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超越算是励志青年的榜样吗？
从夏天开始，就有高中同学逼我写杨超越：“你怎么不写她，大丰难得出一个红人，小姑娘正被很多文章骂，你不是也写文章吗？你不该出一把力吗？”
我一脸茫然：“杨超越是谁？”
上网查了一下资料，还真是大丰人，虽然我只是在那里上过学，算不上是老乡（不过这个理由可没法说出口）。可我又不是娱乐号，趟这个浑水干嘛？
“可是”，同学还不死心，“你不是写励志成功学的吗（我靠，我什么时候成了写成功学的了），杨超越还不够励志吗？”
这个角度就有点意思了，杨超越算是励志青年的榜样吗？
从表面上看，还挺是那么回事，出身农村的贫困家庭，父母离异，初中没上完就辍学，一个人到大上海闯荡，从“厂妹”和端盘子的“小妹”干起，抓住了一个“足球宝贝”的机会，进入娱乐圈最底层，从男人色咪咪的眼神和成名主播的骚扰中一路杀来，终于靠一档娱乐节目咸鱼翻身，俘获亿万“宅男”之心，入选《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2018年度人物”，够魔幻吧……
可杨超越的例子又很不“成功学”，因为她的成功跟她的努力和生活经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她那些底层生活经历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给她增加了很多有冲突感的话题，让她的形象更亲民；而她的努力，也并没有明显提升她唱歌跳舞这些专业能力。很明显，她的人气来源于她的人设、颜值这些天赋。
杨超越的成功，成功地击中成功学的软肋——努力跟成功有毛关系啊？
好了，文章写完了，是不是有点太敷衍了？毫无新意？那就先放着吧。
于是这篇被逼着写了一半文章，被放进“未竟稿”的文件夹里，可能是老天自有安排吧，几个月后另一个“成功”的大丰人浮出水面，让这篇文章终于找到了它的另一半。
“逃离”大丰的人
2018年，大丰人都说，全国人民都知道大丰出了两个奇葩，一个是杨超越，一个就是权健集团的老板束昱辉。
生于1968年的束昱辉，当时还叫束必和，大丰新丰镇裕北村人（离我家8公里），是杨超越父辈一代的人。但他们的“成功”，说起来都跟家乡没有半毛钱关系。
在媒体的报道中，束必和是被列入“传销组织成员”（也有说是派出所抓“聚众赌博”）而逃走的，而杨超越是书实在读不下去了，辍学到上海打工。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逃离”大丰的人，这跟我们毕业后不肯回家乡是一个道理。
因为“村花”这个背景跟选秀明星的冲突太有想象力了，有媒体想看看杨超越的家乡到底有多穷，千辛万苦找到了她的老家——王港镇某村（在我家东边20多公里），结果写出的文章是这样的：
这个村子里山水相间（这个有点扯，山在哪儿），麦田荡漾，鹅群成片，风景美自不必多说，而且还很现代，一排房屋的规格、墙面、门窗整齐划一，家家户户都装了空调，很多家还有车库和轿车。
大丰远远谈不上贫困，它地处长三角，沿海开放地区，1996年就升级为县级市。在2015年“撤市设区”之前是“全国百强县”，之后是“全国百强区”，2018年的排名刚好在贵阳的南明区之上。
但问题是，贵阳的南明区周围没有比它排名更高的，而大丰西边的扬州南京、南边的苏锡常南通泰州、甚至北边都有更发达的地区，当然更主要的是，大丰距离上海也就四、五个小时的车程。
人不怕穷，就怕周围人都比你有钱。杨超越和束昱辉就是所有离开家乡的大丰人的缩影，不是因为穷得活不下去，而是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如何快速成为“全村人的希望”？
虽然束昱辉的履历写着毕业于清华大学，但在老乡们的记忆中，这家伙明明是初中毕业（也有说是高中毕业的）。
这倒不一定是学习成绩不好，我觉得，大丰人有一种天生的“反智主义”倾向，读书好而不通世事的人常常被说成是“读书读呆掉了”，我小学时的同学，至少有三分之一连初中都没上。
在大丰人的评价体系中，最厉害的人是那些做生意做得溜的人，叫“脑子活”，而在老乡们的记忆中，束必和正是这样一个人，先在镇里的轧花机械厂上班，然后全国跑一些文具生意。
从家乡人的记忆中消失，应该是在2000年前后，而这个时间，刚好与束昱辉在天津做传销的起始时间吻合。
到2004年，束必和终于时来运转，完成原始积累，改名束昱辉，成立了天津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但这几年，却是束必和留在家乡的家人最悲惨的几年。
“澎湃新闻”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更多的时候，这个年过六旬的农民（束必和的父亲）需要面对经济拮据的窘境。儿子远走他乡，数年不回家，抚养孙子不能没有钱。一位村妇说，公公时常成了儿媳撒气的对象。
2004年的一天，据邻居们回忆称，那是夏天，束昱辉的父亲在家中非正常死亡。家人发现时，他已经过世，这个66岁的农民结束了自己不愿意再坚持的生活。哭声惊动了左邻右舍。
……一位近邻回忆，在送逝者去殡仪馆前的一天晚上，束必和回家了。“他偷偷回来的，又偷偷离去，不想被别人看见。”
——澎湃新闻：裕北村束家往事（记者王去愚）
而在离束家东南30多公里的王港镇，杨超越正经历她灰暗的童年。
根据“智族GQ”的报道：杨超越的父亲一直在乡镇工厂里打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娶了贵州山里来的女人——这也是大丰农村比较穷的人家避免打一辈子光棍的唯一方法。此时，他和束必和的差别，尚属于家乡人认知体系中的“老实人”和“能混的人”的差别。
杨超越的童年如同她家“泥砌的房子”一样灰暗：
她胆子小，不敢和其他家孩子玩。一年暑假，在城里上班的老师回村开舞蹈班，杨世明拿出积攒的两百块钱送她去学，去了一次，她就不想再去了，因为是跳拉丁舞，要跟小男孩拉手转圈，她害怕。
她习惯一个人呆着，无聊的时候，就打开电视。1998年，村里人纷纷用上彩电冰箱的时候，杨家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家里没人陪她，她就把屏幕方向扭向窗外，跑到外边看，想象外边的人都在陪她一起看。
——智族GQ ：杨超越变形记：这不是我的世界（洪蔚琳、何瑫）
其实，农村的贫富差距没有城市大，顶多是“别家纷纷盖起了砖瓦房，杨家房子是泥砌的”，主要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穷的人家，富的人家，都很扎眼。
这两个人的家乡我都去过，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同学的父亲是村支书，他的房子跟别人家的几乎没什么区别。真正拉开差别的，正是从束必和出逃的九十年代末开始。
2003年，大丰首次进入百强县，此后排名每年都在提升，但具体到每一个人，其排名上升还是下降的决定性因素是“有没有人在外面赚钱”。农村生活开销低，只要有一个在外面打工的，就能让全家脱离穷困，只有有一个做生意的，就能让全家成为“全村人的希望”。
当然，如果在外地“混得太好”，家乡又留不住人了，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
“大概是2006年左右，束昱辉就开始赚钱了。夫妻俩把儿子接到天津，送进贵族学校，改名束长京。”
平静的乡村生活只是城里人的想象，想要追上周围人上升的速度，家里就要有人出去，这才是命运的分水岭。大约在2013年前后，没上完初三的杨超越，也离开了家乡，当然她的目的地不是天津，而是离大丰更近的上海。
但无论如何，家乡人对“闯荡成功”的想象，也仅仅止于在大城市中心地段有房，经营一家生意稳定的商铺，把子女送进“讲素质教育的学校”。而在2018年到来的那个更疯狂的世界，却是他们无法理解的。
这两个老乡的命运在2018年再次交汇，只不过一个急速上升，一个轰然坠地。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杨超越离开家乡的一年之后，2014年，一架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了几分钟，引起了疯狂围观和交通堵塞后，降落在大丰和平饭店门口，这是已从乡亲们记忆中消失的十几年的束必和的首次正式亮相。
老乡们并不明白传销大佬的套路，“高调炫富”绝不仅仅为了衣锦还乡。
果然，接下来束昱辉开始了在家乡的一系列投资项目，首先亮相的是权健华东总部会议中心，高速收费站下来就能看见，尤其是正中的“双面药师佛”，在权健的设想，这将是未来大丰的城市名片。
还有权健肿瘤医院、权健公园、中医博览馆等组成的健康小镇、生命科学产业园，就连权健足球队训练基地也搬到了这里，甚至在大丰汽车站，还有一个“权健家人售票专用窗口”，我也是通过这个窗口，第一次知道权健这家公司。
当然，跟大手笔投资同时出现的也有“反权健”的声音，在百度的“反权健吧”，有人在2017年就发出这样的疑问：
“权健事件”发生之后，大丰人对束昱辉的评价完全呈两个极端，一部分人认为，一个靠传销起家、让无数人家破人亡的败类，被当成“饮水思源。反哺家乡”的“大丰骄傲”，真是莫大的耻辱。
不过，仍然有相当多的人认为，不管束昱辉发得什么财，人家对家乡经济是有大贡献的。更何况，现在还有人不知道传销是干什么的吗？说穿了，有些人想钱想疯了，火中取栗，咎由自取。
与此对应是，大丰人对杨超越的评价同样跟全国人民一样，走向两个极端，不过“焦点”却很不一样：
一部分人认为，大丰的教育基础本来就不好，肯学习的“细伢儿”本来就不多，现在身边又出了个活生生的“学又学不进、歌也唱不好，舞也跳不好”却能当大明星的“成功案例”，家长以后还怎么教育子女？
另一些人则认为，时代不一样了，颜值即正义，能成功就是本领，你管人家是怎么成功的。
而更多的大丰人，陷入无语的状态。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在一个什么都可能发生的疯狂世界中，失去价值体系的人们，其评价体系也会陷入混乱：如果你说这是错的，请告诉我什么才是对的。
尴尬的名人效应
杨超越的报道中，媒体提到了一个细节，她的母校大丰二中校方不希望老师提及这个红人的江湖往事，因为这个“全村人的希望”已经明显影响到在校学生的正常学习了。
无独有偶，权健事件之后，大丰区政府也竭力淡化权健对大丰的影响，在媒体报道中，大丰当地一名官员称：“不管最后权健如何，不会对大丰造成太大影响，我们政府最早也没有围绕权健做文章，权健在这里的投资也就几十亿，我们招商引资已经500多亿。”
地方政府需要名人来提升地方的知名度，但有争议的名人却总让地方上更尴尬。
在权健的集团网站上，束昱辉出生于盐城的医学世家，而非大丰农村的普通农民；相反，媒体对杨超越的报道中，却喜欢渲染“村花”家乡的贫穷。这两者当然都不是大丰人希望看到的。
在百度的“大丰吧”，一片讨论杨超越和束昱辉的帖子中，有一张帖子回忆了一件往事：
1996年，大丰撤县建市，全市欢庆，烟花爆竹声通宵不绝；而2015年，大丰撤市，成为盐城市的一个区，尽管全体公务员加半级工资，但没有任何宣传，只有政府各部门在雨中悄然换了牌子。
大丰，解放前叫“台北县”，因为与台湾的台北县重名，1951年更名为大丰县。所有大丰人都明白，变成区意味着这个用了几十年的名字，终将被子孙遗忘。
命运就是这么公平：给你想要的东西，同时必附赠你不想要的东西；丢掉你不想要的东西，同时也就失去了你最珍视的东西。
无论是名字，还是名人。
（注：束昱辉“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案”正处于司法程序，本文有关情节来自一些主流媒体的报道，涉案部分内容以司法机关最终公布的案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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