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by David Calderón on Unsplash，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eeoobserver），作者：朱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J.D.候选人。
“隐私是一位女子，是一位已嫁做人妇、甘心操持秩序井然的传统家庭的女子。”
——Jeannie Suk
“入室行窃……从来都被视为非常邪恶的犯罪：此类罪案不仅给人带来极大的恐怖，还以强力手段侵扰、损害人们安居的权利——一种深植于我们本性当中的权利。”
——William Blackstone
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隐私，因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而慌乱。立法与监管机构做出相应的反应，通过一系列旨在保障个人隐私的法律。面对共通的难题，在法律出台的过程中，各国间彼此的联络与借鉴颇为常见。
然而，只要是移植，就有可能遭遇“水土不服”的问题，在隐私问题上，这一难题更加艰巨。各国间“隐私”概念的含义究竟是否一致？如果实际情况是不一致，“化用”的难度与风险都会骤然上升。
摩尔（Barrington Moore）等学者曾尝试为隐私的起源给出统一的理论，即使他们的理论成立，隐私的观念确有共同的起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恐怕也因各国特色不同而沾染了不同的色调。
家庭这个维度即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英国和美国，“家”和“隐私”这两个概念几乎形影不离；哪怕到21世纪，对“家”的守护亦是法院确立“隐私权”时最为有力的倚仗。在其他文化中，这对关联未必有这么强。
如深入探究前述问题，Jeannie Suk的著作《法律中的“在家”：与家庭暴力相关的变革如何塑造了隐私》（At Home in the Law How the Domestic Violence Revolution Is Transforming Privacy）是极好的选择之一。在这本书中，借助三组“速写”，作者阐释了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隐私与家庭间的密切勾连，如何影响相应领域的法律？
其次，20世纪下半叶的思想潮流，如何改变隐私观念及构筑其上的法律？
再次，国家如何“趁虚而入”，借保障隐私之名加强自己的能力？
最后，隐私及相应法律，将来会如何发展？
三组“速写”题材各异：一为家暴及人身保护令；二为家暴及家庭内部的自我防卫；三为隐私背后的性别涵义，对应章节的题目说明了一切。
追究这三个领域的历时变化，至少会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启发身处如此文化之外的观察者：
其一，尽管我们总可以通过量表、民族志等多种方式尝试描述同一观念在各文化间的差异。然而，这些方法可能更侧重“静态”的描写。相比之下，溯源整个历史，看到的图景会更生动。
其二，不同文化间，对隐私这一观念的理解差异可能很大，但彼此也面临着一项相同的问题，即如何理解国家与个人隐私间的关系？本书对这一纠葛的描写尤为细致：
一方面，由于“家”在价值观体系中的重要性，即使是最高层级的决策者，也会借助“家”这一概念，来正当化侵入隐私的决定；
另一方面，司法基层部门出于自身激励的行为，于观念同样有深切的塑造效果。
此类多彩的互动，对我们理解自身面临的类似问题也会有所助益。
隐私的尺度
当代丈量隐私的尺度常常是个人，无论是上网之前在隐私协议下的“我同意”一栏打勾，还是查处偷盗数据的不法分子，所关系的都是个人的信息与隐私。每个人需要确认自己知晓哪些信息已为外人所知，并将其他一部分信息划入隐私的范围。偷盗个人信息则是逾越了这条界线。
学者为隐私权的存在提供了不少理论：保障个人的经济利益，不受大企业歧视或剥削，保障个人自主做决策的权利，个人保有于个人行为的道德义务，等等。
至少在19世纪末以前，隐私的“口径”或许没有目前这么精细。那时，提及隐私，大家头脑里的第一反应大多是家庭。
在法律中，这一点尤为明显。“普通法”中有一耳熟能详的法谚：“一个（男）人的房屋即是他的城堡”。两位普通法巨擘也都曾专门分析为何法律应给家庭予特别的保护。开头引述了Blackstone的论断；Edward Coke则如此断言，“对每个人来说，家都是城堡，都是堡垒；每个人都因为家而免受侵扰与暴力”。
家庭在法律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侵扰家庭的处罚很重。开头提到的入室盗窃属重罪，在17、18世纪可以判处死刑。同时，与其他重罪不同，陪审团相对而言乐于指控此类犯罪。另一方面，家庭以内个体的权力几可比肩国王，家庭以外一切暴力均操于国王之手。因此，在使用暴力防卫以前，个体必须行使退避的义务，然而家庭以内，既然这是他的“城堡”和“堡垒”，他在使用暴力前便再无退却的义务。
普通法在美国法律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有关隐私的观念自然也不例外。《第四修正案》明确规定：（住宅）不受无理搜查与扣押的权利不受侵犯。在1961年的Silverman诉合众国案中，法庭如此诠释以上条文：“（前述修正案）声张了个人退却到自己的住宅中的权利”。在另外一个案件中，最高法院裁定在与私人的家庭邻近的地域，对隐私的保护处于最高的程度。Suk检阅历史案例，发现对家庭的“城堡式的”执念贯穿了美国法律的始终。
受到严密保护的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家，还有构成家庭的亲密关系。对这一点最深刻的阐释，莫过于Griswood诉康涅狄格案中法庭的论述：“隐私权的历史比《权利法案》、政治党派和学校系统都要古老。婚姻是无论顺逆下的相互扶持，是充满希望的长长久久，也是达致神圣程度的亲密无间……婚姻这一结合所蕴含的意图，和我们（最高法院）先前作出的所有决定一样高贵。”紧接如此论述的，是法庭判决康州当地干预家庭生活的法律不合宪。
在这样一种文化中，家庭与隐私的概念尤为密切。当然，这不是说其他文化中不存在密切联系，无论是“家丑不外扬”，还是“清官难断家务事”，背后或许都蕴含了类似的思想。然而，将家庭提到政治运行中如此高的位置，并以这一概念为隐私权背书，这样的实践并不多见。
进入21世纪，美国当地法院仍然对侵犯家庭隐私的技术充满了警惕，在2001年判决的一项案件中，法院否决了使用热成像仪监视住宅内部的行为。
隐私的性别
《法律中的“在家”》饶有趣味之处，是对隐私的“性别”的描绘。开篇引文中的“隐私是一位女子”，即是本书一个主要章节的题目，也是本书作者Suk同名专题论文的名字。上一节提到，相比今天，过去隐私的口径更“宽”：历史上更加强调家庭的私密。
那么，家庭内部的情况呢？对外人而言，或许就只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了。然而，在私密的家庭内部，起码在夫妻之间，社会对二者投注了截然不同的期望。
哪些形象是其中的典型呢？大致划分了两个类型：一是20世纪中叶以前，双方其一是“顺从的、传统的”女性，另一方是“真男人”，后者对前者的权威毋庸置疑。Blackstone如此论述：“丈夫杀死妻子，如同杀死生人；妻子杀死丈夫，则是更加邪恶的犯罪——她不仅叛离了人伦的束缚和夫妻间的情感，还弃绝了丈夫对她所有的一切权威……因此，法律以惩罚叛国的方式惩罚她，她所受的惩罚与杀死国王无异——她应当被逮捕，然后活活烧死。”
法律方面对此的处理不止于此。影响最为深远者，可能便是婚后丈夫对妻子的法律人格的“吸收”了，婚后妻子的一切法律事务均统摄于丈夫之手。她不能起诉，也不能被诉，妻子和丈夫之间亦不能相互诉讼。毕竟，一个人不能诉讼自己。此外，妻子犯下罪愆，许多时候都可以丈夫的意志为由进行抗辩，然而伤害或杀死丈夫不在此列。哪怕是在自己的家庭中，一旦遇到丈夫的暴力，妻子也仍有退却的义务，丈夫却未必有类似义务。
如此事实也塑造了人们对隐私的观念。作者在此处的观察十分敏锐：以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决为例，在谈及隐私的时候，人们用来举例的场景似乎总与女性一方有关。例如，在一份相应的判决中，撰写意见的法官举出的例子是洗浴，在另外一些文本中用于例证的相关的场景是厨房。具体到侵犯隐私的场景，许多片段的举例都是一位举止端庄的妇女受到了冒犯与侵扰，一旦侵入私人领域的行为与性有关，对隐私的相应忧虑则会变得更加敏感。
相比之下，男性更多扮演私密家园的守护者这一角色。仍然是Blackstone，他的如下比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对一个男人来说，保卫他的家庭的特权优先于公开场合保持温和的义务……如战时状态一般，一个人有权以暴力方式捍卫他的家园中的领土”。在1876年的Erwin诉州政府一案中，判决以“一个真正的男人”起头，裁定他“没有在危害面前撤退的义务”。同期的文本普遍强调：真正的男人有义务保护女性免受外来者的戕害。
至20世纪后半叶，以上观念发生了奇妙的转变，主要位于美国，女性的形象由前述的“模范的家庭妇女”变成了“屈服于家庭暴力之下的弱女子”。根据作者的描绘，至少有两点因素直接促进了以上转变：一是全国范围内对家庭暴力问题的广泛的关注，翔实的研究、连篇累牍的报道……都是助长以上想象的重要原因。其二，是女性主义相关的学术派别的崛起，在当时，家庭暴力是其中学者投入最大精力研究的题目之一。
前面提到的部分关于隐私的观点，也是在这一时段的讨论中逐渐成型。比方说，有学者指出：隐私的存在，恰恰掩盖甚至强化了家庭内部的不平等。隐私的本意应是给个人留出自主空间，但正是在这层“帷幕”的掩盖下，许多家庭暴力中受害的女性的自主正在受到严重的损害。相似的比较可一直上诉至盛行奴隶制的年代，奴隶主在辩解及倡议他们鞭打奴隶的权力时，采取的也是类似“城堡”的论说。
这里蕴含了一对颇为精巧的矛盾。上一段中提到，从家庭内的暴力或奴役这一维度看，隐私起的是“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在Griswood等一系列案件中，法庭在保障女性服用避孕药及自主堕胎的权利时，借助的也是隐私权。以不同的方式“编织”同一概念，导出的可能是截然相反的结果。
论争激烈的年代，事态最终如何变化呢？变化之一，是国家逐渐深入了家庭内部，部分接管了所谓“神圣”的亲密关系。
大家与小家
前面的段落提到，在普通法盛行的年代与地域，“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并非妄言，而是有切实的法律支持。物理上的“家”以外，其中承载的亲密关系亦受很高程度的保护。格拉提安编纂的法令集的31案是这样一个问题：能否将女儿许配给违反女儿意愿的男人？教会法的标准答案是：不可以，除非女方自己表示同意，否则不应出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不会深入干预家庭内部事务，尤其是婚姻中的事务。
然而，一件初看之下不起眼的法律工具，几乎完全改变了以上格局，人身保护令。这一法令出现的背景是家暴，为保护婚姻或恋爱等亲密关系中受伤害的一方——大多数时候都是女方，免受进一步损害，法庭可以签发保护令。禁令之下，施害者不可接近受害者及其住处，哪怕施害者是前述住处的所有者之一，也不可以任何方式联系受害者，无论是发邮件、打电话还是写信。
禁令分临时与永久两种。顾名思义，后者一旦签出，施害者再也不能联络受害者。违反以上禁令在美国绝大部分州都是犯罪，在部分地区甚至构成重罪。禁令还可以其他标准分成民事及刑事两类。区别在于，受害者可以主动要求撤除前一种禁令，让之前的可能施害者得以重新联络自己；后者则是在家暴案件中提起公诉的公诉人申请批出，受害者无权申请撤销禁令。
随时间推移，禁令施用的范围逐渐扩大，在不含暴力事件的离婚案件中也越发常用。
作者在《法律中的“在家”》中写道，政府喜欢这种安排。20世纪下半叶，伴随家暴案件的社会舆论升温，美国各州政府纷纷推出“零容忍”法案：司法部分不可忽略每一涉及家暴的案件，必须采取严格程序予以侦查。然而，实践中，司法部门很快发现，想要制裁家暴案件嫌疑人很难。因为，为了给予嫌疑人相应的刑事制裁，法庭需要以“超越合理怀疑”的举证要求证明每一犯罪要件。然而，在此类案件中，受害者时常拒绝作证检控嫌疑人，前述举证要求因此非常难以达到。
保护令的出炉很大程度上切合了基层司法部门的诉求。一方面，家暴是当时舆论热点，做得不好的部门很容易被媒体“揪出来”，再加上有“零容忍”法律，司法部门总得做些什么，既然将嫌疑人关进监狱不现实，那么能将他们隔开也非常不错；另一方面，司法部门还在乎公诉案件的成功率，因家暴起诉的案件固然难以成功，违反人身保护令的行为却非常容易甄别，以后者为名起诉犯罪，成功率通常而言要比针对家暴起诉高不少。
保障家庭成员之一免受暴力侵害，因此成为频繁发出人身保护令的理由。作者再次敏锐地察觉到：类似的话语，在其他国家试图干预隐私的场景中也存在。比如，在倡议设立国土安全部时——如今信息隐私领域争议纷繁的题目之一，白宫的发言人强调的便是“保卫每个家庭”。人身保护令只是大家干预小家的方式之一。然而，为如此干预正名的理论和实施的手段，并不是仅在保护令这个例子中存在。
挪动隐私“界碑”的手法处处相通。
最熟悉的陌生人
设立保护令这一工具的初始意图，仅仅是拯救受害者于家暴之中，很少有人想到，这一法律工具可以用来形成“事实上的离婚”。具体而言，以永久保护令为例：尽管双方仍可维持名义上的婚姻关系，可是如果其中一方不可接近另一方，也不可以任何形式联络另外一方，违反前面任何一点就要吃牢狱之苦，双方之间如何保存亲密关系呢？没有亲密关系的婚姻，不过行尸走肉。
然而，如此“事实上的离婚”，权柄并不完全操持于婚姻双方之手。离婚需要一方或双方的同意，签发永久保护令却只需要一位勤恳的公诉人，以及一席照准此诉的法官。以下情景更加强化了这里的对照：家暴案件实际上不需要受害者本人报告，邻居也可代为报警。根据前面的“零容忍”法案，公诉方将发起调查，并且申请保护令。假设法庭应公诉人的要求批出这道命令，那么，在双方完全没有表达相应意愿的前提下，他们的亲密已经违法了。
以上不是理论的推测，而是现实的困境。实际上，根据调研，在美国获准签出保护令的多是收入较低、英语不佳的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了解这样一份禁令的含义，也就是说他们因此“被离婚”了。
家庭与隐私的关系在这一方面前后转变非常惊人。之前，这里是上帝（教会）和国王（国家主权）在涉足前都要三思的领域，是隐私受保护程度最突出的位置；之后，即使是基层的司法部门，也有合法的渠道，在未经双方同意的前提下结束一段亲密关系。
解释如此变化，即是本文之前提到的矛盾。“家是堡垒”和“个人自主”，是隐私的两个不同侧面，二者的历史都相当悠久，后者甚至可以追究到亚里士多德，二者间颇多交叉之处，但也存在差异。在“被离婚”案例中，根据社会中主导的观点，“个人”压过“家庭”，因为面对家暴，受害者常常无力反抗，也没有意愿反抗。“习得性无助”等因素意味着一旦国家缺位，私密空间内部的暴力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隐私的尺度，从家庭向个人移动。
“屈服于暴力下的女性”“不具备自主做决定能力的受害者”，以上描绘替代了传统书写中的女性现象，成为法律变革的根据。保护令以外，美国各州也放松了对于女性自我防卫的限制。
总之，在英美文化中，隐私的含义不止一面。在个人层面，隐私既包括对信息的控制，也包括独立自主的能力，还包括承担道德责任的正当性，等等。然而，从历史上看，家庭亦是隐私的重要维度之一。历史上，伴随其他思潮的冲击，以上不同角度的相对“权重”也在发生变化，隐私中个人这一维度，随时间变得更加突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家庭维度的失落，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法院仍反复在判决中“唠叨”相关的内容。
隐私这一概念十分复杂。时势日新而局势紧切，学习域外经验因此显得十分有必要。然而，不同文化下字面相同的一组概念，内涵可能存在很大差异。独有的背景及演变历程，都会影响对后续的文本的理解。在这一问题上，隐私是极好的范例。《法律中的“在家”》为此问题切出了极好的剖面，我们也因此得窥相关问题的复杂程度。概念的初始含义便已存有差异，再看后续的发展历程，并不是所有社会都经历了类似的女性主义浪潮。
面对这一问题，答案该往何处去寻呢？一方面，概念的内涵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显得非常重要，差异在于“名”，还是“实”？较少将家庭秩序与性别差异纳入隐私的讨论，并不代表文化中不存在对应。如果仅仅是用来表述的概念存在差异，其中一方的变革，对另一方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类似普通法中的理论，中国古代亦存在许多相近的论说。
比方说，强化夫妻间的名分等级，这一点在东西方都存在，强调传统女性于家庭中的隐秘角色和“女主内”有相似性。当然，字句方面的相似未必代表观念上的契合，更不代表行动上应循其踪迹，然而此类相似至少代表了比较与融合的可能性。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曾通过比较鲁迅与许广平《两地书》的原本与出版本，尝试揭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隐私观念，掘出的内容与西方的隐私观念实有诸多相近之处。
另一个有趣的题目是观念间的相互“激荡”。女性主义的思潮部分促成了隐私这一观念在个人维度方面的增强，以及在家庭维度的削弱。同时期的其他主要思潮，又会如何影响社会对隐私的理解？许多有趣的现象都指向这一问题。
比方说，类似“以效率换隐私”或“以便利换隐私”这样的言论，或许是将“信息的控制”这个维度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诸如“隐私将死”甚至“隐私应死”的言论，似乎代表着个人自主及道德责任等维度的含义的弱化。隐私相关的言论很多，彼此间的驳诘也很频繁。哪些言论从无到有，哪些言论最为卖座，背后折射出隐私的不同维度的“权重”变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eeoobserver），作者：朱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博士J.D.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