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叁里河（Sanlihe1），作者：碟叔，头图：电影《西虹市首富》
郎瑛在《七修类稿》里记载过一个故事：
宜兴人吴俨有个儿子叫吴沧州，喜好书画，收藏了很多名人字画。这个吴俨有个弟弟，很有钱，但比较俗，只喜欢囤积一些粮食布匹，经常被文人瞧不起。
吴沧州屡次想买朋友家的一幅《十八学士》，无奈画主人要价太高。吴俨的弟弟听说了这事，就把画买了下来，摆酒席宴请兄长跟那些瞧不起他的人。酒宴进行到一半，他故意谈论书画，大家又是一阵鄙夷，结果他冷不丁拿出了《十八学士》，吴俨一看，惊叹道：
“今日方与平时鄙俗扯平。”
吴俨的意思就是，你平时再粗俗，今天收藏了这画，也算咸鱼翻身了。
一个只知道囤积粮食布匹，常被知识分子鄙夷的土豪，因为收藏了一幅名画，就此免俗。这个故事反映的是明代社会流行的书画古董热，而这股热潮的推手之一，就是当时富起来的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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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世贞记载，明代首辅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搞过一个财富排行榜。能上这个榜单的，资产至少得有五十万两白银，全天下只有17家。这17家里，严世蕃提到了吴兴董家跟嘉兴项家：
“今吴兴董尚书家过百万，嘉兴项氏将百万，项之金银古器实胜董，田宅典库赀产不如耳。”
在严世蕃看来，项家的金银古董比董家多，董家的不动产比项家的多。综合来看，董家比项家有钱。在当时，项家古董之多，以至于“海内风雅之士，取道嘉禾必访元汴，而登其所谓天籁阁者”。
这个元汴，就是项元汴，明代收藏家，建天籁阁以藏书画。
作为江南首屈一指的富翁，项元汴在收藏上花费甚多。为了收藏王羲之的《瞻近贴》，项元汴花费两千两，当时的县令，同是收藏家的李日华一年的年薪也就二十九两。而仅王羲之的作品，项元汴就收藏了13幅。
对项元汴来说，收藏不仅是爱好，还是士人身份的体现。
随着明中期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商人成为了新崛起的富裕阶层。明代小说《玉堂春落难逢夫》中，山西贩马商人沈洪想约妓女玉堂春见面，但玉堂春为了尚书之子王景隆婉拒了沈洪，沈洪便向老鸨抱怨，王三官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有钱，我亦有钱。
作为商人的沈洪手握大量财富，在消费上已经能与士绅展开竞争。但钱怎么花，花在哪，却大有讲究。就像柯律格所说的那样：
“大量明代社会史研究的论著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成功商人，当财富积累至相当水平后，都极渴望获得士绅的身份，从而进入有教养的社会圈子。”
对商人来说，要想进入有教养的社会圈子，关键在于模仿。“他们渴望得到士绅身份，乐此不疲地尝试各种方法以实现从商人阶层到士绅阶层的转变。其中方法之一就是模仿士绅的行为举止。”
士绅们喜好书画古董，为了挤入儒家精英文化圈，新兴商人们也兴起了古董收藏热。如卜正民所说：
“在明朝前期只流传于极少数的精英人物中间的具有文化意蕴的物品，如古董、字画，被大量地带到了道德真空地带的金钱世界。这些物品向应邀前来参观或使用的人们展示着收藏者的独到鉴赏力和不俗的文化品位。”
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
为了由俗入雅，富起来的商人们开始疯狂购置古董，其中以徽商为最。他们“不惜重值争而收入”。当时有个徽商叫吴用良，经常跑到吴会地区，结交名家，买了很多书画古董，只要有喜欢的，就花十倍的价格买买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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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虽然有钱，却没有项元汴的眼力，一不小心就容易被古董贩子当成冤大头。
明朝古董造假技术已经十分成熟，潞王朱常淓暂居杭州时，听说古董贩子王越石有个从天籁阁流传出来的定窑小鼎，就派一个姓俞的手下去谈价钱。王越石跟这个姓俞的在西湖边喝了半天茶，最后联手糊弄起了潞王。他们把赝品以两千两银子的价格卖给了潞王，姓俞的得了四百两，王越石得了一千六百两。
皇室出身的王爷都容易打眼，更何况是乍富起来的徽商。
“今富贵之家，亦多好古玩。然亦多从众附会，而不知其所以好也。”面对“不知其所以好也”的徽商，苏州人动起了歪脑筋，“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能令真赝难辨。”
徽州商人吴新宇曾经花了八百两银子从冯长君手中买了幅画，画到手后，吴新宇高兴得大宴宾客。但他不知道，这画是冯长君请嘉兴作假高手朱肖海伪造的，真迹还在冯手中。
造假业在江南甚至成了一门产业，苏州专诸巷是当时最大的赝品制造基地。松江地区有个人叫张泰阶，他编了本书，叫《宝绘录》，收录了六朝以来的两百幅伪画，专门用来行骗。
被骗的徽商多了，士人沈德符讽刺说，徽商们附庸风雅真假不分，把“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视为珍宝。
沈德符的话既说明了当时艺术品市场造假的猖獗，也暗含了士人对商人群体的鄙夷。《花村谈往》里记载过一个故事：
书画大家董其昌回到家乡，遇见了一个族中旧子。这个人是个暴发户，买了不少琴棋书画古玩，把家里摆得满满当当，中间夹杂着算盘账本。
他邀请董其昌跟张侗初等文化名流到自己家里赴宴，饭后清谈时不断介绍自己的收藏值多少钱。董其昌闭目说“太多，太杂了”。主人遂把东西移走一半，又问董其昌。董其昌又说还不够清净。等东西都搬走了，主人问，这样还多？那怎么办才好？
董其昌说：“没别的，你滚就好了。”
这则典故反映出了文人跟富人既共存互用，又紧张相斥的微妙关系。董其昌为代表的文人们答应赴会，说明二者关系不赖，但董其昌面对附庸风雅的主人又刻意讥诮排斥，可见文人对“雅俗有别”的坚持。
这种坚持，正是区分士人跟商人的标准，如卜正民所说：
“时尚的标准不是由那些从底层爬上来的企求者决定的，而是由那些已经达到既定水平、需要保护既得的精英地位的人们决定的。他们划出时尚与普通的界限，将大多数企图挤进上流社会的追寻者都拒之门外。不然的话，他们的上流社会地位就会变得不值钱，他们足以象征其优越地位的资本就会失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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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里，西门庆家中开设绸缎铺、当铺和生药店，本来是个商人。但他贿赂蔡太师，买了个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的官儿。
当上官的西门庆也讲究起了风雅，第三十四回写到了西门庆的书房：
“上下放着六把云南玛瑙漆减金钉藤丝甸矮矮东坡椅儿，两边挂四轴天青衢花绫裱白绫边名人的山水，一边一张螳螂蜻蜓脚、一封书大理石心壁画的帮桌儿，桌儿上安放古铜炉、流金仙鹤，正面悬着‘翡翠轩’三字。”
所谓的云南玛瑙东坡椅儿、螳螂蜻蜓脚、鎏金仙鹤，无一字无来处。用扬之水的话说，这里笔笔写得实在，处处可见时风。
但若是以同时代文人的审美作为标准审视西门庆的书房，便会发现这里无一处不俗。
明代文人文震亨曾经写过一本书，叫《长物志》。文震亨出身世家，他写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上流社会生活指南。书中文震亨专门教读者如何悬挂画作，“悬画宜高，斋中仅可置一轴于上”。如果像西门庆那样左右对称挂两边呢？文震亨说了，“最俗”。
以文人之雅巧妙反衬商贾之俗，是作者兰陵笑笑生对西门庆的讽刺。
文人张岱曾经写过一个青铜花瓶的故事。这个花瓶原本为张家所有，后来以一百两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古董贩子，这个古董贩子又将花瓶卖给了一个徽商，徽商将花瓶摆在了祠堂供桌上，没人告诉他，供桌上是不能放青铜器的。
张岱以青铜花瓶取笑徽商距离精英阶层太远，同时也反映出士阶层的焦虑：粗俗如这位徽商都可以获得只有鉴赏家才应该拥有的对象，所不同的仅仅是摆放的位置不对而已。换句话说，商人们通过经济地位的确立，逐渐威胁到了士阶层的文化地位。
为了抵挡这种焦虑，士阶层选择编撰各种鉴赏书、指南书进行自我标榜。如王正华所说：“《长物志》中的知识在于标榜文士高雅的生活品味，藉以区隔徒有财富而无文化水准的新富人士。”
就像魏斐德说的那样：
“利用编撰鉴赏书的方式，士阶层将新富们置于传统士大夫家庭的权威之下，新富们不得不向这些家庭学习，获取文化的准绳，转而沿着绳子向上爬，超越士大夫。他们在模仿士大夫的过程中没能养成自成一格的举止仪式跟生活方式，转而重申文人高雅文化的霸权地位。”
这背后的原因，是晚明的商人们始终没形成独立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商人们在政治上极端依附于国家权力跟士大夫阶层，他们没有推翻儒家制定的等级规则的动力，更没有所谓的文化自信。
这一切，都能在《金瓶梅》里找到蛛丝马迹。
《金瓶梅》里，西门庆刚刚花钱买了个副千户的小官，就看不起跟他结亲的乔大户了。西门庆跟老婆吴月娘说：
“做亲也罢了，只是有些不般配些。乔家只是个县中大户，白衣人。你我如今在衙门中管着事，到明日会亲酒席间，他戴着小帽，与俺这官户怎生相处，甚不雅相。”
部分参考文献
《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卜正民
《维米尔的帽子：十七世纪和全球化的黎明》卜正民
《中华帝国的衰落》魏斐德
《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现状》柯律格
《南华录：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赵柏田
《物色：金瓶梅读“物”记》扬之水
《风雅的竞争：晚明的士商关系和书画消费》叶康宁
《晚明徽商与苏州艺术市场关系研究》张长虹
《晚明徽商对艺术品的赞助与经营——以徽商方用彬为中心的考察》张长虹
《奢侈性消费与晚明士商的身份认同》原祖杰
《明代收藏家项元汴研究评述》封治国
《晚明江南艺术市场与商人的运作》刘明杉
《明代江南文人的文物鉴藏及其审美趣味》陈江
《科举社会中的士人生活与文人文化》王鸿泰
《雅俗的辩证：明代赏玩文化的流行与士商关系的交错》王鸿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