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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业的发展离不开早期产业政策的支持

中国汽车业的发展离不开早期产业政策的支持

虎嗅注:杨伟民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具有海外留学经验,兼备深厚理论素养的学者型官员。四十年历程,杨伟民经历多个阶段的政策讨论,参与早期产业政策、地方政策和宏观战略制定。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性变革,杨伟民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原子智库采访了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听他讲述改革往事,以及他对中国经济的理解。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原子智库(ID:AtomThinkTank),作者:杨伟民。


杨伟民,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以下为采访实录:


改革探索:我们对产业政策的理解在深入


原子智库:改革开放之后,一开始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贫富分化。


杨伟民:80年代初,国家提出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全世界的经济布局,绝大多数在沿海200公里范围内。当初我们提出沿海开放战略,东部地区确实率先发展起来,但广大中西部地区没有发展。当初为什么地区经济差距那么大?因为我们在统计人口时只统计户籍人口。比如深圳的户籍人口就很少。


真正在深圳创造GDP和从业的人口,比户籍人口多很多。2000年之前,只统计户籍人口创造的GDP,实际是不真实的。2000年统计口径改变以后,各地人均GDP的差距开始大幅度缩小。从国外情况看,日本东京的GDP总量很大,它集中的人口也最多,它的人均GDP最大和GDP最小的县,差距不是很大。美国加利福尼亚大概集中全美国17%左右的GDP,当时好像说加州是全世界第几?跟其他州相比,人均GDP差距其实也很小。


原子智库:谈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一个话题是产业政策。中国过去施行了产业政策,您如何评价,是成功还是失败?应该继续施行下去吗?


杨伟民:总体上说,产业政策在追赶型发展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是决定性作用。80年代初期,我们很多产业是没有的。当时我们有一汽、二汽,但是那个轿车相当于没有,谈不上产业。后起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可以依据燕型理论。发达国家是头燕,我们是后面的燕子,跟着头燕飞,你搞汽车我也搞汽车,你搞乙烯我也搞乙烯,你搞高铁我也搞高铁。发展到现在,在绝大多数领域,只谈生产不考虑技术的话,已经跟发达国家没有太大差距。


产业政策需要转型,不能再去简单促进某一个产业尽快长大。应该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不能让一个市场某一两家企业垄断,这是功能性的产业政策。我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处于这样一种产业政策。我们也在不断的变化。


原子智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过程中,我们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有什么样的变化?


杨伟民:改革开放40年中,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是在逐步深化的。任何国家采取的经济体制,本质上就是处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对市场、对企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实行什么样的体制。过去我们实行计划经济,一切都听从政府,也没有严格意义的企业。


企业只是国家计划的代工厂、加工厂。改革开放,就是要改变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最开始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比过去计划经济进了一步,之后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到1992年,提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手段,市场经济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从那以后我们开始把改革方向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十四大确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逐步在市场这个方向放权,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而政府的作用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实际上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这两只手都要用,都要发挥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表述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


到十九大时,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两大重点。第一、完善产权制度,第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过去40多年来,市场经济首先是商品市场,商品市场包括服务市场,基础的是要素市场,资金、土地、人这三大要素到底能否真正按市场来配置,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人口问题:劳动力已经在逐年减少


原子智库:中国的人口出生率过低,这一直是个很受关注的问题?您怎么看?


杨伟民:去年出生人口当中,二胎比例超过一胎,这说明我们适龄妇女总量少了,生育意愿也不强,连第一个孩子都不生。现在人口增长的贡献率,一半以上是二孩的贡献。从根源上讲,是计划生育导致的适龄妇女大幅度减少。适龄妇女生育意愿不强,因为生育孩子的成本太高,今后会逐步做出一些调整,逐步实现自主、自愿生育,同时还要有配套政策调整。


原子智库:将来中国经济的转型,将如何应对这个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杨伟民:说到将来,也许你的下一代,也可能不用到你下一代,已经用不起保姆,因为这是一个人口变化的规律。我们过去实行了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以人口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到现在减少接近4千多万。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今年一季度招工难问题又开始凸显,说明我们是真正需要技术工人,包括普通工人,都是严重短缺的。


这里面还有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源培养结构的错位。这在任何国家也不能做到完美。2013年以后我们快速发展工业化。工业化需要的是什么?就是简单的劳动力,装配线上的工人。最近几年服务业增长的比较快,服务业超过50%,对大学生吸纳能力增强。服务业当中到底谁在进步,谁在吸引更多的人才。大概27%的毕业生,最后搞金融。


搞科研的人员比例大大低于搞金融的比例,制造业的比例大概只有5%。过去清华毕业的学生基本都是做实业,当工程师,做科研、搞开发,现在都是搞金融,这是结构失衡的表现。


见证城市化:中国城市化质量还不高


原子智库:如何看待中国城市化发展,尤其是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


杨伟民:北、上、广、深这四大城市条件不一样。北京最缺的是水,大气环境容量相对差一些,长三角最缺土地,珠三角同样缺土地,深圳最缺的是空间。深圳大概1900平方公里,55%是山地和水,剩下45%左右的基本开发殆尽。再开发就要填海,填海会造成生态破坏,如何处理好人和自然资源的关系,又非常复杂。


90年代初期的时候,中国成建制的城市数量很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以承载大量农民工进城。当时把农民工叫做“盲流”,其实就是严格禁止农民工进城就业。到9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逐步放开,容许农民工流动。现在城市化速度很快,进来人口越来越多,常住人口城市化的比例已经是56%。


原子智库:城市化的速度非常快。


杨伟民:这里面还存在问题。户籍人口城市化比例大大低于常住人口城市化比例,也就是说,人进了城以后,还不能落户,不能享受和当地居民的公共服务,这是不公平、不平等的,即人的城市化质量不高。我做过一个研究,城市扩张太快,进城人口跟不上,人均占地面积提高,意味着城市人口密度下降,实际是城市效率不高的表现。中央在2013年专门召开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化的目标是提高城镇化质量,而不是拔苗助长,提高城镇化速度,这就把城镇化拉到正常轨道上来。


原子智库:一线城市的聚集似乎是一个大问题,如何解决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问题。


杨伟民: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因为在中心城区集中过多功能,人都到中心城区,这几个城市里面北京是最明显的,上海也是一样,通过大数据能看得出他们的活动范围,北京加班最多的人是在哪里?在CBD、在中关村,居住地却不是在城里。如果疏解一部分功能,比如雄安新区,集中承接北京的一部分功能,就能把人口疏散开。东京你看它很大,但是东京城区占地规模并不是很大,实际是分散在各地。我在日本留学,大学就离东京是很远。


房地产这个问题,因为涉及到人、地、钱这三个词。人的问题上要有进有退,居住平衡。地这个问题上要增、要加,全国城市住宅用地除了中小城市,三、四线城市以外,绝大多数大中城市的住宅用地比例,都是偏低的。钱的问题上,要进要退,银行资金贷款过度流向抵押贷款和房地产,这是不健康的。我们的制造业占经济的30%,贷款流到制造业远远低于这个比例,不利于制造业发展。


金融风险:控制金融风险要多方发力


原子智库:如何看待今年经济工作不断强调的金融风险问题。已经有系统性风险吗?


杨伟民:金融系统要注意的,第一、是保持货币稳健中性的政策趋向,不要过宽也不要过于严,保持适度流动性,因为发货币是杠杆率的总源头;第二、要治理金融乱象,制止非法集资;第三、要控制一些非表内影子银行,所谓的创新产品;最后要关注一些金融集团。现在综合性金融集团有点过于庞大,它的资金使用是很混乱的。


从安邦这个案件可以看出来,资金使用确实存在很多漏洞,搞不好会出现系统性风险。还有其他一些非法集资,这些都要严格控制。总的来讲控制金融风险,要在实体经济、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和金融系统这四个方面共同发力。这四个方面的问题都不是短期形成,所以要打攻坚战,还要打持久战。


应对国际贸易压力:防止关起门的危险


原子智库:从今年开始,国际贸易环境似乎正在恶化,中国受到一定压力,内部的舆论反弹也很大。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呢?


杨伟民:我觉得要防止两种倾向,第一、要防止关起门来搞研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阻挡;第二、要防止民粹主义。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大趋势,它是不可逆的。从长远问题来看,我觉得当前出现的小波折,是全球化进程中必然要出现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从长远战略的角度看,这是要认清的。有一点小波折,有一点小摩擦,我们也要积极应对。


我们过去在追赶,在高速增长阶段,全社会,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居民,都有追赶型的快节奏心态,要快速地赶上来。我们也要检讨,产业基础够不够扎实,基础研究是否能跟上。尽管现在专利较大,质量还有待提高,能转化成现实成果的专利确实不够。我认为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要有所突破,真正变成创新发展。


要增加多种住房供应主体


原子智库:如何待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对于房地产你有什么样的政策建议呢?


杨伟民:一个城市健康不健康,看城市病存不存在,要看各类用地比例。这个说起来很复杂,我就非常简单的说一句,这是第一。


此外,要改变开发商作为商品住宅唯一供给者这样的垄断。农村集体组织在符合规划的条件下,可以在集体建设用地上盖一些住房,这就多了一个住房供应主体。中小城市可以搞合作建房,比如说一个企业取得土地使用权,有70年使用权,土地适合住宅建设,可以改成住宅用地。这个房子不是回到计划经济的分房,而是拿到市场上,这也是在增加供应主体,这是第二。


第三要在特大城市,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建立一批机构化、专业化的住房租赁企业发展租赁住房。中国租赁住房的人员比例过低。1998年房改,改革方向是产权化或者私有化,把本来租的住房变成私人产权房。当时情况下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现在住房价格这么高,绝大多数年轻人除了你是富二代,根本不可能在一线城市购房。一人买房,全家齐上阵,七大姑八大姨给你凑首付,未来你要变成一个房奴,一个月大量房贷压着你喘不过气来。这是第三方面。


要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真正为新市民和低收入者,提供金融支持的住宅金融机构,这个方向已经提了,现在具体怎么搞,再去研究;


第五、要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房地产税非常重要。日本大概有6千万套住宅,也就是两个人一套住宅,日本住宅很多都是一栋小楼一栋小楼。日本的空置率是13%,中国不论是全国的包括农村的还是城市的空置率都比日本要高,这是很不正常的。


就是大量房子在少数人手里,他不卖也不租,就等着房子涨价,我们把这个底数已经摸清了,我认为这个数是非常准确的。把这个住宅拿出来,将会大大缓解现在房价上涨的压力。房地产税实际上非常重要,现在没有正式出台,我相信肯定会出台,只不过到底是哪一天。


理解发展:西部开发不是片面追求GDP增长


原子智库:想请问几个关于您个人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您最早为什么选择经济这个专业呢?您是如何走上经济管道这条路。可以和我们分享当时的往事吗?


杨伟民:我那时根本不懂上经济学专业到底学什么。考大学时我已经是建筑工人,砌砖盖房子,当初选择这个专业就是觉得,不是要搞经济建设吗,不是要搞阶级斗争吗,经济系跟现在国家大政方针符合,我的一个亲戚是大学毕业生,他是搞建筑的,他帮我参谋说:你选经济,所以我就报了经济。当时我报的是计划经济,最后分到政治经济专业,结下这样的缘。


毕业以后我先当老师,后来在人大工经系学习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我对产业政策这一门课很感兴趣。我觉得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应该用产业政策助推国家,尽快赶上发达国家。日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后来正好有出国的机会,我就出国到日本一桥大学,在那里学习产业政策。回来以后国家计委成立产业政策司,专业对口,我留在产业政策司。先搞产业政策,然后搞区域问题,搞城市化问题,然后又搞规划,全面规划。后来又搞宏观经济、搞改革,什么都搞了。


原子智库: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1980年代是改革的黄金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杨伟民:80年代确实是思想大解放的一时代,都在试错。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成功的,工业当中的承包制则是不成功。当时首刚也搞承包制,最后其实不成功。我觉得不能简单说80年代就是成功的。


90年代小平提出市场经济后,就停止前面80年代的试错,所有试错都停止,开始回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大家有了这样明确的目标,我们党、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社会,都凝聚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基本方向上来。大家不争论,按照这样的方向建设。在过程当中,也出现了1993年、1994年的过热,我觉得它是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小问题。


没有基础性的、宏观的框架,不会有后面的改革。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加入WTO,我觉得这是转折点。加入WTO以后,必须要按市场经济国家的规则办事,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加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规律都是一样,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确实是最有效率。发展经济实际就是看最后有没有效率。只有效率高,经济才有竞争力。


原子智库: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


杨伟民:中国改革开放40年,随着经济发展,我们的经济理论也在不断进步。过去和现在主流的经济学的一些观点、思想、理论,基本上是照搬西方的,西方的一些理论主要是从西方国家发展历程当中总结出来的。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在发展中国家总结出来的一套经济理论。


在这个过程当中,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为经济研究做出大量贡献。20多年前,我就投过一个稿子,分析“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从那时到现在,地区经济发展上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都和这个理论深入研究有关系。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讲地区协调。第一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二是基础设施便捷化,第三是人民生活大体相当。我觉得这三个是衡量地区发展协调的基本标准。


我们其实也走过一些弯路,比如过去提出西部大开发,当时的初衷是为了缩小各地区,东部和西部包括各省之间,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差距。实际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那时候没有考虑生态环境,像西藏、新疆海拔高,平均4000多公尺,在那些地方是不可以搞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的。青藏高原是世界的第三级,那些地方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好生态,而不是增加GDP。增加生态产品,清洁的水,清新的空气,其实也是很好的功能。


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在一个空间单元内。如果仅仅考虑GDP,会造成生态破坏。在这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理论、政策、规划都是在不断的进步的。


原子智库: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省市县会出现互相竞争的情况。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对于发展经济是好事。您认为地方竞争是好事吗?


杨伟民:这主要是张五常的观点,也有一些人支持,他说中国地方政府就是一个大公司。应该来说,这确实是我们过去经济发展较快的重要原因。我认为,这同时也是各种问题的原因。地方政府干了不应该干的事,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是问题一堆,所有根源可能几乎都在这里头,中央政府定一个7%的速度,省级政府定了8%,层层加码,到市县就变成10%,完不成怎么办?要不然就造假,要不然有什么挖什么,有什么开什么,山河破碎,环境污染。


地方发展经济,还是要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方向来,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地方政府可以做规划,引导企业到划定的区域来。过去地方政府干什么呢?区域随便挑,什么地方建都可以,破坏了生态,干了很多坏事,这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错位。


调整需要一个过程。我相信会逐步实现,地方政府不再追求GDP,而是考核公共服务、社会治安、生态环境、市场监管,别出现假冒伪劣产品。不要考核GDP,考核投资,也不要考核财政收入,不应该这么干。过去为了快速发展,各级地方政府都调动起来,现在到了需要调整的阶段,还是要让市场的决定作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原子智库(ID:AtomThinkTank),作者:杨伟民。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网立场
本文由 原子智库 授权 虎嗅网 发表,并经虎嗅网编辑。转载此文章须经作者同意,并请附上出处(虎嗅网)及本页链接。原文链接:https://www.huxiu.com/article/2721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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