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ID：ipress），作者：姚遥
2019年2月13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急诊科的分流站，一位女士掀起上衣，裸露着胸部，静静地躺在床铺上，等待冰冷的仪器检测心电图。当她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的时候，墙壁上方空调旁，莫名有一只眼睛，白色的底座托着黑洞洞的镜头，深邃的眼神静静和她对视。摄像头闪亮的蓝灯，提示着她：我正认真地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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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我这样厚脸皮的男士，遇到这样的情景，也会万分不自在，更有被无故侵犯的愤怒。街头巷尾，屋里屋外，每一个不经意的角落，太多功能越来越强大的摄像头冷酷地盯着每一个路人。倘若不是如同威尔·史密斯主演的动作电影《全民公敌》主角那样成为国家的敌人，现代公民一定程度上不得不接受用个人隐私交换公共安全。
《全民公敌》拍摄于1998年，这是监控摄像系统大规模运用和个人隐私权利立法潮流的博弈之时，与互联网技术兴起的前夜。当时的预言，今天已是现实，BBC记者约翰·苏德沃斯在贵阳体验“天网工程”，在被手机拍下一张面部照片后，仅仅七分钟，就因为视频监控的面部识别，被中国警方精准定位。
《全民公敌》剧照
而在政府为了公共安全设置的监控之外，还有更多不受约束的监控摄像头，充斥在生活之中，吞噬着个人的隐私空间。过于肆无忌惮而且毫无必要的监控摄像，让个人过于暴露在不必要的的环境之下，已经成为个人隐私的敌人，成为个体尊严的敌人。
1942年，“黑科技之神”德国军方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视频监控系统，用于远程监测V2火箭的发射。此后，无数黑洞洞的眼睛遍布全球，像老大哥一样俯视世界，帮助掌握监控系统的人，用无形的触手，在监控器前超远程地控制世界。这个系统的英语缩写，会让中国人有莫名的喜感，CCTV，Closed-Circuit Television，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全民公敌》上映近十年后，2007年，我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处建筑前，首次见到熟悉的缩写出现在醒目提示中，“CCTV in Operation”，还画着一个摄像头的标识。很快，我就意识到这不是“中央电视台在运营”的意思，而是说“此处有监控”。因为我对着这个标识拍了照片后，一群持枪的大汉们很快跳出来，以反恐的名义将我围住。他们申明，在这片发生过恐怖袭击的地方，在有提示的地方公然对政府建筑物拍照，有可能是恐怖分子以拍照的形式提前对建筑物和周围地形进行侦查。
对这些持枪保安来说，我相信他们更喜欢用醒目的标识吓退真正的坏人，用真枪去吓唬勒索不知情的外国游客。对于内罗毕这样受到英联邦立法影响，严格保护个人隐私的国家来说，醒目的提醒正在通过摄像头记录他人行为，必须遵从公开性原则。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免因为不公开拍摄侵犯他人隐私引起诉讼，更是为了有效地发挥摄像头的威慑力，预防犯罪行为。
而在国内遍布摄像头的今天，这样为劝阻人作恶的公开提醒还是不够醒目。几年前，有个探头成为网红，它位于沈海高速3374公里处，因连续记录了125294次压线行为而被封为“史上最赚钱摄像头”。超过12万次的压线行为，明明可以通过标识对司机进行公开提醒而得以大幅度的避免，却偏偏变成点钞机一样的罚款利器。
类似这样对建设美好社会秩序毫无建树，追求交通罚款方面成就显著的探头，很难让人相信这样的摄像头目的不是为了单纯地追求罚款。
这也提示我们，合理使用摄像头，非常有必要遵从目的明确原则。如同开头提及的医院，以“安装摄像头是为了防止暴力伤医事件的发生”为由，将摄像头悄悄对准病人们裸露的身体，对这样毫无必要的莫名行为进行解释，容易被误认为有强行掩饰的味道。
如果稍微不那么粗暴的侵犯个人隐私，医院安装摄像头的行为，和所有无原则记录公共信息的探头一样，偶尔真会有奇迹。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恐怖袭击爆炸案发生后，美国警方很快获取两名嫌疑犯的脸部清晰图像，马拉松举办地附件的商场提供的监控视频对此有一定的贡献。这个贡献被认可有两个前提，其一是摄像头的安装遵从了相应的原则，其二是摄像头监控也只是警方办案的信息之一，更多是警方对现场观众发来的大量图片和视频进行分析得到可靠结论。更不用说的是，如果商场莫名将摄像头装在了试衣间内，即便真的帮助警方获得嫌疑犯的清晰图片，也难免躲过法律的诉讼。
美国人比欧洲人粗放多了，在对个人信息有更严谨保护的欧盟国家，一位名叫Frantisek Rynes的捷克公民就遇到过一个挑战。从2005年开始，他的家庭不断地遭遇无故骚扰，家里的玻璃多次被人偷袭砸烂。到了2007年，他忍无可忍，在自己家安装了几个监控探头。探头为了有效地获取信息，镜头瞄准的范围超越了他的私人空间，从门和窗户的位置，面对外部的公共空间进行拍摄。这个探头的有效设置，很快抓拍到证据，是两个无聊的人用弹弓打他家的玻璃。警方根据Frantisek Rynes提交的这视频证据，锁定了这两位嫌疑人。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嫌疑人之一，在2008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有力的控诉，Frantisek Rynes对公共空间的拍摄，侵犯了个人的信息。这里有个背景，欧洲国家在历史上因为民族矛盾，而引发过严重的种族歧视，多年的血腥战争，和数次惨无人道的种族屠杀，对于个人信息方面有着极为严格的保护。为此，捷克个人数据保护办公室铁面无私的根据举报，检查了摄像头相关信息后，将Frantisek Rynes告上了法庭，起诉他违法采集他人个人信息而将接受罚款。
被人砸了玻璃还要被罚款，Frantisek Rynes咽不下这口气，拿出秋菊打官司的精神，将官司一路从捷克闹上了欧盟。直到2014年，欧盟法院在万众瞩目之下，谨慎的给出一个一个判决。
这个判决基于大陆法系的严谨，做了一个非常冗长的分析过程，将几乎所有关于视频监控需要尊崇的原则，都应用于这起事件之中，对细节做了一次细致全面的检视。
法院最终认为，Frantisek Rynes的家庭多次受到人袭击的前提确认，个人生命健康和家庭财产的安全受到真实的威胁。
他设置摄像头的位置和角度非常固定，明确瞄准受到袭击的方向，可认为他的目的是为了抓住砸玻璃的坏人，而不是其他。
监控录像是连续循环记录，只能获取有限的时间长度，如果超过硬盘容量，早前的录像将被覆盖抹去，为此Frantisek Rynes的视频不会超过收集的必要性，而被用于其他用途。
视频的数据储存在他家里的硬盘上，只有他本人可以访问系统获得，不会外泄，能保证安全性原则。
摄像设备没有辅助的监视器，不能实时的分析视频图像，只有通过系统访问数据才能看到相应的信息。
Frantisek Rynes仅仅将和嫌疑人有关的部分视频采集并提交给了警方，遵从了有限度使用的原则。
同时，Frantisek Rynes作为摄像系统的控制人，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摄像头的摄像范围内搜集了其他人的信息。
他没有告知被拍摄的人处理个人数据的处理程度和目的，也没有告知谁以及将以何种方式处理个人数据，或者谁可以访问这些个人数据。
他也没有履行向个人数据保护办公室报告处理情况的义务。
那么，为了保护房屋所有者的财产、健康和生命，安装在家庭住宅上的摄像系统，执行“自然人有纯粹目的的个人行为”，却侵犯到公共空间的时候，该如何被处理。
欧盟法院谨慎的认为，在前述种种的限制条件下，Frantisek Rynes的行为能够被接受。
这起案例带来的广泛争论，引起人们反思欧盟彼时已经实行了近20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面前，再厉害的立法也总是被时代发展碾压的面目模糊，过去确立好的原则，在新的时代下不断遭遇挑战。幸运的是，这起案例推动了欧盟在2016 年更新法律，通过数据保护法案《通用数据保护指令》。
对深圳医院来说，他们为了避免暴力伤医的行为，而不经意的拍摄到了一位女士裸露的胸部。这位生气的女士，收到了医院的道歉，这并不足够。法律没有给她一个说法之前，这样的事情还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再一次的发生在不同人身上。
期待我们的法院，像欧盟法院处理Frantisek Rynes拍摄砸他家玻璃的坏蛋一样，有机会给出一个严谨详细论证支持的法律判决，为人们在医院里愉快放心地裸露胸部，送出一个坚实的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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