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来源：Nautilus，作者：Adam Piore，纽约自由作家
故事要从开往克利弗兰的一列火车的包厢里，喝着汤姆·柯林斯鸡尾酒的男人说起。
“天佑美利坚，”他唱道，“这片我深爱的土地......”
没过多久，就有人加入了合唱。“伴她左右......助她腾飞......” 很快，旋律便响彻整个车厢，人们都扯着嗓门高声唱着这首爱国歌曲。
那是1940年，这一情景被写在了寄给曲作者艾尔温·柏林（Irving Berlin）的一封信中，如此突然的爱国情怀宣泄，跃然纸上，却再平常不过了。那一年，艾尔温这首32小节的简洁乐曲融进了美国的文化结构里，传进美军的军人大厦，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教堂，学校里，甚至是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一间保险公司办公室里，某天全体销售部职员竟然引吭高歌起来。在全美危机或是自豪的时代，总能听到这首歌在学校礼堂，甚至是9/11事件后国会大厦的台阶上被唱响。
柏林在五岁的时候移民到美国。他的家人为了躲避针对犹太人的一波种族清洗逃离了俄罗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的母亲常常低声吟唱《天佑美利坚》。“（她的哼唱）并不随意，而是带着一种几近欣喜若狂的情绪。”他随后回忆道。
“他总是把这首歌当成一首情歌来谈论。”谢丽尔·卡斯科维茨（Sheryl Kaskowitz），这位《天佑美利坚》 和《金曲的惊天史》的作者这样说道，“这首歌源于对祖国真挚的爱和感激”。
想要理解为什么爱国主义在政治中是如此强有力的“道具”，我们不妨从 “内群体(ingroups)”和“外群体(outgroups)”这两个概念说起。
这乍听起来可能有点讽刺：一个出生在外国的美国移民，竟然写出了一首能够如此强有力地反映国家归属感的歌曲——这首在全美民众中引起共鸣的歌曲，抒发了一个“外来人”对于第二故乡的爱。在美国这个建立于“革新”愿景的移民之邦里，这也许并不稀奇，反而是情理之中的事。
Paraphrase of the crowd by Pawel Kwiatkowski
爱国主义是人类天生的情感。它是以群体形成和忠诚为目的一种更深层的潜意识动力的一部分。它无处不在：大到有着宗教信仰的国家里，小至一支足球队。群体纽带存在于我们的进化史中，以及天性中。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促使我们爱国的因素就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
但是这种忠诚——将群体和个人的界线模糊——有着与之紧密相关的另一面；爱国并不总是那种在开往克利弗兰的火车包厢里的温暖手足情，有时我们关于群体认同的直觉反倒会成为一把强力的楔子，把群体中的“异类”排挤出去。有时候，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也许并不是对于家和国的爱，反倒是一个共同敌人。
这就是为什么政客们总爱激起爱国主义来妖魔化对立的一方，巧妙地暗示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是在和我们作对。这是一种党派性的策略，在每个选举年份，竞选活动如火如荼进行以及爱国主义彩旗飘飘的时候，已经司空见惯了。当我们把自己视为“美国人”的时候，或是其他国家的公民时，感知到的威胁或是对我们祖国的轻蔑能够激起我们的爱国情怀，正如一首好听的歌曲能把一个好点子变成感性的、直白的和潜意识里的东西一样。科学家们解释那些能够驱动爱国主义的人类本能也能够激发人性最好，以及最坏的一面。
20世纪70年代，一位名叫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的英国社会心理学家将学生志愿者随机分成了两组——尽管他并没有这样告知学生们。他告诉学生们，他们满足了特定的标准，从而获得了小组成员资格。这些标准是随机而且琐碎的——琐碎到试验人员都能想出来。某些小组是根据学生们对于抽象艺术的喜好程度来形成的，有一些小组则是通过学生对于图片中点的个数的估计能力的不同进行划分。
尽管被分在不同组别的参与者与其他组的成员在实验前互不相识——甚至他们连自己同组的成员都没有面对面的接触——但实验对象们的表现依然一致：他们会选择歧视其他组的成员，并且对自己小组的成员有“照顾”和“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态度。他们依然会选择帮助自己的小组，尽管这并不能“利己”。
泰弗尔将那些能给予小组成员归属感的称为“内群体”，而其他的组称为“外群体”。这两个术语已经成为了心理学中的核心研究领域，如今也是神经科学以及遗传学的重要课题。
如果你是群体导向型，你更乐意和相似的人在一起。但你对于全新的体验，（所持的心态）则不那么开放。
想要理解为什么爱国主义在政治活动中是如此强有力的“道具”，为什么爱国的“符号”如此具有说服力，专门研究这类现象的行内人说，从“内群体”和“外群体”开始讨论比较理想。“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概念能够帮助解释偏见和“爱校”的根源——甚至是为什么某些人要戴着泡沫塑料帽，打扮成“奶酪（芝士）”，或是把自己全身涂上最爱的足球队的颜色，甚至是每当己方球员被对方阻截的时候，会在球场边线赤膊尖声喊叫了。
泰弗尔的研究表明，那些得到我们认同的群体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身份”和“归属感”。正如我们通过直觉对于物体进行分类，利用语言描绘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一样，社会群体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一旦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就会充满动力地去提升这些群体的地位，从而提高我们的自信心——或是，相反地，通过说服我们自己，我们所在的群体比其他的更为优秀。
Meeting of Fronts by lydario
“爱国主义是身份的一种表现形式。”杰·范·贝沃（Jay Van Bavel），来自于纽约大学的一名社会心理学家如是说，“显然，区别来自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与身份相关的特定社会价值观。” 但是，许多心理学以及神经科学是建立在身份的相同原则之上，无论我们的身份是扬基棒球队的球迷，还是当地体育场的开放对抗篮球赛的队员，抑或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员。
随着脑部扫描技术和现代遗传学的出现，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存在于我们意识之下的超强“心理魔力”。这些研究表明，群体认同感是天生的，更几乎是直觉的。
对于一项近期的实验，范·贝沃与合作者们借鉴了泰弗尔的做法，他们随机将志愿者们分成两组。然后他们让志愿者们钻进一台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机内，再观察“圈内”和“圈外”成员们的脑部图像。当看见同组成员的照片时，和看到其他组成员的照片时相比，实验对象在大脑的苦扁桃区域表现出了更大程度上的激活，而苦扁桃是与情绪效价相关的一种古老的结构。与泰弗尔早期的实验（结果）类似，这一实验结果出现在两个组别是完全随机生成的，并且均是在实验开始前几分钟才进行（成员）分配的情况下。
译者注：情绪效价又被称为情绪极性，两极（消极和积极）情绪诱发力。
范·贝沃更发现，当实验的参与者看到同组成员时，大脑的视觉皮层中的纺锤状面孔区（一个用于识别面孔的特殊区域）和腹内侧前额皮层（一个被认为在赋值上起到关键作用的区域）将会经历更强的活动。这些反应是极其直觉的：向实验对象展示不同的人物照片，你常常能通过研究大脑的激活模式，猜到哪些人属于“圈内”，而哪些是“圈外”。
“群体所做的其实是赋值，”范·贝沃说道，“当你成为一个小组的成员时，你就可能更加重视同组的其他成员，同时，你也可能更加珍视与小组相关的价值符号，比如小组的旗帜。”范·贝沃已经开始揭示证据，表明当实验对象们看到一个小组成员接受奖励（比如金钱）的时候，大脑的“奖励中心”就会被激活，即便他们自己本身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奖励。
其他的研究则表明，这些倾向——模糊自我和他人的界线，一种在群体里“利人便是利己”的情感——是天生的，甚至可能是被自然选择的严酷考验磨练出来的。
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斯蒂芬妮·普雷斯顿（Stephanie Preston）提到关于天生的群体反应可以从动物世界里得到启发。为了理解人类的行为，她研究了狼群、黑猩猩种族、雪橇犬，甚是是鱼群。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情绪似乎是会蔓延的（具有传染性），在群体的环境中，则可能快速地蔓延。
“在封闭的群体中，你可以轻易地观察到，当其中一个动物变得不安，它们全都会跟着不安。” 普斯顿教授如是说，“如果其中一个动物开始尖叫，大家都会跟着尖叫，即便只有一个动物在攻击中受伤了。”爱国主义，她说道，能够将情绪和价值在一个群体性的环境中升华。
普斯顿教授还解释说，比起“外群体”人，人们更容易与那些“内群体”人产生共鸣。“我们知道，人们在模仿‘内群体’人时，往往具有更强的移情和倾向性。”她这样说道。 这一现象可以利用她提到的一种“感知行动模型”来解释，这是一种共有的感情经历，发生于当个体从另一个体感受到了相似的情绪，而这正是感知另一个体状态的结果。这是一种神经过程，她说道，在这一过程中“你将他人映射到自己的身体状态上，当其他人与你在身份、年龄或是性别上更为相似时，你将更容易与他们进行这样的映射”。
相反地，排外则可以归结为一种“感知上的不相似性”，普雷斯顿教授说道，“来自不同种族或是国家的人，要把自己的观念投射到美国本土的神经底层上稍微有些困难。”简而言之，这也造成了一种共鸣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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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曾指出人们对群体认同的一个差异。哈佛大学集体神经系统科学实验室的米娜·西卡拉（Mina Cikara）指出，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差异，爱国主义是“内群体之爱”：我们为了更大利益而牺牲的爱。民族主义是“外群体之恨”：惩罚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
“民族主义更像是‘其他人都不如我们’，正与爱国主义的‘我们自己很伟大’相反。”西卡拉说，“一个是真的仅仅为自己的群体感到自豪，而另一个主要是针对超越其他国家的优越感。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民族主义是野蛮的，并且典型地与德国纳粹联系在一起。而爱国主义却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美德。”
一些科学家甚至开始验证人们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感受有遗传倾向，不同的基因可能会驱使我们走向不同的情绪。“基因是内在的人格特质——接触世界的抽象方法。”约克大学心理学系的讲师、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从事双胞胎和遗传流行病学研究的加里·路易斯（Gary Lewis）说。路易斯对比了德国的452对DNA100%相同的单合子双胞胎(同卵双胞胎)，336对有50%相同DNA的异卵双生双胞胎，和87对匹配度较低的双胞胎。所有试验对象都在相同环境中长大，研究设计使路易斯在很大程度上排除环境因素，观察了遗传在差异产生中的规律。
软弱和焦虑导致我们依赖集体，去集体寻求庇护，就像一个受到惊吓的小孩会去找父母寻求庇护一样。
在2014年的一个研究中，路易斯专门检验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偏见，并尝试量化遗传因素的影响。为了测验爱国主义，路易斯和他的团队让双胞胎们给包括“我爱德国”在内的一些问题打分。而衡量民族主义，他们问了例如“不深爱德国和不尊重文化的人应该离开这里”。
证据非常清晰：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拥有更加一致的态度和观点。由此他得出了结论，个人在文化相似群体中50%的差异来自于遗传因素。这是一个数学分析所以路易斯只能量化结论间的相关性，但是他也证明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不是特别的强。
路易斯发现了在传统主义及小集团偏袒和一种称为“开放”的心理特征之间的一个负相关联系，即一种探索发现新的食物、去处和新的体验的意愿。
“让你开放程度低的遗传似乎能让你更倾向于群体偏好。”路易斯说，“如果你是非常团体导向的人，你会偏爱和那些更像你的人在一起。但是你对新经历的心态就会保守一些。”
西卡拉在她的研究中发现，当我们认为外群体是威胁的时候，内群体之爱可能会转化成外群体之恨。
许多研究者通过实验证明，将测试者分成几个小组，给他们钱和几个选择。为了测试群体内的爱和为此牺牲的意愿，每个测试者都被告知他们既可以把钱据为己有，又可以贡献给整个小组。他们投给群体的钱将会包括加成在内返还。这个实验检验了自我牺牲，因为每个人最后拿到的钱会比投进去的时候少，然而整个群体的财富会增加。
事实证明，我们可能会强硬地把集体需求放在首位：研究者发现在试验中，多数人会留下一点钱或者将钱全部放入集体财富中。
这可不是关于群体外厌恶的案例。为了测验群体外厌恶，样本会被给出第三个选项：他们可以把钱投给“一个群体外厌恶的账户”，他们投进去的钱会加倍，同时会减少其他小组同样多的钱。在这个实验里，把钱投给“厌恶账户”的测试者是在花钱来给其他小组惩罚的。西卡拉说，在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会主动选择去损害自己之外的群体，我们默认的似乎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然而近年，西卡拉做了一个实验来证明那些可能造成改变的因素。
并不意外的是，她发现当人们觉得自己群体的利益受到来自外群体的威胁时，他们会选择自我牺牲并惩罚他人的选项。可是也许潜在的大脑数据显示要告诉我们的还不止这些，当外群体被视为有威胁的存在时，大脑的一个部分会因为对外的失败和惩罚而感到回报。她的这个研究在棒球球迷中最为显著。
西卡拉证明，检测红袜队和扬基队球迷的大脑活跃反应会更有说服力。她说：“我们希望能找到在人们对愉悦的自我反馈和回报机制之间是否有所联系，这样的情况出现在当他们的对手出现失误，哪怕是在和金莺队的比赛中出现的失误。所以这并不只是关于自己所支持的队伍的胜利，更是归因于外群体的负面状况。
大脑扫描显示红袜队球迷出现狂热反应的情况大多是在看到扬基队输球的时候，即使这场球不是跟红袜队对抗，而红袜队球迷在金莺队和其他球队对抗时就没有出现相似的情况。她认为，为了让人们比热爱自己群体做得更多，外群体就不得不受到他们的谩骂了。
西卡拉说：“我们群体内的多数人只是关心内群体并且忽视其他人，因为他们对我们来说并不存在威胁。然而，也有一些外群体需要我们多加关注，因为他们对我们自己的群体会产生潜在的影响。”所有球队都是竞争者，但是他们水平参差不齐，另一支球队也会对他们产生威胁性，或者说，因为竞争而出现的仇视很久之前就存在了。
这在真实世界也真正存在着，想想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持久的遗产争夺的战争,又例如中东的逊尼派和什叶派，或是卢旺达的图西族和胡图族。对本群体的拥护和对外群体的仇恨，历史、文化和感知根植于潜意识动力，可以解释恐怖分子的恐怖行为。
那么什么样的心理因素在影响团队认同呢？更具体一点，什么因素造成了对外群体的仇视呢？社会心理学家、马里兰大学杰出的心理学教授阿里·W·克鲁格兰斯基（Arie W. Kruglanski）也在探索这些问题。
“对一个群体的认同会拓展你个人的存在感，因为群体中卓越的存在感超过所有个体成员，一旦你感受到你是这个群体的一员，你对死亡的恐惧就会减少，因为你作为集体中的一员你得到一种不朽的名声，所以成为集体的一员会带来良好的感觉。”
克鲁格兰斯基指导过巴基斯坦、埃及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研究项目，发现在个人对工作感到失落的程度和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或宗教群体认同的趋势存在相关性。他认为集体导向的趋势和群体认同在我们不能很好地将它理解为个人时会被加强。他补充道，“软弱和焦虑导致我们依赖集体，去集体寻求庇护，就像一个受到惊吓的小孩会去找父母寻求庇护一样。”
克鲁格兰斯基开创了“认知闭合”理论的先河，他指出人对于周围环境的安全感是一种先天的需要，这个研究使他不可避免地研究了关于群体的问题，特别是极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在闭合的需求和群体认同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包括爱国主义。一旦你对自己产生了不确定性，你就会去寻找确定，而这种确定性来自于群体意识形态所给予你的自身定位。你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并且你拥护这种集体意识形态。
“失败会影响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当一个人感觉自己受到了歧视，这时会产生一种不确定性，并且集体意识形态会得到强化——甚至比教皇还要神圣。”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失败会导致对集体的接受程度和对个人社会定位接受程度上升，特别是当这个社会身份可以给一个人带来权利名望的时候。事实上，成为一个更大的集体中的一员会得到很大的保护，你在一个有着卓越实力的集体的保护下，就不需要担心你个人的失败和焦虑。
克鲁格兰斯基的研究表明，个人对不尊重自己，或是让自己低人一等的群体感到幻灭，这些会造成他们去认同一个新的集体。相反地，他找到了证据，证明个人的成功会削弱人们对集体主义的认同。
“如果是你个人获得的成功，你会觉得对群体的依赖降低了，小孩探索自然时感觉受到鼓舞，个人在与集体的关系更加独立时会感到成功，变得更加个人主义。”
对于移民群体来说，爱国主义只与接纳他们的国家有关，包容、开放和共鸣从人类自然的深处显现出来。他们是我们的一部分。当我们迷茫的时候，爱国主义将我们割裂开而非将我们联合起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来源：Nautilus，作者：Adam Piore，纽约自由作家，他还曾在Nautilus上发表过《关于幸福：科技不能改变什么》和《为什么我们爱买彩票》。翻译：Olli、布坎南，校对：赵一鸣，编辑：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