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杜绍斐（ID：shaofeidu），编辑：豪七
2017年，几乎所有的中国二线城市加入了一场“人才争夺战”，不同程度地放开高学历人口落户，使他们能够买房定居。于是，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年轻人离开京沪，涌入二线城市的“逆流”。
一年后，他们过得好吗？我们选取了这场“人才争夺战”中风头最劲的两个城市——成都和杭州，做个小小的比较。
北京—成都
2019元旦假期前一天，成都还是初冬的气温。上午九点，张巍从位于神仙树大院的家中，来到金融城上班。他穿一件加厚的连帽衫，里面只有一件单T恤。“这几天北京大寒，成都温度还在10度以上，舒服啊，你看路上树还是绿的。”他说。
张巍在北京呆了快十年，“在北工大读了四年书，又工作了五年”。人生的三分之一在北京度过，来到成都后，这个内蒙小伙儿还老惦记着北京的情况。
2017年底，他从北京搬到成都。现在，他在成都金融城一家广告公司当文案，写广告软文。
软文模式都是差不多的。先以小黄文式的噱头吸引读者，看到最后突然亮出广告的底牌。比如最近完成的一篇，关于一个新婚男子因为遭遇了不举而惶恐万分，一通床上描写后，露出广告——妻子给他买了某珠宝品牌的新年祈福开运礼包，可以提运势、保平安，男子就此有了战胜不举的信心…...
张巍戏谑称自己的工作是“纯文学创作”，“百分百的纯瞎编，绝不掺假的乡土味儿”。
这是他来到成都后，干的第三份工作。
在这家广告公司当文案之前，他在一家红木杂志做编辑。工作内容是百度各种红木知识，抄袭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攒出一篇篇“装高雅的家具科普文”，以及采访在川渝地区做家具生意的各路老板，“给小老板捧臭脚，收版面钱”。干了两个月，发现答应好的工资不一定能全额拿到，得上够了版面才行，于是毅然走人。
再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中小学语文培训公司做宣传册，因为忍受不了每天打鸡血、呼唤狼性的公司氛围，坚持了三个月后辞职。他说：“老板以为自己是李阳，爱开会鼓励底下人疯狂加班，以公司为家，跟搞传销似的。”
来成都一年，张巍换了三份工作。
这些工作的收入都在一万五左右。和他在北京时拿得差不多，这有些令他意外：“就我个人感觉，成都工资好像和北京差距不大，特别在文化和互联网行业。”
差距主要体现在软环境上。“这边公司的社保公积金要么按最低的标准交，要么压根儿就没有。”“做的内容差一级，打交道的人也次一点儿。”
张巍原来在北京一家新闻资讯类APP做编辑。公司的老板当过大学老师，总编则是大刊记者出身，他记得一次开会，老板询问总编对于管理的认识和体会，总编直接回答“人是不可以被管理的”，老板竟也有涵养颔首微笑，“那里多多少少有些人文的情怀和理想主义的氛围”。
可是人文情怀抵挡不了凶猛上涨的房租，张巍和女朋友住在北京西坝河的小一居里，2017年秋，房租从四千五跳涨到了六千。这让他开始思考人生的去向。
“在北京上了好几年班，挣的钱看不到买房的希望，光替房东打工了。”张巍29岁了，得成家立业。这时候，二线城市的“人才争夺战”正如火如荼，西安、成都、南京陆续放开了大学生落户限制。
张巍的首选是南京和成都。这两个城市都可凭本科学历直接落户买房，而南京房价还是太高，承担不起，于是房价较低的成都成了唯一的选择。
半个月看房，半个月走按揭、过户手续，张巍在成都青旅住了一个月。同住的舍友中，不乏和他一样结束北漂、来成都寻找新机会的年轻人。
他和女朋友家境都不好，在成都买房靠的是自己的积蓄。买在高新区的神仙树大院，60平的二手房，总价120万，首付40万，月供5000元，比在北京交的房租还少1000元。
拿到钥匙后，一天都没耽搁，张巍便搬进了成都的新家。小区一水齐的高层板楼，有假山、泳池、花园，旁边还有两个大公园，和西坝河中里的八十年代老破小区比起来，“简直是住进了豪宅区”。
他没钱重新装修，各处拾掇拾掇，贴一层新墙纸，就住进去。最大的添置是买了个55寸平板大电视，他爱看篮球，以前租房子，都是拿房东的破电视凑合看，现在有了自己的房子，“可以在高清大屏幕上享受登哥和詹皇的表演了！”
在北京，广告公司想不加班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成都，大家绝对准点下班，“非常自觉”。下班骑个共享单车，二十分钟到家，到家和女朋友围着电视吃饭，把白天直播的NBA比赛回看一遍，然后上公园遛弯儿，看路边老太太跳舞练剑，在露天篮球场打会儿野球或是上茶馆喝茶，听评书掏耳朵。女朋友在成都一家医疗器械企业做公号运营，月入一万三，加上张巍的收入一万五，生活压力不大。
两人没事就下馆子，叶婆婆钵钵鸡、牛王庙家常面、曾聚缘荞麦面、王小蚝海鲜粥、老码头火锅，还有七八公社的青梅酒、成都吃客的啤酒蛙、家门口的简阳羊肉汤…...“成都的馆子可以盲选，走路上看哪家人比较多，直接进去吃就可以了，大馆子不贵，苍蝇馆子绝对便宜。”
成都一年，张巍和他女朋友都胖了。
只有一点很可惜，这里没有上等的羊肉，张巍想念北京的铜锅涮羊肉：“鲜切羊上脑、羊腱子，不用涮全熟，带着点红晕吃，那滋味，啧啧！”
还有就是成都的文艺活动和北京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张巍怀念去人艺看戏的日子，花几十块钱，就能享受国家级的话剧表演，冯远征吴刚的《哗变》、何冰濮存昕的《窝头会馆》、龚丽君岳秀清的《小井胡同》…...看戏的时候，能听见旁边观众低声聊天：“我小时候住胡同里，街坊们就是戏里那个样，热情着呢，出来买个菜能被人拉住侃半小时！”
加上国博的陶瓷、观复的家具、798的先锋艺术、天桥的音乐剧、首钢的篮球、每年十月的中网…...北京是流动的盛宴，全年无休，比起来，成都这边就像北京冬天的树，“光秃秃的，只有满街的麻将声”。
除了丰富的文化活动，使张巍心生羡慕的还有北京老同事们的职场攀登：“有的去了凤凰网做频道主编，有的在爱奇艺审影视IP，有的进了百度市场部。”
老同事们薪酬动辄是他的两倍，干的事儿也不一样。“爱奇艺那位整天看剧本和小说，为了成为中国的奈飞而寻找IP，工作氛围就跟文化人的读书会一样。”
“他们拿得多，操心还多呢！”张巍这么想，凡事有得有失，成都给了他一个家和一份闲适的生活，“总不能好事儿都让你一个人占全喽。”
再有一条，在北京拿高薪的老同事们“都是985硕士出身，他一个本科生比不了。所以，张巍并不后悔选择成都，“北京当然好啊，可是有时候感觉跟我没啥关系”。
而且，生活在成都还有个“隐形好处”。“我身高178，在北京人堆儿里不算什么，但是在成都，基本上去到任何人多的场合，都是视野开阔，一览众山小！”张巍说。
北京—杭州
中传硕士毕业后，戴勤在望京科技园区一家互联网公司干了三年。从视频算法工程师做到产品经理，90年生人的他习惯了工作占满生活的状态，“连续一个月加班到11点后，都是家常便饭”。
他熟悉晚11点后公司办公室的气味——程序员们的胖大身躯，鸡鸭笼子似的工位，密闭空间中的头油味儿、汗酸味儿、袜子味儿、薯片味儿、外卖的毛血旺味儿、女同事的香水味儿，全都混在一起，“闻起来像是某种过期熟食的气味”。
他加班的时候，窗外的阿里美团大楼也同样在挑灯夜战，和他所在的大厦互相呼应。他不禁发出感叹：“这就是北京啊，这就是北京的互联网，一个加班无底线、拿命换钱的地方。面上看着精神抖擞，其实个个亚健康。”
戴勤比读书时胖了一圈，皮肤黑了两个色号，原来是娃娃脸大学生，现在是个黑胖的产品经理。“怎么胖的能明白——久坐不动，零食吃多了。皮肤黑不知道为什么，应该就是长期加班搞的，脸色太差。”他说。
长期加班，但是没有加班费，因为加班都由员工自发提出。至于为什么员工会自发加班，因为领导说“bug必须本周解决、迭代必须月底完成，你们看着办”“公司是不鼓励加班的，但你自己得加班，这是工作态度。”
不自愿加班，奖金、升职可能就与你无关，末位淘汰就与你有关。
“同事说他每天加完班回到家，对着老婆说不出来话，得缓个十分钟才行。我怼他是在炫耀自己有老婆，像我这样的单身狗只能回到出租房对着窗户放空十分钟。”戴勤说。
戴勤住在丰台区房租三千元的客厅隔间里，从住处到公司通勤时间一个半小时，再除去加班时间，每天留在住处的时间只能保证基本的睡眠。
转机发生在2017年底。因为项目不顺利，戴勤所在的视频产品团队解散，拿到赔偿金后，他去了杭州，“因为同学朋友们陆陆续续离开北京，他们大部分都去了杭州发展”。他是福州人，在杭州工作，离父母也近。
一个家装网站请他做产品经理，月入22K，和北京差不多。
戴勤在余杭塘路租了个55平的独一居，房租3200元，上班步行五分钟，时间一下子多了起来。以前在手机上玩会儿“吃鸡”就算休闲了，现在可以重拾读书时的爱好，画画、摄影，还有悬疑小说。他爱看东野圭吾的新小说、龙文身女孩三部曲、奈斯博的哈利·霍勒警探系列。
不像北京公司实行单休，这里是正常双休。戴勤周末可以上灵隐寺拍照片，可以去上海看大型美展，也可以坐两小时高铁，跑到瘦西湖边上吃蟹黄包、狮子头和烫干丝。
三餐规律，不熬夜。脸上不长痘痘了，嘴唇也不掉皮了。
一直到2018年中，戴勤的组里突然走了两个人，他一个人得干三个人的活儿。高压力、重焦虑顿时又回来了，每天加班到10点以后，还得应付部门之间的扯皮，一遍遍换着姿势地解释，跟所有人装孙子扮演有耐心。他说：“简直了，志玲姐姐什么态度我什么态度。”
一个月后，他发现右脸控制不住的抖动、右边眼皮和嘴角跳个不停，抖了两天后，右脸彻底僵硬，笑起来左脸动右脸不动，“特别邪魅”。
医院的诊断是精神压力过大，导致轻度面瘫，给他开的药都是治神经病和老年痴呆的。戴勤担心自己是不是年纪大了，身体扛不住了，心里总想着：“以前在北京一年到头加班，也能挺过来，现在只熬了一个月，就累出毛病了。”
在人手补充到位前，他还带着面瘫继续加班了两周，“不要误会杭州互联网公司就可以养老，互联网圈子都这样”。
但是在北京让人看不到买房的希望，这里却有可能买房成家，“那种两百万以下的、城区四五十平的老房子，首付八十万，月供七八千，还是有盼头的”，“要是找到对象，两个人可以合力买个小三居”。
他马上就交满社保一年，可以在杭州落户买房。
有点担心的是，不像北京巨头林立，杭州互联网公司只有阿里和网易两个山头，此外都是中小体量的“虾米”，容易踩到雷。不过，风云变幻、起起落落是IT界的常态，“本来也没指望在一家公司干一辈子”。
成都、杭州—北京？
据统计局数字，截止2017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比上年减少了2.2万人，上海则减少了1.37万人。而同期杭州、成都、重庆、西安等二线城市人口增量都在十万以上。
同一时间，租房市场也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据贝壳租房网数字，2018年，北京、上海、深圳租房市场成交总量分别较去年同期下跌了23.65%、22.83%、16.98%；成都、杭州、南京、武汉、重庆的租房市场成交总量则较上年分别增长了5.59%、5.15%、5.16%、13.39%、51.20%。
这意味着青壮人口由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迁移是真实发生的现象，戴勤和张巍并不是个例。
离开北京一年，戴勤没有觉得遗憾。对他来说，杭州压力更小，更接近其所向往的“柔软的生活”。最新发的朋友圈里，他写道：“我想开个店，养只柯基，慢慢感受生活，不再疲于奔波，生活就像柯基的肚子一样柔软。”
张巍倒是有点失落，他想过将来有一天重回北京发展，因为成都的工作“没啥钱途”，很难拿到高薪。
不过，脱离北京职场太久的话，是否能那么容易地“杀回去”，他没有把握：“这就是离开北京的一个代价吧。”
不管怎样，他在成都有家，有退路，“不行我就踏踏实实做个成都人，没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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