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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世界和今日的世界

百年前的世界和今日的世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陈季冰。


1921年,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在德国一个温泉度假胜地被极右翼恐怖分子谋杀。3年前的1918年11月11日清晨,在贡比涅的森林里,他代表德国政府与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一同签署了停战协议。


当时的德意志别无选择:1918年11月9日,那位装腔作势、志大才疏的威廉二世在闯下弥天大祸之后被迫退位(他偷越国境逃到了荷兰,在那里安然生活到1941年去世,并未被作为“战犯”追究),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


谈判桌上的埃茨贝格尔只能签署那份令德国丧权辱国的停战协议,无论是当时担任德国首相的自由派的巴登亲王马克斯(Prinz Maximilian von Baden),还是实际执掌军权的右翼独裁者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元帅,都发了电报催促他签字。数天前爆发的基尔水兵起义和全国性总罢工,以及巴伐利亚等地的共产主义骚乱,让这些精英人士担心,一场类似于1917年发生在俄国那样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触即发。


然而,自从埃茨贝格尔签字的那一刻起,他便注定成为了德意志的“罪人”。魏玛共和国就是在这样风雨飘摇的局势中诞生的,但历史已经证明,20世纪上半叶同样容不下这个新生的民主政体。


我在上篇里已经指出过,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凡尔赛和约》中,建立国际联盟是最重要的内容,它是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率先大力倡议的。但国联成立以后的20年里几乎从未真正发挥过它的倡导者所期望的作用,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威尔逊的祖国拒绝加入。


为了说服国会批准《凡尔赛和约》,让美国加入国联,威尔逊曾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加入国联,那么它就将重新加入战场。他的警告一语成谶: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又回到了欧洲和亚洲的战场。尽管美国参议院当年否决《凡尔赛和约》的理由正在于它认为美国管好自己的事就够了,不应该参与到复杂的国际事务中去。


因此可以说,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后来更具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一战战后秩序的短视和错误的安排,直接将世界引向了通往更大战争的道路。


一战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之前与之后,人类仿佛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一战还是一个历史分叉的起点,自那以后,人类渐渐被分成了两半,生活在尖锐对立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内,这种对立到冷战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不过,历史从来就不是这么直线型的。在1919年《凡尔赛和约》签署到1939年二战爆发之间的20年里,还有一些重要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这20年成为人类现代史的转折点和分叉点。



阿道夫·希特勒原本很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小丑出一下场,就像一朵不起眼的浪花一样,迅速湮灭在历史长河中。


1923年底,希特勒和他的党徒在慕尼黑发动的啤酒馆暴动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了。第二年,法国人撤出鲁尔区;德国支付的战争赔款也得到调整——实际上,协约国在逼迫德国签署《凡尔赛和约》时,连它们自己都没有真的打算不折不扣地执行这笔赔款;魏玛政府发行的新货币被证明是稳定和成功的,上一年里像脱了缰似的通货膨胀迅速得到控制……


从1924年开始,德国经济出现了令人吃惊的强劲复苏。乐观情绪渐渐回到人们身上,刚刚冒头的纳粹失去了号召力,希特勒被看成一个江湖骗子、他的追随者则被认为是精神错乱的极端分子……


之后的5年(从1924年到1929年)是繁荣的时期。各国经济的复苏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大幅增长,而后者又进一步刺激了各国的国内经济。繁荣看起来不仅理所当然,而且会无限地持续下去,人类富足和进步的奥秘似乎已经被发现了。


然而,到1929年,大萧条毫无征兆地爆发了。


如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样,大萧条也是最先爆发于美国,爆发于华尔街,它对世界其他地方(当时主要是欧洲)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造成的损害和破坏也要比对美国自身大得多。


灾难的序幕始于1929年10月29日的纽约股市大崩盘。在随后的一个月内,美国股市暴跌了40%多。随着银行一家接一家倒闭,金融体系崩溃,整个经济体系陷入悬崖式下跌的恶性循环之中……但在当时,几乎没有谁能够预见到这场经济危机波及的范围之广、造成的影响之深。


在经济危机排山倒海而来的最初3年里,也就是1929年~1932年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制造业国家——美国和德国——的工业总产值都下降了1/3左右。到1933年,西方国家平均的GDP还不足1929年的一半。


大萧条造成了严重的失业,在经济衰退最严重的1932年至1933年间,美国、英国、比利时、瑞典等发达国家的失业人口均达到全部劳动力的1/4左右;奥地利、挪威、丹麦诸国的失业率高达30%以上;在危机最严重的德国,有44%的劳动人口处于失业中……统计显示,1932年全世界的失业人口高达3000万。这还没算上大批非全日性的临时工,也没算上亚洲和非洲无从统计的大量民众。


大萧条的第一个直接后果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崛起,而这又进一步伤害了全球经济。


为了保护本国市场和“民族工业”免受大萧条冲击,各国政府出自本能地相继出台了许多保护主义经济政策,例如提高关税、实施进口配额、颁发进出口许可证、政府直接补贴本国企业、收购过剩产品、进行货币管制,以及签署各类排他性的双边贸易协定等。总之,每个国家都倾向于通过政府加大对经济和市场的控制来试图免受外部风暴的冲击,在危机四伏的世界经济汪洋大海中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安全岛。


尽管谁都知道,这些高筑壁垒、以邻为壑的做法只会进一步加剧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因为经济繁荣离不开一个良好运转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但这就是所谓“公地的悲剧”,个体理性导致集体无理性。


数据显示,在1929年到1933年的4年里,世界贸易总额从686亿美元下降到242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同期全球GDP的降幅。原本已经高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此时分崩离析,变成一系列激烈竞争和对立的国家及集团。甚至连大英帝国都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要知道,数百年来,自由贸易对于这个岛国上的人们来说近乎一种神圣的信仰。


这些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必然引发各国间的经济摩擦,进而造成政治上的紧张。实际上,这是有前车之鉴的。从19世纪70年代末到一战爆发之间的35年里,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迅猛增长以及新殖民地(意味着原材料的海外来源和剩余资本、剩余产品的海外市场)的枯竭,欧洲大多数强国——例如意大利与法国之间、德国与俄国之间、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先后都卷入过严重的贸易战。从很大程度上说,这种经济民族主义正是一战爆发的导火索。


如果你熟悉欧洲,特别是经常去西欧的话,就会强烈感受到欧洲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有多紧密。在这片狭小的土地上,存在着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它们虽然语言、民族各不相同,但资源的单一性决定了它们在经济上很难独立于彼此。就连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好得仿佛受到上帝眷顾的法国,也不足以建立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体。


说句题外话,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自古以来实现统一的愿望从没有停止过飘荡在欧洲大陆上空的现实根源——欧盟并不是欧洲一批自命不凡的精英人士的乌托邦,它是欧洲普通人衣食住行的现实需要。这也是欧洲与美国的最大区别。但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和市场的这种整体性被政治上的限制和关卡切割得支离破碎。


为了扭转这一令人忧心忡忡的趋势,人们做了各种尝试。1933年,各国代表曾经在伦敦召开了一个世界金融和经济会议,试图通过协商拆除各国间与日俱增的贸易和汇率壁垒。但它遭遇了灾难性的挫败,因为“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和国内民众取得高度共识的政治目标。


大萧条的第二个直接后果是显著的世界性军备增长,一战后达成的裁减军备的目标被彻底扭转了。


在经济萧条、局势动荡的年代,扩充军备具有一箭双雕的功效:一方面,它能够迎合民族主义情绪,给人们营造一个“祖国”强大和安全的幻觉;另一方面,它还能创造需求,从而扩大就业,繁荣经济。


大规模扩充军备首先是纳粹德国开始的,几年之内,它在经济上的成效让整个世界耳目一新——失业消失,市场一派繁荣。于是,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投入到一场军备竞赛之中,并把它当作解决经济问题的新的灵丹妙药。


始于1932年2月的世界裁军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20个月,但与差不多同时在伦敦召开的经济会议一样毫无成效。随着30年代的渐渐逝去,越来越多人发现,一旦走上了军备竞赛的道路,这一趋势就是不可能停下来的。然而,军备竞赛的升级必然意味着战争风险的急剧升级,尤其是在民族主义情绪水涨船高的年代。


所以,如果没有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发生的。最简单的证据是,在1930年大选以前,纳粹党在德国国会里从未能获得5%以上的席位。但大萧条爆发3年以后,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纳粹一跃成为德国国会第一大党,超过了拥有60年历史的老牌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


1932年夏天,财经专家海因里希·勃鲁宁(HeinrichBrüning)的内阁垮台。7月的选举中,没有一个总理人选能够在国会保持多数。因为纳粹党不愿支持任何不以希特勒为首的内阁,而共产党人又拒绝与同为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人合作。


1933年1月,一些工业家、银行家和容克地主说服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显然,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住他。但他们忽略了群众支持纳粹运动的狂热情绪,而希特勒则及时、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新的机会。他说服兴登堡解散国会,下令于3月5日举行新的选举。新一届国会通过开会表决,授予希特勒实际上是无限的权力。不久,魏玛共和国国旗就从国会大厦屋顶降了下来,升上去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卍字旗……


假如不是惊慌失措的农民、失业工人以及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白领阶级成员成千上万地倒向纳粹党,它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衰退和失业冲击使这些人中弥漫着悲观失败的情绪。他们认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乃至民主制度统统都失败了,于是他们急于抓住任何一根稻草,哪怕是疯子般的希特勒以及他那些粗鲁凶恶的党徒。


但即便如此,希特勒的胜利原本也仍然不是不可避免的,是各种因素的结合促成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其中除了希特勒本人的煽动才能和不同既得利益集团有意无意间提供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在那个千钧一发的历史节点上,他的对手们实在太缺乏远见了。



如果没有大萧条,也不会有苏维埃式计划经济体系。或者说,即使有,它也不可能成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一种有力的替代选项。


1919年初,正当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接受欧洲民众英雄般的欢呼时,另一个拯救福音正从东方传来,并在各地引发一阵阵的骚动。传播这个福音的新偶像就是列宁,他的原名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相比于威尔逊在欧洲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列宁的导师形象在世界人民心目中传播得更快。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对于那些生活在传统专制国家以及殖民地的人民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对那些正在寻求自由、独立和解放的人们来说,苏联允诺了一个与以往任何社会迥然不同的社会新秩序,实现这一新秩序的路径简单而又易于理解,这使得它的感召力倍增。


为了模仿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战尚未完全结束之时,柏林、汉堡和布达佩斯等许多地方就都建立起了苏维埃;伦敦、巴黎和罗马等西欧中心城市的街头则出现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骚乱……


10年后的大萧条对西方经济和社会的冲击和造成的创伤之大,使一个事实愈发凸显:那个更早之前便与资本主义分道扬镳的国家——苏联,却仿佛免疫似的,丝毫不为经济危机所苦。


当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陷入一片停滞和衰退之际,唯独苏联在其看似极为成功的“五年计划”指导下,工业化突飞猛进发展。最保守的估计,从1929年开始,一直到1940年,苏联工业产量增加了3倍。从1929年到1938年的10年里,苏联工业总产量在全球所占的比例从5%跃升到18%。而同期美、英、法三国的比例,却从59%下降到52%。


苏联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10年间工业增长的速度,在西欧国家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但它的工业化过程是渐进的。相对而言,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化比较快,但在这两个国家中,煤和铁的产量翻一番也经过若干个10年。而苏联从1928年到1938年10年间,铁和钢的产量却增长了3倍,煤产量增长了2.5倍。1938年,苏联成为世界上农用拖拉机和铁路火车头的最大制造者。它的全部工业产量的4/5都来自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新工厂。


到1939年二战爆发前,苏联已超越英法等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全球第三大工业国。


苏联自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目的在于集中调配国内经济资源,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自那以后,由政府掌握国家全部经济生活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为苏维埃经济的突出特点,也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天回头再来审视,我们可以说,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是从战时统制经济中脱胎而来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家的政府实际上就采用了类似的资源集中管理和调配手段。他们那样做,是因为在战时,人们愿意放弃通常的自由,做政府吩咐他们的事。因为一切都要服从于单纯的、压倒一切和无可争论的社会目的——争取胜利。


在苏联,“计划经济”的思想或许有一些的确来自马克思主义学说,但还有很大部分是来自战时的经验,甚至更多的是来自一种不可抗拒的路径依赖,即在经济基础极为薄弱、资源极度匮乏的俄国,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如何能够在内乱频发、外敌环伺面前生存下来?这个持续而压倒性的问题迫使他们逐步发展了计划经济思想,可以说,战争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然而,只有国家处于交战状态的特殊条件下,“紧急状态”才会凸显出它的高效率;在正常条件下,“紧急状态”注定是低效或无效的,因为它不符合大多数人希望过正常生活的朴素人性。


头两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不分意识形态,纷纷开始以俄为师。别说法国之类历史上原本就有深厚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的国家,就连英国政府内许多持中间路线的官员也组织了一个不分党派的智囊团体,称为“政经计划会”(Political and Economic Plan-ning,PEP)。甚至连纳粹德国,也毫不犹豫地剽窃了他们素来看不起的俄国人的主意,于1936年起正式推出所谓经济发展“四年计划”。事实上,在应对大萧条造成的经济危机方面,纳粹政权自身也是相当有成效的,至少比西方民主国家有成效得多。


然而,即便在那个时候,苏维埃计划经济的成就也不应被夸大。


首先,苏联的工业化起点极低,因而取得一点进步就显得成就非凡。其次,以西方的标准来看,苏联工业化的质量也是很低的。它只是资源投入所产生的简单的数量扩张,劳动生产力水平并没有显著提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苏联的快速工业化是以人民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


但对于那些外来的“学生”,这些印象都不及苏联工业化取得的成就那么深刻,尤其是苏联经济能够完全隔绝于那场受席卷全世界的大萧条。


不能不说,苏联式计划经济的不可克服的重大缺陷从一开始就很充分地暴露在世人面前了。归根结底,并非人们对此熟视无睹,因为这些外来访客并不是去苏联做学问、搞研究的。他们一心所关心的也不是苏联内部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国内问题。


历史就是这样,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主题。当一个压倒一切的任务摆在时人面前时,他们的视野往往会被挤压得很狭窄。他们容易凭本能作出轻率的选择,而很难作出长远、周全和缜密的考虑。等到所有人发现苏联模式和计划经济实际上行不通的时候,历史已经又翻到了新的一页。


时代变了,大多数社会条件也都变了,但将近百年前的教训,在我们的时代真的能够被汲取吗?在纪念一战百年和“大萧条”90周年的时候,这个问题是最值得思索的。



利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的机会,法国总统埃曼纽尔·马克龙连同德国总理默克尔再一次向全世界高声宣扬了决心维护日渐摇摇欲坠的全球治理体系的理念。马克龙将这一理念概括为清晰而有力的一句话:“民族主义是对爱国主义的背叛。”


法国还计划将本来是为纪念一战百年而专门举办的“巴黎和平论坛”变成一年一度的固定国际性活动,其口号是“和平与全球治理相联系”。


这样的努力重要而又紧迫。但这样的努力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更多的人如何看待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及其成败得失。


100年前的和平努力失败了,短短20年后,欧洲和世界又爆发了另一场规模和破坏性更加可怕的战争。国际联盟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继续向前推进(就像今天的许多国际合作那样,例如应对气候变化条约、TPP等等),但事实证明,没有美国参与的它一事无成。最终美国也不得不重新回到战场,付出更惨痛的代价去收拾上一个失败的国际治理体系所酿成的祸事。


这就是那个年代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共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是对的,可惜他所代表的崇高而雄心勃勃的国际主义没有机会得到实行。


近来很多人喜欢谈论所谓的“战后国际秩序”,这个概念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一套全球治理机制。它建立在多边平等磋商合作的原则上,由一系列国际条约和维护这些条约的跨国组织构成。它显然汲取了一战以后巴黎和会和《凡尔赛和约》失败的教训,使威尔逊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


这一套全球治理机制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功,确保了以后70多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即使是在毁灭性的核乌云笼罩大地的冷战岁月,它也没有失败,继续发挥了应有的功能。


但在一些国际主义者看来,这套全球治理机制只是一个妥协和折中——它的法定基本单位不是公民个体,而是世界上100多个民族国家。你可以说这注定了这套治理机制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但现实主义地看,这也恰是它能够顺利运作的原因。如果要求放弃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它将不可能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支持。看看志向更大的欧盟吧,推进得多么艰难,遭遇了多么大的反弹!


然而,这套战后全球治理体制目前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许多端倪和信号其实早就已经显现,但当听到一位一再叫嚷“美国优先”、大肆谴责“全球主义”的美国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宣称“我们绝不会把美国主权让渡给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无法控制的全球官僚机构”时,我们仿佛已经听到了这套战后秩序的丧钟。


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套秩序取得的长期巨大成功滋生了它内部的反对力量。因为人总是倾向于将已经得到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而将尚未得到的不满归咎于外在现实的缺陷。


我这么说绝不是想要意指这套全球治理秩序多么完美无缺,世界上没有人会这么认为,它当然问题多多。但我想指出的是,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很多时候人们追求的不同目标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关系:当你想要得到可望而不可及的A时,你有没有想过,这必然意味着你将会失去已经拥有的B,而B对你来说远比A更重要?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想要得到更多,为什么不能下更大的决心、花更大的力气让这套全球治理体系得到改进,而是必须要推倒重来呢?就像德国总理默克尔11月11日在“巴黎和平论坛”上追问的:“建设一个机构不容易,但破坏起来却很容易,我深知联合国确实有其运作不理想的地方,但失去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这个世界会更好吗?”


许多心怀失落和不满的人认为,是全球主义带来了贫富分化、移民冲击、文化认同危机和国家安全危害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只有将民族国家隔离于全球化的风险之外,同时竭力提升民族国家的“硬实力”,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里立于不败之地。特朗普以及英国和欧洲大陆的退欧派就是这种思潮的拥趸,当然,他们的煽动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思潮。


只是,当许多人在肆无忌惮地攻击或阳奉阴违地破坏联合国、WTO等跨国机构及其所维系的国际条约时,完全忘记了这些机构和条约为何会诞生,以及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欧盟是最经典的一例。在今天的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指责布鲁塞尔“官僚主义”、“暗箱操作”,呼吁从那里“夺回主权”、“赢得独立”的民粹主义政客及其拥趸们不仅完全遗忘了从“欧洲煤钢条约”到“欧洲经济共同体”直至“欧洲联盟”的由来及沿革历史,而且他们大概还觉得,今日西欧大陆上那些犬牙交错的国境线上的自由通行与和平往来,从来就是这样的。


但事实上,欧盟之所以会诞生,从一开始就是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战争。当时那些富于远见的“欧洲之父们”认为,国家间从交流、融合走向一体化,是一劳永逸地消弭战端的唯一途径,而经济利益的一体化是最容易达成的。经常出入各国边境的人应该还很清楚记得,如今这些祥和宁静、甚至连一面国旗都看不到的乡村边境线,仅仅20年前还是军警肃立、戒备森严的边防检查站……


亲历过世界大战的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感慨道:和平不是一种自然而然就会达成的状态,它是我们艰辛奋斗的结果。


但如今,竟然有那么多的人认为,我们祖辈和父辈的奋斗结果,是套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的枷锁,难道他们真的想要把这个世界拉回到1914年以前或1939年以前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陈季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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