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单读（ID: dandureading），作者：晓宇，吴琦。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今天是第一封来信和回信。
写信人：晓宇（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在读）
老七：
我从一个对谈会上回来，碰见下雪，纷纷落在庭院，屋里听不见风声，安静得很，正好摊开纸给你写信。对谈是我与历史学的朋友，题目起得吓人，叫“何所期待？下一代人的政治和历史”，有些故意激起听众参与的意思。意识形态，制度变迁，技术革命，蜻蜓点水地沾了一遍，讨论如期而至。但热烈过后，回来的路上，忽觉一阵徒劳。批判和宣言说过了，可生活明天回到常态，终归没什么改变。我想起来上次你主办活动后，也是这样的状态。那时候 Eva 问我，老七怎么总愁眉苦脸。我揶揄说，那是公知的Poker Face 。现在冷暖自知。所以你瞧，讽刺还是不妥，害人害己。
对谈会上，我们从启蒙话语的衰败聊起。有人说启蒙早就败了，但它总是回潮。我们还抵不住进化的诱惑，希望事情向前，带着自己一起走。自己国家的例子，新文化来了一波，八十年代又是一回，现在大家想起来，说朝气蓬勃，可见仍是怀念。启蒙让人想起年轻力盛。年轻是常人的良梦，但终有醒来照镜子的时候。启蒙叙事的倒下，在老东家欧洲也扶不起来。哈贝马斯败了，“好的论点”没能在嘈杂的世界脱颖而出。理论上的缺陷和实践上的否认是两回事（我还不至于刻薄到 Hayden White ，称呼“老哈”理论上是幼稚的），启蒙叙事是在近来的政治中才失去行动魅力的。
尤尔根·哈伯马斯（ 1929 年 6 月 18 日－），德国当代哲学家、社会学家
结果呢？结果就是“娜拉走后怎样”的追问。抛却了进步，真理和目的性的追求，从后现代的词语中可翻不出来继续生活的指导。后现代教你脱了衣服跳河，但你出来之后仍然是一丝不挂的害羞。鲁迅当年在北京师范学校发表演讲，说《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娜拉夺门而去，“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话不单是讲给女性主义者听的，是说知识分子的普遍境遇。精神上的批判过把瘾，然后呢？
然后我们迎来了叙事的停止。想来有趣，有那么一阵子，无论是创业 BP 还是学术 Paper ，皆是讲究“故事开头”。不是我们曾经离开了故事，而是现在要以怎样的故事来替代过去的故事。个人视角和情感表述，似乎取代了理性的论证说教。对于那些宏大的叙事热情退散了，如今恐怕还存在着风貌的只剩下商界和科技界：他们仍然相信自己所处上进的时代。
常人不再把个人经历置放在一个“大故事”下。
“民族自强”“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叙事，曾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个人生活里。即便去反思这些叙事的人，也是靠着这些“大故事”的力量存在。现在呢？不是没有信仰，而是没了叙事。寻找宏观叙事，成了一股老旧的时尚。政治家耗尽吐沫，理论家穷尽笔墨，大众百姓终归是不信了。你要说这是积极反思的结果吗？我看有些过于乐观。
前一阵子重翻《傅雷家书》，和小时候读的感受相去甚远。傅雷对身处海外傅聪的寄语，仿佛是自己父母挂在嘴边的话，无非是你要如何管理时间、交际、勤于事业此类，真是像长辈的唠叨。书的结尾，有杨绛的文（她写人比钱老温存多了）。还有傅聪的附言，讲到他的顾虑，因为书信中父亲对于一系列的社会主义运动好像不是批判和怀疑，而是充分地接受和改造。和含着“赤子之心”赴死的坚硬人格有“不太相符”的地方。但那是一个时代的烙印，即便再坚硬的知识分子，也会把个人和宏大的叙事联系起来。
傅雷（ 1908 年 4 月 7 日 - 1966 年 9 月 3 日），中国翻译家、作家、教育家
要说如今的每一个人都比当年的傅雷更有反思精神吗？我不信这样的假设。只能说对于“大故事”的怀疑已经成了主流。人们切身体会到了时代的不确定，对于不可置否的语气，心里打起鼓来。我上次同你说过，这一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是自带解构的。他们不需要去学校里取经，拆解身上宏大叙事的痕迹，因为解构是他们生活的基本状况。对于社会或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不是强力的推翻，是一种深刻的怀疑。
我们看到各种“亚语系”的繁荣，无论是处于几次元，这些故事语言的核心，是不再和传统叙事争夺一个空间。我自行于另一个空间。这是文化上的平行宇宙，事实上就是我们当下的世界状况。当权的精英越来越无力，似乎触不到“受众”；传统的反抗同等地无力，因为找不到“同志”。这真是后现代版的“杯酒释兵权”。现在对新兴的政治力量通用“民粹”，因为在他们身上找不到熟悉的宏大故事，但说到底，他们的民众是谁，也抓不到切实的身影，是一股情绪，一阵怀疑的目光。我挺喜欢的法国哲学家Rancière 说，政治不是寻找共识，而是打破常规，是非共识，未完成的状态。他算是捕捉到了当代的政治特色。
在解构成为主流的时代，讽刺是普遍的修辞，焦虑成了时代的精神。我们看到现在对于事件的反应，不是那么热烈的支持或批评，取而代之是讽刺。讽刺当然是怀疑的体现，但怀疑背后呢，没有取代它的东西，所以只好去嘲弄现实。英国人是喜欢讽刺的，避免直截了当的对抗和追根到底的纠缠，讽刺给人洞穿世事的错觉，抢得心理上的安慰。可要大家都成为英国人，世上可是要无趣多了。
不依靠大故事，怀疑占据的内心是复杂的，好像没什么目标，没什么可做。儒家的入世完蛋了，还没超脱到出世的道佛，占了上风的是持久的焦虑。大家认为年轻人在焦虑车房和阶级流动，其实真正渴求这些的人在埋头干事。焦虑是先知性的怀疑，是潜在的感觉，是感觉到了这些渴求实现之后，也没法填充的东西：缺股子劲。我们当今最怕的问题，“有意思吗”和“然后呢”；最普遍的回答呢，“没意思”和“不知道”。要是循着克尔凯郭尔的意思，焦虑不失为一件坏事，是因为选择多起来了，才有“自由的晕眩”，故成焦虑。可他背后好歹顶着宗教，能回归到终极价值去。我们焦虑起来，惶恐地选择一个故事，可不是有什么终极彼岸能给得救的。
雅克索伦·奥贝·克尔凯郭尔（1813年5月5日-1855 年11月11日），丹麦神学家、哲学家、作家
回到我们自己。失去了宏大叙事的支撑，我们的个人故事怎样。还能怎样，只好继续下去。不用硬着头皮，不好垂头丧气。寻找新叙事，包含不确定性的语言。但肯定有人要继续怀疑。我们的对谈结束后，历史学的朋友走来，说你们学科才渴求新的意识形态，我们历史中早就司空见惯，都是徒劳无功。可见，做一个入世的历史学家，和做出世的政治学家，同等稀罕。
雪歇下来了，正是出去走走的时候。见信祝好。
晓宇
回信人：吴琦（单读主编）
晓宇，
好久不见。
收到来信已经有些日子，虽然网络上一直联系，但真要提笔写信，还是觉得困难。
此刻我刚到书店的办公室，意识到今天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没有提前安排的会议——做编辑工作以来，这种时刻最让人感到清闲，于是坐下来，做一点编辑爱做的事。
你曾经嘲笑我的，我也嘲笑过别人。过去我很受不了那些在公共空间大放厥词、在个人生活里损人利己的人——到今天也是如此，道理很简单，这种人不可信。而当我发现自己也不可避免地进入内容行业，身在漫长的言说传统之中，就发现没那么容易和我所反对的人划清界限。那感觉就像是参加一场接力，前面的人跌倒了，你不太可能直接跨过他，你只能从他跌倒的地方继续往前跑，他的尴尬也是你的背影。因此困难的问题便不再是我们怎么说，而是怎么做，“公知”倒掉了，你我如何选择？
听说你们在牛津讨论“下一代人的政治和历史”，想起我们在北京也讨论过“改变世界如何可能”，但过去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此前的政治和历史实践为什么失败，对我而言，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厘清。看近来许多年轻作家、导演试图触碰历史的新作，都有强烈的失焦感，一种模糊的、无法深入的有心无力。是继续忧郁地偿还 20 世纪的债务，还是在它提供的进步基础上进行释放和改造，决定了我们对“新人”的想象力，我们对此似乎也存在分歧。
我想我们都同意的是，你说人们对于“大故事”的兴趣已经破碎殆尽，不管是左翼关于“共同体”的共识，还是新自由主义在高歌猛进之中已然显露的危机，在修辞和实践的意义上，都不再具有未来性。人们失望过了，好像也反抗过了，社会在一种显著的沸腾中又保持着惊人的镇静。
但我一向不太认同福山那种“终结”的语气，更广地来看，这只是精英的危机，更具体地说，是对主流精英所提供的那些社会方案的怀疑。这样的判断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上有效，始终显得可疑。历史的主体是什么？民众是谁？这些曾经撕扯知识界的问题，如今彻底变得不可回答。那么，弥漫在我们周围的那些解构、焦虑、讽刺和虚无，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恐怕只是些高级的沉默和精致的回避，是他们无力解释现实、无法触及未来的借口。
在这个意义上，叙事停止了，也该停止了。而接下来令我们焦急的问题是，新的叙事或者叙事的替代品是什么？这也是我试图在编辑工作中寻找的答案。传统的文学、新闻写作常常令人厌倦——倒没有严重到说整个写作范式需要更新，而是在那些形式的游戏中，内容的核心常常丧失了。我们关注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在写什么样的人？怎么写人？大家都在那些已经验证过的、安全的前提下写作，没有真正去面对问题。
寻找新的讲故事的人，更重要的是寻找直击要害的故事，以及故事的要害。最近的阅读体验，的确是那些不以写作为生的人更容易打动我，有时甚至能够如巡航导弹一般击沉那些陈词滥调。但这话一说就错了，大量已经处在“结构”中的作者，也能提供这种速率——他们在这一波变化以及新的阅读界面中被忽视和压抑了。这里并不必然要举出皮村文学小组这样多少有些特殊的例子，作者的来源其实是相当广泛的，教授、学生、白领、工人、农民、网红、段子手……在他们的叙述尤其是自我叙述中，我隐隐感到了变化，那种不再回避也不能回避的直接，有力的摩擦，诚实的感染力。《单读》如饥似渴地想汇聚这些声音。
我不知道是不是互联网传说中的巨大影响，直到今天才真正下沉到更广阔的阶层，让这些声音浮现。那么在互联网之外呢？某种社会转型是否也在准备之中？周围似乎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凿的答案。这不是一件坏事，或者说我希望不是。车到山前，无中生有，写作和过日子一样，最后都得靠自己想办法，才能走到终点。当别人无法替他们做答，他们自己会开始回答。而我们——还在奢谈“改变世界如何可能”、“下一代人的政治与历史”的这些人，也应该提供自己的版本。
在这个意义上，人与人是真正平等的，我们都在时代所设下的陷阱里。
最近我感染了一种“流氓”式的乐观，可能也是来自中国文化的教益，万事万物都是起点。与其说启蒙败了，不如说启蒙正在开始，我们有幸见证这样一段泥沙俱下的时期，没有清晰的（总体性的）目标，只有混乱而盲目的激情。变化往往就是在这种时候钻到历史中来。无限的悲观，倒过来，就是等量的可能性。这固然不是“积极反思”，但也许是阿伦特所说的“积极生活”。
汉娜·阿伦特（ 1906 年 10 月 14 日 － 1975 年 12 月 4 日），20世纪思想家、政治理论家
这其实也是被包括你在内的朋友们所说服的（包括身处投资界的任宁，希望他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你们展现出一种更加积极地面对科技与商业的姿态，比如，向他们学习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股劲儿。试问我们的同行、那些潜在的“战友”，谁有这样的决心？多数人刚刚看到夕阳、刚刚听到号角就已经四散不见了。
当然这很可能是我的自我催眠，为了面对日常工作找来的心理依据。不过，以个人为单位的叙事，正是今天这个世界最基本的叙事单元。它是唯一确凿的事，从传播效果上看，也的确方便大家批判和理解。在福柯的意义上，这也许可以叫做“作为方法的自我”。那些号称关心世界、关心人类的人，是不是真的把世界的危机当作自我的危机，将其视为一个互相内化的过程，一场共同的困难，而不把彼此当作辅助的框架、解释，或者外部的场所。从而真正走在世界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故事，一个接受考验的样本——哪怕最后成为野值。那感觉应该就像你所引用的那个词，“自由的眩晕”，可能只有在这种眩晕中，才能获得“本体论的安全”。
伊凡·雅布隆卡
最后，的确有几位入世的历史学家可供我们学习（不知道你能不能提供几个出世的政治学家的样本？在今天的政治光谱中，后者似乎更稀缺一些？）北大的李零老师、罗新老师，都能写漂亮的文章，而且一点也没有徒劳之气。前阵子在书店碰到的法国历史学家伊凡·雅布隆卡（ Ivan Jablonka ），从 2012 年开始也主动停止了令他厌烦的学术写作，转向了更通俗的非虚构、随笔式的写法。我想还有更多这样的人。他们还在想办法讲故事，其实方法和故事，都未必是新的，但对于理解甚至改造世界来说，依然具有效力。
希望我们所谈种种，也能尽快付诸实践。
期待今年在牛津见面，那时应该已是夏天。
（我还一直记着你劝我别往发达国家跑了，那里只有困局没有解药。最近，也有另一种声音愈发强烈地在心中泛起，算是对我们共同的提醒：此时此地，目力可及的生活，才是自己的阵地。）
吴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单读（ID: dandureading），作者：晓宇，吴琦。头图来自：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