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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式楚门秀”,一场平行世界中的社会实验

“斯大林式楚门秀”,一场平行世界中的社会实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 看理想君,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009年,超过400个人离开了他们日常的生活,回到前苏联时代。”


上述文字,来自一场从电影出发、最后却以极其诡异的方式突破电影概念的世界首映。


常有人戏言想去“平行世界”,但我们都知道,这种行为目前还只能存在于疯狂的设想之中,可是世界之大,不代表不可以自己创造一个“平行世界”。尽管这也很疯狂,但这不是玩笑。



一周前,2月17日,巴黎刚刚结束一场恐怕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工程最庞大、最难以想象的影像展映——在法国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以及另外两个剧院里,人们可以沉浸式地感受一个被复制还原的前苏联社会,以及生活其中的人们。


请注意,这个“前苏联社会”是真实存在于21世纪,位于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的某个地区,仿佛前苏联遗留的一个幽灵。


而处于其中的人们,与其说他们是在表演,不如说他们是生活其中,就像生活在另一个平行空间。


如此浩大的实验性项目,只因为当初的一个电影计划,它有一个相当简洁的名字:《DAU》。


当然这个电影计划早已“变质”,有人形容它为“斯大林式楚门秀”,一场人类学社会实验。



一座“幽灵城”隐秘的诞生


准确说,DAU不是一部影像,而是一场视觉呈现,取材自上述那个“前苏联社会”复制品历时三年的资料记录。


据DAU官网介绍,这一项目,目前已累积700小时的影像素材、250万张图片、4万件衣物、8000小时的声音素材、4000份文件资料。


此次巴黎展映,也许只是这些资料中的一部分,也许这些资料所记录的,也只是DAU这个前苏联复制品的冰山一角。



DAU的展映计划,还有接下来的伦敦、柏林两站,另外据说电视剧、纪录片,甚至可能包括发行最初构想的电影,也都在未来的计划中。


回到这些资料、这些计划的起点——


2009年,有超过400个主要演员和10000名的参演者,离开现实生活,来到这个“前苏联幽灵城”——斯大林时期一个巨大、封闭、独立,犹如小型社会的秘密机构(下文统一以DAU代称)


在这样庞大的人员构成中,大部分人却都不是真实的演员——他们从世界各地被招募来,其中有真实的艺术家、哲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也有街道清洁工、酒吧工作者,甚至臭名昭著的罪犯。


官网信息显示,诺贝尔物理奖得主David Gross参演,其角色为1956年在此举办的国际科学大会的参与者


他们隔绝与外界的交流,成为“苏联公民”,基本上都会被赋予和DAU之外一样的身份——清洁工仍是清洁工、服务员仍是服务员、学者仍是学者,甚至罪犯、党员、巫师、纳粹。


他们工作、生活、发展友谊、坠入爱河、诞下新生儿、接受前苏联的制度管辖,经历1938~1968年前苏联的变化——项目虽只持续三年,但DAU内部也有自己的“时间”。


参演者扮演“1952年”的店员


然而一开始,你能想象这浩大复杂的工程,初衷只是想拍一部简单的传记片?


目前豆瓣上还能查到早已过时、却记录了导演最初构想的相关条目,译为《列夫·朗道》。



列夫·朗道,一位天才型前苏联物理学家,Dau其实就是他的昵称。他在理论物理的诸多领域都有非凡成就,1962年曾获得诺贝尔奖,也是那一年,因为一次严重的车祸,他的身体与智力都受损,到1968年时,终因恶化而去世。


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Ilya Khrjanovsky)原本只是想拍一部关于他最后30年的电影,这个影视计划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2005年。


Dau在课堂上教授学生,此剧照出自原构想的传记片素材


于是为了长期的拍摄,开始建造起约有两个足球场大的巨大布景,尽可能地还原出了Dau生前所居住的环境——也就是复制了当时一个位于莫斯科的秘密研究机构。


只是到了2009年这个复制品完成时,这庞大的项目也开始走向一个始料未及的野心:


在完成一年拍摄后,导演干脆放弃了传记片的初衷,专心于眼前这个“前苏联社会”。


复制品可以有多逼真?


2012年以及之前,此项目都还有见诸报端,那时大概以为总快要完成上映了,国内《南方人物周刊》上也能找到一篇相关文章,可是之后,消息沉沦,DAU似乎隐匿不见了。


自从导演转变目标,DAU便从一个影视拍摄场地转变成了一个滞留在20世纪、隔绝于现实世界、实际存在并运行着的“平行世界”。



直到距离开始拍摄的2009年近乎十年后,2019年1月24日至2月17日,这25天时间里,我们这些“局外人”才终于有机会在巴黎真正亲眼目睹这座传闻已久的“幽灵城”。


有意思的是,进入剧院参观DAU影像,你所需要的门票也不叫“门票”,他们管它叫Visa,签证,分为三种:6小时、24小时、无限制。获得后两种签证,你还需要特别通过一项心理测试。


这倒算不上是为了这次展映特别想出来的点子,因为实际造访DAU,你也真的需要得到一本“护照”,审核、入关。


项目拍摄期间,能够获得过许可进入DAU探访的记者,屈指可数。而外界的大部分人,恐怕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隐秘的存在。



如前所述,这个苏联复制品启发自Dau最后30年工作生活的秘密机构,这里设施齐全、秩序井然,近乎一个封闭独立的生活区。


机构内部,复古的建筑、装饰、衣着、生活用品,都真实复制于苏联,乃至发型、食品包装、香烟牌子等等,都会照着1938~1968年的时间推进而有相应的更新。


同样,这里似乎进行着真实的商业活动,人们用卢布交易。有参与扮演者试图在这里使用自己从苏联时期留下的卢布,结果被判为“使用假币”。



我们可能会把DAU想象成一个“老大哥”式的生活区,其实完全不是。


这里没有到处装着隐藏的监视器,也没有片场可见的沉重繁多的摄影设备,事实上摄影团队只有三个人,他们会在随意漫步时记录下某个人物、某个事件,而这也仅仅只是占用了DAU的一个小角落的一小部分时光,大部分时间里,人们不会被观察、被拍摄。



2011年,当苏格兰一位制片人Eddie Dick要跟导演赫尔扎诺夫斯基谈论一个新项目时,他被允许进入DAU,当时,按照DAU的时间,已是1953年。


进入之前,他和他的同事被要求穿着合时的服装,剪短头发,还会得到“护照”和一些卢布,并被审问来访目的。


但是进入DAU之后,在Dick造访的全程,他都没有看到拍摄的进行。


Dick描述说,有警卫在行进,有人在喝咖啡,人们各自干着自己的事。他甚至去了Dau的公寓,与他的妻子Nora喝茶聊天。“我没有对任何人说,拜托,这是在搞什么鬼!你会发现,你就好像被催眠了一样,只管顺其自然了。”


Dau的妻子Nora


是现实还是造作?


尽管我们知道了DAU项目的具体内容,但许多地方依然令人困惑,比如“真实”和“楚门秀”被同时用在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再比如,我们知道电影里的楚门是被蒙蔽的,这里的人们却是出于自愿。


就在巴黎展映开始没多久,英国《卫报》发布了一篇详细介绍DAU的文章,作者Steve Rose表示,由于2019年的展映计划,他在多年的“无效请求”之后终于被应允可以采访导演,在此之前,他被要求先观看13部DAU影片中的至少四部——这13部正是剪辑自前面提到的700个小时的影像资料。


在Steve所观看的四部影片中,前三部相当于Nora的三部曲,第一部是Nora的母亲来机构看她;第二部是Nora与Dau,及Dau的旧情人Maria之间的纠葛;第三部则发生在十多年之后,那时Dau已近乎卧床不起的状态,他们的儿子已成长为一个古怪的男孩,Nora感到无聊而孤独。



此为“1968年”Dau与妻儿。Dau由首席指挥兼剧团艺术总监Teodor Currentzis扮演,妻子Nora由俄罗斯演员Radmila Shchyogoleva扮演,Nora母亲的扮演者,也是Radmila真实的母亲。


在第四部影片里,Steve看到研究机构的看门人喝醉酒,看到一个老夫人呕吐,而影片相当大一部分是两个男人在某个夜晚温柔又笨拙的性爱、身体与言语的侮辱。


根据Steve的形容,这些,都不像是演出来的。然而所有这些影片,即吸引人又无聊,对话冗长又凌乱,几乎未经剪辑,其间的情感却又如此生猛、令人信服,就好像是在看一部道格玛95的电影。


道格玛95是一场由拉斯·冯·提尔等人发起的电影运动,旨在强调电影构成的纯粹性并聚焦于真实的故事和演员的表演本身。或者如果你看过拉斯·冯·提尔的《白痴》,大概也能捕捉到一点Steve的观感体验。



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也就是说,在DAU内部,一方面仍是在演绎Dau生平最后30年机构内部的历史和社会变迁;另一方面,所有人同时又都尽可能真实地生活着。


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形容:这就像一份真实可见的、活着的档案记录。



巴黎展映其中一个剧院,Théâtre du Châtelet的艺术总监Ruth Mackenzie说,“我100%确信,我们所正在经历的,将来会被载入巴黎、艺术、科技、电影的历史。”


已回归现实身份的Teodor Currentzis,Dau的扮演者,如此描述这种表演体验:“关键是,如何同时成为你自己,又不是你自己。”


可即使如此,在那些资料中我们还会看到一些相当惊人的东西,比如——


以访问学者角色进入DAU、穿着50年代服装的知名行为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正在进行一场萨满巫师主持的洁净仪式;



或者一名警员正在监狱房间里折磨一个裸身、流泪的女子,此处不展开细节,但可联想到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个实验在6天后被迫结束,而DAU持续了至少两年……


这一切是如何进行的?


是噩梦还是乐园?


在导演所制造的那种真实与虚假之间的暧昧里,我们展现了自己的恐惧、焦虑、自大,我认为这是工作的一部分:它会激活你内部或强或弱的某一面。


DAU的“执行制片”Martine d’Anglejan-Chatillon如此说。当被询问关于监狱那一幕时,她的回答是:她并没有完全被剥夺权利,这一切其实还是表演。


“她(照片中裸身的女子)知道她可以停止,每个人只要说一声‘这个我应付不了’,就可以停止,但她选择了继续置身其中。或许是为了寻找另一面的某种东西。”


当然,Steve表示,由于无法向那位扮演者求证,这段说辞真实与否也只能见仁见智了。


另外根据Dau的扮演者Teodor的描述,生活在DAU内部,他有绝对的自由,尽管他也会害怕被克格勃逮捕,也会感到不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也会感到这种不安。”(注: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KGB或克格勃,1954年至1991年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


项目进行的三年间,他约有一年时间是在拍摄影片,其余两年断断续续地待在“机构”里,吃饭、睡觉、生活,每次一待就是几个星期,当他或其他人离开时,他们反而会觉得自己来到了另一个时空,现实世界看起来倒更像是一个布景。


我知道有一些人,如果让他们决定是留在那里还是回到“未来”,他们会选择留下。



实情确如Teodor所言吗?也许不尽然,许多参与者都不愿与Steve交谈。


有传闻说有人搬到乌克兰,在DAU住了几个月,甚至更久;也有人来去很快,认为这个极权主义的地方已经转变成压抑黑暗的地方——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导演对性和权力的享受。


至于导演本人,则认为DAU不仅仅只是一个苏联社会的复制品,它同时也在折射现实。


在苏联、在DAU,人们会自愿服从极权主义,但这一点,其实今天的我们更明显,比如今天我们对手机的趋之若鹜。


手机这些东西知道我们什么呢?其实它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这是一个透明的世界,但我们拒绝承认,这就像我们坐在这里,但是拒绝承认正在一个运动的星球上移动。


尽管如此,有一点他是坦承的,那就是在DAU这样一个架空的地方,人类的行为得以释放,而在现实生活里,通常你不敢做得太过,因为要承担的代价太高了。


对此,制片Martine的说法是,DAU是一个观察人类本性的显微镜。



是魔鬼还是天才?


为什么会复制这样一个苏联社会?这多少与导演本人的成长背景和苏联情结有关。


作为家中独子,赫尔扎诺夫斯基生长于莫斯科一个充满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环境下。他的父亲是一名享有声望的导演,1968年他执导的《玻璃琴》成了苏维埃政权下的第一部被禁电影;他的教父是一名编剧,也是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好友。


苏联解体时,赫尔扎诺夫斯基年仅15岁,但至今他仍视自己为“苏联人”,他自述在入境英国时,甚至会在表格文件上“来自哪里”那一栏填上:USSR(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然而关于导演的谣言四起,更有甚者称他创造DAU是为了满足作为“独裁者”的自我意淫。这个项目被拿来与《现代启示录》这部电影作比——DAU就像一个隔绝于现代文明,生存于自己的规则的王国,导演就是其中的科兹上校。


《现代启示录》中,科兹上校在柬埔寨建立了自己的“王国”


前面提到的制作人Dick,在那一次与导演的接触中也并没有留下好印象。他认为导演是个夸大其辞、对电影所知甚少的人,他自负、独断专行,“对待工作人员就像对待仆人,而其他人对待他就像对待王子。”



有一点是确定的,DAU项目开始拍摄的那年,赫尔扎诺夫斯基还是个29岁的新人导演,在此之前他仅有一部影片《4》,尽管获得了不少赞誉,但此外似乎就再没有其他作品了。


2011年,《GQ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使得这个项目引起了更多质疑。文章声称一位应聘赫尔扎诺夫斯基助手一职的年轻女性,在面试过程中被问及性生活以及是否愿意演示一些性行为,当她表示拒绝之后,她很快就被打发回去了。


这是事实吗?或许也未必。


在同样会面过导演本人的Steve形容下,赫尔扎诺夫斯基看起来不是一个专制霸道的人,他的行为举止表现出随意、健谈、迷人的样子。



我的项目总是有各种谣言,然后谣言开始看起来就像真相,然后它们变成了真相,但其实它们不是。


关于导演身份,赫尔扎诺夫斯基表示自己从来不真的做“指导”,但是会在“外面”与某位扮演者交流,或者带进新的人物角色以刺激新的事件发生。


我只控制规定,如果规定出错,我会修改它,但我不能违反它。


听起来就像个独裁者,但他又对此否认,相反,他认为很多行为其实都可以称为“独裁”,可能是一个家庭中的“独裁者”,可能是一个公司中的“独裁者”,可能是你自己生活中的“独裁者”。


他同样也否认自己操纵演员做出某些极端行为。“我邀请的这些人不是那种愿意进行真人秀的人,你得尊重他们,当你尊重他们时,他们会愿意和你走得很远。”



至于《GQ杂志》上的那项指控,他澄清自己从未在面试非演员的职位时问过那些触犯隐私的问题,但对于拍摄,他会讨论童年、父母、情感、爱、性、友谊、死亡……


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不是和演员共事,而是和真实的人共事。你和他们讨论生活,而不是表演方法。


那么创造出这么一个庞大的项目,从2005年开始算的话,应该已经付诸了14年时间,可如今还处在大有可为的43岁的赫尔扎诺夫斯基,是否如传说中那般自大呢?


赫尔扎诺夫斯基说,他认为的天才,有点像古代英雄,有神赋予的才能,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找一个物理学家,而是让音乐指挥家Teodor扮演Dau——“因为他是有天赋才华的人,这种品质不是演员所能演出来的。”


至于他自己,“我并不聪明,我只知道我有种强烈的直觉。”


他甚至向Steve透露了一个更大的野心:未来他将建造一座5000人规模的实验性城市,这5000人来自全世界,这个城市的一切将会被记录,一切都将是公开、透明的。


如果成真,这一次将是玩笑还是现实?是魔鬼还是天才?



据赫尔扎诺夫斯基说,


列夫·朗道有一道关于快乐的公式,其基本元素是:爱,工作,友谊,自由。


参考来源:

www.dau.com

Inside Dau, the 'Stalinist Truman Show': 'I had absolute freedom-until the KGB grabbed me'  | theguardian.com

Stalinist Truman show: artist paid 400 people live as Soviet citizens | theguardian.com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 看理想君,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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