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蒋方舟，头图来自电影《狗十三》官方剧照。
上周五，《狗十三》上映。善于拍犯罪题材的曹保平导演出人意料地拍了一个格局很小的、发生在千禧年前后的青春故事。
很多人这样概括，说《狗13》是一部讲述90后成长的电影。但是如何描述90后的青春？这一直都是一个很难完成的命题。
在大众眼中，这是没有经历过动荡，没有吃过苦，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一代。
当蒋方舟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代，她说：
比较各个年代的青春，最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是没有什么共同记忆的。
50年代有激情岁月，60年代有饥馑动乱，70年代有上山下乡，80年代有思想激荡……到新千年，我试图提炼一代人的共同情感，却发现青春只是散落凌乱的个人记忆。
看完《狗十三》之后，当生于90年代头尾的人不约而同地泪流满面，殊途同归地从李玩身上看到自己，也许我们这一代人也并不是没有共同点。
我们的十几岁都像片中的那只狗一样，被生活推动，被别人决定，没有办法选择。
我们这一代的十几岁，都在被迫长大。
“没人注意到我们是在什么时候突然长大，但那一天的到来其实很残酷，我想让大家回头看看这一天。”导演曹保平这样描述《狗十三》这部电影。
很少有人认真地回顾属于新千年的成长状态，也许这一代的心理要在更多年后才能看得清楚。
就像蒋方舟在文中所说：“时隔十年，我再打量那个时候的自己，才知道时代在我身上作用了什么，那是青春期过早地觉醒。”
蒋方舟：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过早成熟就是十全十美。
——奥斯卡·王尔德
01
十年前，国庆盛典前的彩排，上万名少先队员在《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乐曲声中，走过天安门广场，放飞了万羽鸽子和彩色的气球。
他们欢呼跳跃着，以秋分时节海潮的速度，像液体一样，狂欢着涌入街道，不可控制地渗入城市的所有缝隙。
同一时刻，在偏僻的湖北小城，我所在的小学也在为建国五十周年而排练。上述画面成为我们模仿和赶超的对象，在录像机里播放了不下百遍，以至于我现在都能清晰地回忆起。
回忆的画面里还伴随着我的音乐老师愤怒的画外音：“你们看看首都小朋友的精神面貌，再看看你们自己的样子。”
音乐老师是60年代出生的人，在她的经验里，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应该小脸红扑扑、奶声奶气，而不是眼前这批身形高大、怪形怪状的半熟少年。
十岁的孩子，已经不愿意穿背带裤，不愿意在发梢绑粉红色的硬绉纱，不愿意用口红在眉心中间点一个大红点。
1999年，我十岁，乖僻，不恭。鄙夷嘲弄是我的日常食粮和工具，这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病，它以惊人的速度在同龄人中间蔓延。
02
面对这种新颖而陌生的症状，所有人都一头雾水，老师和家长失望地总结成“调皮”，那时候的我则羞愧地概括为“堕落”。所谓的教育家哭天喊地地说：“救救孩子！”
时隔十年，我再打量那个时候的自己，才知道时代在我身上作用了什么，那是青春期过早地觉醒。
1999年12月31日最后一节课打响下课铃，男生们守在教室门口，向走出来的人挨个借零钱，好换游戏币到街上的游戏厅打“拳皇”。当少数几个人或出于慷慨或出于义气借给他们零花钱时，男生们就会温柔地开玩笑：“谢谢，下个世纪再还给你。”
新千年到来，一夜之间，街上所有的纯真儿童被一扫而空，收进了20世纪的记忆图书典藏版。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口袋里的硬币咣当得更为响亮的悠游少年。
喧嚣的游戏厅查封、解封，再查封、又解封，最后终于使它最后的拥趸都失去了兴趣，转身进入新开的网吧。
网吧比游戏厅更为风靡，因为格斗是一种竞技体育，任何竞技都有弱者和输家，被格斗致死的人要接受来自一条街的孩子漫长的嘲笑。
但是在网吧，没有聒噪的观战者和评论员，而是一场不战而胜的巷战——与空虚的自己、无聊的学校和讨人嫌的家庭沉默对抗，最悲惨的结果也不过是玉石俱焚。
那时候，班里的男生攀比谁在网吧待的时间长，我的同桌是传奇般的无冕之王，他不眠不休的时间超过了人类极限。
我上课时不经意地转头，经常会被他妈妈贴在窗户上的脸吓到，她满脸忧愁，急切地用目光在教室里搜寻着她的儿子，发现她儿子不在，就一路号叫着儿子的名字冲出校园。
老师也同情她的无助，有时候会带着同学帮她一起找儿子。下午一点半的宁静，是属于躁动少年的宁静，我们一行人有老有小，在小城的街道一路尖利地喊：“×××，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她找不到儿子，同行的人都在低声安慰，只有我上气不接下气、语无伦次地向她和老师告状：“他上网，他才堕落，看特别多不健康的东西。”
我受老师之命，经常在中午待在网吧门口，拦要进去的同学，逮刚出来的学生。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长时间上网的少年的眼睛：他们推开网吧的门，总会停一下，眯一下眼睛，用一种来自外星球的目光，打量他们生活了多年的现世。
03
在网络的映衬下，现世是如此平庸不耐烦。每一代人的青春期都是不满的，无条件的不满，无条件发散的恶。
青春期的凶猛看起来完全是每个人必经的生理阶段。但是随着新的网络时代到来，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期已超出了它本身的范围。
网络提供了一个脆弱的高台，更彻底地抽身于现实生活，它提供了一种局外人的目光，教会我们更批判地看待我们成长起来的世界和社会习俗。
来自于陌生人的热烈非凡的喝彩和同仇敌忾，教会我们更残忍、更不留情面地撕去老师或父母身上任何虚伪的外衣。
站在岌岌可危的高台上，居高临下地扫视，让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满足。盲人的国度里，独眼人就能称王，因为他拥有了自由。
有一位北大的老教授评论我们这一代，说这一代的年轻人很冷，“而且是一种不舒服的冷——缺乏热情，缺乏善意，对待周围的事物，尤其是对待人（可以说是包括自己的亲人在内的一切人），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冷漠”。
他本来想把这一代称为“冷漠的一代”，后来觉得过分了一点，就把它改成“调侃的一代”——“最大的特征，就是自以为把什么都看透了，不相信世上还有真诚的东西，所以对什么都调侃，已经没有敬畏之心了。”
04
那一年，韩寒出版了《三重门》，像是照明弹爆炸一般，多重效应让死而不僵的教育系统瞬间显形，照亮了青年自我认知的一条崭新的小径，引来了众多亢奋叛逆的追随者。
之后的几年，我也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许多莫名奇妙的“新”字头活动——“新青年”“新生代”“新概念”。这一类的活动组织者常常面目模糊、神出鬼没，每次到了我们需要吃饭的时间就消失了。我们只好挤在狭小的宾馆房间里，大声热切地讨论文学艺术，假装忘记了吃饭的生理需求。
每次集会，大家只不过在同一句宣言上反复辗转——“世界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到底，世界还是我们的。”话说完之后，呼告者总要深深吸一口烟，把脸掩盖在烟雾中警觉地打量四周，含有一点警告的意味。
世界虽然是我们的，但为了避免冲突，大家还是各走各路隔开距离，公平分据地盘。
当年，我们这些“新”字头的青春作家，既要拉帮结派，又忙着划清界限，最后还是身不由己被合并同类项。我也曾被划到“残酷青春”的流派里，照片被处理成黑白的，印上触目惊心的“疼痛”两个字。
我自己倒觉得我从小到大并无坎坷，不觉得有什么愤怒非呐喊不可，有什么委屈非呻吟不可，但是大家都指着自己的伤口雪雪呼痛，我不和一嗓子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05
2004年，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那个爱上网的同桌家里出了事故，他的姥姥姥爷死了，他的父母姑舅去奔丧时又出了车祸，只有他的母亲活了下来，受了重伤。这个消息是班主任挨个网吧找，才找到他通知的。
老师为了教育我们，开了一次班会，还专门把他母亲找来。他的母亲眼睛里插了一根导管，憔悴晦暗。我的同桌站在讲台上，低着头，形容惨淡。那是一场混乱的班会，批斗、忏悔、原宥不断循环。他哭，他的母亲哭，我们也哭。
最后，老师大声问我们：“我们该怎么办？一起说——”““我们要拯救他！”“我们要不要带着他一起走？一起说——”“我们要带着他一起走！”
我看着我同桌佝偻的身影，心想：这才是惨绿少年，这才是残酷青春。
最残酷的地方，并不是他走了歧路，被荆棘扎得遍体鳞伤，而是经历了这些，他还是要和我们一起走，还是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往前冲涌。
那几年里，韩寒、丁俊晖、郎朗纷纷从拥挤冗长的大路中撤出，走上鲜为人知、充满吸引力的小径，大多数少年却没有条件更没有勇气效仿，而是裹挟在青春的洪流中，混在我们这支步伐整齐、歌声嘹亮、大步挺进的队伍里。
即使有人心不在焉、三心二意，也迅速湮灭了，恰似一张埋没在海边沙砾里的面孔。
世界因变老而日益壮大，未来缩小了。
——埃利亚斯·卡内蒂
06
高三那一年，老师告诉我们：“想要成绩好，就不能交朋友！你们看看有哪个状元是一下课就三五成群地待在一起的？”
他的话，成为我青春期孤僻、行为诡异的启蒙和理论支撑。我的高中同学后来形容我说：“每次看到你，你都塞了个破耳机听个破mp3在破路上走。”
我每天一个人走路，一个人马不停蹄地吃饭，一个人在学校超市采购。后来，就基本上断绝了和同学正常的言语沟通。
也许是因为我老是听着耳机，别人经常滔滔不绝地对我说了一大串话我才意识到，拿下耳机十分无知又无良地问：“啊？”于是人们渐渐地就不怎么找我说话了。
于是，我就开始自己给自己写小纸条，老师只是规定要写上每天的学习任务，但是我一写就悲从中来，控制不住自己，中间还插播我编造出来的文学理论、人生哲理、课堂笑话和生活常识，比如“用手轻轻地击打后脑勺可以增进思维”……一张纸正反两面都写不下。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自习或者考试，我在做题的空隙抬头，看到无数埋得低低的头和突出的肩胛骨，总会有一阵莫名的悲愤的眩晕，有时候甚至突然气得两眼泛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受，只是觉得简直太没天理了。
07
学校规定晚上11点熄灯，大多数人为了熬夜在学校外面租房子住，而我没有租房的条件，只能偷偷开着应急灯学习。学到凌晨3点钟，我经常会拎着应急灯在寝室楼里走来走去，一方面是睡不着，另一方面是想偷窥其他人的勤奋程度。
2007年武汉的冬天前所未有的冷，我在寂静的走廊里逛来逛去，冻得瞬间没有知觉，隔了好久才有一阵通体导电般的刺痛。
凌晨3点钟，很多寝室还都透出光来，他们还在学习，学习。学习是不妥协的、严厉的。必须学习，不惜一切代价，而且没有幻想。学习一切，以及它的对立物。
文言文宾语从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博斯普鲁斯海峡、苏联解体的表面原因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历史原因根本原因……
在应急灯的照耀下，对面的墙上被投射出一个个巨大的黑的弯曲的侧影。
那一年留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饿，每时每刻都在觅食。上晚自习的时候，要是听见细微的撕开食品包装袋的声音，全班就会立刻万籁俱寂，所有人伸脖顾盼，看看是谁有了吃食。
高三一年每天都处于恐惧忐忑之中，无论吃了多少东西，心里还是空落落的。在没有任何娱乐可能性的环境中，吃就成了唯一的消遣，考好了就大吃，考不好就狂吃。
所有的压抑和窒息都自己吞咽消化。面对庞大的审核关卡，人没有个人价值，只有整体价值。他的价值混在没有意识的人群之中，只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纯粹分数，取决于他身上增加了多少驯服温顺的成分。
08
在那一年，唯一动摇了高考绝对权威的事情，就是5·12汶川地震。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不被允许看地震的图片、录像还有新闻，害怕心情受影响。
那时，老师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热点新闻和感人短文作为高考作文素材印发给我们，这长达五六页的材料，几乎就成了我们获知地震新闻的唯一途径。高三的我们仿佛被硕大无朋的箱子关住，只能从砰砰的敲击声大概猜测发生了什么。
同学违背老师的要求，买了很多报道地震的报纸和杂志，上课压在课本底下看，下课传给同学看。仔细看过的同学，总是要恍惚片刻，慢慢才恢复过来，但是却永远无法彻底恢复。
那是一种恐怖，你可以暂时忘记它，被解析几何、模考排名、录取资讯吸引过去，但是你总会回到那里，又让这种恐怖和悲悯成为所有思考的中轴线，因为它从未离开过我们，它是良知的经纬线。
09
2008年，青春的小起伏和国家大喜大悲的波动频率重叠交融，难舍难分。回想这近十年的青春，尽管有几多乏味与苍白，不能像聂鲁达一样说“我承认我历经沧桑”，但至少有这个难以忘怀的尾巴，让这段“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承平岁月不至于太过相形见绌。
2009年，遭遇了经济危机，不知道又有多少人的青春会因此缩一点水，短一点斤两，打一点折扣，在严峻现实逼迫的注视下，青春的不切实际好像有点太过奢侈了。
我想起鲁文·达里奥讲过一个寓言，故事说的是伊甸园里，有一株最美丽的玫瑰，有一天魔鬼对她说：“你的确很美，不过……你没有用。你看看对生灵有所贡献的大树，玫瑰啊，美丽是不够的……”
于是玫瑰——像夏娃一样受了诱惑——一心想变得有用。她去请求上帝：“您能把我变得有用吗？”
上帝回答道：“如你所愿，我的孩子。”
就这样，世界上有了第一颗卷心菜。
青春这个大园子，有点美丽，有点诱惑，有点危险，就是没有用。但若是全拔了无用的劳什子，改种饱腹的卷心菜，伊甸园变成菜园子，未免也太可惜了。
（内容摘选自书目《我承认我不曾经历沧桑》，有部分删节。）
后来，我们在看理想的微博上征集过大家“被迫长大的瞬间”，有人会想起了小时候的留下的疤，有人已经被生活给予了新鲜的伤口：
@清风送竹篱：
被迫长大不只是瞬间，应试教育都是这样的瞬间。
@茶山与风：
爸爸说上大学了要独立，我一个女孩子拖着两个大箱子倒了两次火车，在老旧的没有电梯的车站上下楼梯，一个箱子搬到一半回头拿另一个箱子差点没赶上车的时候，长大了。
@食·女子：
被二房东赶出来，在深夜的北京16号线上掉眼泪。
@哦这是你啊：
家庭的不和睦，爷爷奶奶和父母不和，父母间的不和，真的是最令人烦恼逼着你承受。
@书店狂魔：
可能要很久以后才说得清楚。
@wo要睡觉L：
被迫长大？那些难过的事都快忘了，我还没长大。
谁又不是磕磕绊绊、鲜血淋漓地长成一个大人的呢？雷蒙德·钱德勒说，每一次告别都是死去一点点，也许，我们的每一次长大，也都是死去一点点。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个世界不会为你而改变什么的，
我就像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为你而改变的。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蒋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