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北方公园NorthPark”（ID：northpark2018），作者：熊韧凯，编辑：木村拓周
声势浩大的《即刻电音》终于在第二期制造出来一个热点，节目组把冯提莫请了上台——一个很难说跟音乐创作，莫论跟电子音乐有任何关系的网络主播。
最终剪辑出来的版本里，导师张艺兴僵持了八分钟，最终还是给冯提莫通过了。未被剪入的镜头有多长就不知道了，很多号称参与现场录制的观众说“节目组导演三次喊停录制，劝张艺兴给 pass”。但也无从考证，反倒是张艺兴自己发微博说是自己选的，不赖节目组。
这种很显然是为了“打破次元壁”、吸引目光、制造矛盾点的设置，在一档以电音之名的综艺节目里，其实是可被观众接受的。
同理还有《中国新说唱》请土味网红 Giao 哥去参加海选，或者把一个刚接触说唱三五个月却有很多娱乐圈好友的电影制片人送进正赛好几轮，还给了很多镜头。
这些事情出现在电音、说唱类的综艺舞台上，其实不太会被苛责。观众顶多骂一嘴 fake，然后接着津津乐道看戏听歌。电子、嘻哈这些音乐流派，和消费文化、娱乐场景之间其实没有隔阂。反倒是越和消费、娱乐碰撞，它们的发展越兴盛，看看这几年多少电音和说唱的音乐节就知道了。
但你很难想象，这些事情被放在任何堂而皇之“以摇滚/民谣之名”的舞台上。
相比起电音和说唱乐，摇滚和民谣在这些年展现出了一种膈应，一种和互联网生态下的青年人消费文化不相容的状态。2015 年底，崔健参加《中国之星》录制，由他推荐的舌头、痛仰的表演被剪掉，他本人也被树立成一个顽冥暴躁、与年轻一代流行文化格格不入的形象。
崔健在网上恨恨地说：
“小时候我以为世界上最残酷的是日本鬼子、德国鬼子，现在我发现世界上最残酷的就是剪辑师。”
所以后来他收到《中国乐队》导演陈韬邀请的时候，问陈韬：“你是不是要做一档真的节目？”就这样，他们做成了一档没有海选，没有对抗，没有淘汰，也基本没有任何影响力的“真的节目”。
崔健应该有张艺兴的觉悟。就算没有节目组导演或者剪辑师的残酷，就算没有所谓行政力量对文艺创作的横加干涉，现今这个音乐消费体系下，大众媒体上的摇滚乐和民谣乐，恐怕只能是汪峰和赵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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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太合麦田宣布联合几十个厂牌和乐队发起“独立音乐联合体”，一众独立音乐圈的从业者、用户惊呼，“这是要和摩登天空正面刚啊”。
把独立音乐限定在摇滚和民谣的话，这个领域，除了手握音乐节这个离钱最近环节的摩登天空之外，确实很久没有什么大动静了。
民谣和摇滚可能从根上就离钱很远。
1995年，高晓松、老狼、郁冬一帮刚刚录制了校园民谣唱片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讨论着要成立个工作室。几个人为了工作室的名字吵来吵去，最后郁冬提议叫“麦田”，大家这才一致同意。
这个名字来源于张楚的《冷暖自知》：“我没法再像个农民那样善良，只是麦子还在对着太阳愤怒生长。”前一年底在香港红磡举办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刚把“魔岩三杰”抬上了神位，何勇、张楚和窦唯一时成为大陆青年人最熟悉的名字。
高晓松是清华子弟，老狼父亲是航空航天部总工程师，这些知识分子家庭的小孩，接触到摇滚乐的途径和大院子弟是不同的。崔健的那股叛逆劲，即使不是承袭自林立果，也是在 “阳关灿烂的日子”下熏陶出来的，是一种“动物凶猛”。何勇在采访里也说，自己是拿了父亲文工团里的电吉他，再到大院里呼朋引伴，乱嚎乱弹摸索出来的。
至于老狼们，则是在外国进口录像带里看到了Bon Jovi，在印有“内部研究资料”的《光荣与梦想》里第一次系统了解摇滚。在这个1979年商务印书馆版里，刚刚从“五七干校”出来的董乐山先生还以为这是一种舞蹈，翻译成了“摇摆舞”。
在知识分子家的孩子们看来，何勇太躁狂，窦唯太阴郁，张楚那种娓娓道来的唱法，极具人文主义关怀的歌词才符合他们的调性。《春风十里，不如你》中，张一山饰演的文学青年秋水放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也是张楚的歌，很大程度上就凝聚了原著作者冯唐的青春记忆。
工作室创办之后，美国回来的宋柯又帮助其商业化成立麦田音乐公司，发了三张唱片都取得极大反响，2000年就卖给了华纳。高晓松后来回忆说:
“这是因为盗版猖獗，所以才做不下去了。那时候穷的连工资都发不出了，我也有点心灰意冷，就环球旅行了两年，我这才意识到，世界不是苟且，世界是远方，行万里路，才能回到内心深处。”
说得多好啊，只是一点没提，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他漫行远方的钱是哪里来的。
毕竟90年代初高晓松就自办广告公司，开上林肯了。后来几个人在一起搞音乐，老狼耳根软，老听别人和他说校园民谣多没劲啊，你应该做摇滚。他和高晓松说，两人在酒吧里喝酒，吵了起来，桌子都掀翻了，高晓松还差点拿椅子砸老狼。
其实高晓松没说错。不久，窦唯就出了那张《艳阳天》，在商业化和自我表达中挣扎的他选择割裂与过往的所有联系；何勇在演出时暗讽全国劳模李素丽，惨遭封杀；而不识谱的创作人张楚也陷入灵感枯竭，再出一张专辑后回西安隐居。
但是决定命运的是性格，而不是做对了个别选择。后来“张楚死了，何勇疯了，窦唯成仙了”，老狼听从高晓松的建议坚守民谣，也沦落到在酒吧卖唱。
高晓松却乐乐呵呵地改做影视、当快女评委。2016年，老狼搭民谣热末班车才重回大众视线，酒驾之后的高晓松则已经凭借《晓说》和《奇葩说》成为半个全民文化idol，又高调退出娱乐圈做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给马云写歌去了。
今年7月，新融资10亿的太合音乐宣布原创厂牌麦田音乐回归，没高晓松什么事，但重新把老狼请出山担任主理人了。太合从去年起和窦唯合作，又开始着手布局live house。麦田音乐重启后，9月办 了首届麦田音乐节，10月挖来李志，12月3日又发起那个声势浩大的“独立音乐联合体”。
只是，让这帮不会挣钱的独立音乐人来帮你挣钱，现实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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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狼沉寂的这段时间里，大陆最火的独立音乐人是李志。
扎克伯格说过，很多历史巨人都是在大城市的小资舒适生活里长大，然后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变革力量。但这是就安逸稳定的社会形态而言，就企业家而言；对于变化中的社会形态， 往往是处于变革之中通达堕距两端的人，可以把握住更为广泛的情感。
1999年，李志从东南大学辍学。这个农村来的年轻人小时候只有一个梦想“长大以后不种地”。对于李志而言，城市象征着无限的可能性与自由，考上重点院校不过是逃脱故土的契机而已，一纸文凭没啥意义。
那一年，同样是大学辍学的朴树，在麦田音乐发布了第一张专辑《我去2000年》，一下子就卖出了30万张。但朴树的父母是北大教授，1993年辍学后供他在家全职创作，每晚都可以在家门旁的小运河边弹琴唱歌；李志的父母是文盲，他只能一边瞒着父母，一边找些零工供得起自己的基本生活和读书、听歌、上网的爱好。
在网吧里泡着的李志通过聊天室认识了一个郑州的女孩，通过网络给人家唱了首《北京的金山上》，又逃票坐火车去见了她。这段网恋最后被李志写成了《关于郑州的记忆》。
其实，你很难想象今天的创作者会把跨省约炮的故事写成歌。对于李志来说，那是现代化生活给予他的自由，因为突破禁忌，才带来朦胧的美感。
但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多了5个亿的城市人口。青年人的精神面貌在千禧年之后十几年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浪潮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城市对年轻人而言是透不过气的水泥丛林，他们需要的出口，要不然指向虚无，要不然是彻底自然、真实的表达。但无论是足够思辨性的还是足够娱乐性的，李志似乎都给不了了。
不过在这个层级的文化消费市场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虽然李志新专辑的评分越来越低， 三三四还是能办下去，跨年的票还是能卖出去。这有赖于李志团队领先行业的专业化、职业化的操作。
所以李志的前经纪人迟斌才说，“李志江湖义气弱，但执行力特别强”。
真正让迟斌火起来的是他追问《明日之子》侵权行为的电话录音。对于学计算机出身的迟斌来说，他一直在用及其细致、全面的幕后工作，来维持李志率性、独立的形象，即使是面对高度专业化的综艺团队也不在话下。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无论加盟太合的决定，和迟斌离开李志团队两件事之间谁先谁后，其实都可以看出李志已经认为，自己的势能应当由更大的团队、更商业化的运转来维护。
虽然迟斌和李志分手了，但两人共同缔造的这段旅程，还是为中国独立音乐起到了不错的示范作用。“独立音乐”这个title可以这么叫，但是音乐行业要真的进步和发展，靠的不是每五年八年能蹦一个不世出的天才，不是“独立”，而是完善、专业、职业的分工和协作。
前两年的民谣热，撞上了一个城市青年人普遍焦虑的时期，民谣的意涵也被电视屏幕局限在了诗和远方。在听众的反向要求之下，民谣变成了“一个人，一把吉他，一杯酒”。
但要持续创造高品质的音乐作品，不管什么流派，好的团队协作、分工是必然的，用影视圈常用的话术叫“工业化”。即使是科恩这样的音乐人，也只能归类为singer-songwriter，更何况后期的优秀作品也是在Sharon Robinson等优秀制作人的操刀下完成。
客观来说，目前国内民谣人在普遍音乐底子有限的情况下，持续创作能力有限。过度依赖个人灵光而非体系，会发生什么情况？宋冬野谈自己吸毒的时候说过了，“挣钱挣多了之后，实在写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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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世芳说过，李志的歌是屌丝文青和诗人愤青的结合体，呼应了十几年中国社会尤其是离乡打工的知识青年。迟斌说，这就叫“城乡结合部摇滚”。
这意思就是，中国本土音乐的表达重心转移，和改革中突出人群的重心转移是一致的：最先是旧政治权力掌控者的后代，这些“忠臣逆子”们玩的是摇滚；然后是城市知识分子的孩子，他们身上混杂了小布尔乔亚情调和传统文人特质，吟唱着校园民谣；接着是从乡镇、小城走出来的新知识青年，他们在快速城市化中既受益又迷茫，把大陆的摇滚和民谣一同引向了独立音乐时代。
按这个逻辑推导，在城市白领与小镇青年的文化娱乐消费倾向日益弥合，大家都一起看《中国新说唱》、刷抖音、打王者荣耀的今天，李志恐怕也会很快变得不合时宜。
今天的年轻人，无论来自北上广深，还是“新津青年”孙笑川这样的，所有文化娱乐精神需求基本上都由同样的几个平台解决。长视频看“爱优腾”，短视频刷抖音快手。娱乐平台完成了一波更新换代，流量集中在少数几个头部平台上，于是大量的用户喜好反过来指导了内容创作。
这么说吧，仔细想想，过去这两年能被称为全民传唱的爆款单曲，有没有一首是没经过抖音、快手发酵的？从“陪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想摘下星星给你”到“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
甚至，今天那些“神曲”创作者，可能在写歌的时候，就要想好这首歌里哪几句歌词应该写得具象化一些，或者情绪明显一些，方便给网红们拿去拍短视频了。
渠道之外，电子、嘻哈在线下的消费场景里，也比独立音乐适应得更从容。从工体夜店、酒吧到郊外大型场地，party型的电子音乐侵食了大量市场空间，与之相对的是从前为民谣、摇滚乐服务的live house因为收入匮乏从二环内往外节节败退。
唯一一家还是成规模的独立音乐公司就是摩登天空，前面说过了，它拥有者最好的音乐节品牌，而这个环节是独立音乐离钱最近的地方。
沈黎晖1997年创办摩登天空的时候是为了给自己的乐队发唱片，头几年还是很看重兄弟情谊的。那时的摩登天空签了不少沈黎晖的朋友或他欣赏的音乐人，结果就是不挣钱。为了能让公司坚持下去，沈黎晖把北京的4套房子全都卖了。最惨的时候，公司需要把一半的办公场所租出去，换点钱给员工发工资。
但摩登天空早就把自我认同更换为“互联网思维的音乐公司”了。沈黎晖也说：“在今天这个时代里，科技就是摇滚乐，而乔布斯、扎克伯格则是这个时代里真正的摇滚明星，他们用科技的手段颠覆了世界原来的游戏规则。”
说直白点，就是摇滚乐的故事讲不下去了，接下来讲的是互联网的故事，抢占市场，快速扩张，赢家通吃。但这在很多独立音乐人眼里，就变成了过于商业、吃相难看。
《中国有嘻哈》火了之后，坐拥红花会和Tizzy T等嘻哈歌手的摩登天空被视为这次热潮的最大赢家。那时的沈黎晖对媒体说：“如果说嘻哈都会死，那真的没得听、没得看了。”言下之意，是他之前一直扶持的独立音乐已经差不多死了，已经没什么好听，没什么好看的了。
但当嘻哈被严控之后，沈黎晖一点都没表现出痛心：“对我们而言会有自己的路线图， 相比看所谓的趋势，摩登天空更倾向制造趋势。”
沈老板画起饼来，是连郭广昌的复星集团都愿意吃的。但无论太合还是摩登，恐怕都很难凭一己之力，去消除摇滚乐、民谣，在这个消费时代之下，和移动互联网一代中国年轻人市场之间产生的膈应。这种膈应包括“怀疑”“批判”为主的精神内核和现今年轻人普遍生存状态的鸿沟，以及他们形态与传播渠道、消费场景之间的鸿沟等等。
臧鸿飞说过这么一件事：他和李志、宋冬野一帮人在东直门一个饭店吃饭，一个男的拿着箱琴推门进来问“哥们，听歌么”。那男的抬头看了下在座的人，一愣，转头出去了。
微博下面全是调侃，只有老狼哀叹人生不易。也许经历过人生起伏的他知道，很难说在座的各位不会有沦落至卖唱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