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 孙旭阳，题图与内容无关
2009年12月7日，湖南省湘乡市育才中学发生踩踏事故，8名11岁到15岁不等的学生遇难。我对此事的报道如此开头：
“十五岁的龚剑，用三个数字与这个世界挥别：1、120、35万8……”
其中的“1”，是一个大编织袋，蓝白相间，就是湖南农民工打工常背的。我看到小龚的家属抬着这一个编织袋，走出校门口，袋子还没装满。
“120”是龚剑在当地一家医院停尸两天的费用。
“35万8”则是有关部门给龚家的赔偿金。领到这笔钱后，龚剑已经发僵的尸体被裹尸布扎成一大条，准备运回村里。按照赔偿协议要求，龚家不能再向官方和学校提出其他诉求，连学校大门也无法再进入。
事故发生两天后，育才中学门口被拉上了警戒线，警察和保安仔细盘查进入者的身份。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记者，已经无法像前一天一样混进去了。
对家属和全国读者来说，那场踩踏是一次需要彻底检讨的残局。然而在湘乡，舆情必须尽快平复，秩序也得尽快恢复。这也是全国各地的校园发生各种事件后，有关方面的常规动作。
我还是想办法绕过了警戒线。当时，校长和他的两位下属已经被刑拘。见到记者，剩余教职工难免恐惧和焦虑，唯恐避之不及。
有两三位老师直接把我推出办公室门，“砰”一声关上。没过十分钟，就有安保人员过来请我们离开。
在这个间隙，还有一位老师为被刑拘的几位同事说了几句话，大意是校长是个好人，视校如家，每天为了学生安全战战兢兢。被刑拘的另一位老师负责事发教学楼晚间的疏散，那晚他确实无法控制场面……
但无论如何，出了这么大的事故，总要有人承担责任。这位校长后来因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他的两个下属因同样罪名都被判刑一年，缓刑一年。
事后，我跟几位做教师的朋友聊此事，他们一致认为，湖南的这三位同行都有些冤，无论是设计不尽科学的教学楼，还是每个班超过法定标准20多人的规模，乃至不发达地区学校在法定学习时间外另加的晚自习，这些最终致命的问题，靠判刑几个教师来追责，简直是笑话。
他们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不过，他们在为同行辩护前，都没有对几十个死伤的孩子表达惋惜或痛心。他们更倾向于从湘乡育才中学的教师们，而非家长们的视角，来讨论这个话题。
进一步来说，他们看似在为几位同行辩护，其实真正卫护的，是他们所置身的，从中领取薪水和荣誉的教育体制。无论这体制在基层被异化到什么地步，又如何被某一场突发事件击穿体面，他们仍念兹在兹，须臾难离。
所以，一些朋友纠缠于涉事学校和老师应对舆情不利，甚至手把手教他们如何将措辞组织得更有人性化，只不过是无法接受他们的冷漠，而渴望他们以伪善代之。
这就尴尬了。如果我们自己都无法直面现实，却要求风暴中心的校长和老师们更理性更温暖——即使假装的我们也认。这样的心态泛滥开来，后果我不敢揣测，但导向的肯定不是更多的善。
这两天，在网上看到北京某小学惨案发生后，校方接待家长的现场视频，以及某个班级家长群内，老师怼学生家长的聊天截图，都让我想起2009年12月9日下午，我在湖南湘乡育才中学内，见到的那几张充满敌意的面孔。
时隔多年，我无意批评这几位老师，我更想搞清楚他们的行为何以至此。他们负责教育中国人的孩子，塑造着这个国家未来的面孔。
他们并非所谓“坏人”，却远远不是家长和公众需要的那种“好老师”。就像范美忠，人们不相信他会像超级英雄那样，擎起垮塌下来的预制板，人们只是无法接受他宣称只会为自己女儿牺牲，不会为其他人的孩子冒险。
有些事情已经发生，还有些事情无处追责，人们最终都认了。大多数时候，公众只是需要一个尊重，一个安慰，来确证历经灾乱和血案之后，这个社会会好转那么一点，我们的孩子会更安全一些。
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却一直被事实打脸。北京某小学，嫌犯用手锤砸向孩子们的头顶，也砸开了成人世界里，一直被掩盖的不堪。
我没信心说服谁，只希望看到此文的老师们，能反思自己所处的职场环境，特别是与该职场匹配的各种价值观。
平日里，这个职场靠明文规定和不成文的“规矩”运转，只要懂“规矩”、服从，便可以在体制的庇佑下，岁月静好、颐养天年。校园外的人们，除了极少数学生家长，很少有人会质疑老师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然而一遇到突发事件，校方人员基于思维惯性和行为惰性的表现，却要承担他们事实上并不具备能力承担的期待。原是本色演出，却成了现场穿帮，恶评马上滚滚而来。
那几张老师与学生家长辩论的截图显示，家长们不但急于确认自己孩子是否安全，也渴望帮助受害小朋友。他们的同情心，却被老师看成是在添乱。和惨案本身一道，都会给校方带来麻烦。
但是，可能习惯了单行道式的沟通，这位老师并没有采取私聊等方式，以说服家长配合自己的诉求，而是以一位家长孩子某项成绩太差，嘲讽她应该先教好自己的孩子。
这已经不仅仅是情商欠佳，而几乎可以归于人格缺陷。在平常授课时，她会跟教室里的孩子摆事实、讲道理吗？但愿会吧。
希望这几天被网上批评的老师，能意识到问题所在，不要再回缩到他们习惯的那个职场内，来拒斥外界的质疑。
抱团可以做成很多事，抱团思考则不然，更多可能会丧失自我。以种种理由，放弃对是非的判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成为一个不明是非的人。
“这样做对不对”，永远比“我为什么会那样做”重要。
当然，相关教师不尽如人意的表现，也不能尽然归咎于教育体制。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好更安全，也不能把挑子都撂给学校和公安局。
良善的社会，并非能杜绝惨案，而是尽可能多地消弭恶意。不过，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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