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X梁文道: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港台流行音乐
2019-01-10 18:06

高晓松X梁文道: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港台流行音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看理想君


是的,高晓松来了。


高晓松和梁文道,两个中年男人凑在一起,打了一通漫长的深夜电话——他们从“怀旧”聊起,聊到了那个已经逝去的“黄金年代”。


梁文道说,他不理解现在的90后、00后,怎么都怀念起他年轻时候的流行歌曲了?高晓松说,怀旧就是属于年轻人的,谁老了还怀旧?老了早看开了。


每一代文艺青年都愿意怀念上一个时代,这或许就是时代的旋律。


毕竟岁月和美丽,终成风尘中的叹息。


怀旧是属于年轻人的


梁文道:晓松兄,今天很高兴,你在洛杉矶还要和你“深夜对谈”。


我特别想和你聊一件事,最近我发现一类很奇怪的现象,我们看理想的读者、听众、观众好像都在怀旧,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讲可能会有些不理解:怎么20岁的人都在怀旧?而且怀的旧,甚至是一些他们自己没有经历过的旧时代,比如今天的一些00后也会怀念80年代的流行音乐,这是怎么回事?


高晓松:我觉得怀旧就是属于年轻人的。年轻的时候才怀旧,谁老了还怀旧?老了早看开了,年轻的时候,一个是怀旧,一个是每个人都觉得上一个时代更美好。


梁文道:对,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很怀念60年代,我们没经历过的年代。


高晓松:对,还有怀念民国的,怀念自己未曾经历的,传说中的美好时代。下一代人也会怀念今天。


梁文道:我们这里有许多年轻朋友非常怀念八九十年代的港台流行曲,虽然我在台湾住过十几年,本身又是个香港人,但是很奇怪,我对这些年轻人的讨论,反而有时候是有隔膜的。


“隔膜”是什么意思呢?虽然他们讲的那些音乐我都熟悉,可是大家背景不同,我是在香港和台湾听到这些音乐的,而我们的听众是在大陆听到这些音乐的。所以我想知道,那个时候,你在接触这些港台传来的流行音乐时是什么情况?


高晓松:90年代大陆才刚刚开始有唱片公司,而且最开始的两家唱片公司,一家叫做“大地”,香港人来办的,就是给Beyond 写中文普通话歌词的刘卓辉,成名后他来到大陆,和艾敬成立了大地唱片;另外一家叫做“正大”,当时在内地做很多文化的事情,包括央视的《正大综艺》等等,就成立了正大;然后是Beyond 的经纪人Leslie,又来大陆成立了“红星生产社”。


最开始大概就这么几家,都是港台来的。大陆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唱片公司,也不清楚唱片公司主要是做什么的,合约是怎么签的,连唱片是怎么做的都不知道。


因为之前在内地,只有文工团和电视台两种组织来做这些事,没有唱片公司的那些运作。再加上,那个时候的港台流行音乐确实是高峰,我觉得从两个角度看:一是每一代的文艺青年或青年知识分子,都怀念上一个时代,这是一个规律。


但是从客观上讲,那个时代的港台流行音乐确实是巅峰时期跟今天的港台流行音乐比起来,那个时代的创作、影响力,因为有罗大佑,有Beyond,有达明一派。所以其实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流行音乐几乎已经能够和电影、文学这些艺术文化比肩,因为它产生的影响力以及对时代的意义是巨大的。而今天大家提及流行音乐,就是唱唱歌,仿佛变成了一个纯娱乐的东西。



梁文道:你说得很严重,几乎像是说流行音乐能够取代文学和电影,可我记得八十年代文学起到的力量才是最大的。那时,大家都是在书店门口排队等一位作家的新书。 


高晓松:因为你是文学青年,你只看到了在书店门口排队,你没看到在唱片店门口排着的大队。


你没有看到那个时候,我们攒下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几个月的生活费,就为了买一张唱片,你没有看到那个时候,在街头卖“打口碟”,以及卖打口碟的那些人对音乐的热爱,对所有音乐的熟悉。


而且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来临的时候,大师成片地出现。电影也出现了第五代,香港有王家卫等等,台湾也一大堆,文学就不用说了,你最了解,包括大陆的诗歌。流行乐那个时候也出现一片大师,罗大佑、崔健等等。


来的时候,大师们是成波一起来,走的时候,走得一个都不剩。所以你会看到某个时代,电影也没大师,音乐也没大师,文学也没大师,这就是时代的规律。


原来流行音乐也可以这么有高度、有力量


高晓松:八十年代正好赶上高潮的时候,各方面都是大师辈出,所以那个时代流行音乐一下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那根本不是简单的娱乐而已。当然,那个时候娱乐的音乐也很好听,哪怕那时娱乐的谭咏麟也很好听,我依然记得我花14块钱买一张……


梁文道:八十年代的14块钱,比买一包中华烟还贵。


高晓松:对。14块钱就买一张谭咏麟的黑胶《爱的根源》,那里面有《爱在深秋》。当时在完全不懂粤语的情况下也全听懂了。那时候,粤语文化正是最高潮的时候,包括粤语电影、电视剧、音乐。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文艺青年都听得懂粤语。


梁文道:你说这个很有意思。你在北京长大,就你而言,对待粤语难道不会觉得这不就是一种方言吗?


高晓松:粤语不能叫方言吧?粤语是汉唐古音,唐诗就是用粤语写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抓到一个香港人就马上逼着他说:“你给我念首唐诗”。宋朝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现在的粤语了,但是用粤语念宋词依然非常好听,而且粤语因为是南渡的时候带着很多港古音,包括语法。


梁文道:对,中原的东西。


高晓松:所以用粤语来写作的时候,很多东西是和用普通话或国语没有办法比较的,就比如粤语可以写出《千千阙歌》,用普通话就不行。再加上台湾那边的国语写作方式和内地也不一样,尤其是八十年代之前,内地几乎没有什么流行音乐,只有用一套范式来写的歌。


所以,当突然听到传过来的,用粤语创作的那些歌词,以及罗大佑、李宗盛他们写的那些音乐,大家突然发觉,原来流行音乐可以这么有高度、有力量,打动人。


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我们听罗大佑的时候,大概在内地大学,如果不是每一间宿舍,至少隔一间宿舍,就会在宿舍里贴着罗大佑的歌词,比如《鹿港小镇》、《未来的主人翁》、《亚细亚的孤儿》等等。


梁文道:可我想问的是,我小时候在台湾,我们听罗大佑的歌是有特定的语境来理解的。因为那时候曾经一度对台湾歌曲严格审查,有时候甚至封禁罗大佑。他写的那些歌,就算没有政治问题,仍然会让人觉得,他是对那时候的台湾人在说话。


那么当你在北京听到一首台湾人写给台湾人的歌,你们的感觉是怎样的?你会觉得有那种亲切感吗?


高晓松:我觉得罗大佑的歌可以分成这么几种,当然他有给台湾地区写的歌,《台北不是我的家》,但他也有给中国人写的歌,比如《将进酒》,“摊开地图,飞出一条龙,故园回首明月中”;他还有给所有年轻人写的歌,比如《野百合也有春天》、《爱的箴言》,这些东西是共通的。


甚至他还有给人类写的歌,比如《未来的主人翁》,这首歌相当于是给所有的一代电脑儿童写的。互联网发展到今天、电脑发展到今天,罗大佑写的《未来的主人翁》不就是写的今天吗?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罗大佑,是提前写好了这个时代的挽歌。


因为流行音乐本来就比其它艺术种类更容易传播,因为它是用音乐承载。


罗大佑《大事发声》现场


梁文道:有道理。


高晓松:因为音乐是最共通的一种语言,再加上同文同种,以及那时候整个时代是一个亢奋的时代,或者叫光芒万丈的时代。


港台流行音乐打开了一个“人文窗口”


梁文道:你刚刚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同文同种。其实回想起来,尽管当年台湾、香港的流行音乐,有一些地方上的东西,可是因为他们同时又都是中文,又都是中国人在写、在唱。所以在大陆的中国人,他听到的时候也能够很快理解,但同时,又能够感受到那种不一,感受到新的东西,是不是?


高晓松:那当然,因为内地没有过真正的流行音乐。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内地所谓的流行音乐,实际上都是讲社会的,就分成歌颂社会的晚会歌曲,以及批判社会的摇滚乐,大家都是在讲社会的好与不好。


但是,没有讲个人的、自己的,所以从港台传来的音乐实际上开启了一个非常人文的窗户。


当然也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你从窗户里往外看风景,你可能觉得那更美,你站在那个风景里可能就不一样,你可能觉得我们是风景,这有一个窗户,里边什么样子。


梁文道:没错。


高晓松: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确实达到了一种高度。今天的台湾、香港,其实出现很多非常本土的东西,比如台湾用闽南话唱歌,那个时代还没有那么明显。


大家都是中国,有着共同传承下来的文化。那时候台湾和香港的文化,实际上有很多民国遗风,加上大量西方的东西,和一点点本土的东西。如果你去看今天的(文化),本土的东西是很少的。


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觉得港台流行音乐那么好?因为它率先受了欧美和日本的影响,而那个时候内地跟欧美、日本还隔着一些距离,所以这些影响,通过港台流行音乐传到了这边。


所以它既带着刚才所说的这种中华文化、中文的写作,又带着很多他们比较先进的,受了欧美日本的影响,所以那些音乐传到内地的时候,当然相比起来就有很大的不同。


梁文道:你刚才讲这个例子,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听的很多香港流行音乐。当时最娱乐化、最主流的流行音乐,其实是香港TVB 电视剧的主题曲,而那些电视剧里又以武侠片为主流。那时候有几个人物是固定的搭档,比如作曲的顾嘉辉,填词的黄霑、郑国江。



当时那种曲风,顾嘉辉有时候是故意中国化的,他有些曲子是用五音音阶来写;黄霑就基本要重新写出一个他印象中的中国,所以那个年代他们出来那些歌词,比如“万水千山纵横,沧海一声笑”,“浪奔浪流”,都是非常中国化的东西,真的很有意思。


高晓松:那个时候香港最红的电影、电视剧讲的是什么?不就是霍元甲、陈真吗?讲的就是中国的故事,讲的就是中国人怎么抵抗所谓帝国主义,而那个时候《上海滩》讲的是什么? 爱国。《万水千山总是情》讲的什么?爱故乡。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完全都是正宗的中华文化的范儿,所以影响当然就是全中国的影响。



梁文道:所以我常和人说,香港在八九十年代有个很大的特点,最有名的电影、电视剧的类型就是武打片,而武打片里有一条线索是贯穿的……


高晓松:爱国。


梁文道:没错。最开始的霍元甲、陈真、黄飞鸿,到最新的叶问,一以贯之的一条主线就是打“老外”、打“洋兵”、打日本来的浪人、打俄罗斯拳王,总是始终不懈地打老外。你看那些,会觉得香港人就是一群骨子里尤其民族主义的人,甚至是带着大汉种族主义色彩,这在电影、音乐里全都能够体现出来。


内地音乐曾长期处于不平等、不堪的状态


梁文道:你作为一个业内人士,在那个年代的行业内接触这些音乐,和你入行工作有没有关系?


高晓松:内地的流行乐整个产业,最开始全是港台手把手教的。那个时候内地的流行音乐,整个工业水平上确实无法和港台相比,但是整体的工业上还是单打独斗的,有崔健在单打独斗,有唐朝乐队在单打独斗,成为工业化基本都是港台手把手来教。


当然这也是双刃剑。后来也反省了,港台因为没有面对过这么大的市场,以及地域区分的不同,他们还是用经营小市场的方式来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都不太成功。我还清晰记得,索尼唱片、华纳唱片,这些国际公司的内地部门当时都是低于香港的,要向香港汇报。


梁文道:香港是总部。


高晓松:所以当时内地唱片公司的级别非常低。我现在都记得“索尼中国”刚创建的时候派来一个人,他就是台湾一个大概二线艺人的助理,结果到了内地就是索尼中国的总经理了。



我记得刘欢有一天晚上特别激动地对我说,“我要签索尼唱片了!”还把合约拿来给我看。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位在台湾其实就是名小助理的哥们拍了张照片,他坐在一张太师椅里,背后站了3个索尼签的艺人,就是刘欢、韩磊、毛宁。


梁文道:哈哈哈。


高晓松:当时确实是。但所有港台的创作者对内地的创作者还是比较平等和尊重的,就比如李宗盛大哥来,大家就一起喝酒,一起弹琴,一起玩。罗大佑来也很好,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跟罗大佑在三里屯附近一个酒吧里,喝酒喝美了,大佑还上台唱歌,我还上台帮他弹琴去。张亚东也上台,在音乐人之间还是挺好的,因为艺人还是相互惺惺相惜。



但是在产业上差了很多,那个时候能请来一个港台的制作人,就觉得简直牛的不得了。还有一个特逗的事,就是港台来了一个更不入流的,连那位助理都不及的人,大家还去观摩他是怎么录音。


他就让歌手打自己耳光,说“你会不会唱歌,打自己耳光”,结果那歌手居然还真的打自己耳光。因为当时大家都觉得,港台的流行音乐是正宗的,人家怎么玩的,咱就得跟着人家学。很长时间处在这样非常不公平、不堪的状态。


梁文道:真的很不堪。晓松,我们港台同胞对不住你们了。


高晓松:没有,正常吧,就是经济和各方面的差距。那时候香港人提台彩电回内地就娶一个老婆,提两台就娶俩老婆,对吧?所以也正常,后来大家也都慢慢平等了。


你不能去抱怨这些事情,那是得靠你自己,第一你的经济强了,第二你的音乐确实越做越好,越来越多人才,展现出来自己的能力。



现在当然就非常平等了,不管是音乐行业还是影视行业里,几乎不再有什么内地港台之分了,已经没有说这人是台湾或者香港的,北京的、还是上海的。所以我觉得这不是谁要道歉的事,根本不需要。


要对市场做出妥协,创造力就低了


梁文道:我就想到一个问题,你刚刚提到80年代是各个领域都在出大师的年代,包括流行音乐,但现在没有了,我能不能这么讲一个“怪论”:当时,因为港、台、大陆三个地方生产的条件、环境都不一样,做出来的很多东西,是让大家都觉得各有特色,能够相互借鉴学习的。


就像你刚才讲“窗口理论”,你在大陆透过窗子看外面的风景,就觉得外面风景独好,而我在香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大陆的摇滚乐也起来了,那时香港那些爱听音乐的年轻人,是瞧不上香港流行音乐的,虽然大家对谭咏麟、张国荣当然也喜欢,但问题是始终觉得“那就是流行吗?那就是流行工业吗?”


而我们看到窗口里面的大陆,比如我们看到崔健,后来的魔岩三子,觉得那真是了不起,大陆这才叫厉害,我们就是反向崇拜,觉得大陆真是能出人。


那时候就这种互相羡慕、互相借鉴,可是到现在已经不分了,反而好像大家都一起平庸了。


你觉得今天这种,整个三地音乐产业市场全部打通,比如说香港今天的流行音乐的作曲人或者制作人,他从一开始就觉得这个东西我要卖到大陆去,电影也是,结果反而使得原来的某种地方色彩不见了。那个地方色彩不见了之后,会不会反而变得没有了特色?或者说不够精彩?


高晓松:我觉得这是个工业的情况,好莱坞电影也一样,你要想卖到全世界,做global movie,那就必须做出很多妥协。


所以大家总说,好莱坞电影的创造力降低了,其实就是因为它要对全世界所有的市场做一些妥协,而且还要对政治正确、要对种族问题做出妥协。这是一个市场问题,不是一个创作问题。



但是,这也不妨碍美剧拍得很好,因为美剧就不存在全球市场,美剧还是什么都敢拍。我觉得这不是个问题,有一部分人在好莱坞希望壮大市场,可是纽约还有另一帮导演呢。


梁文道:所以这是能耐的问题。


高晓松:对,这就是时代的问题。美国流行就有大师吗?看看这几年的格莱美奖,你觉得有大师吗?


梁文道:这个我都不记得了。


高晓松:就是。


梁文道:谁拿奖都忘了。


高晓松:跟八十年代的欧美流行乐的那些大师辈出的时代,也不能比。但也不能说是时代的问题,其实它就是一个轮回的问题。


很快还会来一个大师时代,大师就是成波来、成波走,也不怪说今天到底时代出了什么问题,那你说美国出了什么问题?英国、日本出了什么问题?当年80年代日本音乐多么厉害。


民谣音乐,是在和这个时代里真正的“人”对话 


梁文道:最后再问你一件事,关于民谣。因为最近我们有一个节目叫《民谣小史》,里面有一集就提到了你,讲你的那段经历。我们一般都会觉得校园民谣本来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事情,而在你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没有今天这种种的推广工具,但是我觉得在大陆,民谣好像变成一种全民的流行歌曲。它又是怎么做成的呢?


高晓松:现在当然大家都一样了,都是扁平化的这些东西了。但是那个时候,由于之前的音乐大多都是讲社会的,摇滚也讲社会、晚会歌曲也讲社会,很少有讲到个人的、小小的成长,小小的自我的爱与愁。


我还记得我们刚出来的那时候,两边还都一起骂我们。主流的骂我们说,“你们这个歌曲小情小调,不承载教育意义,对年轻人没有意义”;摇滚乐也骂我们,说“你们不为社会呐喊,你们只关心自己那点小情小调”。


左起:叶蓓、老狼、高晓松


梁文道:和今天骂小清新一样。


高晓松:结果反而就是这个关心自己(打动到人了)


因为绝大多数的人民,在那个时候所受的教育都是说,“你是个螺丝钉,你不应该关心自己,应该关心这台机器”,那“螺丝钉”不能关心自己的成长吗?不能歌唱自己的爱与愁吗?


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也有爱与愁,所以那个时候就一下火了。这就是因为当时有关每个人自己的、个人的东西特别少,大家还都在讨论社会问题。


梁文道:我懂了,所以其实民谣的走红,其实它依靠的不是一个巨大的产业、也不是一种成熟的市场推广体制,而是因为那种音乐、那种歌词本身,就跟这个时代里面大多数的“人”在对话。


高晓松:而且还因为民谣是没法制造的,它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东西。它没法制造,它只能长出来。


所以你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土地里,生长出这样一种音乐/文化,你就只能等。如果它真的能长出来,那当然是根植在土壤里的东西,它就会比较有生命力,跟那些在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


梁文道:它不能是工业制品。


高晓松:没办法工业生产。这都是一个人抱着吉他,拿一支笔去写的东西。你也没见过一张民谣唱片,组织了七八个作者就给一个民谣歌手写歌。



梁文道:你们那一批那时候做民谣的人,你们怎么看待比如以前台湾的那种校园民歌呢?


高晓松:喜欢啊,我们主要就是受了那些影响,非常喜欢。但是我们没有那么清新,因为台湾那个时代,加上地理靠海的原因,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比较清新。


我们那时的成长环境和氛围没有那么清新,其实是有一些我们自己的特色,所以那时候我们那些歌传到港台,大家也觉得很奇怪,说什么叫《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你们还有睡在上铺的?!说《同桌的你》是什么意思?一个桌坐俩人啊?


梁文道:(笑)果然是很不一样。


高晓松:最后说一件特别逗的事,当时黄磊因为签了台湾的“丰华唱片”,他做的唱片在台湾推广时主打歌就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因为他翻唱了。



最后怎么推广呢?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帮这首歌买了《包青天》片尾的位置,在那推广。我们在北京还开玩笑,我说“是不是王朝马汉就睡上下铺?”



梁文道:(笑)这就是时代。


高晓松:很有意思。今天已经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了)


梁文道:今天确实不能想象。所以今天怀旧的年轻人,也了解一下“王朝马汉睡上下铺”的时代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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