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美好文艺的低欲望日本,不过是中国人的意淫式想像
2018-11-19 14:11

好美好文艺的低欲望日本,不过是中国人的意淫式想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 刘柠。


2018年“光棍节”,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举行了一场颇“反动”的出版活动。为什么说“反动”呢?因为主题与时代的氛围严重违和。我在开场白中说:“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而且是一年之中最纵欲一天,与读者分享关于‘低欲望’的思考,我觉得空气特紧张,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



《低欲望社会——“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以下简称《低欲望社会》)是日本思想家大前研一的著作,2016年由小学馆出版后,纸贵东洋,据说仅在初版本之后刊行的文库本就行销40万册。此番由旅日华人学者姜建强先生迻译成中文,“低欲望”——这个对当下日本社会堪称最精准的概括、最高冷的标签,可望“越境”,并在现代汉语中渐次固化。语词的移植固然是好事,毕竟与英日等语言相比,现代汉语其实已难称丰富。可是,就连“低欲望”的社会现实本身,也能复制吗?这就有些费思量了。


开宗明义,“日本丸”真的已驶入“低欲望”水域了么?看上去似乎是。这当然有一系列经济学、社会学的指标支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年轻人不婚不育不置业。用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中的表述,是“多数日本年轻人的DNA发生了变异,欲望渐渐消退”。与父兄不同的是,他们已不复怀抱《坂上的云》式的理想。曾几何时,国民“结婚生子,即使超过8%、10%的利率,也照样贷款盖房买房”。现如今,即使利率只有1%上下,都无人问津,日本人成了对利率无感民族。



当然,我并不相信所谓“低欲望”的社会现实真能改变资本的性格逻辑。东京的高档餐厅、怀石割烹,银座的高级俱乐部依然靠社用族(编者注:用公款娱乐消费的人)的交际费来支撑,周五的晚上,照样是一席难求。但同时,我确实也感到了某种风尚的变化,文化也在蜕变。所谓“风尚”,从来是自上而下,主流社会中产阶层的消费观,会渗透到其它阶层,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消费文化。前些日子,听NHK新闻,说东亚国家中,对拥有1亿日元以上随时可动用资产(即可用于生活消费的资产)的人数统计,日本仍居第一。可东瀛社会的现实是,“随时可动用资产”变成了基本不动用——有钱人的财富都流向了资本市场,所谓“不是有钱人才投资,而是投资才能变成有钱人”的观念深入人心。


今天,在日人眼中,开跑车、住豪宅不仅没那么拉风,甚至带那么一点low的感觉,至少不值得炫。过去十年来,因一掷千金的豪游男越来越少,银座俱乐部里的女酒保和妈妈桑们已经习惯了在零点前打烊,然后乘末班地铁回家的低调生活。笔者认识一位在寸土寸金的新宿歌舞伎町金街上开酒吧的女掌柜,同时也是有名的舞台剧女优,曾在成龙的电影中出演过角色,每天凌晨两点打烊后,独自骑单车回位于中野的公寓,风雨无阻。在书店,偶尔翻一翻时尚文化志,早已不复是那种物质主义无处不在、呼之欲出的“高大上”存在感,而代之以清新养眼、享受孤独的都会新生活解决方案。也难怪,早在八十年代,日本高中女生就已然实现了LV包包人手一只,你让淑女太太杂志重拾类似话题,那究竟是在做“时尚”,还是在做“大妈时尚”呢?



风起于青萍之末。那么,“低欲望社会”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在笔者看来,一言以蔽之,是所谓“下流社会”的延伸和归结。


2005年,另一位社会学者三浦展出版了畅销书《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指出以“一亿总中流化”为目标的“1955年体制”即将终结,而以“阶层化、下流化”为主要特征的“2005年体制”将全面铺开,“下流社会”的说法遂不胫而走。弹指十年,社会风土大变,曾几何时被戏称为“日本株式会社”的上班族社会,竟沦落到37.3%(2017年数据)的劳动力为非正规雇佣者的境地,仅那些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买的蛰居族(Hikikomori)人口,便已逾百万,乃至学界有种日本已重新出现阶级化的意见。在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的长期萧条中,“手头紧”可以说是一种国民“通感”。大前在书中写道:“过去十多年,日本不管哪个阶层,其实际年收都减少了约100万日元。”



在这种情况下,消费降级就成了自选动作。而各阶层不约而同地乘梯而下,便酿成了所谓“低欲望”的空前社会景观。如此景观之下,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草食化的年轻人和活力满满的老年人”之无处不在,前者是在厉行节俭,后者是在开源节流,与无所事事、却绝不过度消费的年轻人同步递增的,是那些退休后的老人。于是,我们看到机场、车站、餐厅、观光景点,到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长者——所谓“白发经济”。


举个例子,战后第二个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数仅次于团块世代的团块二代(即1971年到1974年间出生者),全国共有210万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尚处于未婚的孤男寡女状态,遑论生孩子。这个阶层,在经济上虽不及团块世代优渥,但比后面的世代要强不少,按说结婚生子全无问题。


我有个朋友,是东京一所私立大学的准教授,作为团块二代,混得算是差强人意。可他一直独身,且做好了终身打光棍的打算。并不是不想结婚,而是觉得结婚“不现实”。为什么呢?因为对他来说,“结婚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这对中国人来说,颇费解,因为在我们的观念中,结婚首先是一个人生观问题(如是否不婚主义),或者是一个爱情问题(有无机缘)。但这位朋友作为团块二代,对婚姻问题有很现实的既成标准——30岁时,年收多少,40岁时,要达到多少,都是实打实的硬指标。而他自己,由于读博士比较晚,博士毕业后又做了多年非常勤讲师,故被认为收入“不达标”。


还有一个令中国人难以理解问题是,在结婚问题上,决定权基本掌握在女方手中。日本女性虽然在参政权等社会参与度上评价不高,但她们在经济上却是高度独立的。而经济的独立,又反过来强化了女性意识,所以多数女性一般不会选择在经济上“不达标”的男性,也不大会为结婚而选择消费降级。


毋庸讳言,“低欲望”是由于不消费,可不消费却并非因为没钱。其实,日本藏富于民的程度是不低的,国民个人金融资产约为1700万亿日元,企业内部保留金约有380万亿日元。如此巨额财富,哪怕只释放一个百分点,也能使日本经济彻底改观,可“即便有如此雄厚的资金,但就是不想使用,这才是问题之所在”——诚哉斯言,问题不在于没钱,而在于有钱不花:国民手中的钱既不能贡献于内需,企业保有的现金储备也不能用于给员工涨薪。于是,只有在“低欲望”水域缓慢行驶之一途。因此,找出有钱不能花的原因才是问题的关键。


对社会财富的构成稍加考察,便会发现,国民财富的大半,实际上掌握在老人手中:60岁以上者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占全部的63%;年龄放宽到50岁以上的话,则占到84%。而40岁以下的若年层,则相当可怜。越是低龄者,财富占有率越低,且大量非正规雇佣者,缺乏基本生活保障,乃至沦为“穷忙族”(Working Poor),这应该也是很多年轻人不得不选择草食和蛰居的主因之一。如此,不消费问题便呈两极化发展:老人有钱,但不花;年轻人想花,但真没钱。因此,在相当程度上,问题可简化为:老人为什么不愿花钱?答案是明确的:须应对“老后不安”。



今天60岁以上的老人,都是从泡沫期打拼过来的企业战士。他们目睹了经济泡沫崩溃后,经济一路下行,收入锐减、个人资产缩水的残酷现实。而与此同时,退休年龄延长,社保的个人负担额度不断增加的状况,使他们不得不未雨绸缪。而最大的隐患,是国家的巨额财政赤字——目前已接近GDP的3倍,堪称世界风险最高的国债。而一旦财政崩溃,国民养老金将难以为继……此乃“老后不安”的最大要素。


那么,回到主题,“低欲望社会”到底好还是不好,究竟是不是一个问题?其实,无论在大前研一的著作中,还是在日本社会的真实语境中,“低欲望”都是一个相当严峻而紧迫的、务须加以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是“超克”的对象,而不是“审美”对象。


对此,大前提出了一整套解决方案,诸如东京都再开发、从海外大量人才引进,等等,这是后话。在中国,出于对“低欲望社会”纯语义上的“审美”想象需求,更多则出于对本土“买买买”文化的不屑和反动,便对这个异域的社会现象做了一番自说自话、为我所用式的解读,以至于包装成了在审美和道德上凌驾于“买买买”之上的禁欲、高冷的pose,看上去很美,深得文艺青年们的青睐。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低欲望”真的就那么美吗?


一个屡屡被拿来说事的例子,是东京的宅男或家庭主妇,可以完全依赖便利店和百元店(100 Yen Shop)生活,偶尔在优衣库购物,添置几件应季衣物即可。在大前的书中,也有相关描述:一些人选择穷而充实的生活,美其名曰“穷充”。在单向空间的出版会上,笔者说:便利店加百元店的生活,其实并不low。非但不low,而且很时尚,颇契合环保和健康的双重绿色标准。可问题是,这种“极简”的生活方式本身,有多大可持续呢?大前在书中援引瑞典的案例写道:


由于穷充一族大都不需要缴纳税金,因此只能净增社会负担。若国库还有储蓄,不管怎么说,或许还能维持生存,一旦国库储蓄见底,到处充斥穷充一族,也就是国家破产之日了吧。问题是,若要维持现有水准的行政服务,就必须上调能够负担税金的大企业或富裕阶层的税率,而这又会出现当年瑞典的一幕,大家都往海外逃离。这也表明,穷充也能小确幸的时期,真的非常短暂。


所以,“日本的穷充时代也是不会长久的吧。我认为,或许比瑞典、丹麦、英国更短暂,充其量在数年间就会结束”。换言之,便利店加百元店的“极简”生活,亦需要宏观经济和社会服务的加持。而上游一旦限流,水量变小,怕是连“下流化”都难保。



道理其实是明摆着的。与美国不同,日本经济的体量虽然不小,却是转型不彻底的经济体,制造业尾大不掉,如日立、东芝、三菱、丰田、NEC等企业巨人,仍是国民经济的机关车。要想维持一定的增长,首先要确保这些大公司的良性运转。而这些公司的运转,靠的是整条整条的生产线,生产线上除了标配的机械手和机器人之外,还需要大量的Manpower(包括直接劳动力和管理职)


高端制造业如此,遑论那些苦于人手不足,捉襟见肘久矣的服务业现场,如医疗、看护、酒店、零售业等。而今天处于“老龄少子化”怪圈中的日本,最大的问题不是别的,正是劳动力的慢性不足。我清楚地记得,十年前,大前研一曾预测:劳动力缺口是18万人/年。在《低欲望社会》一书中,这个数据已升级为40-60万人/年,未来几年还将呈加速度发展。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问题,是日本经济最吃紧的课题。包括看上去很美很文艺的“低欲望”pose能扛多久、能否进行到底的问题在内,亦取决于劳动力不足的结构性矛盾缓解的程度,其它都是虚的。如果不能正视现实,还一味地沉湎于对“低欲望”的耽美性意淫中而不自拔的话,那只能说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了。


注:《低欲望社会——“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日)大前研一著,姜建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9月第1版

《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日)三浦展著,陆求实、戴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9月第1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 刘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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