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点儿乌干菜（ID：NarratorZhang）
作者：章程
我终将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活着的沉默，一部分是死去的沉默。我从上帝那里借来的，分文未动。—— 阿乙
一、在流放地
朋友敖登托雅跟我说，她第一次和阿乙打交道，是在很多年前哥哥的婚礼上。婚礼现场，众声喧哗，唯有阿乙，默不作声，独自坐着，时时拿出本子来记，或把随身带着的书拿出，旁若无人地看书。有人来攀谈，他会很有礼貌地合上书，但不会主动找人说话。
这个场景很“阿乙”。他和罗永浩认识，也是因为一次饭局。他生性腼腆，但因紧挨罗永浩，不得不寒暄闲聊。彼时，罗永浩正在创办牛博网，他好好读了阿乙的小说。没几日，便在牛博网上，以“史上最牛的非著名小说家”的名头，推荐阿乙。由此，这个处于文坛边缘的文学青年，开始进入到大众视野。
早几年，他全然想不到自己的小说，将来能出版成书。甚至更早前，当他还在瑞昌县时，还没有阿乙，只有一位叫艾国柱的青年。若不是因为写作，他兴许就被桎梏在了县城的活法里。
艾国柱前二十六年人生，乏善可陈。高考分数，够上专科，在家里安排下，读了警校。警校三年，一直混迹在游戏厅，自由放荡，无拘无束。好不容易捱到毕业，被分配去了洪一乡，距瑞昌县七十多公里，偏远，荒凉，犹如流放地。两年后，他被调回瑞昌县公安局办公室。每至黄昏，就会和一帮弃民，在夜宵摊，抽烟，喝酒，醉伏于桌沿。来往走过的人，有时候光凭脚步就知道是谁。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完败了。
阿乙
在《意外杀人事件》里，他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那天他（艾国柱）、副主任、主任以及调研员按东南西北四向端坐，鏖战一夜后，调研员提出换位子，重掷骰子，四人恰好按照顺时针方向往下轮了一位，艾国柱就是在这时看见极度无聊的永生：二十来岁的科员变成三十来岁的副主任，三十来岁的副主任变成四十来岁的主任，四十来岁的主任变成五十来岁的调研员，头发越来越稀少，皱纹越来越多，人越来越猥琐，一根中华烟熄灭了，还会点起烟头来抽。
在另一篇小说《在流放地》中，他描述了几近相同的打牌画面，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模范青年》中。卡夫卡也有一篇叫名为《在流放地》的小说，讲的是一个军官向一个旅行者不厌其烦地介绍一架杀人机器。现代社会，就是这台机器，精确严密地控制人的身体，来规训心灵，继而让人乖顺地等待死亡。
作为时常软弱、胆小和犹豫不决的叙述者，他理解卡夫卡，他和同样害羞和不敢说话的卡夫卡是同类。当年的艾国柱，也正处在一种难以违逆的压制里。
二、卑微的骑士
他和父亲艾宏松，极少交流。
艾宏松曾经也是文艺青年，初中毕业后，游走乡里，画画、写诗、吹笛子。但是这些徒劳无益的爱好，在生育了五个子女之后，被一一抹去。艾国松成为了商人，将生意从乡村做到城镇，再到县城，虽然勘察好地级市的门面，但临行英雄气短，止步于此。于是，举家失去了成为城市人的机会。
艾宏松的苛刻，让艾国柱自卑又勤奋，他从小就被逼迫做出一种有用与没用的选择，要读有用的东西，而不是浪费时间。这种紧张感一直在控制他往后的生活。他们之间横着一堵墙，让彼此不能像朋友那样肆无忌惮地取闹，也不能像生人那样自然而然地沉默。他坦言，七十年代生的人很少忤逆，父子之间存在深刻而天然的秩序，待在一起时，所有的语言都是命令与对命运的接受，“父亲像是残暴而仁慈的君主，统治、安排、照应我们的一切。”
艾宏松中风后，他们才互相说了不少话。“这个一世强悍、走路永远像中年人呼呼有风的父亲，对我们露出歉疚的笑。因为我们要清理他的粪便。”他说。
弗洛伊德提出俄狄浦斯情结，认为父子之间天生对抗，每个人都有弑父情节。这种特征在他身上非常明显。父权，象征了规则与秩序，是他性格里卑微与怯懦的渊薮。他必须谨小慎微地，不去触碰边界。但同时，父权也意味着力量与控制，他潜意识里应当还是渴望这些，尽管这种欲望不算强大。
阿乙
他后来思考过自由这东西，认为绝对的自由才是更大的刑罚，而人其实能在强制的暴力下感到充实，即使那充实由委屈带来。他认为《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安迪，值得讲述的是如何用十年功夫越狱，而不是越狱后的生活。在监狱里，安迪每一天都过得无尽充实，而在狱外，却可能瘫痪。他说，我想有条狼狗追着我，从头到尾。
他是矛盾的，对压制，既抗衡又依恋。这也影响了他的爱情观。他曾经谈论感情里“卑微的骑士精神”，以《聊斋志异》中的读书人贺生举例。贺生在色艺双全的瑞云面前紧张、局促、敏感、自卑，但在瑞云蓬头垢面、丑状类鬼时，他成为她的父，柔软而勇敢。
在小说《隐士》中，范吉祥对梅梅的感情，就是这样。为了她，范吉祥消瘦萎靡，像孤魂野鬼一样游荡，烧了录取通知书，让她带着两家的钱去读书，自己则断了穿州过府的念想，在乡下偏居一隅。可是，她没如期归来。十六年后，当她面容沧桑地出现在门前，范吉祥很冷静地原谅了她，像父亲一样，接纳了饱受屈辱的她。
艾国柱暗恋过一个女孩八年。她家境比他好，他认为自己的暗恋是僭越。在洪一乡的两年时间里，他写了无数的情书，向不存在的她告解。他想过，只要对方轻勾一下手指，他就听从召唤，愿意去任何地方。他为了她，谈了很多恋爱，既为证明自己能恋爱，也在不停拿人与她比较，她大获全胜。他终究没能成为她的父，仅仅只是和一个影子谈了八年的恋爱。
《猎人》是十八年后，他为这个女孩而写的。她是否是倾诉对象，变得不再重要。人类为婚配，发明了爱情这吗啡。吗啡如此迷人，以至有人分不清现有婚配还是先有爱情。他写了一段独白：我曾长久活在痴愣中，不知魏晋。但是时间从不留情，十八年过去，仿佛只有一夜。十八年前我想过，要忍住那段时光，就停在那儿不动。但是一夜过去，时间便将我们带到僵硬而冷的今天。时间这个小偷，将我们猛敲一棍，塞进麻袋，一溜烟跑到现在。
文章憎命达。倘若没有这些不可得的遗憾，被压抑的欲念，暴力下的忍耐与不自由，他也创造不了后来小说世界。或许，一个一流的小说家可以度过一种二流的人生。
三、底层的于连
18年12月13日，我在南大黑匣子小剧场听了一场声音剧，没有表演，周围环绕了二十四个音箱。舞台上只有三个人，一人念台词，挪威导演和助理负责调音。全程像听着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小说。
这部声音剧，让我想起了《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在最后的庭辩部分，阿乙借助主人公之口，说出生命无意义：“我们发明了意义，而这些意义在我们参透之后，并无意义，就连意义这个词本身也无意义。”
阿乙承认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里，钻研了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三部著作。他试图为小说中年轻人杀人的行为，找到一个动机，只是主人公对生存无意义的大段自白，并不新鲜。
加缪的《局外人》中，莫尔索说：“判了死刑的人逃出了那无情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在加缪语境里，“不可逆转的过程”，就是人的荒谬与苦难，是人世的无意义。人与世界的关系是荒诞的，就像西绪福斯，每将巨石推向山顶，便又滚下山去。现代社会以规训与惩罚，把自由排斥在视野之外。《局外人》中的莫尔索，通过死，得以摆脱。但加缪并不鼓吹自杀。他要让人意识到反抗命运是幸福的，反抗本身，让人生具有某种意义。
当年的艾国柱，摆脱无意义的过程，也是反抗。他选择的方式是出走，就像司汤达《红与黑》中野心勃勃的青年于连。
他的确像于连，有着理想主义，也有着虚荣，有着崇高的东西，也有着可笑的自卑与狂妄。在洪一乡，他交过两个女朋友，但是在回到瑞昌，他只字未提。他清楚自己的野心和目的：离开瑞昌，去郑州，去上海，去广州，去北京。
阿乙
在二十六岁那年，因为一则招聘，他不打招呼地离开了瑞昌，留下了暴怒的父亲和哀怨的奶奶。在《意外杀人事件》中，红乌县的原型其实就是瑞昌县。他描述很多逃离开的红乌人，最后都灰溜溜回来了，因为上帝从未许诺，只要你离开了，就可以得到。相反的，“上帝一早就将我们圈限在红乌，让我们翻身不得。你看看守所的老犯人，放出去了还是想办法闹点事，好再抓回来，为的就是在臭烘烘的地方活下去。”
他带着奔赴圣地的热情上路，但县城经验是他身上拖带着的世界。在大城市，他为不会使用电梯而羞惭，为自己曾是农业户口而自卑。面试时，当所有人都坐着看自己时，他会动作僵硬，面红耳赤，嘴里飘出的话不受大脑控制。他战战兢兢，像一只小老鼠被城市的人筛来筛去。
即使备受欺侮，他仍然不想回瑞昌。《信使》中的张凤，生怕被李水荣揭露自己的乡下身份。而艾国柱，就是现实中的张凤。多年后，他描述自己的噩梦是重新回县城生活。在梦里，父亲说：“小艾，这次不跑吧？”“不会，不会了。”他哭泣说道。
艾国柱有一面镜子，就是他的朋友周琪源。周琪源和他一样，并不安分，不愿意在这小县城中蜗居斗室，可是没有走成，疾病过早地带走了周琪源的生命。他把周琪源比作《立春》中的王彩玲。他比周琪源幸运得多，他成功地走出了贫瘠之地，还获得了不小的声望。那个叫艾国柱的青年死去，而叫阿乙的作家，重获新生。
四、小说家阿乙
偏执、狐疑、刻薄、恶毒、软弱、颓废、矫情、残暴、自怜、自私、自弃、恐惧。这是阿乙用来形容自己的词。
阿乙很聪明地将自己的阴郁，无法抹除、反复袭来的孤独与清冷，借由小说展露出来。小说是很好的形式，来容纳黑暗经验。罗兰·巴特把阅读视为是一种情色游戏。小说的书写，恰能表明，越是逾越禁忌，越能让阅读获得感官的快感。阅读麦克尤恩，与阅读阿乙，在这种感受上是一致的。
写作让阿乙觉得生命获得了意义，如果不创作，“此前的生涯就是一堆塑料、一堆羽毛、一堆废纸或者一片没用的雾。”他要创造一些东西，“把自己想要实现的事情实现掉，因为没有来生了。”
他喜欢当牙医时余华的状态：“那时写作者胆小如鼠。但当他写完，当看到床上熟睡的女人，会充满前所未有的爱意。”
余华早期的短篇，和他后来的长篇，全然不同。那时他迷恋的疯狂，暴力和血腥，是血管里淌出的冰渣子。譬如《现实一种》的开头，母亲抱怨骨头发霉了。何止骨头，在封闭且衰败的现实里，获救太遥远，灵魂也开始堕落麻木起来。因一起意外事件，山岗、山峰两兄弟互相厮杀。生厌的情绪，像雨滴砸在水泥地上，沉闷冗长。
阿乙的写作，也是如此。他扭住小说的角，让它双膝着地。他暴烈且直白，不美化现实，不写崇高，而是写底层的恶，写无望的活，写卑微的欲念，写庸人的软弱和可鄙，写无聊人的狡黠和可笑，写寂寞与诅咒，写偷情与盗窃，写无意识的杀戮，写近乎偶然的救赎。
《意外杀人事件》中的李继锡，在红乌县连杀七人，大摇大摆走到无定村，却在记忆力衰退的叶五奶奶面前，丢掉水果刀，抱着她的腿哗哗地哭。叶五奶奶的形象，在那个瞬间，是一尊佛。《极端年月》里触目惊心的，是惨烈的死。活人被炸药炸得满目疮痍，心脏、血管、肉脂、骨节，犬牙交错。而研究这些尸体的刑侦专家张老，最终将七枚液弹，装在天顶、脖颈、胸脯、后背、腹部、膝盖和脚面，把自己炸得粉碎。
阿乙
阿乙不忌惮描写死亡，但死无非是为了照应生，所以在小说集《鸟，看见我了》的扉页，他写下三个字：给活人。
生之欲念，似乎才是最弥足可贵的。阿乙笔下还有一类痴人，不管是为感情，还是某个念想。《北范》里的范如意，《先知》中的朱求是，《巴赫》里的巴礼柯，《隐士》中的范吉祥，《五百万汉字》中的李叔等。他本质上也是这类人。他身上也有这种偏执。为了写《早上九点叫醒我》，他一再损耗自己，熬夜，焦虑，服药，抽烟，不吃不喝。他对写作是献身式的，自觉浪费了不少时间，所以写作一直是在抢时间。
他觉得《聊斋志异》中的《叶生》一篇，读来真可大哭。叶生总是落榜，不容易中了举人，荣归故里，却发现门户萧条，意甚悲恻：逡巡至庭中，妻携簸具以出，见生，掷具骇走。生凄然曰：“我今贵矣。三四年不觌，何遂顿不相识？”妻遥谓曰：“君死已久，何复言贵？”
叶生这种凄惶的偏执，阿乙想必很能理解。他有过困顿和惶惑，但好在他也像叶生遇到丁公那样，遇到了北岛。在一年春节，他在惶恐中接到了北岛的电话，北岛嘱托他不要被圈子席卷进去，在酒肉中消失掉。他后来说：“北岛的电话就像大雪中驰来的信使，让我振奋至今。”
余华写过一个短篇，叫做《我胆小如鼠》，关于一个失败的怯懦者。阿乙也并非胆大的人，他自认为是心理上的病人，疑虑成性，敏感深沉，就像早期的余华一样，怯生生地在写作。他不喜欢招摇过市的热闹，也不想兜售一个正确的，在道德和智慧上所向披靡的自己。他想在写作中留人的基本含义。
北岛的那些肯定，无疑保护了他。
五、鸟的眼睛
小说《鸟，看见我了》里，有一个叫单德兴的年轻人，很能捉鸟，他和鸟儿有仇，因为一只眼白很大的鸟，看见了他犯罪。
在《小人》中，阿乙索性以鸟的眼镜来看待世界，他想象自己是一只很大的鸟，盘旋在雎鸠镇上空，嗅着可能的死亡信息。
我喜欢阿乙的这个想象。对于他这样敏锐多疑的写作者，以鸟的眼睛，来存放人世的贪婪，欲望，权力等，是隐秘又稳妥的。他喜欢福克纳，就是因为福克纳有一种站在山岗上往下看的能力。他说，《喧哗与骚动》就简单地写了一家人，各有各自的命运，但是感觉把人间所有的事情都说了。
阿乙
阿乙也像把困顿在县城中的人们的事，都说尽了。他们是发胖的家禽，早已没有翱翔天空的野心，只剩下贪嗔痴慢疑，蝇营狗苟的生，和百无聊赖的死。他在《模范青年》中引用过《阅微草堂笔记》的话：
生啊——渐至壮伟，渐至癕癕有须，渐至修髯如戟，渐至面苍黧，渐至发斑白，渐至两鬓如雪，渐至头童齿豁，渐至佝偻劳嗽，涕泪涎沫，秽不可近；死啊——渐至僵冷，渐至洪胀，渐至臭秽，渐至腐溃，渐至尸虫蠕动，渐至脏腑碎裂。血肉狼藉，作种种色，其面目渐至变貌，渐至变色，渐至变相如罗刹。生与死，不知所云，毫无意义。
眼睛，只有离地数尺，才能克制又不自溺地打量这百感交集的人世。阿乙是悲伤的，悲伤降低了他的阅世门槛，让他以为世上并无一人值得嘲讽。他也是悲悯的，虽然冷硬犀利，拒绝浅薄的温情，但仍足够宽容。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只占弱水一瓢，饮尽便化为枯骨。他对此通透得很。
我相信小说家阿乙，搬进了鸟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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