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作者：Neal Whitman，翻译：有耳，编辑：狼顾、EON
我曾就因纽特语里有许多关于“雪”的词汇的传言做了一期播客，认为这不过是被广泛质疑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案例之一。这一假说由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本杰明·沃尔夫（Benjamin Whorf）提出，声称你使用的语言决定了你的思维方式，或至少影响到了你的思维方式。该假说有时候也被称作语言相对论。在那篇文章中我反驳了语言相对论，并总结道：
在不止一种语言中，代表蓝色和绿色的词是同一个。学界有时把这些语言叫做“绿蓝”（grue，是blue和green的混成词）语言，然而说绿蓝语言的人其实是能分辨蓝色和绿色的。即使两种颜色由同一个单词表示，他们仍然能够意识到它们是两种颜色。这就像虽然我们有时把淡蓝色和深蓝色都叫做“蓝色”，但我们仍能分辨它们。但细微的差别还是存在——语言中区分蓝色和绿色的人更易准确地从一组色板中挑出“偏蓝的绿色”，因为拥有专属名词的事物更易被记起。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更擅长辨认或构想蓝、绿色的差异。
然而，最近我在《史密森尼》杂志上读到的一篇文章似乎挑战了我之前的观点。文章称，德国一个法庭判定政府机关假定每个人非男即女的做法属于违宪。现在人们填写的每张官方表格必须提供第三性别选项，以满足自我认知既非男性也非女性的公民的需要，或者干脆删除性别问题。该文章的作者玛德维·拉玛尼（Madhvi Ramani）认为，这项判决会严重困扰德国人，因为德语是高度性别化的语言。比如，你不能直接说“我是一个老师”，你要么是个男老师（der Lehrer），要么是个女老师（die Lehrerin）。拉玛尼称，德语的特征导致性别二元论在德国人心中根深蒂固。
使用高度性别化语言的人更难建设中性社会吗？
那么，你使用的语言到底能不能影响你的思维呢？最简单的答案是：语言能够影响思维，但并没有人们通常以为的那种颠覆性的影响。
此处提到的“颠覆性”的影响所指何物？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例子莫过于2016年的科幻电影《降临》。如果你还没看过，别担心，我尽量少剧透：主人公是语言学家路易斯·班克斯，她学会了一群外星访客的语言，使得她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剧烈改变……这段情节很关键。可以说，它为影片末尾处的“真相大白”夯实了基础。
电影《降临》剧照
语言相对论与颜色之名
现在，我们来看看人们为了检验语言相对论，都做了哪些方面的研究。我的例子大多来自俄亥俄州立大学语言学院出版的《语言档案》（Language Files）这本教科书，以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语言学家，语言相对论研究的领军人物莱拉·波洛迪斯基（Lera Boroditsky）的一场精彩的TED演讲。
首先，让我们多谈些颜色名称吧。1969年，布伦特·柏林（Brent Berlin）和保罗·凯（Paul Kay）做了一项著名实验，在研究颜色名称时，他们并没有发现语言相对论的证据，却发现不同语言中被命名的颜色大同小异，创造新颜色名词的次序也有着相似的规律。
另一方面，语言相对论的支持者也有他们的证据，比如我之前提到的例子：比起绿蓝语言的使用者，语言中区分蓝色和绿色的人更易从色板中区别蓝色和绿色。对美洲土著使用的祖尼语（Zuñi）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结果，该语言用同一个词表示黄色和橙色。
语言相对论与空间关系
语言对思维的另一可能的影响之处是空间关系。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习惯性地用“右边”、“左边”、“前面”、“后面”等词汇表示空间关系，但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套空间系统的运作导致了惊人的混乱。比如，谈论舞台剧的时候，我总想不起来哪里是舞台左侧，哪里是舞台右侧。到底是观众视角的左右，还是演员的？虽然每次忘记都会去查明白，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清。
还有，我们说囚室里的犯人在“囚栏之后”（behind bars，意思就是在狱中）。但如果你把自己想象成囚犯，面对囚栏另一边的看守，那么看守眼中的你确实在栏杆后面，可是从你的视角来看，反倒是看守在栏杆后面。要是你转身背对囚栏，岂不是又成了在囚栏之前？
包括几种澳大利亚土著语在内的一些语言就全无此忧，因为他们用东南西北表示空间关系。在这些语言中，你没有左臂和右臂，却可能有“东臂”和“西臂”（如果你正面向南方或北方）。这样一来，就不用具体说明到底是“你左边”还是“我左边”。但这也要求人们脑海中有一幅明晰的地图，并时刻注意自己的朝向。——这些语言的使用者表示毫无压力。
一些语言中没有代表“左”、“右”的词，而是用指南针方位表示位置。
假如你让我指出东南方在哪，我得想好一会儿——要是我身处陌生的地方，还可能需要指南针的帮助。然而，一名说澳大利亚土著语的人轻而易举就能做到。这是否意味着语言影响了他们的思维？也许，但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在这些人的文化中，识别方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把方位纳入了语言结构。也就是说，是他们的思维影响了语言。
接下来这项有趣的实验或许更好地支持了语言相对论。研究者让被试坐在一张桌子前，桌上有一个箭头，要么指向北面（被试的右边），要么指向南面（被试的左边）；当箭头指向北面（被试右边）时，研究者要求被试转180度面对另一张桌子，桌上有两个箭头，分别指向南面和北面。这时候向北的箭头指的是被试的左边，而向南则是右边了。这时受试者被询问哪个箭头和第一张桌子上的箭头指向一致。被试会将“一致”（the same）理解为箭头向北还是向右呢？英语母语的被试几乎全部选了向右的箭头，而说一种特定的玛雅语的被试则始终选择指向北面的箭头。在这种玛雅语中，方位词是绝对的。似乎两组被试的语言“癖好”导致了他们对“一致”的不同理解。
语言相对论与性别
接下来终于轮到了性别话题，即本文题眼。在语言学框架下，“性别”具有专门化意义，意思是我们依据某些名词和代词的共性，将它们归属于各种类别（子集）。一种语言可能会拥有数十个这样的类别，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种语言有至少177个名词类。假如一种语言仅有两三个类别，那么这些类别一般被称为性别。按照不同的名词分类方法，一种语言可以拥有自然性别或语法性别，或两者兼有。
在拥有自然性别的语言中，名词类大致符合真实世界中事物的分类。比如，一种语言可能有一个指称生物的名词类（包括人、食蚁兽、蜗牛等）和一个指称非生物的名词类（岩石、房屋、麦片等）。我们称这样的语言拥有两种性别，即生命（animate）性和无生命（inanimate）性。
例如，日语中会相应区分有生命名词和无生命名词的存在动词（existential verb）。比如，“有块石头在我靴子里”中无生命的石头搭配动词“ある”，而“有条蛇在我靴子里”就得用“いる”，因为蛇有生命。
语言自然性别的另一种分类形式为阳性（masculine）、阴性（feminine）以及中性（neuter），分别指称男性生物（如男孩、父亲和叔叔）、女性生物（如女孩、母亲和姑姑）以及非生物或我们认为不具有男/女性特质的生物。英语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说英语者用代词“she”（主格）和“her”（宾格）指代女性生物，“he”和“him”指代男性生物，用“it”指代几乎其他所有东西。
现在我们假设有一种语言的阳性和阴性词类不仅包括指代生物的名词（如阳性的男人、丈夫、祖父；和阴性的女人、妻子、祖母等），还包括一些指代无生命对象的名词，这样的一门语言拥有语法性别。由于这类语言通常包含不同的性别代词，使用者根据语法性别选用等价于“他”或“她”的代词来指称某事物，而不是一律用“它”。这类语言也可能用不同的形容词，乃至定冠词和不定冠词形式来修饰不同性别的名词。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就属于这类语言。比如，西班牙语中“钥匙”的定冠词是阴性的，写作“la llave”，而“口袋”（我喜欢把钥匙放口袋里）的定冠词是阳性的，写作“el bolsillo”。
如果一个对象在语言中属阴性，人们倾向于对其使用典型的女性化形容词。
谈论语言的性别已经够复杂了，但更麻烦的是谈论人的性别。过去几十年间，人们渐渐用“gender”取代了“sex”以表示性别，不仅因为“sex”意谓含混令人尴尬（也有性交的意思），更因为社会逐渐意识到，由于我们的自我认同处于一个从极端男性化到极端女性化的连续谱上，基于X、Y染色体、生殖结构等生理属性划分性别可能与个体的心理和情感认同相龃龉。
可是即便我们承认人类的性别是一个连续谱，数千年来，语言的性别仍仅有两三种。两者的割裂让我们不禁发问，语言系统的语法性别是否会影响使用者对非二元社会性别的态度？基于这个背景，我们来看看莱拉·波洛迪斯基的研究。在一项被广泛引述的研究中，她分别让说西班牙语和德语的被试描述一个在两种语言中拥有不同的性别的对象，比如钥匙。她的团队向被试展示一把钥匙，但不说出钥匙的西班牙语或德语单词。我之前提到，西班牙语的“钥匙”是阴性的。波洛迪斯基发现，说西班牙语的人倾向于用符合女性刻板印象的词语描述那把钥匙，比如“小巧”、“美丽”等，即使研究者并没有用语言提醒他们“钥匙”的性别。与之相对，德语的“钥匙”是个阳性词，说德语的人倾向于用符合男性刻板印象的词语描述它，如“实用”、“沉重”和“强劲”。
这说明了什么？在人为实验环境中，语言的性别系统似乎的确影响了使用者。可是在真实世界中又如何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者们于2012年调查了100余个国家及它们的语言，并得出结论，比起那些第一语言使用自然性别或不分性别的国家，第一语言使用语法性别的国家的性别平等状况相对更糟糕。令人惊奇的是，性别最平等的几个国家语言中使用的是自然性别，而非完全无性别区分。原因在于，无性别语言中的中性代词可以指代任何性别，听者得自己理解并决定指称，而人们往往偏向于构想一个男性。反之，如果语言中的代词区分性别，比如“他”和“她”，人们就可以选择用额外的词强调不同性别的存在或重要性，而这在无性别语言中是不可能的。
假如德语是性别中立的
拉玛尼想知道德国的新法律会不会改变德语。我认为假以时日这是有可能的，但前提是德国人自己愿意做出改变。那么，为了让德语变得性别中立，必须做好哪些准备呢？我们可以从英语的历史变迁中获得一些启发。
理论上，完全无视语言性别与现实中的性别关联是一种手段，可惜实际上行不通。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描述典型男性对象的名词依然会自成一类，描述典型女性对象的名词同理。那么有没有更为可行的做法呢？首先，与拉玛尼的洞察一致，我们需要不显示某人性别的代词。英语中曾经有过“he or she”这样的词组。在英语的早期阶段，我们和现在一样也用代词“they”；过去一两个世纪里该用法在使用手册和语法指南书中被贬损，直到最近几年才重新受到尊重。德语中也可以发生同样的事情。事实上，他们现在已经用德语版本的“they”作为单数代词“you”的礼貌形式（虽然这种用法需要大写）。这样看来，再给它增加一项性别不确定的单数指称功能并非天方夜谭。
接下来我们看看德语的定冠词和不定冠词。如果德语使用者真的想转向性别中立，他们可能得创造一个貌似现有词汇但实际有所差异的新词。德语中与“the”等价的词是“der”、“die”和“das”——“Der Junge”（男孩）、“Die Mutter”（母亲）和“Das Glas”（玻璃杯），那么他们或许可以造一个类似“de”的性别中立词。类似的变迁在英语中也发生过。英语曾经用三种不同形式的定冠词搭配三种性别，然而在中古英语时期，区分渐渐变得模糊，到最后我们只剩下“the”这一种百搭形式，它是性别中立的，而且单数复数都可以用。不论“the boy”还是“the boys”，“the girl”还是“the girls”，我们都用“the”这个词。德语中与“every”、“no”之类等价的词以及形容词都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改变，它们都有阴性、阳性和中性的不同形式。
指代人的德语名词又如何？拉玛尼讨论了一些常见的德语名词对，它们就像英语中的“actor”（男演员）和“actress”（女演员）一样，男女形式各一。或许我们最能想见的通向性别中立之路便是重复英语中的变化。英语中的一些阴性形式，比如“actress”，已渐渐淡出了我们的使用，而阳性形式则作为性别中立词使用。也有一些名词对被从来不区分性别的较新名词取代，比如“server”（侍者）把“waiter”（男侍者）和“waitress”（女侍者）都取代了。
上述种种变化真的会发生吗？这得取决于德语使用者的态度了。如果他们认为语言的性别中立很重要，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性别中立词，这些变化便会产生。然而，反对语言性别中立的人也会坚决地拒绝这些新词或新用法。拉玛尼在文章中列举了几个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同时，在新用法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会自然地接受它们。我得加一句——如上各种情况，对英语来说全都属实。
语言和文化态度
当我们考察如本文讨论过的那些实验证据时，很容易忽略语言在种种方面未能影响我们的思维的事实。例如，如果你年纪够大，你可能会注意到某些指代被情绪化的主体（如少数族裔、残障人士等）的词汇曾经只是普普通通的词，甚至被认为是科学或礼貌的，现在却成为了侮辱中伤的用法，并不得不被新的委婉语取代。你的生命中一定经历过不止一次这样的变化。语言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委婉语轮转”（euphemism treadmill）：因为人们对少数族裔和残障人士的负面态度也会被附加在新的委婉语上，每个新词和旧词的命运如出一辙，委婉语的变迁就和车轮一样不停转动。新词并不能改变人们的态度，即使我们每隔一两代人就替换一轮词汇，态度总是不变的。
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是Slate杂志的广播节目“词汇谷”（Lexicon Valley）的主播，他在《我们伟大的贱嘴巴》（Our Magnificent Bastard Tongue）一书中指出语言相对论在许多情况下似乎是无效的，而该论的拥趸无视了这些事实，委婉语轮转就是其中一例。还有一个例子是英语中无意义的“do”的使用。我们用“do”构造否定句和疑问句，比如我们会说“Fenster didn’t move”（芬斯特没有搬家）而不是“Fenster not moved”，我们说“Did Fenster move?”（芬斯特搬家了吗？）而不是“Moved Fenster?”。问题是古英语中的否定句和疑问句压根就没有“do”。麦克沃特认为，如果我们就此得出“英语使用者对否定性和不确定性尤为警觉，以至于我们必须在这两类句子中使用‘do’以示强调”的结论，那可太愚蠢了。
另一方面，知晓语言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你的思维则是明智的。广告商和政客一直懂得这个道理，并因此使用大量的隐喻。有一个尤为可怖的例子展示了语言如何影响人们的思维并进而影响行为——使用将某些人群“去人化”（dehumanize）的语言。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发现种族灭绝行为往往有前兆，那就是在语言中将目标群体与掠食性动物、害虫或疾病相比较。这种做法促使人们更容易克服伤害或杀死人类同伴的道德厌恶感。此类历史事实值得我们当代人铭记在心。
最后，我的结论是，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被嘲笑了几十年，当下各个领域的研究确实发现了语言的内在特征能够改变你思维方式的证据——然而，都只是细微的影响。如果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果真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显著，使用委婉语就应该能大大改变人们的态度。而另一方面，如果它跟另一些人坚称的那样一无是处，我们就不用担心那些阴险的隐喻和去人化的语言了。
原文：https://www.quickanddirtytips.com/education/grammar/does-your-language-influence-how-you-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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