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杨早。
一
金庸辞世的消息传来，张治师弟在群内发起了“有没有能脱口背得出的金庸小说里的话”运动，嗡的一声，一堆文学博士纷纷亮剑，出人意表者比比皆是：
“听说岭南终年温暖如春，花开不谢，叶绿长青”（杨过对小龙女说）
“实话说了罢，两个都喜欢，便是一个都不喜欢”（杨过说郭芙）
“连你的真面目也没见过，怎能算是识你？”（郭襄对杨过说）
“焚我残躯，熊熊烈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明教葬词）
……
但我最没有想到的，也最震惊的，是一位日本同学的选择：
“告我父何人杀我”
这句话出自《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五回《铁枪庙中》。黄蓉与柯镇恶隐在神像后，听得杨康与傻姑对话。黄蓉决意挺身赴险，跃出去之前，在柯镇恶手心写下这七个字。
在此之前，郭靖认定黄药师杀了自己六位师父，一怒之下扬帆离开桃花岛。郭黄二人感情陷于绝境。金庸在写这一段时，甚至动情地加入了主观表达：“蓉儿，蓉儿，你可千万别寻死啊！”
更糟糕的是，黄药师因为骄傲，不肯否认自己没有杀江南六怪。这真是百口莫辩了。此时黄蓉明知几乎必死而仍然现身，就是为了在最恨她的柯镇恶面前揭露真相。
柯镇恶最恨她，世人皆知，所以柯镇恶的证词最有效。只要柯镇恶能将铁枪庙中的见闻说出去，真相必将大白，郭靖不会再误会黄药师，黄药师也知道了仇家何人。黄蓉的举动，可算是“以死明志”。
以死明志不难，难的是要将自己用一死换来的真相有效地传播出去。事实上，如果没有软猬甲，黄蓉很可能就死在杨康的九阴白骨爪下。柯镇恶能不能隐忍到凶案之后再传递消息，谁也不知道。但是黄蓉已经做出来当时最佳的安排，决意以自己的生命来撼动一场天大的冤案，还自家清白，也让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知道真正凶手。你说，黄蓉是不是颇有深度调查记者的风范？她武功从未臻于一流，但算不算一位成功的舆论家？
资料图：《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五回《铁枪庙中》插图
二
倪匡曾经跟别人说，夸金庸，不要夸金庸小说写得好，人人都知道他小说写得好，你夸来做什么？“那应该夸他什么呢？”“可以夸他芭蕾舞跳得好呀！”
金庸的确学过芭蕾舞，跳得好不好就不知道了。但是在我心目中，金庸的小说，确实必须与他的办报与政论合并观之。加入政论家金庸的角度，固然可以丰富金庸小说的解读，反过来，小说中的情怀，也不可能与现实政治完全区隔。只不过因为时空的错位，身在大陆，初初看到的金庸，只是一位“纯粹”的武侠小说家。
研究金庸者，往往喜引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这段话：“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入世精神，即便写作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
金庸1946年末进入报界，担任《东南日报》的外勤记者，其时，民国报人的典范、《大公报》创始人之一张季鸾已经病逝五年。1947年年中，金庸也进入了如日中天的《大公报》，报馆负责人是王芸生。1948年3月，金庸被派往香港版《大公报》。1957年，金庸离开《大公报》，与朋友创办《明报》，开始了独立报人生涯。
《明报》创刊号
我研究过一点报史。中国的报界，一百年来，学英国学美国学日本，一直在“党派报纸”“大众报纸”“独立报纸”这三种类型之间周旋依违。只要怀抱“舆论家”理想的知识分子，莫不想创立自己的独立媒体。梁启超在日创办之《清议报》《新民丛报》，民初创办之《庸言》，章士钊自英归国后创办之《独立周报》《甲寅》，皆属此类。但独立媒体是最难维持，所以1916年，李大钊曾在《晨钟报》上猛烈批评中国报业“为经济所困而呻吟于势力者之前，仰人鼻息，以供其驱策之用”。
“五四”后的独立报纸，前有邵飘萍创办的《京报》，后有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联手创办的“新记《大公报》”。《京报》随着邵飘萍被杀而成绝响，《大公报》维持的时间比较长，自张季鸾到王芸生，都坚持“文人论政”，坚持为人熟知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直到……金庸离开《大公报》的1957年。
从1949年到1957年，《大公报》不可避免地从“独立报纸”转型为泯然众人的普通媒体，金庸后来评价说“它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王芸生在此期间写下的长篇回忆录《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其子王芝琛说：“后来我看了，简直是心惊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报头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有知情人士告诉过王芝琛，当时有人曾私下指示：不把《大公报》批倒批臭，无产阶级新闻观就立不起来。（王芝琛《彻头彻尾的新闻人》）
在我看来，金庸时代的《明报》，该算《大公报》等“独立报纸”传统的一脉延续。金庸对民国时期《大公报》的评价是“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但销数不是很多）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有地位”“有影响力”而“销数不是很多”，借用来评价《明报》，亦大致无讹。
三
在《明报》创始之初，金庸便在社评中反复强调“立场超然”，如1959年10月16日社评：“本报自称不左不右，绝对中立……（香港报纸）真正中立者惟《明报》一家。”后来又更明白地说明“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反共人士”（1960年2月21日社评）。1963年，金庸更是提出了“明辨是非，积极中立”，并解释道《明报》“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1963年1月17日）。
《明报》创办之初，用广东话说，“揾食艰难”。独立报纸也需要经济后盾，《明报》跟本港其它报纸一样，照样开设股评版、马经版，大登明星八卦与情色凶杀新闻，而且每逢销量下滑，便放出“更多的艳照艳闻”这一法宝。总经理沈宝新唯一坚持的报格，是《明报》不接受色情广告。
然而，对于“白手南来”的金庸等人来说，“本土化”并非他们的优势所在。金庸的优势在于承继民国的“文人办报”传统，以及拥有一支“常含感情”的动人文笔。
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曾在日记中分析理想的“舆论家”应当具有下列特点：
（一）须能文，须有能抒意又能动人之笔力。
（二）须深知吾国时事史势。
（三）须深知世界史事时势。至少须知何处可以得此种知识，须能用参考书。
（四）须具远识。
（五）须具公心，不以私见夺真理。
（六）须具决心毅力，不为利害所移。
这六点，金庸都堪称具备。众所周知，《明报》向“知识分子报纸”转型的标志性事件是1962年。面对大陆逃港的难民潮流，港英政府“不予报道”，《明报》作为标榜中立、但与左派报纸交好的一份报纸，报道难民潮当然会顶着巨大压力。事实上，金庸也是在编辑、记者的强烈要求下，才逐渐放开对难民潮的报道，并呼吁向难民捐款捐物，呼吁港英政府以民生为本。
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金庸肯定对此有过纠结。最终，“独立报人”传统还是发挥了作用，这种传统，张季鸾曾概括为“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金庸曾在社评中回顾当时的心路历程：“我们明知这会得罪许多朋友，会使得我们以后一生的日子很不平安，会使我们负上许许多多的罪名。然而，《明报》刊登过许多武侠小说，我们赞扬坚持正义的心灵，难道在说了许多年风凉话之后，当自己遇到危机的时候，就去做卑鄙无耻的小人么？”（1964年12月8日）
《明报》上连载的金庸小说
四
“独立报人”并不只意味着对上、对外能够担起责任，顶住压力，它还包括另一项含义，就是“一人报纸”，主事者对任何事务具有绝对的权威。如王芸生经常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金庸之于《明报》，亦是如此。
《明报》报道的逆袭，虽然有记者与编辑施加压力的成分，但最终大规模报道的决策仍然出自金庸独断。纵然《明报》后来已经成为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员工多达六百人，金庸仍然牢牢控制着“社评”与“副刊”两大块。大部分社评由金庸亲自撰写，联系知识界的副刊，编辑既无约稿权，也无退稿权，连作者稿费都是金庸一言而决。
1989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四位研究生曾去函香港多家报社，指传媒为“社会公器”，老板不应私用社评来阐释自己立场。然而金庸回应说：“报纸是股东的私有财产，不是公众的公器……报社内员工与老板只有雇工与雇员的关系，没有新闻自由的关系。新闻自由是报社对政府当局争取的，不是员工在报社内争取的。”
金庸曾私下举《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世界知名报刊为例，强调“全世界不论资本主义社会或共产社会中，并无哪一家传媒的工作人员可享有独立的‘新闻自由’，作此解释者，新闻工作人员自抬身价的幻想而已”（《金庸与〈明报〉》）。
然而，随着《明报》集团越来越大，年事渐高的金庸不可能掌控一切。此时的独立报人查良镛，就站在了一个悖论的十字路口：如果坚持“一人报纸”，他就会累死在这个岗位上，而且去世后，《明报》也会“四分五裂，就此垮台”；如果放手让《明报》“公众化”，那《明报》的“独立报纸”特色就会消泯，其实也等于变成了另一份报纸。
这个悖论，金庸多方尝试，仍然无法破局。今日之《明报》，早已脱离了金庸的控制，当然也就谈不上“独立报纸”，而更像一份普通的大众报纸。
民国报业“文人办报”“一人报纸”的特色，适合当时舆论界低成本、低门槛的特点，比较容易让有识有才之士，完全发挥自己的独特资源，赢得巨大的影响力。而在资本竞雄的21世纪，报业的形貌与运作都有着质的变化，信息的碎片化倾向，新媒体的崛起，“读者”向“用户”的转变，都让金庸式的凭一支健笔白手起家，成为再难复现的神话。
现在“最后一位独立报人”金庸也已离去，门槛更低的自媒体风起云涌，但其中还能不能出现金庸式的“舆论家”，能不能有“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的表现，还是拭目以待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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