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尼德罗。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四个女儿和三个女儿
大年初三，我回老家祭祖，途中遇见邻家四位姐姐。四位姐姐，四辆车子，一行十数人下车，走在蜿蜒的山路上，祭祖规模堪称浩浩荡荡。在老家，祭祖有如此排场，表明家族内部团结，兴旺发达。这一场景，也引来路过的村民议论纷纷。
这四位姐姐，她们的学历均为中专。年龄上，她们中最小的一个，也大我8岁，最大的一个，则大我将近15岁，应该都未能赶上高考扩张，但同时也都赶上了“包分配”的福利。
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以前，许多人农村学子，即使成绩优异，也会在初中毕业后倾向于考取中专。因为读中专，意味着早几年分配单位，“稳”字当头，这成了最好的安排。所以，四位姐姐不是护士，就是老师，抑或是国企职工。
与此同时，她们嫁得也都不错，对方最起码都是有单位的人。其中有一位姐姐的丈夫，还是在县里某系统担任要职的官员。因此，四位姐姐如今要么在县城，要么在省城，至于房子车子，自然不在话下。
四位姐姐的孝心可鉴，在差不多10年前，她们就共同出资给父母在老家建了一幢新房。新房的面积大，内部装饰不输城里，用母亲的话来说，“在老家算得上是一户！”
在目睹了四位姐姐全家集体祭祖的盛况之后，我在回家后向母亲说起了具体场景。母亲表示，四个女儿中有一个女儿前些年已经离婚，家里的矛盾也不少。当然，总的来说，这户生了四个女儿的家庭还是村里的富裕人家，羡慕他们的人还是很多。
除了这户生了4个女儿的家庭，母亲还提供了另一户生了3个女儿家庭的近况，她认为这户人家站在了村里攀比舞台更中央的位置。为了区别两户人家，我把4个女儿这户人家称为A户人家，把生了3个女儿的家庭称为B户人家。
B户人家的3个女儿也都比我要大，她们的年纪在40~46之间。与A户人家4个女儿相比，B户3个女儿的学历普遍要低，都只有初中或职高毕业。不过，B户人家的经济条件却要好于A户人家。如果说A户只是城市中产阶级的水准，那么B户则称得上是中上阶级的水平。一个核心因素就在于，B户的大女儿实现了一桩跨国婚姻。
B户的大女儿初中毕业后，凭借招工进入了县里改制后的电子厂，之后又通过劳务中介去了新加坡打工。在90年代，去新加坡、日本打工3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不过，B户大女儿真正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不是出国务工，而是直接与新加坡的一位男士结了婚。
这位新加坡居民也不是一般的企业职工，而是有着极好的经济基础。在村里，流传着一句描述男方家庭条件如何好的说法：“早上起来，连被子都不用叠，全部家务都有佣人来干！”我并不清楚B户大女儿夫家的富裕程度，但大女儿为尽孝心，不但新建了老家的房子，又给父母在县城买了一套大房子，还帮两个妹妹解决了城里房子的问题。由此可见，夫家的条件应该相当不错。
按照母亲的说法，B户的男主人，也就是3个女儿的父亲，过去是村里有名的“懒汉”。在生产大队的时候，他就被人嘲笑稀里糊涂过日子；到了后来“包产到户”，他的懒惰，使得自家的日子更比不了别家。但没想到，他却有这段“后福”。为了解释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村里人总结的原因是：“懒人有懒福。”
刚刚提到，B户大女儿是一个颇有孝心的人，当然她原本被父母当作“儿子”，要男方入赘用的，结果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向，干脆嫁到了异国他乡。所以，她的孝心里可能也包含了一部分“基于歉疚而做出的补偿”。但不管怎么说，B户大女儿颇具“大姐范”，在她成功晋升到上一个阶层后，又帮助两个妹妹前往新加坡打工。
虽然两个妹妹没嫁到新加坡，但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在回国之后，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小事业，如今都称得上是“小土豪”。以我格外关注的育儿领域来说，其中一个妹妹曾对我母亲说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极为深刻。这位“小土豪”对他人表示：“要给自己的孩子吃最好的，穿最好的，用最好的！”
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子
无论是A户还是B户，他们的日子都不错，而且至少在外人看来，他们总体上和和气气、幸福美满。那么，为什么他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幸福呢？是因为他们的家族基因好，还是他们的运气好，还是别的原因呢？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不同。”然而，从我的观察来看，在我的老家，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也存在相似之处。对此，我会给出自己的解释，不过在列出原因之前，我需要继续列举两户邻居的案例。
C户人家生了两个儿子，一个80初，一个85后，年龄比A户和B户家的孩子都要小一些。两个儿子的学历都只有初中或职高，大儿子当过兵，退伍之后成了保安，小儿子就是一般的务工人员。多年以来，两兄弟并没有什么大额存款。这一点，可以从房子的情况看出一二。到了这两年，整个村庄仅剩下个位数的人家没有建新房，C户就是其中之一。
C户人家的大儿子已经结婚生子。但在结婚前，发生了一件全村皆知的闹剧。由于女方要求C户人家拿出1万元礼金——坦白说这在当地并不多，结果导致C户女主人急得哭声震天，因为她作为一家之主，的确拿不出来。最后，C户女主人向多个亲戚家开口，东拼西凑才把这婚给结了。
C户人家的主要发展动力来自于女主人，但男主人并不懒惰，只是脑子不太灵光，像外出务工、做点小生意这类行为，跟他沾不了边。另外，男主人前几年患上重疾，已经去世。不过，关于他的观念之陈旧，有一则信息值得补充。C户人家大儿子和小儿子之间相差5岁以上，之所以会相差这么大，就是因为小儿子其实是超生的。
在80年代，农村户口如果只有第一胎是女儿，那么允许生第二胎，而如果第一胎是儿子，那么就不会允许生第二胎。在C户男主人认为“儿子越多家庭越旺”，所以冒着罚款的压力也要妻子生第二胎。最终，妻子躲到了隔壁省份江西，才顺利生产第二个儿子。当时，有另一户人家刚刚产下第二个女儿，于是前来询问是否可以做个交换，当然也会给C户人家一些经济补偿。但经济条件并不好的C户男主人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他宁愿背负欠债缴纳罚款，也不愿意用男孩换一个女孩。
将近30年后，原本经济条件就很一般的C户，在村里的相对经济地位更低了。男主人关于“儿子越多越兴旺”的畅想非但没有实现，却遭遇了大儿子结婚难，小儿子打光棍的窘境。而曾被他瞧不起的生了3个或4个女儿的人家，却纷纷实现了社会阶层的跃升。
最后一个例子是D户人家。D户也是两个儿子，不用说，老二也是罚款换来的。与C户不同，D户是30年前村里的富户。上世纪80年代，D户祖辈的经商经历，令他们家盖起了村里第一座三层洋楼。此后，D户主人多次经商失败，又让他们滑入了村里中等人家的行列。
D户家庭的两个儿子是本科毕业，不过都是三本院校，即不但学费高昂，而且社会认可度偏低。两个儿子都留在了二线城市，买房、结婚、生子，每一个步骤都带来了现实的压力。D户男女主人都是勤劳中国人的典型代表，他们开个小餐馆，还帮大儿子带年仅1岁的孩子。
据母亲说，D户给两个儿子买房时的补助都是16万。为了凑齐给小儿子的补助，他们虽然年近60岁，但不得不继续开个小餐馆，以维持一定的经济收入。既要做生意，又要照顾婴儿，D户男女主人的生活状态堪忧。按照D户女主人亲妹妹的说法，“她瘦得只剩一张皮包着骨头”。而在可预见的未来，D户男女主人还要帮小儿子带小孩，短期内，他们没有资格松一口气。
在老家，D户的房子还是30年前建的那栋三层洋楼。开车经过的时候，我瞥了一眼，发现墙体已经发黑。与边上一幢幢新式洋楼相比，他们的房子显示出明显的破败感。或许，房子已经构成了他们当前生活境况的隐喻，在乡村的攀比舞台上，D户人家曾经站在中央，而现在，他们已经处在边缘地带。
ABCD四户人家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将解释四户家庭的幸福与不幸，各自有着怎样的相似之处，其背后的原因又到底是什么？
被打通的婚姻市场
事实上，不管是A户、B户、C户、D户，还是母亲这样的一般村民，他们都没有想清楚为什么各家在过去30年里会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当然，的确有人提到，“两个女儿上等人，两个儿子不是人”，也就是说生两个女儿的家庭，经济地位会迅速上升，生两个儿子的家庭，经济地位迅速滑落。不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没有人梳理过。
在我看来，生男生女的不同，尤其是生多男和生多女的不同，的确构成了各自家庭此后兴衰的重要原因。而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差别，就在于原先横亘在城乡之间的婚姻市场隔离带被废除了。换句话来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婚姻市场也存在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即农村女生配农村男生，城市女生配城市男生，总体上，个人家庭很难突破这条政策鸿沟。
而从1978年，尤其是1984年之后，改革开放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城乡之间的婚姻市场边界逐渐模糊。而导致这一边界模糊的一个大背景，或许有两点值得重点阐述。
首先是教育的公平化。从ABCD四户人家来看，学历最低的也有初中，最高的则为本科。像AB两户人家的大女儿，都出生在75年之前，她们并没有因为是女儿而被剥夺读书的权利。A户人家的四个女儿，更是全部中专毕业。要知道，初中毕业是一道坎，因为上世纪90年代初县城工厂、酒店、饭店的招工要求，一般都是初中学历。
相比，1950年代出生的农村女性，就有许多人无法上学，我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她唯一的学校经历就是上过几天“夜校”，像她这样的女性，在当时的老家并不少见。而到了70后，女性在受教育权上，开始跟男性获得相近地位，只要女生成绩好，她还是可以一直读高中甚至大学。像A户和B户这样连生三四个全是女孩的家庭，他们反而没有歧视女性接受教育的可能。甚至，A户父母因为女儿个个成绩优异，还加大了对女儿升学的支持力度。
其次是就业市场的扩大。上世纪80、90年代，轻工业、服务业在县城发展迅速，大量工人、服务员都来自各乡各镇的初中或高中毕业生，这两个产业所吸收的职工，女性数量都不少于或多于男性。尽管男女同工同酬的步伐迈得并不快，但至少女性能够脱离传统的农业事务，直接进入城市的生产制造服务体系。
对于女性来说，工厂、酒店或宾馆不过只是一个跳板，在日后从事经商，做个老板，一点都不稀奇。当然，女性进入城市所获得的改变，当然不仅仅是就业那么简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机遇结构值得特别指出。
接受完中等教育，又成功进入了现代就业市场，这对于女性来说，改变决不只是就业，而是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的婚姻市场。在中国社会，婚姻市场所奉行的主流标准是“男性略优于女性”，这里的“优”不是外貌，主要是社会经济地位。为了方便，我把这种婚姻模式称为“上嫁型婚姻”。
对于农村的女性来说，接受过中等教育，从事一份制造业或服务业的工作，其社会地位已经超过过去的农民身份。如果她长相甜美，交际能力不差，就很容易招来一群追求者（事实上，我家乡的女生的确长得肤白貌美）。只要她稍加挑选，找一个条件不错的城里人嫁了，实在不算是一桩难事。
值得一提的是，在村里，女孩因为在省城打工，再通过媒人介绍，最终嫁给了省城郊区的拆迁户的案例不在少数。而这些拆迁户人家的儿子，无论是学历、长相还是其他能力都一般。他们实际上构成了省城男性的底层，按照女性上嫁型的模式，省城的底层女性是不会嫁给这些底层男性的。
所以，这些男性的家庭就把目光投向了从农村到城里打工的女性。这些女性出身农民，但已经习惯城市生活，所以她们一方面懂得城市生活的规则，另一方面又不存在城市女性的傲慢。所以，省城郊区的底层男性，可以通过经济上的优势来捕获农村外出务工女青年的青睐。类似的游戏规则，也符合北京、上海、广州这样具有全国辐射能力的城市，只不过，嫁入这些全国性中心城市的女性换成了县城或一般城市的女性。
婚姻市场舆论对上嫁型婚姻模式的“集体认可”，最终造就了今天大城市的“剩女现象”和广大乡村的“剩男现象”。在大城市，优质男性不足，无法应对优质女性的需求；在农村，底层女性上嫁给城市底层男性或乡村中上层男性，所以大量底层男性无法进行婚配。两大被剩下的群体，是选择“上嫁型婚姻模式”的必然结果。
儿是陷阱，女是福星
回到ABCD四户人家的案例本身，他们的家庭变化也与上嫁型婚姻模式直接相关。以A户人家为例，四个女儿全部通过教育实现“农转非”，进而嫁给城里人或同样受过教育的有单位的人。
B户人家，大女儿以初中学历进入电子厂，之后借助跨国劳务中介的渠道赴新加坡，直接进入了新加坡的婚姻市场，她的跨国婚姻彻底改变了B户人家的命运。上嫁型婚姻带来的重大变化，在B户人家有着最充分的证明。
C户人家的两个儿子均为农村底层，大儿子凭借从军生涯，一定程度上算是镀了一层金，但退伍之后的工作并不能确保他实现阶层上升。小儿子是85后，赶上了高考扩张，却连高中都没毕业，教育上的短板令农村男性很难有所突破。
某种程度上，大儿子之所以能够结婚，就在于婚恋时间更早，农村婚姻市场的礼金要价还没有高得离谱。同时，父母面对第一个儿子，还有能力在家族内部进行资源动员。到了小儿子，婚姻市场的礼金已经令他们无法承受，父母也没脸面再去求人。所以，C户人家的小儿子被剩下，多少是一种无法抵抗的必然结果。
D户人家的两个儿子都赶上了高考扩张，并且都搭上了就读本科的列车。不过，在一般本科如大白菜的背景下，两兄弟本科文凭的含金量已经大不如前，他们要获得阶层上升的动力，难度也非常之大。同时，他们留在了城市，这意味着他们和父母必须面对城市婚姻市场不断攀高的要价，其中房子是最大的资金去处。
当然，在对儿子付出这条赛道上，买房只是一个开始，之后漫长的育儿过程更需要父母长期的投入。也正是陷入了这个“帮助儿子”的巨大陷阱，所以D户男女主人的生活状况并不幸福。
看到这里，也许有读者会问，生多个儿子和多个女儿，难道这一点就完全决定了他们各自家庭的命运了吗？当然不全是，人永远在枷锁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的观念、行动和运气就不重要。
我想说明的是，宏观环境的确在结构上塑造社会本身，至于同样的环境下，不同家庭的命运，最终还要取决于个体的观念和行为选择，以及个体与大环境互动所产生的结果。
在互动中，运气总是绕不开的一个因素。例如，B户人家的大女儿，当她或主动或被动进入新加坡的婚姻市场后，能够最终嫁入一个非常理解和支持她反哺原生家庭的老公，这就是一种运气。而对于D户人家的小儿子来说，大学毕业后，他幸运地通过了司法资格考试，进入了一家律所。若干年之后，他的奋斗也许会有开花结果，他的家庭命运也会发生改变。
再一次回到有着300多户人的老家村庄，那些生了儿子的家庭，也有飞黄腾达的案例，那些生了女儿的，也有误入歧途的真事。只不过，在总体上，生了女儿，尤其是生了多个女儿的家庭，他们有更多次的机会搭乘“‘婚姻改变家庭’号”航班，飞离原先的社会阶层，女儿成了他们的福星；而生了儿子尤其是生了多个儿子的家庭，父母需要承受婚姻市场的较高要价，也因为无法与儿子直接分家，容易陷入到为儿子操办人生的“付出型陷阱”之中。
最后，对于这一代行将老去的50、60后父母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承认一点，女儿往往比儿子更孝顺。在同等的经济条件下，大多数女儿会比大多数儿子对父母更加贴心，提供更多的精神性陪伴。这种因为子女性别不同带来的行为不同，也影响了这一代老人的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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