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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年月,看不见的战场更关乎生死
2019-01-02 16:48

战乱年月,看不见的战场更关乎生死

文章所属专栏 财富收割机:中国财政两千年

虎嗅注:本文是虎嗅精选专栏《财富收割机:中国财政两千年》的第11篇内容。在势均力敌的战争中,获胜的一方往往是财政组织最出色的一方。这个现代军事的基本原理在三国时期有着很好的反映。本篇内容主要详解了三国时期,为何重视粮食生产的曹魏能够成为最终的赢家。


三国:财政为王


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汉献帝逃离了郭汜、李傕等西北将领的围追堵截,从长安出发,一路辗转,来到了洛阳。


到达洛阳时,首都的宫殿已经全部毁于战乱,跟随皇帝的百官行走在荆棘之间,靠在残垣和断壁上休息。中原的军阀们早就忽略了皇帝的存在,他们手握强兵,却没有人前来看望皇帝。群臣饿坏了,只能挖野菜吃,有的甚至饿死在东都的废墟之中,有的被乱兵所杀。


在这时,曹操前来收留了皇帝,把疲敝交加的皇帝带到了许都。


这一年,整个中原都处于混乱之中:袁术、袁绍、吕布、公孙瓒等各霸一方,征战不止。这也是东汉末年最残酷的时期,每一个军阀都拼命挣扎,图谋吞并别家,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就在这种局面下,曹操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所有的人都关注军事,他却强调农事,下令进行屯田。


曹操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成为他统一北方的关键步骤。正是靠着屯田,他从强大的北方军阀中脱颖而出。他也最早意识这条规律:战乱时期,最擅长筹措军费的人,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可以说,三国的竞争,首先是财政的竞争,其次才是军事的斗争,谁能够建立起更加持久有效的财政体系,谁才能击败其他的竞争者。


董卓之乱后,整个东汉帝国的财政体系彻底崩塌。各地的州牧和将军们为了供养部队,首先实行的是掠夺式财政政策。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董卓本人。与曹操看重粮草不同,董卓根据以往的经验,更看重货币。他认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他劫持了皇帝之后,就废除了五铢钱,铸造另一种小钱来流通,希望持有更多数量的铸钱。


由于极端缺乏货币,董卓还将传了数百年的秦始皇金人熔化掉了。秦始皇收缴了天下的兵器后,将它们铸成了十二铜人(也称十二金人),董卓将其中的十座毁掉,铸成了钱币。


在和平时期,这种做法可以直接从民间抽取大量的财富。但在战争时期,由于民间已经抛弃了货币,董卓的做法最终失败。在战乱时期,许多百姓都无法耕种田地,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这时,不管出多高的价格,都无法买到军粮,钱币又有什么用处呢?


董卓被吕布刺死后,部将郭汜、李傕继续作乱。当时的物价已经涨到了一石粟五十万,一石豆麦二十万,大约是和平时期物价的一万倍。由于没有足够的粮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白骨成堆,腐烂的人肉和残缺的尸体处处可见。


当时还在长安的汉献帝叫人把皇室储存的米、豆拿出来给饥民煮粥,但是粮食被官员们直接盗走,饥民们每天大批地死去。皇帝只好亲自去给饥民施粥。


献帝东逃后,郭汜、李傕在后面追杀。皇帝、皇后也缺食少衣,皇后的几匹细绢被人抢夺,连她身边人的性命都赔了进去。到了后来,皇帝也只能用野草、青菜充饥。至于曾经繁华的长安城,更是一无所有,连人都看不到,整个关中平原成为一片荒地。


董卓、郭汜、李傕等人大肆掠夺西部,却没有想到,正是这种暴虐的做法促成了他们的败亡。


在东部的中原一带,与曹操争天下的二袁——袁绍和袁术,同样不知道后勤的重要性。在争霸战争进行期间,他们的军费是临时筹措的,也以掠夺为主。甚至,袁绍的军队要靠路边的野枣糊口,而袁术的军队则寻找贝壳充饥。


在军阀混战时期,货币经济也已经停止,中国重新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时代。当战争向着长期化发展时,谁第一个反应过来,从掠夺式财政政策走向可持续的生产式财政政策,谁就会成为受益者。


曹操在许昌屯田成功后,将经验向全国推广,每年粮食产量已经达到了几千万石。定都邺城后,由于局势的稳定,除了屯田之外,曹操将普通农田的税收加以制度化:普通的耕地要求每亩收租四升,每户每年再缴纳两匹绢、二斤绵,除此之外不得擅自征收。


依靠严格的财政纪律,曹操统一了北方。在战争中,曹操也特别重视粮草、辎重问题。在官渡之战中,曹操两次出击袁绍的后勤部队,这是击垮袁绍的关键。


由于耕田需要水利灌溉,曹魏时代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兴水利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对于水利的钟爱,从东汉起步,到曹魏时代达到一个小高峰,之后延续到晋、南朝,到隋炀帝时代达到另一个高峰。


曹魏的扬州刺史刘馥兴修芍陂、茹陂、七门、吴塘等水利工程,用以灌溉稻田。豫州刺史贾逵在汝水建造水坝、开挖运河。沛郡太守郑浑兴修水利工程郑陂,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倍增。

在西北方,凉州刺史徐邈兴修盐池、广开水田,敦煌太守皇甫隆推广耧犁、灌溉田地。上述地区都实现了粮食的增产。慢慢地,魏国境内各地都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不再需要中央调配物资。这一点使得魏国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

 

与曹魏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相比,三国中另外两个国家在屯田上花的力气却要小得多。


由于曹魏所在的中原是汉末战争的主要战场,原来的社会结构已经被战争破坏了大部分。中央政府在重建制度时,乘机将权力收紧,曹魏也是以武力打天下,弹压了许多地方豪族。这两个因素决定了曹魏的行政效率比东吴和蜀汉的都要高很多。


在东吴,孙坚父子并非本地人,根基不深,而江东受战争的破坏最少,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东汉时期的豪族门阀结构。所以,孙吴政权更多地是利用门阀势力来统治整个国家。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小,意味着孙吴并不迫切需要屯田;而门阀势力更强大,意味着皇帝的命令无法贯彻得那么彻底,行政效率更低下。


蜀汉时期,也有过短暂的屯田。丞相诸葛亮平南蛮,开拓了云南市场;他在四川也大力务农;在陕西境内,也有计划进行屯田,以供征伐。诸葛亮的计划由姜维实现,姜维在甘肃境内进行了屯田。


然而,蜀国的粮食却浪费在了连年的北伐战争之中,这些战争大都没有结果,几乎每一次撤军,都受困于粮食的不足和运粮的困难。这一次次的浪费让蜀国缺乏应对危机的物质基础,最终成为最早灭亡的国家。


魏青龙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为了准备这次北伐,诸葛亮开辟了从四川前往陕西的水路,并囤积了大量的粮草,力图不再受制于粮食的短缺。但可惜的是,由于诸葛亮在北伐过程中的去世和随后而来的撤军,大量的粮草资源都落入了对手司马懿的手中。第二年,魏国的中原地区发生大灾,司马懿从陕西调五百万石粮食救济洛阳,其中的粮食,就可能包括当年诸葛亮辛辛苦苦从四川运去的粮食。


统一战争中看不见的战场


魏齐王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司马氏逐渐掌握了曹魏的实权。司马懿开始着手筹划统一三国的大计。这时距离蜀汉灭亡还有整整二十年,距离东吴灭亡还有三十七年。


司马懿的谋臣中,有一位将军叫作邓艾,是三国时期最著名的战将之一。二十年后,正是他率兵入蜀,灭亡了蜀汉政权。邓艾除了敢冒险、能打仗之外,还是位有名的财政专家。


在司马懿筹划统一时,邓艾写了一篇《济河论》,向宣帝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战争到最后,一定是财政的比拼,谁能够在财政上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谁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曹魏之所以能够占领半壁江山,就是因为实行屯田,积累了足够的粮食。


现在,如果要将南方半壁收入囊中,必须首先考虑继续发展农业、储存粮食。根据邓艾的计算,如果要征服南方,必须做好长期打仗的准备,十万大军,五年时间,或许是最低的估计。而要供应十万大军五年的粮食,意味着必须有三千万石的粮食储备。


但问题是:怎么才能储存三千万石粮食呢?


邓艾看上了许都以东寿春地区的土地。在魏国与蜀、吴对峙的过程中,共有三个地方起着战略枢纽的作用,分别是:魏和蜀对峙的汉中地区,在陕西和四川交界处,这里也是诸葛亮北伐的基地;位于今湖北的襄阳、荆州地区,魏占领了襄阳,而荆州先是被蜀占领,之后被吴占领,与魏形成对峙;第三个地点就是寿春,即现在安徽的寿县。


在三国时代,魏国要进攻吴国,有两条路几乎必选其一:一条经襄阳,一条经寿春。当寿春被魏国占领时,这里还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土地,位于与吴国对峙的正前线。但是,这里的土地非常肥沃,当北方的土地都已经被开发得差不多了的时候,邓艾发现,寿春正是一个天赐的粮食生产基地。


邓艾认为,由于缺乏水利设施,这里的土地虽然肥沃却产量不高,如果合理地开凿运河进行灌溉,土地产量可以提升三倍。只要五万士兵参与耕田,加上充足的水源,就可以每年上缴五百万石的稻谷作为军粮。六七年后,就可以凑够三千万石的粮食,为战争做好准备。


邓艾的提议受到了司马懿的大力称赞,并立即实行。大修水利,兴兵屯田,曹魏南方的气象也为之一变,官田和民田交错其间,一片繁忙景象。


邓艾的计策为司马氏的统一奠定了物资基础。财政成为西晋统一战争中看不见的战场,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

 

邓艾的方法之所以能够被司马懿接纳,是因为司马懿本人也是一位有名的财政专家。


起初,作为曹操的手下,司马懿也是早期提醒曹操要注意屯田的大臣之一。根据他的计算,当时有二十多万人因为战乱而脱离了农业生产。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闲置劳力的存在,曹操才对屯田有了足够的信心。


洛阳以南的中部地带,也就是荆州以北,靠近吴、蜀的前线。当蜀将关羽入侵了这片地区之后,许多老百姓逃走了。曹操决定收拢这些逃走的百姓,把他们迁往北方进行安置。司马懿阻止了曹操的做法,他认为关羽的侵袭不会持久,日后,这些人还会返回家乡进行耕种,如果把他们迁往别的地方,反而伤害了老百姓的积极性,还让前线变得更加空虚。


曹操再次采纳了司马懿的意见。这片肥沃的土地仍然保持着繁荣,为日后进军江南做好了铺垫。


司马懿对财政和经济的深刻理解,更体现为他能够严格把握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界限。他认为,虽然要重视财政,但是一定要避免扰民过甚。随着魏国的扩张,一些新的边境地区加入了魏国。这些地区的人民大都没有户籍,政府想通过核查来落实户籍制度,便于未来征税。


司马懿不赞同这么早清查户籍。他说,吴国和蜀国正是因为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来防范百姓,征收严苛的税,所以百姓才抛弃了他们。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不要建立严密的户籍网络,也不要干扰人民的生活,让他们安乐。只有人民安居乐业,政府才会富足,否则,登记户籍也没有用。这件事表明他的看法比起一般人都高明得多。


在与诸葛亮的对抗中,诸葛亮屡屡被粮草困扰,而司马懿却在陕西一带兴修水利,发展农业,鼓励人民种田,使曾经荒芜的陕西再次成为粮仓。当中原地区发生灾荒时,司马懿竟然可以从陕西调粮食来支援中原。


司马懿一生在征战的同时,走到哪儿都会发展经济,保证政府可以获得足够的财政来支持战争。正是他高瞻远瞩的气魄,才使他能够采纳邓艾的提议。对于他来说,一场战役的胜负,远没有完善的财政系统重要。

 

当司马氏的晋国取代了魏国之后,晋武帝司马炎亲自参加耕种,并多次下诏鼓励农业,奖励那些善于发展农业的地方官员,并积极兴修水利,一切都照着祖辈的思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事实上,西晋之所以能够统一,已经超越了军事范畴,成为一个事关全局的财政问题,下篇内容,我们将做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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