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宇琦，编辑：吴燕雨。
“摇滚能有什么前途？你演唱给谁听？你要是一意孤行，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1994年的冬天，由于辞掉中央芭蕾舞团首席中提琴手、全心投入摇滚乐队“鲍家街43号”乐队，汪峰的父亲对他大发雷霆，认为他自毁前程。无奈之下，汪峰只能选择从家里搬出，住进了暖气时断时续的地下室。
那一年，在香港红磡，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贡献了中国摇滚史上最经典的演出“摇滚中国乐势力”，许多人泪流满面，认为中国摇滚乐的新时代终于到了。可事实上，即便有了在红磡这日后被认为在中国摇滚史上的经典一幕，在很多人眼中，摇滚还算不上流行文化，是只有“流氓”才玩的音乐，与说唱、街舞、电音等“地下文化”的代表一起，被贴上了“流氓文化”的标签，以至很多从业者根本无处谋生。
1994年“中国摇滚乐势力”现场的狂热
20年后，这种情况看起来仍然没有太多改善。30岁前的GAI已经是圈内十分有名的rapper，但也只能靠酒吧驻唱为生；舞者“蛇男”北漂期间，曾一年接过200场表演，结果最后被经纪人坑了一大笔钱，维权官司也输了；郑钧则感慨，中国大多数玩摇滚的“都穷得跟孙子似的”，还怎么写好作品……
只不过，比起20多年前的挣扎，如今的地下文化从业者们多了份一夜成名的机会。
去年以来，几档综艺爆发，给不同品类的地下文化，被大众接纳的可能。《中国有嘻哈》《这！就是街舞》《热血街舞团》热播，《即可电音》蓄势待发，让曾经那些不被看好的“流氓文化”有了证明自己的渠道，也让rapper、舞者们，从刻板印象里“不务正业”的“流氓”成了巨星。
《中国有嘻哈》歌词版MV
然而，有多少次全民狂热，就有多少的人走茶凉。
由于缺乏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和体系，综艺在“一夜之间”将这些文化推到顶峰，节目结束后，却没能维系其良性发展，选手离开了节目，继续挣扎与迷惘。但当下一档综艺捧红一个新的文化符号时，他们也只能“黯然离场”——就像1994年在红磡的那个夜晚，疯狂来过，但留下的似乎只是无数个“元年”的假象。
“这样的东西，就应该予以抵制”
“其（摇滚乐）音响杂乱刺耳，毫无艺术价值。它的演出常和吸毒、殴斗、同性恋等流氓违法活动伴随在一起。这样的东西，就应予以抵制。”
1980年12月8日，前披头士主唱约翰·列侬遭到刺杀，整个摇滚界为之所震荡。也差不多是在这一时期，许多中国受众和主流媒体，才第一次接触到摇滚乐这种音乐形式。在当时《人民音乐》的一次专访里，美籍音乐家李惟宁便提出了上述批判。
6年后，北京纪念国际和平年音乐会上，来自北京的小伙崔健终于发出了中国摇滚乐的初啼：“我总是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音乐会上不断有老同志退席，还有人跑来质问音乐会的策划者、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你们陕北歌就是这么唱的吗？”
崔健经典造型
主流文化不认可，从业者的生存状况自然很难乐观。1990年前后，当台湾音乐人张培仁来到内地时，看到的满是萧条：“我看到每一个乐队，都没有好的器材，没有良好的资讯环境，没有外在的市场，没有财富的吸引。”
后来，在母公司滚石唱片的支持下，张培仁成立了魔岩唱片，“魔岩三杰”横空出世，摇滚也被推向大众的视野里。然而，短暂的巅峰过后，由于魔岩对旗下艺人的运作缺乏“一个整体的策略”，加上张培仁因故回台、魔岩于2001年便停止营业，刚掀起的摇滚热又迅速降温。在那之后，很多摇滚音乐人再度无路可走，甚至连何勇都接不到演出。
“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
可即便如此，在众多地下文化里，摇滚已经算是幸运的了——毕竟，虽早已在国内诞生，但说唱、街舞等文化却一直生长于主流文化的聚光灯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是“流氓圈子的文化”。
红磡演出那年才出生的AR刘夫阳，如今已是说唱圈内名副其实的OG（老炮儿）了，他告诉毒眸，十多年前他第一次参加battle时，甚至没有合适的场地，以至于比到最后，因为扰民把警察招来了。他将嘻哈乐称为他的“爱人”，并写过一首《消失的爱人》：“当摇滚哥们，红磡演出票能卖个几百，这个钱，值她在酒吧唱一个礼拜”、爱着“她”的人“在地下打拼，赚着没谱的钱”。
同样在地下打拼的新街口组合，是国内最早的嘻哈团体之一。他们对曾经的“偏见”记忆犹新：“十年前，包装Hip-hop歌手对于唱片公司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靠送外卖凑钱，而后自己刻盘、设计专辑封面，甚至连宣传海报都得自己去贴。
国内最早的嘻哈团体之一新街口组合
“我们这种艺人要拿到美国去，应该是唱片公司都抢着签的那种。”他们曾如此自嘲，并直言嘻哈乐在内地音乐市场没地位：“流行音乐像大学生，摇滚音乐像中学生，Hip-hop音乐像小学生。”
尴尬的行业地位背后，折射的是社会对于说唱文化的态度。这项诞生于美国贫民窟的街头文化，由于经常包含与毒品、黄暴有关的元素，在进入中国后不免遭到一些人的效仿，进而使得文化本身备受争议。尽管随着嘻哈文化的发展，国内很多爱好者对说唱有了客观的认知，并且涌现一批优秀的音乐人，歌词内容也摒弃了错误的价值，但嘻哈“教坏年轻人”的偏见却并未因此而被剥离。
《中国新闻周刊》主笔杨时旸曾评论：“（主流价值和说唱的）冲突不只来自于那种有关于‘教唆’的担心，还有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文化体制与嘻哈音乐之间的天然对抗。”换言之，即使内容上不与“黄赌毒”沾边，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嘻哈所传递的“叛逆与批判”，本身就很难被认定具备“正当性”。
2015年，有关部门宣布全网下架120首歌曲，嘻哈乐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嘻哈融合体”创始人兼CEO李海钦日后感慨嘻哈乐在内地生存的难度：“歌词一定要积极、向上、健康，不能有对社会的批判。”
而与说唱同属嘻哈文化的街舞，虽然没有摇滚、说唱那么“叛逆”，但因为“不正经的打扮”与同样浓厚的街头气质，致使其也无法甩掉很多人的偏见。
天涯帖子“我看不惯街舞”
“我看不惯街舞，看不起跳街舞的人”、“猥琐、自我、毫无上进心的街舞”……十多年前，当街舞文化开始被越来越多90后关注时，在天涯等论坛上时常会涌现出类似于这样的评价，并会引来大量附和。而包括杨文昊、石头等目前国内的顶尖舞者也都曾透露，当年想要从事街舞工作时，也都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认为这不是一条合适的出路。
“街舞教学是很多舞者最主要的营收来源，可在很多地方，一个普通舞者教满一星期也赚不到1000块。”某街舞教学从业者告诉毒眸，街舞行业并没有外人想的那么光鲜。究其原因，还在于人们对于街舞等文化存在较大的偏见：“街舞真正被体育总局和舞蹈家协会认可、推广，也是这几年的事情。实际上很多家长，还是不太愿意让孩子接触这类文化。”
面对“流氓文化”的“指控”，有从业者曾试图发出过呐喊。2011年第七届KOD（亚洲最大的国际级街舞赛事）上，年仅10岁的陈培显和日本街舞大神Kite有过一场著名battle，比赛结束后，元老级嘻哈推广者MC鱼头曾说过一句经典的话：“街舞小朋友也可以跳，也能站在国际大舞台上，希望在场的叔叔阿姨能看到，街舞不是流氓。”
只可惜，在价值、审美取向更偏于一致的时期，这句话和多届KOD一样，并没被太多的主流媒体和人群关注。
地下文化的“元年”
2012年前后，电视音乐节目迎来一个爆发期，赵雷、苏运莹、莫西子诗等一批小众的民谣歌手开始走红。为了做民谣卖掉自己房子的“十三月”唱片CEO卢中强，在拿到5000万A轮融资后直言，民谣的崛起要归功于各类综艺，是这些节目的大热和自媒体的热议，为民谣添了一把火。
可电视综艺的这把火，没有烧到所有的小众文化，嘻哈就是其中之一。
“我当初参加节目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希望过去之后我的名气可以提升一下，商演的费用是不是可以不再是300、400，可以到1000、1500、2000。”2013年年底，抱着想多赚点演出费的心态，24岁的谢帝带着一首《明天不上班》登上了《中国好歌曲》的舞台，还收获到了导师蔡健雅的青睐。
很多观众不知道的是，这个在节目里略显羞涩的成都小伙，其实已经是地下说唱圈里的领军人物，由他领衔的成都说唱会馆，在当地拥有一大批拥趸。但在初亮相的“惊艳”后，无论是歌里的用词，还是最后蔡健雅将其选为“第二主打”，都让谢帝遭受到了许多争议，很多观众一时间还是无法欣赏说唱这种艺术形式。
很多观众一时间还是无法欣赏说唱这种艺术形式
随后，刘夫阳、万妮达等rapper也都先后参加过《中国好歌曲》《中国新歌声》等节目，但幸运的只是少数人，甚至包括GAI在内的rapper也没能成功通过节目海选，说唱歌手爽子就曾无奈地表示：“电视台会考虑收视率的问题，说唱音乐在中国并不被大众所接受，所以这些节目不会选择我们。”而这，对于扭转说唱的“小学生”地位，也有些杯水车薪。
2016年，《超级女声》第一次选择了将网络作为主要媒介，结果二次元歌手“圈住那个9”靠着网友们的支持，杀出重围成为了冠军，也宣告了小众文化在大众文化产业里的第一次胜利。而在这背后隐藏着的，是文化产业核心受众的变化——90后与00后已经成为了绝对主力，对于文化产品的需求也早就不再单一。
二次元歌手“圈住那个9”
网综时代的新现象，让很多内容从业者开始重新审视他们正在面对的消费群体。也正是在这时，爱奇艺高级副总裁陈伟意识到，像嘻哈等很多原本他所以为的“边缘文化”，其实已经和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甚至具备了不小的受众基础。
数据显示，在2017年夏天之前，美剧《嘻哈帝国》第一季在搜狐上的总播放量就已经接近3000万；摩登天空签下的红花会后，几个月的时间相关作品在音乐平台上的播放量就已突破千万；很多厂牌、公司已经开始签约明星rapper，摩登天空创始人沈黎晖甚至感慨，再不做就晚了。
尽管一开始不被看好、第一期录制只有一个赞助商，但事后证明，爱奇艺为了嘻哈的“冒险”是值得的。第一季《中国有嘻哈》播出后，网播量稳居同档期纯网综第一，收官阶段微博讨论量也超过了58亿，“嘻哈”微博指数暴增至500万，是此前的近百倍。嘻哈和它年轻的受众们，终于在2017年的夏天找到了彼此。
嘻哈和它年轻的受众们，终于在2017年的夏天找到了彼此
说唱在网络综艺时代彻底“翻了身”，而流量和热度的迅速聚拢，也彻底改变了这个圈子的生态。
支付宝代言、麦当劳代言、《蜘蛛侠：英雄归来》推广曲、《芳华》推广曲、京东的品牌推广……2017年下半年，大量的头部资源都开始向嘻哈人气选手倾斜，而GAI等人在五棵松的万人演唱会更是座无虚席。据说节目后不久，季军艾福杰尼在一次rapper聚会上痛哭，感慨“嘻哈终于熬出来了”。
麦当劳与嘻哈选手们合作的广告
不仅观众狂热，原本并不看好说唱的资本也开始向这块热土涌入。节目还没播完，被誉为“新三板嘻哈文化第一股”的普普文化就收获了一笔667万元的融资，而后包括节目的音乐总监刘洲等人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嘻哈音乐厂牌，签约了大量rapper。
但更为重要的，是主流文化对于rapper及嘻哈文化态度的转变。节目后不久，人气选手孙八一成为了“正能量嘻哈”的代言人，和很多官方机构有关合作，甚至被官方媒体点名表扬；冠军GAI不仅成功登上了《歌手》的舞台，甚至还和《我要上春晚》结缘。如果不是此后嘻哈圈的一系列震荡，他或许会成为第一个登上春晚的地下rapper。
孙八一得到了主流文化的广泛认可
这些变化的出现，让这一年被很多人誉为“嘻哈元年”。
说唱的成功，让更多从业者见识到了年轻受众对地下文化的热爱，也进一步意识到这些所谓的“流氓文化”其实并不是无人关注。节目结束后不久，就传出街舞、电音综艺已经开始策划的消息。而就在今年年初，优酷的《这！就是街舞》和爱奇艺的《热血街舞团》两档综艺同台竞争，也让街舞火了一把，街舞的网络热度（微博指数从此前的几万上涨至330万）、街舞教学的热度亦开始飙升。
一时间，rapper的故事开始在街舞舞者们身上重演。《这！就是街舞》冠军韩宇、人气选手亮亮成立了自己的舞撼兄弟工作室，就连赵薇、周冬雨也发布视频庆贺开业；《这！就是街舞》季军杨文昊的个人潮牌The V，早在节目播出期间就卖断了货；选手的各类签约、代言和综艺合作，更是络绎不绝……
多位明星送上视频祝福
参与过其中一档节目的一位舞者告诉毒眸，尽管他在节目中并没有获得太多镜头，但却也是这场街舞狂欢的受益者：“周围很多人都知道我是教跳舞的，但过去圈外朋友很少关心这块。两档节目播出后，身边好多人都来找我咨询、报名，甚至一些外地的朋友也向我来打听他们当地的街舞教室。”
于是乎，“街舞元年”的口号也被提了出来。而街舞的大热，似乎进一步印证了第一季《这！就是街舞》收官当晚，易烊千玺所说的那句话：“最后的赢家、受益最多的，其实还是街舞本身。”
“学会与资本和社会相处”
一个个成功案例的出现，逐渐改变了资本和市场对于曾经这些“流氓文化”的看法，似乎每一块都是可供掘金的金矿。然而，就像24年前的魔岩唱片一样，商业化虽然将这些亚文化推向了台前，却很少教其怎么与大众“相处”。
在《中国有嘻哈》结束两个月后，红花会就与摩登天空分道扬镳。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分手，粉丝们认为是摩登天空在管理、包装上存在短板，有过度消费rapper的嫌疑；前摩登天空企宣总监丁太升则坦言，摩登天空在管理上确实存在一定问题，可红花会一夜爆红后的短视心理，却也给双方合作破裂埋下了隐患。
双方解约后不久，红花会明星成员的不当言行和其粉丝过激的行为，给整个厂牌乃至整个嘻哈圈招致了巨大非议，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一系列政策风险。在年初有关部门发布的“广播电视四个坚决不用”准则里，“嘻哈文化”也榜上有名，嘻哈刚刚走上台前，就遭遇了当头棒喝，GAI也突然从《歌手》等舞台上消失。
GAI从《歌手》等舞台上消失
这一盆冷水泼下来后，嘻哈的微博搜索指数直接在今年年初时降至6~10万，不及巅峰时的零头，一些当初人气不输特别高的rapper也再度失去了演出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新鲜过后并不是所有人都还对嘻哈报以较高的热情：改名后的《中国新说唱》，全季的网播量只有上一季的一半，而冠军得主艾热的微博粉丝数迄今也只有100多万，远不如上一季的多数人气选手。
成名后的茫然、一夜爆红后泡沫的破碎，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很多rapper们就经历了从地下到天堂又坠落的过程。这不禁使人想起二十多年前的魔岩文化和一夜幻灭的中国摇滚，也让地下文化应不应该商业化、应不应该和大众化“合作”的问题，再度被摆上了台面。
“商业化本身是没有错的，问题在于很多人不明白如何商业化。我和一些唱片公司有过接洽，他们对嘻哈商业化的理解还在于男的唱rap，女的唱副歌。不是说这样就是错误，但如果把它作为行业的标杆，到后期肯定是不行的。”面对社交网站上一些“中国嘻哈不适合商业化”的声音，DNV音乐集团总裁李权如此解释。
90后原创音乐团队“RAiNBOW计划”创始人林展秋也向毒眸指出，很多所谓“乱象”，反映的其实是和节目绑定的资本、经纪方能力不够，导致很多后续开发和合作虎头蛇尾。
“很多音乐人为了持续生产优质内容，必须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以至于出现原有组织架构和现有需求间的不兼容。并不能说是大众化、商业化的问题。”
至于该如何度过这段磨合期、阵痛期，林展秋坚信，并没有什么所谓的“解决之道”，想要行业健康、良性发展，就只有循序渐进、提升内容质量和团队专业化程度这一条路。
“很多如今看上去很大众的文化、明星，也是从地下、小众成长起来的。”
在林展秋看来，不断成熟的唱片工业，能够为不同的音乐人提供机会，而在找寻答案的过程中，张培仁想到的则是另一种可能。告别魔岩多年后，他逐渐意识到，“唱片业中音乐是功利的，并不自由”，因此近年来，他希望能跳脱传统唱片业，将更多的心力放在了独立音乐人的运作上，希望借此来找到新的出路。
何为独立音乐人？好妹妹经纪人奚韬认为，其实质不在于是否签约，在于传统的唱片公司采用的都是模式化的经营，而独立音乐人及其团队，则能够根据歌手的音乐风格和市场定位，去确定运作方向。在他看来，随着经济形势、消费习惯的变化，流水线的模式化工业外，是可以存在一些别的可能性的。
有从业者相信，独立化这样一种重视差异化运营的模式，能更好地助力嘻哈、电音等强调个性的音乐品类去适应商业化，也能为街舞等地下文化的经营提供参考。在地下文化的挣扎中，的确有越来越多的小众文化从业者，开始寻找合适的“独立”之路，为相应的文化配备合适的团队和商业模式。
原本以舞蹈培训为重的SDT，近年来也探索起自己的艺人经纪模式。相关负责人向毒眸指出，有很多地下舞者不懂得如何自我经营、包装，进而没法获得好的平台和发展机会。
DNV成立以来一直筹备打造独立音乐厂牌矩阵，不久也投资了说唱厂牌ATR，厂牌主理人正是刘夫阳。李权表示：“选择和AR合作，是因为他比很多人更了解这个文化，我们要做的就是教会他关于商业运作、产业的东西。”
曾Diss过吴亦凡的AR刘夫阳
至于这些探索，能给行业带来怎样的变化，只能交给时间去判断。正如纪念红磡十年演唱会前夕，张培仁曾经给相关组织写的一封信里说的：“有许多事，可能要再过十年甚至二十年才能整理清楚，才能证明，我们都还没有走到终点。”
只是在那之前，新的浪潮正在兴起：尽管目前网络上还没形成关于电音讨论的热潮，但从业者和资本早已按捺不住，从去年起，包括麦爱文化在内的电音厂牌就获得过千万级别以上的融资。
可以预见的是，在资本的助推下，又一个新的地下文化将得到走上台前的机会，更多一夜成名的故事也正在酝酿当中。资本的性质决定了它留给一个产业的时间和耐心是有限的，在浪潮起伏间如何抓住自己的命运，或许是新的幸运儿们更需要考虑的问题。
“这些行业是很容易聚拢资本的，从业者当然可以选择快速变现，但这意味着对热度的消耗十分明显。做内容的人要会和资本相处，千万不要被资本所驾驭。”林展秋提醒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