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本文是虎嗅精选新专栏《财富收割机：中国财政两千年》的第9篇内容。本篇主要讲述东汉时期的财政经济制度之下的社会走向。
王莽的改革导致群雄并起，光武帝刘秀在纷纭扰攘的大潮中成为胜利者。与大多数开国皇帝不同，刘秀生性宽宏，非常体恤民间，许多功臣大都得以善终。
而且他在位时期，水利、冶铁等技术都出现了巨大的进步，并由此惠及其他行业，耕地技术也在慢慢普及。如果从两千多年的皇帝中选择几个好皇帝的话，他的排名绝对在前十位。
然而在经济战场上，刘秀却遭遇了最顽强的抵抗，顽疾最终蔓延至整个社会，导致了王朝的崩溃，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皇权受到抵制
王莽的改革导致群雄并起，光武帝刘秀在纷纭扰攘的大潮中成为胜利者。与大多数开国皇帝不同，刘秀生性宽宏，谦恭多士，不仅非常体恤民间，也不喜猜忌帮助他打天下的功臣，这使得功臣群体大都得以善终。如果从两千多年的皇帝中选择几个好皇帝的话，他的排名绝对在前十位。
刘秀在位时期，也恰好是中国科技大发展的时期，人们对水利的建设进一步发展，水运便利了经济活动。南阳太守杜诗更是创制了水排，即利用水力鼓风，提高了冶铁炉的温度，中国冶铁业出现了巨大的进步，并由此惠及其他行业。耕地技术也在慢慢普及。
而东汉的人口分布也在逐渐改变。与西汉时期相比，四川、湖北、湖南、江浙一带的人口开始变得密集，长江流域的开荒工作有所进展。
由于政策宽宏，科技进步，东汉的经济很快得以恢复。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让刘秀苦恼不已。他的烦恼来自户籍和田地的整理工作。
公元39年，光武帝考虑到经过战争之后，天下的户籍和土地数量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偏差，许多记录已经被毁，加上战争中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土地侵占现象，他下令做一次严格的土地和户籍清理工作。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项工作却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这些阻力主要来自于那些侵占别人土地，或者隐匿了户籍的人。他们大多是地方上的富人。有许多穷人为了避免纳税，投身于可以免税的富人家中。而富人的免税理由也有千千万万种，致使皇帝的税收都漏走了。更可恶的是，这些人还与官员勾结在一起，负责清丈的官员，故意把好地留给那些有势力的人和关系户，把坏地留给穷人，这一行为在地方上引起了更大的民愤。
起初，光武帝还不知道这件事。一次，光武帝无意中发现陈留的一位办事员书牍上写着：颍川、弘农的情况可以查问，而河南、南阳的不能查问。光武帝很好奇，连忙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位办事员没有想到皇帝看见了书牍，惊慌间不敢说实话，只说这份书牍是在街上捡到的。光武帝的儿子、后来的汉明帝见状，在旁边回答：“这是郡里官员给办事员的命令。河南是首都，陛下的近臣都在这儿；南阳是帝乡，都是陛下的近亲。这两个地方的土地肯定问题重重，也肯定不能查问。”
光武帝大怒，连忙派人严查，才发现清丈土地带来了诸多问题。
他开始对那些帮助富人、参与违法的官员进行惩处。这次被抓住的“大老虎”是河南尹张伋，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委书记。严打中，张伋和同级别的十余官员都被下狱处死。
光武帝本以为通过整治官吏，就可以让工作顺利进行。然而，就在这时，新的反抗力量出现了，许多郡的大姓人家因为利益受损，决定联合抵制。
他们组织了武装力量，杀害前去调查的官员。等皇帝派遣军队去镇压时，这些人已经把武装力量解散了，根本找不到到底是谁干的。可等皇帝的军队一走，他们又立刻集结起来。皇帝的官员和将领们却因为找不到罪犯、害怕会受到惩罚而战战兢兢。张伋已经是前车之鉴，如果换成别的皇帝，在大怒之下一定会把不称职的人都杀掉。
这件事情如同燎原之火，在全国四散开来，而最严重的是位于太行山以东的几个州：青州、徐州、幽州、冀州。光武帝突然发现，他可以用武力征服天下，但反抗者在用实际行动嘲笑他的武力。这些事情还不是发生在偏远的山区，而是发生在帝国的腹心地带。
光武帝是个聪明人，震怒之余，他并不想过分使用武力，也不想过多惩罚他的官员。他想了一个办法：利用犯罪分子相互间的矛盾来击破。皇帝下令赦免五分之四的作乱分子，只惩罚剩下的五分之一。
但是怎么决定谁属于那五分之一呢？由作乱分子自己决定。光武帝命令：如果有五个人参加了作乱，只要其中四个人合伙杀掉第五个，这四个人就都既往不咎；否则，对五个人都严惩不贷。而那些原本在征讨罪犯时有疏忽，或者出工不出力的官员也不用害怕，他们以前的所作所为都既往不咎，光武帝只看以后他们查出了多少案子，逮捕了多少罪犯。
光武帝的办法收到了武力都达不到的效果。作乱分子毕竟都心怀惴惴，既然有机会获得既往不咎，就赶快利用机会。一旦有人开了头，作乱分子内部就开始互相猜忌。
于是，反抗停止了。皇帝也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但是，他却并不感到轻松。这件事恰好反映了东汉时期最严重的一个问题：行政效率低下。
不管皇帝想做什么事情，都无法顺利推进。在地方，充满了和他对着干的人，这些人表面迎合，暗地里却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想着怎么利用皇帝的政策来发大财。
继东汉光武帝之后，两位继任的皇帝将东汉社会经济推上了高峰。与西汉的文景之治一样，人们把东汉明帝和章帝统治的时期称为“明章之治”。但是，即便在明帝和章帝时期，皇帝的权威依旧不够强大，行政效率仍然低下。
那么，东汉为什么无法建立起像西汉那样高效的行政体系呢？
这是制度的惯性带来的必然结果。
制度的惯性之重
公元25年，在王莽中断了汉祚十六年之后，光武帝刘秀登基，成为东汉的开创者。
从各个方面看，光武帝都是个务实的人。他知道皇权的价值，一上台就注意重塑被王莽打乱的权力中心。
为了防止各种势力不听话，在他确立全国统治权不久之后，就想方设法加强中央集权。如同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那样，他不会滥杀功臣，但战争一结束，他也采取了和宋太祖一样的做法。一方面，他大宴功臣，给他们分封土地和爵位，让他们成为受人尊敬的地方豪族；另一方面，他剥夺了这些人继续参与政权的机会，只有少数的人继续做官，剩下的都只能成为安乐终生的富家翁。
在遣散功臣的同时，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修正了西汉的官僚体系。汉武帝时期，已经逐渐形成了围绕着皇帝的内廷圈子——尚书台，并逐渐剥夺了外廷官员，也就是三公九卿的权力。光武帝更是将这种制度加码，彻底形成了尚书台议事的制度，三公的权力更加虚化了。庞大的官僚系统都成为冗余，一个皇帝更加容易控制的小圈子建立了起来。
光武帝集权的另一个做法是，不再区分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西汉时期，国家财政由大司农来掌握，而皇室财政由少府掌握。他们各有职责，以避免皇室开支过度侵占公共财政。光武帝为了加强控制，将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合一，不再作区分，统一由司农掌握。
虽然从长期来看这样做会增加财政的不透明度，但是在短期内可以加强皇帝的控制力。然而光武帝费尽心机加强集权，权力却无声地从他的手中溜走了。东汉皇帝始终都无法像西汉皇帝那样，拥有那么大的权力。
即便是夺取全国的战争，刘秀也并不能随心所欲。统一的过程充满了武力之外的权衡和计谋，他通过说服和收编，并采取一种利益平衡的做法获得了天下。
刘秀的功臣之一、伏波将军马援曾经直言不讳：“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这句话将选择皇帝的权力从天上直接降到了人间。皇帝不再是天命所归，而是大臣选择的结果。
由于光武帝称帝本来就是权衡的产物，所以，他必须做出许多让步，来满足别人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更理解东汉与西汉的关系：东汉继承了西汉时期的官僚架构，但这个架构已经更多地向地方的豪族倾斜了。
从表面上看，东汉和西汉之间，只是隔着被王莽一不小心打断的二十年。假设一个老农恰好在王莽篡位之前睡着了，三十年后在光武帝时期醒过来，他会发现，除了人的生老病死因素之外，皇帝还是那样的皇帝，制度还是类似的制度，甚至连民间的大家族都没有更迭，穷人还是穷人，富人还是富人。
但其实中央政府已经变得更加孱弱，向另一个集团妥协了。
人们习惯上认为，一个朝代的建立，就意味着制度的重建。但实际上，从秦始皇统一到公元1949年，中国只有三次重建制度的机会。每一次重建后的制度，都经过了许多代人的努力才逐渐完善，而它的解体则更加漫长。
第一次的制度建立，由秦代开始尝试，到汉高祖时，已建立了一种较为稳定的结构，汉武帝时期，在财政上解决了它的存续问题。这一次制度循环越过了东汉，从三国时代开始逐渐解体，却又苟延残喘到南朝才终于落幕，绵延超过八百年。东汉恰好位于这个制度循环周期的中间，光武帝再优秀，也没有能力重新建立制度。
光武帝做出的妥协如下：
由于初期财政困难，他精简官吏、合并财政的同时，却过多地精简了财政官员。在汉武帝之后，汉代财政由大司农、少府和水衡都尉三驾马车共同执掌。大司农主管政府财政，包括农业税、盐铁专卖等。少府负责皇室财政，主管山泽陂池的收入，这些收入叫禁钱，供皇室开销。水衡都尉虽然名义上属于少府，但他单独掌管上林苑的楼堂馆所、没收的土地财务以及铸币事务。
到了光武帝时期，将山泽陂池的收入从少府的管辖权中剥离出去，交给了司农。少府成为一个专管皇帝起居、服装和器物的机构，权力大大下降。而三驾马车之一的水衡都尉干脆被彻底裁掉了，权力合并到少府。由于光武帝时期楼堂馆所的规模比西汉武帝时期少得多，水衡都尉的权力本身已经不大。水衡都尉被撤销后，它下属的二十多个属官也一并被勾销。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原来大司农掌管盐铁专卖事务，由于战争时期，盐铁专卖制度已经崩溃，于是，光武帝将盐铁事务从司农治下剥离出来，下放到了各个地方政府。
当盐铁管理下放到地方政府之后，政府垄断和专卖就逐渐消失了，变成由地方政府征收盐铁税，民间负责经营。只是这时的盐铁工业由于地方官僚的染指，已经变得非常不健康了。
盐铁大都被地方豪族垄断，他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所以，东汉的盐铁资源如同现代山西的小煤窑一样，是一种不上不下的状态。它由少数与权力有合谋的人控制，而民间得不到好处。但是政府如果想将权力收归中央，又会受到地方势力的抵抗。汉章帝想重新实行中央政府专卖，但在地方势力的抵制中，大败而归。
在地方治理上，光武帝也显得软弱无力。
他将功臣们都遣送回家，看上去是一种聪明的策略，但代价也非常明显：他必须默许这些功臣在当地成为豪族，逍遥于中央政府的法律之外，同时，又拥有着极大的经济特权。他们向东汉的皇室输送大臣和皇亲，几乎垄断了中央政府的上层结构，让东汉比西汉更接近于分层社会。
在社会的最上端，只是数个大家族而已，他们与皇室一起，控制了两百年的朝政。在这些大家族中，最鼎盛的有两个派别，分别是曾与光武帝一起参加反王莽战争的南阳派，以及军阀出身的西北派，其中西北派的典型代表是马援和窦融，他们是光武帝统一战争中归顺的大将，也是光武帝必须容忍的对象。
汉代有外戚干政的传统，一个女人当了皇后，他的家人必定封爵当官。在西汉时期，还屡屡有平民皇后出现。东汉光武帝之后，皇室默认皇后只能出自几个大家族，这是权力机构圈子化的最明显特征。
光武帝的皇后阴丽华出自南阳派，阴皇后长相秀美，是当年刘秀暗恋的对象，他们俩可以说是东汉皇族中少有的靠感情结合的婚姻。之后的明帝娶了马氏的皇后，章帝娶了窦氏的皇后，这两位皇后都是西北派的。
和帝娶了南阳阴氏和邓氏的皇后。安帝皇后阎氏依附于南阳邓氏，所以成了皇后。顺帝皇后梁氏原本依附于西北窦氏，梁氏一族也曾经作为贵人生过和帝。桓帝有过三个皇后，分别出自梁氏、邓氏和窦氏。只有灵帝皇后何氏的背景差一些，但何氏外戚同样把持了朝政。
由于光武帝对中央权力系统进行了改造，利用尚书台将权力圈子化了，尚书台又控制在几个外戚大族手中，于是，中央政府慢慢地变成了几个大族的战利品。
皇帝在和地方势力的斗争中逐渐落于下风。而同时，西汉武帝引起的官僚结构失衡问题经过东汉光武帝的加强，终于引发了巨大的问题，导致统一的帝国逐渐解体。
但东汉解体的过程又很缓慢，社会生活显得过于波澜不惊，下层人民没有改变命运的途径。东汉社会从头至尾弥漫着一种绝望感。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