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最近“谷大白话”的译者署名纠纷引起很多网友对译者这个职业和翻译这种工作的关注。纠纷似乎已经得到解决。我对“谷大白话”这件事情本身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那么就借这个机会聊聊自己琢磨过的一些问题，和读者诸君、编辑、出版人等交流交流吧。纯粹是我个人的想法，有的也许还很偏激，欢迎大家和我讨论。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陆大鹏
为什么有那么多书被翻译出版
首先界定一下，我这里说的翻译是外版图书的引进和翻译，不包括商业翻译和网络视频翻译等等。而且图书主要是文学和社科，我对童书、科技、生活等方面的图书不懂，就闭嘴了。
我想很多人会同意，尽管是戴着脚镣手铐跳舞，但近些年来中国出版业在引进翻译方面做得可以说是轰轰烈烈，成绩和贡献都不小。国际图书版权资源这座金山，被中国人挖掘了很大一部分。许多最新锐的外国小说家、最顶尖的社科书作者，大多已经为中国人所熟悉。欧美文学和历史领域的经典也好，新锐爆款也好，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可以读到中文版。
我曾拜访英国非常有实力的文学经纪人乔治娜·卡佩尔。闲聊当中她告诉我，对英语图书来讲，过去德国是第一翻译大国，但最近几年已经让位于中国。的确，在德国的书店逛逛，会发现有很大比例的书是从英语翻译的；德国亚马逊的销售排行榜也有很大一部分被英语书的德译本盘踞。中国的情况是类似的。从卡佩尔和我认识的其他很多英美出版界人士的反应来看，中国从英语世界的翻译引进的规模是非常惊人的。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中国很多做引进工作的出版社是了不起的，很多译者是伟大的，很多编辑是值得赞美的。世界很大，很精彩，也很复杂；真理不是一元的。做引进翻译的出版社、编辑和译者起到了很好的窗口作用，帮助我们理解上面这些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但另一方面，翻译引进的规模如此之大，也值得担忧。第一，从商业角度看，中国出版社大量花钱引进，不惜代价，互相之间激烈竞争，哄抬版权价格，也许已经给英美造成了“中国出版业人傻钱多速来”的印象。第二，中国自己的写作不能说不行，但确实是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无论文学还是社科都是如此。依我愚见，我们尤其不擅长严肃非虚构写作，而且缺乏在写作的时候就把国际读者作为受众的意识。
但恰恰因为我们自己写得不够好，我们就更应当翻译和学习借鉴。认为中国图书版权的引进输出出现了“逆差”就要限制引进的数量，甚至限制书号的数量，这是不可取的，无助于我们自己的进步。
几乎所有类型的书，中国都在翻译引进。但我觉得，有很多书，是不必翻译引进，也不应当翻译引进的。以我关注的世界历史图书举例，我觉得可以非常粗略地分两个大类：大众书和“学术书”。我这里所说的“学术书”是狭义的，范围比一般所说的要小很多，我给它下的定义是：只有本专业的人会读，其他人一般不会读的书。市面上的很多所谓学术书其实是广义的，非专业的严肃读者都是可以读的，这就不在我的讨论范围内。
但是我看到很多狭义的学术书也被翻译引进过来，比如很专门的理论著作，这样的书除了本专业的人是很少有读者的，而且据我观察，这样的书鲜有翻译质量靠谱的。我觉得翻译引进狭义的“学术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一般读者不会读它，而需要读它的人都是专业人士，理应直接去读外文原版才对。而我们的很多所谓专业人士，恰恰是缺乏外语能力的。外语能力原本应当是学者最基本的工具。然而英文不通的英国文学或历史研究者、德文不通的德国哲学专家，在我们的学术圈里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只有大众书是值得翻译引进的。而对于专业研究者，如果外语能力不过关，连读学术书都依赖翻译的话，能做出什么样的学术成果是值得怀疑的。前几天我听沈志华教授演讲，他说中国学术界目前基本上没有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能力，或者说鲜有能够与国际对话的人。我是学术圈之外的人，妄自揣测一下：如果要提升这种对话能力，正确的办法也许不是事半功倍地翻译引进学术书，而是提高外语能力。
当下出版物的翻译水平如何
我在社交媒体上经常看到这样的言论“民国时期的翻译水平比今天好”“台湾的翻译质量比大陆译者高”。我放肆地妄自揣测一下，有这两种想法的人，大概是很少读书的。民国时期有非常优秀的译者，今天也有。民国时期有做事认真的人，今天也有。而且今天学外语、查阅资料的资源是远远超过往昔的，只要你有信念和毅力，几乎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大不了还可以通过网络求助。
比如我翻译萨曼·鲁西迪的《摩尔人的最后叹息》时遇到很多印地语、乌尔都语和其他几种印度语言，最后请教了几位不同母语的印度朋友。我个人的印象是，总体而言，翻译水平是在不断提高的，肯定比民国时期要高，何况我们站在前人的知识积累基础之上。我们不能贬低前辈的努力，但我要说，即使我们今天做得比他们好，那也是理所应当的。
至于台湾译者的水平是不是比大陆高，我相信编辑朋友们应当有自己的判断。而且，固然有很多大陆出版社使用台湾人的译本，同样也很多台湾出版社用大陆人的译本。海峡两岸总的来讲是互相认可的。
翻译不是“用爱发电”
经常有人说译者的报酬很低，甚至把很多书的翻译质量差与译者报酬低挂钩，认为既然这项工作报酬低，那么工作质量差就是必然的了。我觉得这是大可商榷的。估计没有人会说中国译者的报酬高了吧。那么，外国译者的报酬如何？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和很多外国译者（比如将德语翻译成英语，或者将意大利语翻译成法语的译者）交流过，得出的结论是：综合考虑货币汇率、生活费用等因素之后，欧美译者得到的报酬比中国译者高不少，而且往往可以拿到版税，而不是按照字数计算。但是，与我交流过的十几位欧美译者当中，没有一个人对自己得到的报酬满意。他们全都认为，自己得到的翻译稿酬是和自己付出的劳动不匹配的。
所以译者报酬大概是个世界性问题。我有当编辑的经验，理解出版社的苦衷。就目前来看，大幅度提高译者稿酬是不现实的，这牵扯到供需关系、书价等很多复杂问题。我相信，大多数认真做事的译者之所以做翻译工作，不是为了金钱，或者不是主要为了金钱。但同时，这不能成为出版社压榨和剥削译者的理由。我可以不在乎金钱，但你不应当以此为借口欺骗我。就我个人而言，我做翻译工作最主要是因为自己喜欢这些书，希望有更多人读到，与我分享其中的乐趣。所以，如果在“稿酬高但不专业、做事不靠谱、无法很好地传播这本书的出版社”和“稿酬低但是认真专业、可以很好地传播这本书的出版社”之间做选择，我会选择后者。但如果有人认为我应当“用爱发电”，那只能说明这人的脑子有问题。
在金钱方面克扣剥削译者的现象很常见，国营出版社和民营公司都有这样的劣迹。我自己是译者也是编辑，所以对山的两边都很熟悉。短短几页纸的译者合同里，往往遍地是陷阱，不熟悉相关法律的译者很容易掉进去，只能吃哑巴亏。出版社有一种特别值得一提的手段，就是剥夺（买断）译者对译本的著作权。译者创造出来的文本，是一个有机的独立的实体，译者对其享有著作权。而很多出版社/公司在合同里规定，将译本的著作权归属于出版方。这也就意味着，译者只能一次性拿到若干稿酬，此后译本与译者再无关系。如果一本畅销书卖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册，给出版方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而译本版权属于出版方的话，译者只能拿到最初的一笔稿酬（往往并不高）的话，显然是不公平的。即便这本书不畅销，我觉得译者也不应当接受。因为译本就像译者的孩子，不管能换多少钱都不应当卖掉自己的孩子。
出版方的这种做法，是利用很多译者对法律的不熟悉，进行欺瞒。当然出版方可以狡辩，双方都在合同上签了字，是译者自愿出让自己译本版权的。但我认为这仍然是一种不公平、不体面的行为。几年前有一家著名的大出版机构，开始还很厚道，将译本著作权保留给译者；后来该出版机构实行了一次改革，修改合同条款，攫取译本版权。如此无耻的行径，该出版机构老板居然自鸣得意，以为是自己的聪明创举。
出版方还有一种可笑的手段，就是在译者合同里不规定期限。正常的合同应当有期限，五年也好，十年也好，出版方总不能永远霸占这个译本。然而某些出版机构在译者合同里故意不提时间期限，以为这样就能永远霸占译本的著作权。这种做法能否达到他们的目的，没有期限的合同是否合法，敞开了讲，自然就清楚了。
译者也有“喷点”
毕竟出版方相对于译者来讲占据强势地位，我上面对出版方作了很多也许是刻薄的批评。不过译者群体也有很多“喷点”。我觉得最为可耻的一种现象，就是象牙塔内的很多教授、学者担当“包工头”，他们从出版机构接受翻译某书的合同，将一本书拆成若干部分，交给若干学生来翻译，最后署上自己的大名。厚道的人也许会鸣谢自己的学生，但更有甚者对学生只字不提，至于有没有给学生翻译报酬，就更不知道了。这种方式炮制出来的翻译文本，往往质量是很差的。学者们似乎并不担心这会损害自己的名誉，而其真实的学术水平，也让人难以估量了。有位著名教授有两本译著，A本质量很好，B本质量很差，原来我以为A是他本人操刀，B是让学生们拼凑的。没想到后来发现，实际情况恰恰是相反。
作为编辑，还有一种译者的行为是我非常厌恶的。那就是喜欢用文言，或者说半文言，或者源自中国古典文学的生僻典故和生僻字。如果用这种风格自己创作，只要写得好，我觉得无可厚非。但在翻译外国作品时用这种浓郁中国特色的风格，我觉得是不可接受的。
若是翻译外国古代著作，为了创造“古色古香”的气氛，偶尔为之倒还可以，但若是经常使用，首先，今人对文言的掌握程度未必很高，很容易创造出蹩脚的四不像；其次，这是在故意给读者制造困难。比如，若是在一本欧洲中世纪题材的书里写到“the king died”，我觉得翻译成“国王驾崩”即可，若译为“宫车晚出”则毫无必要。
另外，我以编辑身份接触过的喜欢用半文言的译文，无一例外是用优美的中文（当然这算不算美，是另外一个问题）来掩盖自己外文知识的粗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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