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登基八年后，还没有完全剪除诸侯势力的刘邦去世。他留下了一个逐渐恢复稳定、带着新秩序雏形的大帝国。但这个帝国连统一的财政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个由汉高祖的狂妄无知所建立起来的巨大怪胎，到底会走向何方，仍然是个未知数。
而继任者文帝的统治成为中央集权政治的一个神话。经过几十年治理，帝国不仅逐渐繁荣起来，大部分人还从中都享受到了真真正正的实惠。可以说是古往今来难得的一段好时光。
然而，中央集权的帝国一旦建立，其本身的死穴也在慢慢地膨胀。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此时儒家的重农抑商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这么做是为了防止诸侯势力借助工商业坐大，带有很强的针对性，然后却造成了中国在未来两千年内都围着农业打转的局面。研究汉朝的治国理念和经济思路，对看清当下社会形态，颇为有益。
帝国的重建
秦代轰然倒塌后，它的失败让当时的人们认为庞大的中国无法承载统一之重，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这个“怪兽”还没有到出笼之时。
在这种流行的思潮下，群雄起兵的目的不是重新恢复六国，就是寻求割据一方。绝大多数受封的诸侯没有兼并天下的野心，然而，有一个人试图继承秦代的正朔，这个人就是刘邦。
于是，所谓楚汉相争，就意味着到底是项羽的“诸侯加霸王”模式，还是刘邦梦想中的“中央帝国”模式能够胜出的斗争了。
对刘邦有利的是，项羽所建立的新诸侯制度并不稳定。刘邦正是抓住了这个机会，采取了兼并、联合、替换的方法，逐渐将诸侯国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曾经的西楚霸王。
诸侯没有想到的是，刘邦并没有犯同样的错误。他知道，哪怕有诸侯国存在，他仍必须首先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在谋臣的帮助下，刘邦在关外就迫不及待地导演了皇帝登基的大戏。在这出戏中，最想当皇帝的是刘邦本人，但他却装作不情愿，由谋臣们劝说诸侯劝进三次，他才同意加皇帝尊号。
在汉王加皇帝号时，诸侯们仍然没有意识到秩序的改变。他们还以为回到了周代的秩序，所谓皇帝只是一个称号而已。哪怕是皇帝，也无法干预每一个诸侯国内部的事务。
但他们不知道，刘邦之所以封他们为诸侯，只是因为没有办法一下子掌控全国而已。
如果在剿灭项羽后立即废除诸侯制度，建立中央集权制，那么新建立的汉帝国立即会和秦帝国一样，遭到激烈的反抗而崩塌。刘邦不愿冒这个风险，他更擅长于慢慢地剥夺诸侯的权力，让项羽建立的新诸侯体制在温水中煮死。
刘邦加皇帝号之后，他的手下包含了三种人：
第一种是仍然醉心于旧秩序的旧诸侯，这些人希望尽快回到诸侯国内，享受统治者的乐趣，并不尊重所谓皇帝的权威；
第二种是已经理解了新秩序的中央官员，以丞相萧何、陈平等为代表；
第三种则是刘氏的宗室子弟。
刘邦的任务是消灭第一种人，将诸侯的领地一部分交给宗室子弟，一部分拆解为中央集权制下的郡县，交给第二种人。
登基八年后，还没有完全剪除诸侯势力的刘邦去世。他留下了一个逐渐恢复稳定、带着新秩序雏形的大帝国。
那时，帝国连统一的财政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中央只不过是比诸侯国面积更大一些的诸侯国罢了。
高祖本人对经济并不精通。他仇视商人和商业，采取了许多抑制商业的措施。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个由汉高祖的狂妄无知所建立起来的巨大怪胎，到底会走向何方，仍然是个未知数。它会像强秦一样，由于政府抑制了民间发展而崩塌，还是像周代一样，由于诸侯国的强大而逐渐解体？这个问题必须留给刘邦的后代去解决。
汉文帝：经济优先，财政让路
当王朝创建者擦干了剑上的血迹时，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先发展经济还是先强调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
汉高祖的性格多疑、自大，控制欲强，这一点与秦始皇并无二致。如果他再多做一些年的皇帝，那么汉代的经济也许会进一步恶化。他适时的死，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变革的空间。
汉高祖死后，人们对于汉帝国能否解决民生问题持有深深的疑虑。
按照古人的观念，如果没有战争和灾荒的侵扰，连年丰收，人们劳作三年，就能够积攒下一年的余粮。当丰收了九个年头，积攒下三年余粮，就称为“登”，意味着五谷丰登；如果好年景维持了十八个年头，有了六年的余粮，就称为“平”，意味着和平稳定；如果积攒了九年的余粮，就称为“泰平”。所以天下太平需要二十七年的和平时光才能获得。
公元前180年，在高祖老臣的拥戴下，高祖的儿子刘恒登基为帝，是为文帝。汉文帝决定，首先解决民生问题，把稳定问题先放下。
汉高祖时代，土地税是十五分之一。之后，由于战争的需要，高祖提高了土地税，但历史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税率，大约不会超过十分之一。吕后执政时期，土地税再次调整回十五分之一。
除了土地税之外，汉代的人还必须缴纳人头税（算赋），一个人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年必须缴纳算赋一百二十钱。
文帝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对于上述税率进行了调整。他登基的第二年，就将土地税暂时减半，从十五分之一变成了三十分之一。之后，人头税也做了调整，减为三分之一，每年只用缴纳四十钱，丁男每三年出一次役。
汉文帝大力压缩财政开支，将政府精简到极致。他首先从个人做起，节衣缩食，不修宫室，压缩皇室开支；其次，他压缩军队和官员的开销，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和平，避免不必要的财政开支。
由于压缩财政开支，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虽然社会正在慢慢变得富有，人们的生活越过越好，但政府无法依靠财政收入供养边关的守军。
这时，大臣晁错替皇帝想了一个办法。他看到，通过休养生息，民间已经涌现出一批富人。于是，他建议文帝采取买卖爵位的办法，允许富人通过捐献，获得一定的爵位，或免除罪过。只要富人想办法把粮食运到边关，交给守军，就可以从皇帝这里获得爵位。
晁错的做法收到了惊人的效果。很快，在富人的帮助下，边关军队的粮食有了保证，不仅不再匮乏，反而变得充足。晁错又建议文帝让富人把粮食上缴到中央政府在各地的仓库。这样，富人的捐献就成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汉初，由于和平时期养官成本很小，文帝很快发现，富人的捐助，再加上一定的山海税收，已经足够维持中央政府运转了，根本不再需要征收农业税。
公元前167年，文帝宣布全国税收减免一半。到了第二年，他做了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干脆宣布不再收农业税。
在以后的十三年间，西汉政府一直没有征收农业税。直到景帝登基后的第二年，才恢复了税收。不过，景帝把土地税仍然定成三十分之一，并一直维持这个低税率直到西汉末年。
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也宣布废除农业税。不过，这次废除农业税与汉文帝时期的废除不可同日而语。文帝时期，农业占国民产出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放弃农业税，就等于放弃了最大的一笔收入；而在现代社会，农业的地位已经降低，工业和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所以，现在放弃农业税要容易得多。
虽然，文帝的免税政策值得欢呼，但是，也应该看到，文帝的政策是一种妥协式的权宜之计。文帝不建设正规的财政体系，还能够保证政府的稳定，靠的不仅是他的执政能力，还有机遇。
他的做法带着很大的赌博成分。他在位时，北方的匈奴和内部的诸侯王都处于蓄势的时期，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两个地雷只要有一个提前爆炸，就可能摧毁文帝脆弱的财政系统，使中央政府重回混乱。特别是诸侯王问题。文帝时期，也是诸侯王大发展的时代。此时的诸侯王和高祖、吕后时期相比更加富足。文帝时期，每个诸侯国内的矿产资源都交给诸侯王自行处理，中央政府并不插手，这导致那些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的诸侯王成了巨富。
中央政府在长安，这里人口密集，土地肥沃，但矿产资源并不丰富；而齐、楚、吴等地丰富的资源却都控制在诸侯的手中。例如，高祖的哥哥的儿子刘濞被封为吴王，其辖境内产铜，依靠挖铜铸币，吴国富比中央。
不过，幸运的是，文帝执政时期，正是社会的恢复期，人们不想打仗；而汉高祖的子孙们由于对高祖的记忆还没有模糊，尚且没有叛乱的决心。文帝仁慈地对待每一个诸侯，使得他们也没有叛乱的必要。至于匈奴一方，文帝的和亲政策和贸易政策也足够明智，没有像武帝那样主动挑衅。文帝谦恭仁慈的性格和与世无争的心态，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文帝时期，政府的财政支出达到最小。
文帝的统治成为中央集权政治的一个神话。对于汉代的大臣们而言，在文帝之前，帝国一直没有过真正的安定，甚至人们不知道这个帝国是否已经真的建立起来，还是又如同秦帝国那样，最终会变成镜花水月，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分崩离析。
文帝之后，已经没有人再怀疑帝国模式的成功了。虽然最为关键的财政地雷还没有拆除，但帝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而且逐渐繁荣起来，大部分人从中都享受到了真真正正的实惠。人们已经学会了站在帝国的本位上来考虑解决办法，而不是试图再次推倒重建。
但在这盛世之下，始终有一颗定时炸弹：财政失衡。到了文帝的儿子汉景帝时期，这颗炸弹终于爆炸了。
窦太后、贾谊和晁错：儒道之争的本质
文帝死后，他的休养生息政策仍在继续实行。这时，黄老之术的代表人物是他的皇后，即后来的窦太后。这位已经失明的老太后把影响力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六年。窦太后去世后，武帝才转变政策，彻底抛弃了黄老之术。
可另一方面，在经济继续发展的同时，依靠文帝威望和仁慈来维持的帝国体系已经出现了危机。
由于景帝已经是高祖的孙子辈，与同姓王侯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不那么紧密，诸侯们不像尊敬文帝那样尊敬他。景帝的性格也并不招人喜欢，他心胸狭小、优柔寡断，又缺乏担当。
诸侯们已经在文帝时期积累下了巨大的财富。在皇帝放弃经营正规的财政系统时，诸侯们却牢牢控制着封地。在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中，地方逐渐占据了优势。与此同时，与匈奴的摩擦也逐渐增多。虽然汉帝国仍然保持着克制的态度，但越来越多的人在经济富裕后，已经抑制不住大国梦，有些跃跃欲试了。
如何抑制诸侯的发展？如何对付匈奴？如何建立健康的财政体系？这些问题依靠黄老之术是回答不了的。
皇帝发现，在黄老之徒以外，另一拨人正在摩拳擦掌——儒家。
与黄老之徒着重于解决经济问题不同，儒家对经济和财政都不感兴趣，他们采取的是另一种思路：利用对皇权有利的政治思想，加强对社会的软性控制。可以说，他们只对政治和社会控制术感兴趣。
汉代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是贾谊和晁错，然而两个人的观点又有着明显的区别。贾谊希望通过严格的等级规则来限制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中央权威；晁错则除了儒家外，还采用了一套法家的方法，不考虑手段的正当性，只考虑手段是否管用，直接对诸侯采取行动。
汉文帝继位不久，太中大夫贾谊就根据五行学说提出了一套礼仪制度，希望皇帝能定制度、兴礼乐。
贾谊的做法是典型的儒家做法：通过强调人在宇宙中的秩序和等级，将每个人都固定在他的位置上。
贾谊在经济上提倡政府干预，重视发展农业，贬低其他行业。这样的做法对于经济是有破坏作用的，很可能会使中国在未来两千年内都围着农业打转。但在当时，这么做是为了防止诸侯势力借助工商业坐大，带有很强的针对性。
由于文帝时期强调放松对民间的控制和发展经济，因此，贾谊的学说无法得到皇帝的赏识。他最后郁郁而终。到了景帝时期，晁错作为儒家和法家的代表，则抢得了先机。
晁错希望直接削藩，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他主张像汉高祖一样，不惜利用阴谋密计，抓住一切机会，剪灭诸侯王。
景帝一着手削藩，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就准备造反。诸侯借口帮助景帝清理身边的恶人晁错，发动了七国之乱。景帝在面对诸侯王的叛乱时，显出了投机本色。他首先杀掉晁错，希望诸侯止兵。当看到诸侯无意退兵时，才坚决迎战。
诸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叛乱却成为皇帝解决最终问题的契机。景帝在镇压叛乱的同时，完成了惊人的一跃，粉碎了诸侯国对帝国财政的阻碍，实现了财政集权。
在叛乱之前，皇帝始终无法插手诸侯国的财政。七国战败后，皇帝乘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削弱了诸侯国的财政基础。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改革是剥夺诸侯的财政权和司法权，将诸侯国内少府、御史大夫、廷尉等重要官职直接裁撤。
少府是掌管王室收入，特别是矿产税收的官员。少府被裁撤，意味着皇帝已经将诸侯国的矿产资源收归中央。御史大夫、廷尉等监察、司法官员的裁撤，意味着诸侯王再也没有能力控制国内的官员了。皇帝将中央政府的监察权的触角伸进了诸侯国内。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武帝颁布了《推恩令》。在这项法令之前，诸侯王死去后，他的继承人将继承完整的诸侯国，而其他子孙一无所有。但《推恩令》允许诸侯将封地分封给不同的子孙。大的诸侯国慢慢地分隔成小国，无力与中央抗衡。
随着中央政府权威的扩大，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也趋近完善。皇帝的官员对地方的控制力加强，建立起更加正规的财政制度。
与文帝时期的放任政策不同，景帝做了许多完善财政系统的工作。与他的几位前辈高祖、吕后和文帝，以及后来的武帝相比，景帝名声最不响亮，形象也最模糊，然而他对于政治、财政的理解，却可能是几位统治者中最透彻的。
他并没有像文帝那样彻底减免人民的土地税，而是将土地税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三十分之一，这个税率成为两汉的标准税率，除了偶尔的中断之外，直到东汉末年仍然在坚持实行。
如果说，文帝时期经济发展的硕果还只集中于民间，而政府一直受困于财政问题的话，到了景帝时期，民间越来越富裕，通过税收，政府已经将仓库全部填满。皇室财政收入也由于收回了诸侯国国内的自然资源税，得到了极大的扩充。
经过高祖、吕后、文帝、景帝的努力，人们终于确信新的帝国模式是成立的。在如此庞大的疆域内，的确可以建立统一的帝国。他们一点一点地将中央集权的观念灌输给世人，当年的战国和分封都已经成为过去，再也没有人希望回到从前。
但谁也没有意识到，中央集权的帝国一旦建立，就没有人能够控制它的最终走向，而集权制本身的死穴也在慢慢地膨胀，并最终侵蚀着帝国的肌体。
在文景时期，这个死穴还显得如此之小，没有人能够觉察。汉武帝六年，最后一位支持黄老之术的人——窦太后驾崩，中央帝国骤然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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