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维舟。
春节一直被视为每个中国人最大的节日，与其说是因为它标志着一元复始，倒不如说是因为它象征着“阖家团圆”这个中国文化中最大的愿望。很多人可能都不乏这样的童年记忆：春节是欢乐的节庆，而这种欢乐来自穿新衣、吃团圆饭、压岁钱，以及不受限制地与亲友玩乐，简言之，那是愿望得到满足、限制得以放松的时刻。那是“家”所能给你的最好东西，至少在传统上人们是这么理解的。
不过，这些年来，“过年”已渐渐从团圆时刻变成了矛盾的爆发点，以至于有种戏谑的说法：“有些家庭过年，吵一架才算完整”。原本因为不在一起得以避免的矛盾，到这团聚的时刻都爆发出来了。对很多远走高飞的年轻人来说，“回家”可远不是意味着放松撒欢、满足自己愿望，恰恰相反，是要硬着头皮回去“年底交账”的时刻，意味着谨慎疲惫地去满足家人的愿望。网上流传着各种面对七大姑八大姨“什么时候脱单”的质询时应对的“春节自救指南”，便是这种心态的写照。
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春节自救指南》
到这一步，必须承认，这一代中国人的心理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难以逆转的变化：如果说以前是出门在外总想着“叶落归根”，漂泊在外总觉得凄凉，要回家平安团聚才感觉自如，那么现在，很多人或许都会同意，他们远离家门时还比回家来更为自在；即便是春节还乡，也只是一个迫不得已要完成的任务（“不回来说不过去，回去就盼着早点过完”）。在这种情况下，“家”对现代中国人还剩下什么意义？
家：保护你也束缚你
我们现在对“家”的矛盾感受与痛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只有在现代化过程中，这种冲突才特别强烈。和几乎所有传统一样，家庭既给人保护也束缚人，只是生活在传统时代的人在面临危险的外部世界时，更容易认同家族，体会到它所给予的保护；而对于我们这种在现代化进程中试图挣脱家庭获取自由的个体来说，感受到的却主要是它所带来的束缚。
人类学家许烺光早在数十年前就写过一本《宗族·种姓·俱乐部》，分析三种不同文化之下的基本社会制度：中国的宗族、印度的种姓，以及西方的俱乐部。这里最根本的差别是：宗族和种姓都是“原基的”（primordial），是你生来就有的，而不像俱乐部那样可以自主选择加入。这意味着，不管你的自身愿望如何，你都不能改变自己在血缘上是某一家族成员这一事实。当然，任何社会的家庭都有这样的特性，只是在城邦自治体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西方社会，更偏重给每个个体提供制度化的保障，使他们有权在一个流动化的环境中自主选择身份认同。
许烺光的《宗族·种姓·俱乐部》
相比起来，中国传统的小农社会是一个小范围内频繁密切互动的熟人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眼皮底下，没有什么隐私可言；这样一个社会之所以存在盘根错节的关系，就在于它的流动性很低。传统上缺乏法律保障，外部世界又充满着危险，个人难以在这样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因而“家”就是每个中国人最后、也最顽强的依靠。这符合经典农民社会的基本特征：所有权、生产和消费均以家庭而非个人为单位，农民社会充满着家庭主义的氛围，要活下去，就得一家人齐心协力。也因此，中国人历来注重的不是个体，而是家族的存续——不是“有你才有家”，而是“有家才有你”。
在这一意义上，“家”对中国人而言是一套综合性的“生存机制”：它集繁衍、福利、救济、生产等所有功能于一身，一个人活在世上的所有需求几乎都可以从家庭中得到。反过来，有很多事都无法靠个人力量办到（所谓“独木难支”、“一个好汉三个帮”），在一个尚未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中，很多服务、乐趣，更别说权利，仅仅靠钱还得不到，只能靠关系、权力和福利等机制来予以补充。久而久之，很多人都学会了尽量少花钱而充分利用这些“免费”的资源，而代价则是你难以从这一千丝万缕的网络中完全独立出来。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就像在一个小小的生态区位（niche）中进化的生物一样，最佳生存策略就是适应这样的环境，发展出对这一微观环境的细腻适应力，最终形成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
宗祠
现代化进程破坏了这种稳定性。当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个工业化的中国首次登上历史舞台。此后尽管有反复，但总体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土地，涌入城市。无论他们进城是出于什么动机、生活得怎样，这一流动性本身都使人脱离了家族的控制和原本亲族之间的相互义务，中国的宗族传统事实上再也没能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所谓“结构决定心态”（structure is mentality），一个生活在充满流动性的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注定与生活在稳定宗法社会中的个体有着迥然不同的精神状态。
一百年前，李大钊曾说到一种无处不在的窒息感：“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得太多，空间的接触逼得太近。”这番话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会让很多人有共鸣。中国的现代化原本就有“追赶”和“压缩完成”的特点，特别急骤，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几难避免，而家庭却又被视为牢不可破、无可遁逃的生活单元，这就不能不使人矛盾纠结。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怕过年，因为过年团聚意味着不得不去面对那些已经很久不必面对的问题，有人说“一个现代人被强行拉回宗族社会能不怕吗”，可谓一语中的。前一阵新北市长朱立伦说，过年时亲友最爱问、而年轻人最厌烦的有十句话，诸如“今年有对象了吗”、“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考上哪间大学啊”、“现在在哪里上班”、“你现在薪水多少”、“什么时候生小孩啊”、“要不要再生一个”——这一点上真是两岸一家亲，连三姑六婆的样貌都没差别，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基于熟人社会之间的“关怀”，没有隐私与边界意识，也就无法预料到这是对他人的干涉。正因此，有个戏谑的说法：“年关年关，就是关在一起过年。”
本来春节的习俗、乃至春晚的审美，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农业生活传统的产物，而2011年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已经迈过了50%这一关键临界点（尽管数字有争议），年轻一辈的趣味、审美、习惯均有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变化，但春节习俗、父母那一辈的心态却不是那么容易调整的，甚至连年节内涵也不是那么容易推陈出新、作出有弹性的回应，于是难免变得与越来越多人的现实生活脱节，不能适应人们已经多元化的口味。其结果，对很多人来说，“陪父母看春晚”乃至“回家过年”本身仅仅只是在“尽孝”，是屈抑自我来迎合家人的意愿，暂时做一个“好孩子”，以维持一家人其乐融融相聚一堂的和谐表象。在李彬的漫画中，春节回家就是面对一地鸡毛，唯一可取的应对机制就是：保持礼貌，保持微笑，“家是身在远方才会想念的地方”。
李彬的漫画
这就是当下中国人所面临的基本悖论：“家”原本被视为最温暖的港湾，但对过惯了自由生活的人们来说，它又意味着唯一一大群你不得不面对的群体。无论你在外面是怎样一个自我，回到家里来，没人在乎你有什么兴趣爱好，他们只是想知道你赚了多少钱，什么时候脱单、结婚、生孩子。即便不是“一下被打回原形”，也至少意味着那些沉重的负担又回来了，迫使你要按照家族的愿望把自己塑造为一个社会人，而不是按自身的愿望自由生长。
对年轻一代来说，他们离那个温情的“乡土”和“家族”太远，已经回不去了。如果说以前还有“乡愁”，那是因为长时间的乡土生活经历所锻造的一种依恋，但在一个流动性逐渐加强的今天已被不可逆转地消解了，不同地区的生活习惯未必再让你不适，说不定还更便利而自在，反倒是回乡面对亲人时让你更感不适。”无家可归”已经不再是一个凄凉的诅咒，对那些迫切想要逃离故土束缚的人们来说，甚至算得上是一个美好的祝愿。
从生存机制到情感结合
虽然在春节里每个家庭都还尽力维持着圆满的假象，毕竟怨恨和争吵总要隐藏起来，然而，这样一个“家”毫无疑问已经危机四伏。它之所以还没有分崩离析，只是因为天生的血缘关系作为不绝如缕的纽带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基本联系，但却不能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同。
是年轻人已经不需要“家”了吗？确切地说，他们不是不要“家”，而是想要一个自己能认同的“家”。即便那些迫切想要与原生家庭割裂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他们不要正常的家庭，倒不如说只是因为他们更珍视自我，迫不得已通过割裂来保全自己。由于家族/家庭的原基性，中国文化在传统上并不注重个体的主动认同——尽管也会通过祭拜祖先等诸多仪式塑造认同，但那都不是基于你自由、自主地在理念上予以认同，理由很简单，无论你父母怎么做，他们都是你父母，这是无条件的认同，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太多顾及到你的感受。如果他们这么做，那是你投胎运气好，而不是他们必须如此。
但对当下的一代来说，要他认同当然是有条件的，就像对一个兴趣小组、一个俱乐部、一家公司，是对其理念有认同才加入，不然就退出。对习惯了这样理念的一代来说，让他难以接受的一点是，家族既没有“主动认同”一说，更没有“退出机制”。这是一个静态的、甚至铁板一块的单元，而不是顾及到每个个体的感受做动态调整。1987年，一项针对中国城市家庭的调查表明，中国父母认为子女最大的道德缺陷是“不听话”；现在三十年过去了，这仍让很多父母感到烦恼：子女成年后的独立自主看起来似乎不是一件值得欣慰的好事，而被看作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本来，个人主义与家庭价值观并不必然矛盾。人人都知道西方传统中有着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尤其是在英美文化中，按英国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的观点，13世纪的英格兰就已有相当发达的“个人主义的所有权”观念；然而与此同时，英美文化也非常重视家庭。英国女王的圣诞演讲，年年都不忘强调家庭价值；在美国，一个家庭价值观有问题的政治人物不会讨人喜欢，在选举中通常很难胜出。
艾伦·麦克法兰的《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却导向一个特殊的结果：个体的解放，与家族/家庭框架之间出现了激烈的排斥反应。五四时期所说的“冲决网罗”，首当其冲要打破的就是旧家庭的框架。这一百年来的演变结果，是“大家族”逐渐分解为“小家庭”，问题已经不再是旧道德的束缚，倒不如说是代沟。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最基本的原则是生活在一起的人要以他人感受为重，甚至屈己从人——哪怕是鲁迅和胡适，都曾因为不忍拒绝母命而与自己不爱的女人结婚。这对现在自我权利意识高涨的一代来说当然已经无法想像，别说是结婚这么大的事，就算在别的事上，他们也已经不愿意再为了别人的感受而屈抑自我。
传统大家庭的和睦，靠的大抵都是“相忍为安”。传说唐代张公艺九世同居，都相安无事，唐高宗好奇问起其故，他拿过一张纸，写了一百个“忍”字。不过，仅仅“忍”其实还不够，还需要一家之主能维持基本的公平公正，秉持每个人都能认可的“道理”。问题在于，现代权利意识的兴起，不仅使人难以再一味忍受，而一些家长的旧观念也不再能得到认可。很多家庭矛盾的中心就是父母的偏心，所谓“扶弟魔”，往往从女儿那里尽量汲取来给儿子。更有甚者，有时女儿明知父母偏心，但成年后反而会尽力反哺父母，希望能获得缺失的爱与认同，结果却是父母还是和以前一样，把从女儿那里得到的都尽力贴补了偏爱的子女，女儿因此生出更多的不满与怨恨。
由于家庭结构未能调整回应个体的需求和情感，其逻辑结果是：个人主义的兴起，加速了中国家庭的瓦解。由于中国家庭原本就偏重“生存机制”而非自发的情感纽带，其结果，很多子女在分家后往往把原有大家庭当作一种可以不断索取的资源。1991年的电影《过年》中，李保田、赵丽蓉饰演的老夫妇在新年等来了五子女回家，但在团圆的表面之下，他们却几乎人人都以各种理由，想着能从父母那里捞一点，最终老人伤心离家。这个故事恐怕在中国无数家庭上演，父母往往都为子女承担着无限责任，在这种权利与责任不清的家庭中，如果又不再齐心协力，最终往往就是每个人都想着尽量为自己多捞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解放对中国式家庭而言就变成了一种离心倾向，人们往往隐含着道德批评和不情愿，但仅靠这样不足以阻止其瓦解，只有每个人的权利得到厘清之后，才能避免。
《过年》的电影海报
家庭的美满，是无法依靠假象来维持的，只有个人意志在其中得到容纳、尊重，一个人才能发自内心地认同自己的家庭。这恰恰是很多中国家长难以学会的一点，因而那些关系最为紧张的原生家庭，往往就是家里的弱者（女性、孩子）的自我意志被一再漠视、压制的家庭，人非草木，在这样的长久的压抑中，想要逃离是很自然的想法。如果家庭的“结构”不做弹性调整，仅仅埋怨孩子们不愿意回家来，是无济于事的，要让他们“常回家看看”，就得重新赢得他们的爱。
公平地说，很多父母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即便是现在六十来岁的父母也未必就一定“传统”，他们或许不能太新潮，怕人说闲话，但也不能太落伍，紧跟一步，看到同辈人接受新事物，也会仿效。老人并不就是已经完全没有可塑性了，他们也有自己的潮流和引领潮流的新派，看到时势的变化，他们也知道时代不同了。何况现在家庭的长辈，在成年时也刚赶上改革开放，这一代人的很多观念就已经不像以往那样一成不变了。尽管从子女的角度看，父母似乎还固守旧习，但如果耐心倾听下就会发现，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妥协与调整。他们只是还未一步到位地转到这样的心态：给子女自由，也就是给自己自由。
已经长大独立的子女，是不可能再重新像小时候那样“听话”地乖乖呆在家里了，以往那种“个人离开了家庭就无法生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家庭原有的诸多功能都已逐渐剥离出去：它通常已不再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无须承担福利和救济的职能，甚至连仅有的繁衍功能也履行得不大好。一个人传统上只能求助于家庭的许多需求，如今绝大部分都可以在家庭之外的环境中（尤其是市场上）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以往那种因为“有求于人”而不得不维持的亲族网络已经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功能，只剩下纯粹的血缘关系和感情纽带；而此时如果感情又不密切，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一次和母亲谈到这些，她说：“要有感情，就得有人肯付出。”在她那种传统家庭观念看来，所谓“感情好”其实仍是家庭成员慷慨、忍让的结果，而每个人都坚持自我权利则必然导致争吵。这是一种功利的感情观，假定感情只是附着在实际利益至上的亲近，也不相信家庭这样边界模糊的领域内能像陌生人一样理清楚权利边界。这是一种特殊的情感，因为传统中国家庭内部几乎谈不上人际距离，也就很难撑开一个隐私空间，一如社会学者翟学伟指出的，中国人关系的生成，首要特征是持久并缺乏选择性的“捆绑性纽带”，“这种感情不来自互动双方的吸引或喜欢，而来自中国人所说的日久生情”，“不是感情促使关系得以稳固，而是稳固的关系培养了感情：或者说不是感情决定关系，而是关系决定感情”。
在现代社会，即便是在家庭内部，也已很难这样。这不仅需要两代人之间更平等的交流所塑造的爱，也需要给每个人更多自我空间——亲子关系已经并不必然决定感情，至少感情已确定无疑会影响亲子关系。这可能意味着家庭成员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感，但或许反倒更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上海作为一个经历过深厚现代化洗礼的中国城市，亲戚关系和“年味”都相当淡漠，我小时候在乡下，总觉上海人特别冷淡，哪怕在亲子之间也相对独立、算得很清，但这几年倒是渐渐意识到，这自有其好处，也只有两代人都得到自由与自我，“家”才能少一些不堪承受的重负，多一些情感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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