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中生存
2019-01-21 15:37

在“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中生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姚广孝


“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


18世纪思想家、美国独立革命精神领袖托马斯·潘恩在他那本席卷北美的战时名著《常识》的开篇曾写道,“说到政府,即使是在它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而一旦碰上它最坏的时候,它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潘恩的这番话反映了近世欧美知识分子对他们所处时代政府的主流认识。在潘恩看来,政府本不该存在,如果人们真能时刻遵循良心的指引,就不需要专门指定一个立法者去规范彼此的交往准则。然而人在德行方面又有着先天的缺陷,容易受到各种邪念的诱惑而相互伤害,为此人们才宁可花费一部分钱财来购买能保护自身财产的武力,让渡一部分自由以订立能保障更大自由的法律。


相比于潘恩,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表述更加赤裸。在他看来,人类的本性中天然充斥着攀比、互不信任和力图役使他人的欲望,因此,在没有一个公共权力能够慑服大家的地方,人们便会陷入战争,这是一种“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暴力和欺诈成为美德,稳定的产业无法存在,知识与技艺更是难以积累。


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终结战争状态,它的合法性源自人们为换得安全而永久放弃的权利。政府赋予了治下所有人民以和平,并以强制性的暴力为后盾,让人们永远服从自己的统治秩序。被强制的滋味肯定不如自由来得好受,但却是人类社会赖以维持长期和平的基础,这种对政府的认识后来被归纳为:“必要之恶(A necessary evil)”。


在西方思想史上,不少人秉持着类似的看法,无论是上文提到的潘恩、霍布斯,还有卢梭、洛克,都是按照这种“社会契约论”的思路来推演和阐明政府存在的意义。尽管各派学者对人性的悲观程度不一,对无政府状态的描述也大相径庭,但他们的学说共享了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在权威缺位的自然状态下,人类无法自由、自发地达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可这个前提是否正确呢?


一些现代的理论研究似乎有力地支撑了霍布斯等人几百年前所提出的观点。略微涉猎过博弈论的人应该都对“囚徒困境”这个概念耳熟能详,它是博弈论研究的基石。简单地讲,在一场两方博弈中,两方都可以选择合作和背叛,两两相乘就有四种结果。对于参与者来说,如果四种结果按照收益值从高到低的顺序来排列,依次是“己方背叛对方合作、双方合作、双方背叛、己方合作对方背叛”,那么无论对方如何选择,自己最理性的决策都应该是背叛对方,唯有如此才能使得自己在被背叛的情况下损失最小,而对方选择合作的情况下获利又能最大。这就带来了一个困境:尽管在这场博弈里,合作能带来最高的集体收益,但参与者却因为贪婪和互不信任而双双选择背叛,最终都蒙受损失。


囚徒困境的实例俯拾皆是,上到国际争霸,中到市场竞争,下到民间生产,到处充斥着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景象,比如稍远有美国和前苏联的军备竞赛,近有快的和滴滴的补贴大战,还有屡禁不止的公海过度捕捞等等。这些例子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博弈场景里缺乏具有绝对权威的力量,美苏这两个超级霸权互相不服,互联网打车行业没有垄断的价格联盟,而公海尽管受到某些国际公约的管理,但相应的执行力度非常薄弱,难对违法捕捞行为形成有效震慑。在这权威缺位的情况下,博弈参与者普遍选择了“背叛”而非“合作”策略,似乎一再印证了霍布斯的“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人类就无法摆脱囚徒困境的诅咒吗?


其实,历史上有不少囚徒困境的反例,最著名的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圣诞停火事件。1914年的平安夜,没有任何军官下令,在西线战场进入僵持阶段的协约国和同盟国士兵们突然停止了相互攻击。双方沿线对峙的百万官兵有默契地放下武器走出战壕,共同庆祝圣诞节来临,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九十年后,这场百万人之间的默契被搬上电影荧幕,斩获多个国际奖项,成为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在歌颂人性与和平之余,这起事件也给后世学者带来了许多思考。战争是人类暴力的最高级形式,机枪、铁丝网和堑壕的发明又使它在20世纪初走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一战中,无数士兵在上级的命令下排着整齐的队列冲向几百米外的机枪火力网,在呼啸的枪炮声中成批走向毫无意义的死亡。对于双方士兵而言,这是彻底的囚徒困境:尽管他们明白,此时此地,唯一能确保所有人性命无虞的方法就是停火,然而他们却不得不相互伤害,千百年来的人类战争一直如此,然而奇迹依旧发生了,在战场这种极端环境下,人类依然能在没有绝对权威的情况下自发形成合作关系,这种合作还是在百万人的群体规模上达成的。


“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一战结束后,英国社会学家托尼·阿什沃思(TonyAshworth)广泛调查了英军在前线参战的57个师的官兵所留下的日记、信件和回忆录,发现“圣诞停火”并不是一起孤立事件,对峙双方的士兵之间其实有大量规模更小、互动频繁的心照不宣的休战。


这一切都要从大战爆发的第一年说起。进入1914年下半年,协约国通过马恩河战役的反击将西部战线稳定了下来。德国在战前制定的速胜计划宣告破产,双方进入了漫长的堑壕对峙状态。在英军这边,驻守部队的基本单位是营,下辖一千人左右。每个营防守一段固定的战线,这意味着他们会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对德军的同一支部队,德军那边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对于普通士兵来说,除了大型战役期间需要发起惊心动魄的死亡冲锋,战争在大部分时候都是极为枯燥的。士兵每天的工作就是守在战壕里防止敌人突破,头顶上则不断飞过双方炮兵打出的炮弹。有时候敌方炮弹会刚好命中堑壕里比较薄弱的地方,炸死几个倒霉蛋,但总得来说,只要待在堑壕里,死亡率还是比较低的。真正需要时刻面对危险的其实是发放物资的军需官。为了满足战线上的日常开销,他们需要定期把成批的物资装备从后方运到前线。运输路线大体上是固定的,只要敌方加强侦察力度就很容易被锁定。大量物资拥挤在相对开阔的道路上,再加上熙熙攘攘搬运物资的士兵,这时一发炮弹过来,无数性命就会瞬间一起报销,所以无论英军还是德军,物资分发往往都选在夜间悄悄进行,但这也只能相对降低被炮火命中的概率。


在运上前线的这些东西里,除了武器,大部分都是食品、水、被服、药物等日用品,没了这些东西,在战壕里的日子会非常难捱。士兵们都有以己度人之心,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更何况自己痛下狠手炮击对方的军需,对方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予以报复,最终让自己也不好过。所以没过多久,双方就默契地在物资分发的固定时段内不再对对方阵地进行炮击。一个士兵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敌人堑壕后面的道路上挤满了运送食品和水的车辆,把它炸成一片血迹是很容易的事。但总的说来这里是很平静的。如果你不让你的敌人得到食物,他的补救办法很简单:他将也不让你得到你的食物。”(The First Hundred Thousand,by Ian Hay)这种默契一旦达成,基层士兵们就觉得有义务去努力维持它,于是阿什沃思提出的“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Ashworth 1980)的规则体系就这么诞生了。这个体系包含了一系列行为规范,并且还随着前线局面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比方说,两方的步兵都会努力去讨好自己这边的炮兵。一个德军炮兵后来回忆,“每当步兵分到了任何好吃的,都不忘送一些给我们当礼物”(With the German Guns,by Herbert Sulzbach),步兵这么做就是希望炮兵尊重自己与敌方步兵达成的默契,不要随便炮击对面的阵地给自己惹麻烦,对此他们还发展出了“别惊动睡着的狗”之类的黑话。1914年圣诞节停火后的一段时间里,双方士兵甚至受到鼓舞,把这种友善行为摆到了台面上,两边的战线上不时有人通过喊话或发布信号的方式和对方安排休战,阵地上的一些地方被插上旗子作为标志,双方的狙击手都受到压力,不能对出现在这些旗子附近的敌军士兵开枪。


这些行为当然会招致双方军官的不满。军官的想法和士兵不一样,前者追求的是战斗的胜利而不是士兵的生命安全。于是到了1915年,一些过于明目张胆的行为被禁止,几个士兵被送上军事法庭审判,明面上的合作迅速销声匿迹。但“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需求还在,所以合作转入了地下,这一阶段最典型的合作行为就是“可预测的炮火”。一个英国士兵记录到,“由于德国人在选择目标、发射时间和轰炸次数上如此有规律,来到前线一两天后,琼斯上校已经发现他们的规律,并且知道一分钟后什么地方将落下炮弹”(Fifth Leicestershire. A Record of the 1/5th Battalion the Leicestershire Regiment, Tf, Duringthe War 1914-1919,by J.D Hills),德国士兵也有类似的记载,这些例行射击行为的目的很明显,一方面不给敌军士兵造成实质伤害,等于默不作声地对敌人表达和平愿望,另一方面又能敷衍己方长官的要求,假装在执行进攻命令。按照阿什沃思的说法,这种定时、无害的炮击久而久之成为了一种“仪式”,强化了双方参战士兵的相互同情以及“敌人也是共患难的伙伴”的信念。


当然,战争毕竟不是童话,这套“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规则体系并不意味着单纯的忍让,它的另一面是向对方传达“自己具有报复能力”的信号。例如德国士兵会射击一些墙上的黑点直到把它打穿成一个洞,向英军士兵显示自己的准头和枪械威力;英军的炮兵也会以偶尔准确的炮击告诫德军,自己如果愿意是可以造成很大的伤亡的。这些信号反而有助于维持双方建立的这套规则体系,它向对方表明自己的克制不是由于软弱,所以背叛只会给自己带来报复和伤害。


到这里,我们对一战中敌对双方士兵合作行为的产生过程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简而言之,每个基层战斗单位都会长期面对一个相同的敌方作战单位,双方都无法立刻消灭对手,由此带来了一战西线堑壕战与过往战争的重要区别。如果把一次战斗看成是普通士兵的囚徒困境,那么这种与对手的长期对峙对于普通士兵而言就成为了“重复囚徒困境”,新情况的出现制造了“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新战场规则。20世纪70年代,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和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利用计算机技术构建了“重复囚徒困境”的计算模型,证明一战西线出现“圣诞停火”等基层士兵的自发合作现象并不是偶然,“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背后,有着更加抽象和普遍的自然规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姚广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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