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越级汇报”引发的大案。
一、你跟“领导思维”的差别在哪儿？
扬州有个“史可法纪念馆”，解放前叫“史公祠”，内有抗清名将史可法的衣冠墓，由乾隆亲自下令修建，并追谥“忠正”，以褒扬史公舍生取义的高风亮节。
这个谥号有点意思，众所周知，史可法是抗清民族英雄，1645年，清军兵临扬州城下，督师淮扬的史可法拒绝了清军的劝降，城破后就义。因为清军在扬州受到了入关以来最激烈的反抗，故而报复，烧杀抢掠持续十天，史称“扬州十日”。
史可法在清初一直以民族英雄的形象为反清义士所敬仰，自然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属于“不能说”的人。那为什么一百多年后，又被乾隆亲自翻案呢？
当然，翻案的理由其实是很好想的，无非是清朝的统治已经稳固，要缓解满汉矛盾等等，但这件事让乾隆去做，又非常有意思，因为他又是清帝中最喜欢搞“文字狱”的。
有些人说我一个讲职场的公众号，为什么常常讲历史。因为人的行为方法是一脉相承的，比如乾隆，我称之为“中国式领导”，因为乾隆身上集中了中国领导的很多特点——不管是优秀的领导，还是糟糕的领导，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
不妨暂时先放下史公祠，讲一个发生在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的一桩“越级汇报”引发的大案。
此案可谓千头万绪，涉及到贪腐、满汉矛盾、行政体例、文字狱、派系斗争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切入的角度是“领导思维”，所以我会不停地打断叙述，提醒大家站在乾隆的立场上想一想，如果你是乾隆，你该怎么做。
二、一桩“越级汇报”引发的大案
这一年，刚刚平定了准噶尔叛乱的乾隆兴致勃勃地踏上了他的第二次“下江南”的旅途，谁知刚刚到了徐州一带就被扫了兴。
前来接驾的官员中有一位已退休的前布政使、河南夏邑籍官员彭家屏，向皇帝打了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的小报告，告他瞒报河南四县的严重水灾，让百姓无法获得朝廷的赈灾。图勒炳阿当然矢口否认，说当地只有一些小积水。
文章写到这儿，我想请读者大人想一想，假如你是乾隆，你会怎么判断此事？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想，大部分人的想法应该是：既然大家各执一词，那就引入第三方调查组。
所以我说大家都没有当皇帝的觉悟，乾隆的第一念头就是：这是一起“政治攻击”事件，它的背后也许还有更大的阴谋。
再加上乾隆对这个彭家屏是有成见的，他是乾隆非常讨厌的雍正一朝的重臣李卫的旧党，正是因为这层关系，乾隆登基之后，彭家屏就一直在副省级的位置上打转转，最后不得不告老还乡。
但前朝旧事，乾隆也不想再提起，所以最后的处理结果是让图勒炳阿跟彭家屏“勘查后据实奏报”，实际上是当成“人事矛盾”给压下去了。
当然，乾隆毕竟还有点皇帝的责任心，虽然没有派调查组，却暗中让自己的亲信“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观音保”微服私访。
几个月后，观音保回来了，交给乾隆一样东西——半路买来的两个小孩子，买一送一只要五百文。铁证如山，河南四县确实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图勒炳阿也确实瞒报了。
事情似乎水落石出了，的确是退休官员“为民请命”，接下来没什么可说的，自然是公开查办此事。
但这里有一个小小细节，这个观音保不愧是乾隆身边的人，知道此事没那么简单，也知道自己的汇报关系重大，特意买了两个孩子来当证据，以示自己完全是秉公办事。
事情日后果然横生波折，过了几个月，乾隆在江南玩够了返京再次路过徐州时，有百姓拦路喊冤，状告河南官员瞒报灾情，这种行为有个专门的词叫“刁民闯御道叩阍”，一听就是贬义词。过了几天，又有一个叫刘元德的百姓“叩阍”，状告当地官员不称职，要“换人”。
文章写到这儿，我又要停来下，请读者大人们想一想，发生的这两件事，是不是坐实了彭家屏的举报完全是一心为公？
如果你这么想，那说明你距离领导的位置，还要再修炼修炼。
百姓拦驾，反而让乾隆确信：虽然举报属实，但这仍然是一起以举报为名的政治攻击事件，这两个人一定暗中有人指使。
你看，下回你要真的向领导打小报告，证据别太多，别想着一心做成铁案，否则很容易让领导怀疑你别有用心，最好是留下一些痕迹让领导自己去发现，特别是对于乾隆这种“极度自信，又极度多疑”的领导。
这么一来，乾隆处理的重点就变成“幕后推动此事者的政治意图”，他命人审问拦驾喊冤的刘元德，果然查出背后有人指使，但此人并非彭家屏。
可这么一来，又交不了差了，办案自然明白圣上要找的“幕后黑手”是谁，那就继续审吧。
过了几天，一份新口供出来了，刘元德供认：彭家屏见驾后，在乡里吹嘘自己“为民请命”，刘听说后，才想到也去“叩阍”，接下来是重点——自己曾托人将呈词给彭家屏看过。
这一下坐实了吧？如果你也这么想，说明你还是不了解皇帝的心理。
乾隆一眼就看出审案官员既想贯彻上面的意思，又不想做得太绝的心理，所以他的意见还是两个字：重审！
为什么乾隆死死揪住此案不放呢？我们还是要从头梳理，分析一下乾隆的小心思。
三、乾隆是怎么对待“拉驾喊冤”的老百姓的
乾隆的小心思在对案件的处理上就露出了端倪。在听了观音保的汇报后，乾隆帝曾出过一道圣旨：“……将该县乾隆十一年至二十年积欠三千五百余两加恩概予豁免”，注意，不是赈灾，也不是查处官员，而是“此朕加惠穷黎，格外恩施”。
为什么呢？“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而讦其父母，朕岂听其一面之词，开挟制把持之恶习”，这是说，我这次来，本来就是要加恩于百姓，这些“叩阍者”知道我的用意，故意借机攻击父母官，真是可恶之极。
乾隆的处理意见体现了“中国式领导”的普遍心态：既想知道基层的情况，又怕“下情上达”时，事情脱离自己的控制。
所以大部分领导满口听取民意，倾听基层的声音，实际很讨厌这些动不动就拦驾鸣冤的“刁民”，还有“越级告状”的下属。
因为皇帝只是想了解信息，所以最喜欢的渠道，一是观音保那样的亲信密访，二是暗探带回来的的消息，三是地方官中的的少数心腹直接上奏的密报，但“刁民”和“越级汇报”的下属，带来的信息常常夹杂“私货”，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挑战了王朝的根本秩序。
乾隆在这份圣旨中告诫百姓：老百姓就要安分守己“听该地方官善为经理”。如果地方官无能呢？那也应该由“上司自当查明参奏”，再由我“从重究治”。
乾隆这类领导到了职场上，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老总”，在他们的意识中，下属犯的错误有两类：一类是技术性错误，比如业绩不达标、产品质量不过关，浪费管理费用，但其危害程度在他们看来是可控的，所以只需按个案处理。
另一类是组织性错误，下属之间的结党营私，相互使绊子，常常假以上司之手，谋自身之利，在他们看来，这才是系统性风险，会导致自己失去对大局的控制，但偏偏此类行为不违反任何规则，甚至为广大员工欢迎。
从刘元德拦驾叩閽开始，此案的重点已经转向“严防刁民”、 “维护统治秩序”，所以办案官员揣摩上意，才搞出个“指使叩阍”的罪名。
可这个罪名有一点不好——直接暴露了领导的意图。领导的意图，你可揣摩，但不能直说。乾隆正是认为“指使叩阍”的罪名反而让彭家屏做实了“忠臣”的位置，所以此案必须重审。
不久，前面被彭家屏告倒的图勒炳阿忽然被重新启用，还让他去审彭家屏案，乾隆还特意“提醒”，千万不要公报私仇。
四、乾隆真正想要的罪名
狱中的彭家屏见迟迟不肯结案，又见刚被自己举报的图勒炳阿被任命参与审理，便知道这位圣上想要什么，唉，算了，与其在这里不死不活，不如一了百了吧。
彭家屏“供认”，自己私藏了一些“明末野史”。办案人员赶紧去抄查，谁知彭家屏之子早有提防，已经销毁。
来都来了，不能空手回去啊，怎么办？图勒炳阿发扬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从其家中搜到彭氏家谱一本，作为“狂妄悖逆”的证据。
家谱能有什么问题呢？这本名为《大彭统记》的家谱，将彭姓追溯到黄帝时期，乾隆认为，你身为臣子，却自居帝王后裔，“足见目无君上，为人类中所不可容”。
这其实才是乾隆一开始就要做的事——“文字狱”，把惩治思想异端和整顿官员结合起来。乾隆一朝，文字狱的数量占了整个清代的75%，每一场文字狱案背后，都有类似“彭家屏案”的冤情。
杀！乾隆等不了秋后了。彭家屏被赐自尽，其子因“子为父隐”而免死。
五、领导真正信任的人
还是把话题拉回到职场来，总结一下领导的小心思吧。
所有的领导都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组织发展的目标，一个是个人坐稳位子的目标，在他们看来，只有个人的目标实现了，组织的目标才能实现。
不管是国企的老总、民企的老板，还是高管层的职业经理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心态，而他们行事的一切矛盾之处，都出于此。
一方面，领导们知道必须依靠制度和整个组织结构去实现组织的目标，所以任何危害组织秩序的做法，哪怕其拥有一个崇高的名义，都会被他们所警惕。大多数下属的错误，都会被当成个案处理，以免伤及整个管理层。
但另一方面，领导们对大部分下属并不真正信任，因为人总有私欲，下属任何不寻常的举动，他们都会揣度其真实用意。
虽然没有信任基础，但领导们不得不去“相信”下属，办法就是把权力分拆成几份，授予不同的下属，使其相互制衡，代价就是自己不得不承受组织低效的执行力。
可分权与制衡又会导致另一个结果——派系斗争，导致领导更不相信下属。
其实领导们真正信任的，只有一种人。
乾隆一生搞了无数“文字狱”，把无数忠臣打成谋逆的“反贼”，却把实实在在“反清复明”的史可法奉为“忠正公”。
因为只有死人才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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