度调查记者的风范?她武功从未臻于一流,但算不算一位成功的舆论家?


资料图:《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五回《铁枪庙中》插图



倪匡曾经跟别人说,夸金庸,不要夸金庸小说写得好,人人都知道他小说写得好,你夸来做什么?“那应该夸他什么呢?”“可以夸他芭蕾舞跳得好呀!”


金庸的确学过芭蕾舞,跳得好不好就不知道了。但是在我心目中,金庸的小说,确实必须与他的办报与政论合并观之。加入政论家金庸的角度,固然可以丰富金庸小说的解读,反过来,小说中的情怀,也不可能与现实政治完全区隔。只不过因为时空的错位,身在大陆,初初看到的金庸,只是一位“纯粹”的武侠小说家。


研究金庸者,往往喜引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这段话:“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入世精神,即便写作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


金庸1946年末进入报界,担任《东南日报》的外勤记者,其时,民国报人的典范、《大公报》创始人之一张季鸾已经病逝五年。1947年年中,金庸也进入了如日中天的《大公报》,报馆负责人是王芸生。1948年3月,金庸被派往香港版《大公报》。1957年,金庸离开《大公报》,与朋友创办《明报》,开始了独立报人生涯。


《明报》创刊号


我研究过一点报史。中国的报界,一百年来,学英国学美国学日本,一直在“党派报纸”“大众报纸”“独立报纸”这三种类型之间周旋依违。只要怀抱“舆论家”理想的知识分子,莫不想创立自己的独立媒体。梁启超在日创办之《清议报》《新民丛报》,民初创办之《庸言》,章士钊自英归国后创办之《独立周报》《甲寅》,皆属此类。但独立媒体是最难维持,所以1916年,李大钊曾在《晨钟报》上猛烈批评中国报业“为经济所困而呻吟于势力者之前,仰人鼻息,以供其驱策之用”。


“五四”后的独立报纸,前有邵飘萍创办的《京报》,后有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联手创办的“新记《大公报》”。《京报》随着邵飘萍被杀而成绝响,《大公报》维持的时间比较长,自张季鸾到王芸生,都坚持“文人论政”,坚持为人熟知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直到……金庸离开《大公报》的1957年。


从1949年到1957年,《大公报》不可避免地从“独立报纸”转型为泯然众人的普通媒体,金庸后来评价说“它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王芸生在此期间写下的长篇回忆录《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其子王芝琛说:“后来我看了,简直是心惊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报头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有知情人士告诉过王芝琛,当时有人曾私下指示:不把《大公报》批倒批臭,无产阶级新闻观就立不起来。(王芝琛《彻头彻尾的新闻人》)


在我看来,金庸时代的《明报》,该算《大公报》等“独立报纸”传统的一脉延续。金庸对民国时期《大公报》的评价是“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但销数不是很多)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有地位”“有影响力”而“销数不是很多”,借用来评价《明报》,亦大致无讹。



在《明报》创始之初,金庸便在社评中反复强调“立场超然”,如1959年10月16日社评:“本报自称不左不右,绝对中立……(香港报纸)真正中立者惟《明报》一家。”后来又更明白地说明“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反共人士”(1960年2月21日社评)。1963年,金庸更是提出了“明辨是非,积极中立”,并解释道《明报》“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1963年1月17日)


《明报》创办之初,用广东话说,“揾食艰难”。独立报纸也需要经济后盾,《明报》跟本港其它报纸一样,照样开设股评版、马经版,大登明星八卦与情色凶杀新闻,而且每逢销量下滑,便放出“更多的艳照艳闻”这一法宝。总经理沈宝新唯一坚持的报格,是《明报》不接受色情广告。


然而,对于“白手南来”的金庸等人来说,“本土化”并非他们的优势所在。金庸的优势在于承继民国的“文人办报”传统,以及拥有一支“常含感情”的动人文笔。


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曾在日记中分析理想的“舆论家”应当具有下列特点:


(一)须能文,须有能抒意又能动人之笔力。


(二)须深知吾国时事史势。


(三)须深知世界史事时势。至少须知何处可以得此种知识,须能用参考书。


(四)须具远识。


(五)须具公心,不以私见夺真理。


(六)须具决心毅力,不为利害所移。


这六点,金庸都堪称具备。众所周知,《明报》向“知识分子报纸”转型的标志性事件是1962年。面对大陆逃港的难民潮流,港英政府“不予报道”,《明报》作为标榜中立、但与左派报纸交好的一份报纸,报道难民潮当然会顶着巨大压力。事实上,金庸也是在编辑、记者的强烈要求下,才逐渐放开对难民潮的报道,并呼吁向难民捐款捐物,呼吁港英政府以民生为本。


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金庸肯定对此有过纠结。最终,“独立报人”传统还是发挥了作用,这种传统,张季鸾曾概括为“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金庸曾在社评中回顾当时的心路历程:“我们明知这会得罪许多朋友,会使得我们以后一生的日子很不平安,会使我们负上许许多多的罪名。然而,《明报》刊登过许多武侠小说,我们赞扬坚持正义的心灵,难道在说了许多年风凉话之后,当自己遇到危机的时候,就去做卑鄙无耻的小人么?”(1964年12月8日)


《明报》上连载的金庸小说



“独立报人”并不只意味着对上、对外能够担起责任,顶住压力,它还包括另一项含义,就是“一人报纸”,主事者对任何事务具有绝对的权威。如王芸生经常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金庸之于《明报》,亦是如此。


《明报》报道的逆袭,虽然有记者与编辑施加压力的成分,但最终大规模报道的决策仍然出自金庸独断。纵然《明报》后来已经成为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员工多达六百人,金庸仍然牢牢控制着“社评”与“副刊”两大块。大部分社评由金庸亲自撰写,联系知识界的副刊,编辑既无约稿权,也无退稿权,连作者稿费都是金庸一言而决。


1989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四位研究生曾去函香港多家报社,指传媒为“社会公器”,老板不应私用社评来阐释自己立场。然而金庸回应说:“报纸是股东的私有财产,不是公众的公器……报社内员工与老板只有雇工与雇员的关系,没有新闻自由的关系。新闻自由是报社对政府当局争取的,不是员工在报社内争取的。”


金庸曾私下举《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世界知名报刊为例,强调“全世界不论资本主义社会或共产社会中,并无哪一家传媒的工作人员可享有独立的‘新闻自由’,作此解释者,新闻工作人员自抬身价的幻想而已”(《金庸与〈明报〉》)


然而,随着《明报》集团越来越大,年事渐高的金庸不可能掌控一切。此时的独立报人查良镛,就站在了一个悖论的十字路口:如果坚持“一人报纸”,他就会累死在这个岗位上,而且去世后,《明报》也会“四分五裂,就此垮台”;如果放手让《明报》“公众化”,那《明报》的“独立报纸”特色就会消泯,其实也等于变成了另一份报纸。


这个悖论,金庸多方尝试,仍然无法破局。今日之《明报》,早已脱离了金庸的控制,当然也就谈不上“独立报纸”,而更像一份普通的大众报纸。


民国报业“文人办报”“一人报纸”的特色,适合当时舆论界低成本、低门槛的特点,比较容易让有识有才之士,完全发挥自己的独特资源,赢得巨大的影响力。而在资本竞雄的21世纪,报业的形貌与运作都有着质的变化,信息的碎片化倾向,新媒体的崛起,“读者”向“用户”的转变,都让金庸式的凭一支健笔白手起家,成为再难复现的神话。



现在“最后一位独立报人”金庸也已离去,门槛更低的自媒体风起云涌,但其中还能不能出现金庸式的“舆论家”,能不能有“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的表现,还是拭目以待的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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