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没有爱情解药,他们到杭州找
2019-02-15 20:00

北上广没有爱情解药,他们到杭州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ID:guyulab),作者: 徐婷。编辑 :王波,运营:张琳悦、任倩,校对:阿犁,统筹:王波



这些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逃”往杭州的人,慢慢给了自己答案。“一生挺短的,能好好爱自己,爱一个人就很不容易了。”


生于1989年,李音2019年无法逃避地成为最后一批30岁的80后。


江西的小山村里长辈们显然比当事人更焦急。“你虚岁已经31了,再不生,以后想生都生不了。”除夕夜,李音和七大姑八大姨围在一起烤火,对面五十出头便当上奶奶的姑妈,吐出两片瓜子壳,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并在“31”上加重了语气。李音感觉像被人用针扎了一下。


谈恋爱、结婚、生孩子,是她从上海“逃”到杭州之后的两年里,一步步被催的流程。


因为某种被剥夺感和越来越近的年龄分界线,李音最紧迫的焦虑变成了“三十而立,立不起来怎么办”。她选择离开充满光怪陆离的欲望与梦想的上海。


换到一个第一朵桂花开了也会上报纸头条的城市后,西子湖近在咫尺,生活节奏慢了下来,恋爱的隐形成本也降低了。出于对安定感的诉求,或是排遣孤独的需要,部分曾经不敢爱的年轻人,在这里飞速将在北上广深被“剥夺”的婚恋纳入人生规划。


 “事业暂时没有进展,那就先成个家,把婚结了,至少抓住一头。”这是李音的姑妈们的论调。一些时候,这些人生中理所当然的东西,成了对某种认知危机和社会大环境压力的回应。


但爱情和婚姻是解决危机的手段吗,而青春和三十岁又是它最后的期限吗?


 1


 “你招聘那么多人,请问招男朋友吗?”对话框弹出来,是叶远的消息,附带着一份“简历”。“技能点包括家电维修、电脑清理、抢票、打扫等。提供各种照顾服务,端茶倒水喂药等。薪资期望为0或小于0……”在办公室里,李音的脸“唰”的一下红了。她刚从上海来到杭州三个月,在滨江一家公司任HR。


这是2017年元旦刚过的事,他们刚认识一周,但感觉有说不完的话。因为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叶远很果断,不再像二十出头时,犹豫纠结,反复试探。他三十已过,在北京生活了8年之后,结束漂泊,回到故乡。


和他一样的年轻人还不少。他们以杭州这座经济与自然环境均不错的二线城市,作为逃离一线城市之后的人生避难所和安居之地。


朱迪也是其中之一。她从北京到杭州,为了爱情。“2019年,我就28岁了,差不多也该结婚了。”


此前,她在北京一家教育机构工作,男朋友是高中同学。两人同为北漂,在庞大的城市里偎依取暖。这是北京爱情故事通常的模板。从她所住的丰台,到对方工作居住的后厂村,见面难度简直不亚于异地恋。


这种日子似乎看不到头,但年轻人的职业发展似乎很快就要见顶了。2018年10月,租住的房子临近到期,房东告知不再续租,要求她立即搬走。朱迪生出了离开的念头。


男友曾经来过几次杭州,对这座互联网发展势头迅猛、“已然网红”的城市很有好感。既有工作机会,安顿成本对两个从农村到城市的第一代年轻人而言,尚未飙到不可接受的水平,这里成了最后的选择。


朱迪勇敢地先男友一步,来杭州求职。尽管杭州之于她,是一个陌生程度并不亚于北京的城市。从一个陌生城市到另一个陌生城市,真能找到所谓的安定吗?她内心充满彷徨与不确定。从北京到杭州的高铁上,朱迪对着男朋友哭了一场。


经过一个月的奔波、面试,朱迪降薪3000去了杭州一家国际教育机构。生活节奏的确慢了下来,一天之中,除了睡觉之外只有60%的时间用于工作,这在北京是不可想象的。她开始跑步,规划业余生活,还没来得及对杭州的生活建立起好感。2019年年初,杭州长达39天没有太阳。“鬼城市,待着都要发霉了。”朱迪反感地说。支撑她生活的,除了工作,就是等待男朋友来杭,爱情和未来成为“安定感”的来源。


对一些人而言,在三十岁上下,稳定的家庭开始变得迫切。


“花个几百块钱就能脱单,你在北上广,敢想吗?”在武汉大学浙江校友会单身群群主麦姐看来,杭州是一座年轻人爱得起的城市。免费开放的西湖,半个月都爬不完的群山,以及周边星罗棋布的便宜景点,大大降低了年轻人恋爱的隐形成本。


麦姐热衷于给人做红娘,2012年开始,她平均每年能撮合5对情侣。2018年春节前夕,有人跟她说,不如你单独建个单身群,为年轻人做媒。一年的时间,这个群从二三十人,已经到了170人。在她的感知里,从北上广来的三十上下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麦姐兴奋地讲起了去年一对情侣“坐火箭”结婚的故事。两人在她的撮合之下,认识两周相恋,两个月拍结婚照,三个月官宣领证,四个月举行婚礼。她去湖州参加婚礼时,还没开口,女孩的妈妈指着她说,“你是麦姐吧,我女儿经常提起你!”


△ 春日西湖边,一对情侣在拍婚纱照。图片 | 张卓


 2


在火急火燎地相爱之前,这些人在北上广的人生是另一副光景。


年岁渐长,那个传说中的“30岁”怪兽一步步逼近。除了事业没有明显的突破,生活也在大城市里如浮萍,自然无法承载可以作长久打算的爱情。


杭州人叶远是在梦里感知到那只怪兽存在的。连续三天,他躺在西直门附近筒子楼里10平米小单间单人床上,都做了一个同样的梦。考试结束铃响了,他却还有整页试卷没有写。


梦是从2014年11月杭州人才市场给他连发了三四条短信后开始的。通知说,超过28岁后,人才市场将不再托管户口和档案。半年前,叶远刚过完28岁生日。之后几天,他感觉身体里多了某种倒计时装置,一步步逼近自己无法掌控的结果。“像是人生有一个死线在催逼着。”


在北京上了四年学后,叶远在后厂村的大型互联网公司工作了四年。公司无法解决北京户口,他只好将户口卡和黄色牛皮纸袋装着的一叠档案,寄放在故乡的人才市场。


买房、结婚暂时还不在他的考虑之列,生活的临时感,以及高企的房价让“家”看起来很渺茫。户口的实际意义依然模糊,但似乎已经成为他不得不解决的事。猎头找上他,说有一个杭州的机会时,他刚刚经历第三次被梦急醒。11月底,他离开了北京。


朱迪离开,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摆脱充满临时感的生活。


她买好的紫色麋鹿墙贴上墙不过一个月。那时她情绪焦躁,教育行业没有互联网行业的高薪,工作强度并不比互联网公司小。除了睡觉之外,工作占用了她每天90%的时间,不多的约会也经常被推迟至深夜。


到北京不到两年,她搬了三次家。一开始在闺蜜家借住,后来住公司宿舍,最后为了有点私人空间在丰台合租了一套小两房。


印有紫色麋鹿的墙纸,特别梦幻少女,买来为了遮住墙上一块黑色斑点。黑斑多次擦洗,始终弄不掉。一直觉得是短暂落脚,原本恋家的朱迪始终拖着没管它。说了很多次的衣柜置物架,她也一直没有下决心买。大半年后,朱迪终于忍不下去,“房子是租的,生活不是租的”。


她买回了那张墙贴和置物架。2018年10月,房东突然通知房子不租了。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之下,朱迪突然觉得再换一份工作也无济于事,“除了频繁跳槽,最终也并没有留下什么”。


 “一切都是临时的”,离职的最后一天,朱迪依然加班到晚上九点多。许多生活用品,最终都被她送给了朋友。


相比之下,陈卓走得心有不甘。梦想之城里,他曾有过梦想,也有过爱情。


从天津一所大学毕业后,他到了北京工作,那是奥运会的前两年。二十出头,在中国排行前十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他尽管囊中羞涩,但人生显得生机勃勃。他的野心不止于此,打算考人大法律系的研究生,一心想要留在北京。


他和女友住在人大附近,一栋有名的群租大厦的隔断间里,身无长物,家徒四壁。六七平米的空间只能放下一张小床,一张小桌子和一个箱子。在希望掩盖所有痛苦的岁月,他们几乎没怎么考虑婚姻,“有什么比二十出头的贫穷更理直气壮的呢?”


和他的人生一样,他身后的北京也处在一个昂扬的上升期。“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明朗的旋律从大街小巷的商店里飘出来。地铁在紧锣密鼓地修,公交开始降价,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招募志愿者的广告,王府井、前门、故宫里,外国面孔越来越多,“每一天我都感觉,北京正在成为世界的中心”。


2007年,陈卓提前上网抢了很多奥运会门票,田径、沙滩排球、现代五项等。2008年夏天,他和女友在鸟巢里看了一场今生难忘的比赛,男子4*100米接力赛,“牙买加飞人博尔特在那儿打破了世界纪录”。


那是北京和他的高光时刻。陈卓最终还是没能在北京安家,他没有考上人大研究生,最后也与女友分手。北京的房价步步攀升,涨成让人咋舌的天文数字。年龄渐长,他意识到想在这个城市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角落并不容易,爱情和安定无从谈起。


离开北京去杭州,是在八月底。他住在南二环的胡同里,没有厕所,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那时候,石榴已经结果了。他拎着一只小箱子,伸手摘了一颗石榴带走了。


陈卓在杭州办公的地方离西湖不远,灵隐寺附近,院子里种了许多海棠花。有一次春雪,桃花开了,柳树也一片葱郁,他在断桥的人行道上,发现了两颗大爱心。在传说里,这里是许仙与白娘子相遇的地方,同船共渡,一个要去钱塘,一个要去清波门。几公里之外,就是经典爱情故事里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的长桥。长桥实际不足5米,两人在桥上来来回回,依依惜别。他发现, “杭州是一个充满了柔情的城市” 。


△ 杭州一家超市里,情人节前夕,用小番茄拗出的心形造型。 图片 | 张卓


 3


而北京不同。


在那里,叶远会有参加不完的聚会,他们面红耳赤地谈论互联网创业的机会,以及道听途说的成功故事。


刚回杭州时,孤独不可避免。他熟悉西湖所有星巴克的位置。最孤独的时候,一个人坐车去,吃一碗真功夫又坐车回来。与李音相识后,爱情成为他们平庸乏味的日常生活里的糖。


之前,叶远是不折不扣的IT宅男,很少旅行,也没有“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想法。李音是狂热的旅游爱好者。最近一年多里,他们一起飞了上万公里。最疯狂的一次,叶远在因高反发烧一夜之后,拿着氧气罐跟李音到了拉萨。两人还顶着熏人的臭味,去看了天葬。成群的秃鹫在灰白色的天空盘旋,其中一只还停在了李音的脚边,这令她难忘。


“至少在感情层面,我们还没有进入‘中年’。”李音说,叶远和她不止一次谈论过中年危机,某种意义上,有活力的感情的确帮他们对抗了生活的疲惫感。


2018年夏天,他们自驾游。此前,叶远在团建玩水时胸口被人意外地踢了一脚,一直隐隐作痛。仓促回杭州后,次日两人同时发烧,只好都折腾去医院。


“那个下午,我有种孤独感被治愈的感觉。”李音说,“生病的时候,更容易体会到恋爱的好处,即便不解决实际问题,陪伴和关心也挺需要的。”靠近30岁,她能明显感觉身体机能在退化,熬不动夜、脱发、感冒恢复慢……这些是年龄带来的,最现实也最直观的危机。


对另一些年轻人而言,在三十岁的关口,爱情和婚姻是在完成某种“成人礼”。陈俊在杭州城西的互联网公司任职,2016年年底从深圳来的杭州。作为山东男人,他认同一种观念,结了婚才算成熟了。


2018年,他和在深圳的研究生同学恋爱了。9月,他飞去深圳,陪女友度过了30岁生日。“平均每两三天,结婚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聊天内容中。”陈俊不得不面对这个令他很苦恼的问题。杭州的工作处在上升期,公司的期权也尚未兑现。“但我也不能耽误她的青春是不是,那不就是渣男吗?”


“得到一些东西,总要失去一些。如果结婚,我总不能让她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那吧。那种孤独感,我们都受够了。”陈俊打算拿出积蓄,再找朋友借些钱,到深圳买房,并且开始留意深圳的机会。“就算是给自己贴金吧,我觉得自己开始有担当,敢承担责任了。”他喝完玻璃杯里的酒,笑着说。


△ 杭州草莓音乐节上的“love stage”爱舞台吸引情侣们驻足。 图片 | 张卓


 4


人到一定年龄的所有困境,会因婚恋状况的变化迎刃而解吗?


李音曾和叶远闲聊过这个话题。“王子和公主结婚了,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是很多童话的套路,偶像剧都只拍到男女主结婚为止。”李音调侃说,“结婚之后,还可能有小三插足、不孕不育、七年之痒。”


大年初一晚上,她和父母围着火炉谈天。李音希望父母能有自己的生活,有生之年多出去走走,比如春天可以去杭州旅行一趟。“你结了婚、生孩子我再去,否则我去干嘛?”母亲偏过头,摆摆手,咄咄逼人地说。


尽管感情稳定,李音并没有立即结婚生子的打算。这些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感觉在一线城市的困境,并未因城市的变化而完全消失。


压力首先来自小区门口的房产中介,沿街的橱窗里,展示着周边小区的房价。李音所在的片区,均价5万,“已经与北上广平起平坐了”。


杭州的竞争压力并不比北上广小,至少在互联网公司是如此。2018年12月底,叶远持续两周每天工作到凌晨一点半,有天甚至到了3点。李音起来上厕所,瞥见书房里叶远正把键盘敲得噼叭作响,幽蓝的屏幕映着一张长满胡茬的脸。第二天,叶远回来告诉她,在路上遇到调去其他部门的同事,他盯着自己看了半天,突然惊呼:“你皱了!”


李音有位同事,33岁,事业遇到瓶颈,总希望用婚姻来补偿人生的失意,“他总说,人到三十,就算事业一事无成,家庭有成也不错。”结果并不顺遂,三年谈了两场恋爱,最终都潦草地结束了。


但爱情真的只能是青春限定吗?春节期间的经历让陈卓对爱情产生了新的想法。陈卓是在母亲的新老伴家过2019年春节的。父亲去世几年后,61岁的母亲在2018年找了一个71岁的老伴。老头有三个儿子,他们在除夕夜展示了东北人的热情,一杯接一杯地和陈卓喝酒,“半夜走路都晃”。


初一、初二和初五,早上6点多,老头不厌其烦地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低温,打车五六公里来给陈卓的妈妈送早饭,一天是蚕蛹,一天是亲手卤的牛肉。陈卓躺在床上,听着两位老人在客厅说话,“我爸去世后,这种场景就没有过。准确说,即便我爸在世的时候,这种日常的温暖也屈指可数”。


陈卓甚至有点羡慕这种温情,“老了再相爱,也是好事吧,因为每一天都很可贵,所以更加珍惜对方。年轻的时候才不会这么想。”谈及婚恋时,他有种“哲学家”的味道。


在从东北老家开往南方的火车上,陈卓发来一条微信消息。“其实生不生孩子,甚至结不结婚都不重要。一生挺短的,能好好爱自己,爱一个人就很不容易了。”


2018年春天的一个周末,李音和叶远在南山路散步。西湖边的柳树已经发芽,人潮如织。“拍过《24帧》与《如沐爱河》的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生前有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就叫《杭州之恋》。2015年的时候,他就开始筹备了,但第二年,他便因为癌症去世了。”两人闲聊时,李音突然说。


“那好可惜。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把它拍完。”叶远没有看过阿巴斯的任何一部作品,停顿了片刻,轻声说。


有些时刻,李音觉得,爱情就像那部可能出现但并没有来的电影。它只能是人生的礼物,不会是解药。不管在散发着“焦虑”气息的北上广,还是在散发出“柔情”气质的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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