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叁里河（Sanlihe1），作者：一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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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刚刚就任证监会主席没多久的周小川，专门去了一趟深圳。当时正是519行情一周年，整个市场热情如火，“趁热推创业板”的消息让上海和深圳两个定位金融中心的城市激动不己。
谁知道周小川给深圳带去的是一盆冷水。周主席话很客气，但内容一点没有含糊，说奉了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的命令，来通报一个决定：上海要建成主板市场，深圳以后就专心搞创业板市场。言下之意，深圳目前既有的交易市场，要逐渐转移给上海。
深圳市一听就炸锅了。搞创业板是好事儿，但为了一个前途未明的市场，要放弃现在的主板市场，那怎么能行。
这时候，中国金融业的利润，四分之一来自上海，四分之一来自深圳，两地金融中心的地位都已初显雏形，却也都尚且未稳。
偏偏，深圳前一年才刚刚在央行设置九大分行的时候落了上海一招，当时央行把珠三角地区的大分行，绕过深圳，定给了广州，而上海却是稳稳当当拿到了华东区的大分行驻点。
央行大分行在一些金融政策上是有直接决策权的，深圳落后一步处处难受，为当初没有据理力争已经肠子都悔青了，创业板的事情当然是耽误不得。
于是，一周之内，深圳市组织撰写了7份报告往中央送，陈述深圳主板市场不能停的理由。
这还不算，消息传达到深圳的两周后，深圳市委张书记，连带市长、深交所总经理就一起跑去北京见了朱镕基和周小川。据说在朱镕基办公室，张书记整整汇报了两个小时，细陈利弊，言辞恳切。张书记回来后，还是觉得不踏实，又干脆请到广东省委李书记亲自去北京“加了把火”。
最终，国务院出了折中方案：深圳现在的主板市场不变，可以继续交易，但暂时停发新股，同时创业板抓紧搞，必须赶在当年11月开业。
可惜深圳命不好，创业板的事情特别不顺，为了一个认证审核的权限，又卡在了北京几个部委之间：科技部说创业板是要搞高新技术，促进创新的，我们之前就有一个双高认证，对口的很；证监会当然不同意，说《证券法》赋予我们来管这摊事儿，谁也别争。
后来还有央行、财政部、发改委也掺和进来，都觉得自己应该有话语权。再三耽误，转眼间，国内股市在“调控”下牛市不再，而国外的股市，在全球互联网泡沫破裂，纳斯达克一路下行中也一蹶不振，创业板的事情就此搁置。
等创业板真正搞成已经是将近10年后，而10年间，金融中心的争夺早就已经不只是上海和深圳的事儿了。
2003年非典后北京空降了一个懂金融的市长，北京往金融中心定位上靠拢的速度明显提升。这年年初，北京成立市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很快西城区就出台了具体的金融优惠政策；第二年，国内最高规格的国际金融论坛在北京举行；紧接着就是《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
而差不多同时间，100多公里之外的天津，也刚刚来了一位当过央行行长的代市长，新市长上任几个月后，就亲自到北京，邀请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到天津考察国有产权交易市场，
年末，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被国资委确认为首批中央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市场。2003年末，花旗银行天津分行开业，戴相龙亲自出席开业庆典。天津和上海争夺的故事，这只是一个开始，高潮发生在三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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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月，国务院审批同意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规划，9个月之后，中国签署WTO最后协议，在首批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的名单上，上海再次展示了争霸金融中心的野心。
第二年两会，风度翩翩的上海市长陈良宇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到“金融中心”的话题，不紧不慢的说：
“国家的金融机构设在北京，这是历史上形成，但是不排除在总的格局下面不断强化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是跟北京的三大金融监管部门领导的支持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一个国家在没有金融中心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经济的大力发展。金融中心的建设是必须的，而且是国家战略，代表国家利益，金融中心要由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保监会来共同参与建设。”
整段话虽然说得婉转，但意思很明确：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是由国家支持建设的，哪怕是首都北京，一时半会也难以动摇到。
而这段话，也是说给北京市长刘淇的。
整个90年代，上海和深圳不仅是全国金融业发展的旗帜，也是改革开放的南北代表，作为首都的北京，反而因为“政治中心”的定位，被各种安全需要绑住了手脚，连外资经营的所有权比重都有严格控制，直接关系经济安全的金融业自然只能“慎重稳健”。
加入WTO改变了一切。2002年两会，北京市长刘淇明确表示：首都经济是知识经济，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的领头羊是金融保险服务业。
上海市长的那段话正是针对这个表态的回应。
不过当时，北京讲打造金融中心是有点虚的。尽管有一行三会和诸多中字打头的金融机构总部驻扎，但就在前一年，富国、博时、长盛、大成四家基金管理公司，以及中信证券，几乎同时将注册地迁离北京。北京对金融产业的吸引力显然没有自己想像的那么大。
一直到2003年非典，北京空降了一个懂金融的市长，北京往金融中心定位上靠拢的速度才终于有明显提升。
2003年8月，北京市人大向市政府提出“成立北京市政府金融顾问团”，仅用了一个月时间，这个建议就被采纳；之后西城区迅速出台了具体的金融优惠政策；第二年，国内最高规格的国际金融论坛在北京举行，同年年底，北京宣布对外资开放人民币业务；紧接着就是《关于促进首都金融茶业发展的意见》的正式出台。
《青年参考》还曾经以“北京市长王岐山亲自致函给外资银行，邀请他们将中国的业务总部注册在北京”，报道北京对金融产业的重视。
种种动作，都表现出与上海竞争金融中心的决心。北京市金融工委一位官员在评价当年一份政策报告时，特意意味深长的说：这些政策，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优惠程度上，一定不会低于上海和深圳出台的政策。
但这时候的北京，不仅前有劲敌，后面还有追兵。金融市长就任北京的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在100多公里之外的天津，也刚刚新新到了一位当过央行行长的代市长。
天津人说：天津解放55年，终于盼来了一个财神爷。
上任半年，新市长又亲自到北京邀请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考察天津国有产权交易市场。视察当然是起了作用的，这年年末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被国资委确认为首批中央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市场。
之后中德住房储蓄银行开业、渤海银行成立、渤海产业投资基金获批、滨海新区成为金融先行试点地区，几年之内，多次获得强大的国家层面政策支撑的天津，开始表现出对争夺金融中心的毫不相让。
2005年，在《财富》圆桌论坛上，北京的市长和天津的行长市长围坐一桌，当戴相龙说“看中国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要看深圳和珠三角，上世纪90年代看上海和长三角，21世纪的头20年，我认为应该看京津冀和环渤海湾”时，坐在一旁的金融市长会意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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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说过：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这句话不是预言，而是总结。可惜大部分争夺金融中心的城市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不仅上海、深圳、北京、天津这样的一线城市喜欢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争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第二梯队的很多城市，也从来没有放弃打造一个金融中心热情，争不过北上广深，就争“区域性金融中心”，去年，成都、西安、重庆就曾经相继明确表示，要把自己建设成西部金融中心。
但说到底，金融产业和其他产业一样，有自身的发展基础和发展逻辑，强行催长，一定会有催长的后果。这一点，天津是最典型的样本。
自200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天津滨海新区就成为钦定的金融改革和创新实验地。这个政策红利，北京和深圳没有，连上海这个早就被国务院承认的“金融中心”也没有。
之后各路资本纷纷投奔天津，将近10 年之间在天交所挂牌的企业累计超过1000家，但副作用也很明显，在“天津金改”的大旗下，2010年前后，天津开始了各类交易所大跃进：文交所、金交所、渤海商品交易所、贵金属交易所、碳排放交易所，每一个在当时都是天津金融创新和争夺金融中心又下一城的标志。
然而只过了一年，交易所乱象就让天津多了“投机之城”的 称号。
这一年，先是两副名不见经传的天津美院副教授的作品，以估值五六百万的价格，被包装成“艺术品股票”上市，发行价1块钱。结果一个月不到，这个艺术品股票就暴涨10倍，画作估值过亿，一下子把拍卖市场上大部分的名家作品都比了下去。成为经典的投机泡沫笑话。
之后天津贵金属交易所，在做市商交易机制、递延费、保证金杠杆上，频频受到质疑，被认为“鼓励赌性”。
一场金融梦下来，天津的名声受了损，原本投入大量政策支持的私募股权，只留下了滨海新区一堆蹭政策优惠的注册公司名录，而这些公司大部分都不在天津办公，税收都没带来几毛钱，更不用说其他产业带动了。
倒是之前无意发展的融资租赁一不小心成为天津的一个小亮点。《华夏时报》去年报道天津金改的时候，曾引用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曹华的解释：融资租赁产业形成是因为天津制造业发达，有很多大项目都需要钱，这种市场自发的行为反而生存下来。
不过，这篇报道接着又提到：天津现在已经把金融租赁作为新的金融规划重点产业去推了。
关于建立金融中心的关键，其实很多年前，现任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还是上海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的时候就说的很明白了：关键是一个开放、创新、市场化的环境。
而之所以出现各地激烈争夺金融中心、并且还会有此消彼长的情况，恰恰是因为金融业目前仍然是一个有巨大“开放潜力”的领域——货币自由兑换、资本自由流动、金融衍生品尝试、监管制度的先行创新——好像只要在这些围的严丝合缝的地带，凿出一点点光，就够一个地方得到发展先机了。
所以，只要金融行业仍然是一个未开放的行业，就一定会源源不断的继续着各种金融争夺的大戏。
实际上，在这次上海落地科创版的同时，其他城市在争夺金融中心的步伐也并没有停止。去年北京市出台的十三五规划，还仍然把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作为发展目标，年底的时候，从江浙调到北京的新市长，也还专门带着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去视察了新三板，而且在科创办消息宣布的前几天，金融圈还流传着新三板要改革的“振奋消息”。
但深圳和上海之前的发展，不只是靠“资源多”发展起来的。樊纲曾解释深圳特区早年的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通过体制和政策的优势落差，用新的体制有效配置稀缺资源。
没有能够有效配置稀缺资源的新体制，就会出现海南特区、天津滨海新区，曹妃甸工业区这种地方。所以并非上海的好时候又要来了，只是上海最坏的一段时间，要结束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叁里河（Sanlihe1），作者：一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