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网易数读（ID: datablog163），作者：苏昕，设计师：赵鹏路。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每天六点半起床，七点一刻出门，到学校还得早自习，然后这一天的课程，回来六张卷子，还得写作业，回头咱学习成绩是弄上去了，整个身体坏了值当吗？”
这是电视剧《小别离》中的台词，也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中国学生的真实写照。学校题海，回家特训，考试玩命，假期补课，一代人这样长大，却又看着身边的孩子这样长大。
为了给学生松绑，国家做出了很多努力。2018年底，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对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庭和政府这四大主体提出了30条减负措施，被称为史上最严最全最细致。
减负失败了那么多次，这一次能成功吗？
减负减负，越减越重
中小学生的减负问题并非最近才走进公众视野。早在1955年7月，教育部就发布了《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这也是新中国第一道“减负令”。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5年至今，国家层面以专门文件方式发布的“减负令”有十余道。再加上各地出台的减负政策，已发布的“减负令”多达上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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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道“减负令”究竟减的是什么？
从各个年代的减负措施中，可以看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教育观念的转变。在2000年以前，“减负令”强调校内减负，要求学校缩短在校时间、减少考试次数，教师改进教学方法、减少作业量等。
校内很累，校外也不轻松，校外补课更是家常便饭。所以近年来，“减负令”除了重申和调整原有的减负措施，还增加了校外培训机构这一新的减负主体。
然而，减负喊了大半个世纪，却似乎一直停留在纸面上，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加重。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先后于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在全国十个省市进行了三次“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结果显示：00后中小学生在校时间更长，且超标人数比例居高不下；做家庭作业时间较95后学生有所缩短，但仍然超标；上课外班时间更是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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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从2005年到2015年，无论是学习日还是休息日，几乎都有一半以上的中小学生在校时长、做家庭作业时长超标，休息日超标情况更加严重。披星戴月学习、写作业到深夜，是中小学生的生活常态。
十年前的学生把漫画书藏在作业中偷偷翻阅，现在的学生做作业时也少不了偷偷来一局王者，吃一把鸡。坐在书桌前，明明有堆成山的作业做不完，却又忍不住想玩手机，只能向睡眠要时间。
过重的学业负担挤压了休息娱乐，休息不好也成了常态。2015年“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学习日有高达57%的中小学生睡眠时间不足9小时，较2010年增加了6.2%。即使是休息日，也有34.5%中小学生睡眠时间不达标。
睡不好，可能导致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下降。到底睡多久才比较合适呢？据2015年美国睡眠基金会发布的最新睡眠量建议，6-13岁中小学生的推荐睡眠时间为9-11小时，14-17岁为8-10小时。
作业做不完，睡觉睡不够，更别说每天锻炼一小时了。
“不补课，我家孩子就输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周末，等待中小学生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补习班。
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中小学生的负担也称得上是“遥遥领先”。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 2015）的报告显示，在 OECD 国家 ( 地区），学生平均每周用于课外学习的时间为17.1小时。
而中国大陆参加 PISA 测评的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四省市学生，平均每周用于课外学习的时间为27小时，在所有参加测评的国家及地区中仅次于阿联酋，其中数学为课外学习时间最长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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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表示，减负令效果往往不大好，一些学生、家长不买账，根本原因在于考试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家长和学生为升学和高考焦虑，“进不了前一百，就进不了重点高中；进不了重点高中，就进不了重点大学；进不了重点大学，等于是这辈子完了。”
焦虑感使家长们宁可为孩子选择一个痛苦的童年，也不希望他们有个卑微的成年。看到别人都在学时，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落后于人，于是心甘情愿地将孩子推到补习班。
这一心态可以用剧场效应来解释：人们在剧场中看戏，一部分人为了看得更清楚选择站起来，导致其他人不得不跟着站起来观看，但最终的观看效果却和最初时一样。
焦虑就是商机，养活了众多的校外培训机构。为了缓解教育焦虑，消弭剧场效应，教育部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专项治理，主要针对安全隐患、无证无照、强化应试、超纲教学、组织竞赛等六类突出问题。
截至2018年11月30日，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约40万所，其中存在问题机构约27万所，已完成整改约21万所，完成整改率达到了7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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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治理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在打擦边球。因为治理归治理，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整治，并不能缓解家长的焦虑。
一些培训机构没有公示教师资格证、拆了招牌继续营业，甚至打着艺术培训的名义进行学科辅导。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家长买账。
对家长来说，当然不希望自己家孩子这么累，可是万一减负完成绩降了，宁可不减。
真的减负，可能就掉队了
家长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
中国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存在于省际之间、城市之间，城市之内也大不相同。
尽管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就近入学”，但因为学校之间存在差距，择校行为仍然十分普遍。
在“小升初”阶段，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是择校生。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显示，为了择校，13.8%的家长选择走关系，5.5%的家长会在学校所在片区买房，2.9%的家长会给学校缴纳额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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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校无非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学校教育，而高昂的择校成本，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能力承受。
如果校内搞减负，校外势必接棒。但对底层的孩子来说，他们也很难在校外接受到良好的教育。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发布的《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中国家庭教育支出现状》显示，无论城镇还是农村，校外培训都是以学科类为主，但农村地区中小学生学科类培训参与率仅为城镇的二分之一。
学科类培训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需要更多花费的兴趣类培训。当城里的孩子学钢琴、学舞蹈、学绘画、学书法时，农村地区中小学生此类培训参与率甚至还不到城镇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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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城乡及地区差异，校外教育也存在着明显的贫富差异。21世纪教育研究院2018年发布的《我国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显示，家庭经济富裕的学生参加校外补习的比例为68.1%，明显高于家庭经济中等的学生比例（50.2%），远高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比例（31.5%）。
家庭条件好的学生身处优质的教育环境，有能力选择更好的学校教育和课外补习，即使是负重奔跑，他们也能跑得更快一些。来自校内外的双重压力，正在把穷人家的孩子甩在后面。
在《小别离》中，为了逃避升学压力，朵朵被父母送出了国。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去挤那座有着千军万马的独木桥，真的就是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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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育这件事，再不疯狂就晚了吗. (2018). 中工网-工人日报.
[6] 丁雅诵. (2019). 用理性破除 “剧场效应”（行与思）(2019). 人民日报.
[7] 校外培训机构整治结束 本报记者多路探访：还有培训机构在打“擦边球”. (2019). 北京晚报.
[8] 我国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 (2018). 21世纪教育研究院.
[9] 胡咏梅, 范文凤, & 丁维莉. (2015). 影子教育是否扩大教育结果的不均等——基于PISA 2012上海数据的经验研究.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13(3), 29-46.
[10] 方晨晨, 薛海平. (2015). 课外补习的影响因素及对学生成绩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京、黑、鲁、晋、青、川六省市的调查数据. 现代中小学教育, 31(8), 9-12.
[11] 王卫东. (2017). 择校：效率低，损公平. 光明日报.
[12] 魏易. (2018). 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中国家庭教育支出现状.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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