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为什么大疆没能成为农业无人机王者？》中，我们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农业无人机的上游——由两大龙头领衔的农业无人机研发制造厂商。就农业无人机行业而言，上游肯定是最重要的环节，但离开了其他环节，上游也无法培育出这样一个快速成长的市场。
况且农业场景不同于大众消费，后者厂商只需要直接打动消费者，农业则需要以经济利益来说话，而且是全环节每一个角色都要能分到恰当的经济利益，这其中的考验一点都不简单。
农业无人机的高速成长，源于“短板”
在很多分析国内无人机植保的文章资料中，都会提到国际上其他一些农业大国的农业航空应用占比（农业航空作业面积占耕地面积比）：
美国的这个数字约为50%，日本约为54%，不注意看可能直接把中国的1.65%都给漏了。哪怕不跟最强的比，中国还跟世界平均的17%相差一大截。
另外一个经常被提出的数字是美国和日本的农业航空规模，目前美国拥有的农业飞机就已经接近一万架，而日本早在2010年，就已经拥有2000架以上的农用无人直升机，同时还有超过1.4万名无人直升机飞手。
相比之下，5年前国内尺寸更小的农用无人直升机不过小几百架（在我们比日本面积大得多的前提下），而所有机型、包括直升机在内的农业通航（有人驾驶的大型航空器）即便到了2018年，也没有突破400架。
很明显，中国在农业航空的发展上落后的不是一点半点，但农业航空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农业的生产效率。
2016年，中国发改委曾经结合美国国家农业局的全国普查和特定报告，以及中国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等提供的数据，给出了几张数据表格，下面就是其中一部分数据：
注：中国农业主要成本由生产成本和土地成本构成，美国在这两种之外还有燃料动力成本、固定资产折旧成本等。其中人工成本是生产成本的组成部分。
一系列数字中，“产量”和“总成本”是最关键的数字，我们也能由此计算出单位重量农产品的成本（总成本除以亩产量）。
当然，最显眼的还要数“人工成本”。其中小麦足足差了163倍，差异最小的长绒棉也有59倍。
知乎用户“工业革命熵不起”在对问题“中国与美国农业粮食亩产量的对比是怎么样的？”进行回答的时候，还通过结合利用美国国家农业局的全国普查和特定报告，以及中国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等提供的更多数据，得出了这样一条结论：
美国用中国1.9%的农业劳动力完成了中国117%耕地的生产劳动。
现实中也的确是如此，在中国大部分农民还在用自己双手播种、喷洒农药、防虫、收割的时候，美国的农民却在开着大型地面机械和飞机在种地。当然，美国农业也并不完美，人工成本的低廉也是通过新添加的农业机械固定投资、燃料消耗成本换来的。并且由于地理、历史、航空业实力等一系列原因，中国并不适合大规模直接套用美国的模式。
中国少部分地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其实也很高。例如黑龙江的“北大荒”，这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规模开发的平原上，拥有上百个大型农牧场。不仅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引入地面的大型机械，更是国内最早应用有人驾驶飞机进行农业航空作业的区域，目前这一片区域也拥有着超过20架运-5农用飞机的庞大农用机队。
作为一种已经使用了超过50年的老飞机，运-5最大的特点就是便宜，尤其适合进行低速的农业植保作业。但据虎嗅了解，目前在北大荒地区应用的无人机植保，已经能做到在成本上每亩比运-5还要低1-2元。
虽有成本优势绝对值不大，但能够实现到这个地步已实属不易。更关键的是，在前几年的消费级无人机普及过程中，产业链已经展现出了足够的快速扩展能力，并且随着整个产业生产能力的加大，无人机的成本还有望进一步下降。
更低的成本、充足的快速扩张能力、未来还有希望进一步压缩成本，还不存在发展农业通航的高门槛，多种因素综合下，让无人机植保变成了最适合“填”上中国农业机械化成本不高“短板”的那一块。
谁在执行无人机植保？
2018年新疆棉田作业期间极飞科技专门搞了个飞手组织的摄影比赛，图中为夜间作业的专业飞手组织。
无人机植保行业中的执行者叫做“飞手组织”，在这简单的4个字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实际身份属性。目前来说，也没有相关统计资料能够完整展现出相应的比例。
其中几种比较典型的包括：植保无人机经销商、传统农资体系、大农场主、专职飞手组织。
植保无人机经销商自己干农业植保服务的不在少数，主要是因为他们本身在进货和后续维护上具有先天的成本优势。通过提供农业植保服务，这些经销商实际上能够在农业无人机的销售外再多挣一笔钱。同时因为经销商普遍体量较大，也催生出了一批全省级别、乃至跨省级别的无人机经销代理、无人机植保服务公司，典型的例子就是湖北的卓沃和江西的嗨森。
大型农业无人机经销商有实力一次性吃下大面积飞防作业，并且能够调用比较多的无人机快速完成任务
其次是是传统的农资体系，更通俗地说就是传统的终端农药销售体系。不同于美国的“巨无霸”农药公司，国内的农药生产体系相当分散，由此也催生出了以供销体系为主的农资销售体系。除了帮助农药生产厂商将农药传递到农户手中，农资体系还肩负着使用指导的任务，很多中国当地的农民其实并不熟悉农药如何选择和使用，都是按照农资店的推荐来操作。在这种情况下，一定区域内的农资店其实很容易存在竞争关系，在传统模式下，影响农民的主要是价格和距离。
在各地都出台了一些农业无人机优惠政策之后，部分农资店都选择了购入植保无人机，在卖农资的同时为农民提供植保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植保服务其实并不是重点，因为在专业性上农资店甚至还比不上很多飞手组织，真正的关键在于无人机植保一来能够提供更好的喷洒效果，二来无人机作业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相应农资的销售速度，变相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资店抢夺市场。
大农场主的逻辑则比较简单，对于许多拥有成千上万亩的大农场主来说，农用无人机意味着更高的植保效率，加之自己的农田面积比较大，自己购入无人机也不怕被闲置。甚至在某些病虫害爆发的时候，还能起到快速防治的作用。
江苏专职飞手组织“蒲公英无人机”，驱车从江苏赶往新疆进行飞防作业。
最后是专职飞手组织，跟字面的意思一样，这一群人是所有飞手组织中最“专职”的，他们全年会根据不同地域省份的作物情况“迁徙”，尽可能多地进行无人机植保作业：年初到海南给槟榔植保、春天到江南给水稻植保、六七月到东北给大田病虫害预防、十月到新疆给棉花喷落叶剂。这一类的专职飞手数量不多，但是服务量也比较大。
从整体来看，不管飞手组织属于哪种类型，最为关键的都是他们的营利状态。在2017年，一个专职飞手通过操纵植保无人机，一年基本可以赚10万人民币，对于一些集合了更多飞手和无人机、效率更高的中小型飞手组织来说，这个数字有可能还会更高。
但同样的，这些实际落地执行无人机植保的飞手们彼此之间的差异还比较大，在很多飞手大赚特赚的同时，也有部分区域出现了因为飞手数量快速上涨，变相导致市场竞争加剧，无人机植保单位面积服务费下降的情况。以新疆棉花落叶剂喷洒为例，2018年的服务费水平就较2017年下降了30%左右。部分飞手组织在这种趋势下甚至赔了钱。
从大趋势来看，随着植保无人机的进一步自动化，人工操作在植保过程中的介入将会越来越少，等于降低了整个无人机植保过程中的人力成本。这也有望让各大飞手组织在提高无人机植保服务面积的同时增加收入。
因为目前农业无人机飞防主要由无人机厂商主导，且仍处于高速发展状态，所以飞手组织愈发显得种类多样、组成复杂。这也催生出了另外的商机，18年前后国内出现了数个无人机植保服务平台，其中有部分还是由大型的无人机经销代理商自己搭建的。这些平台一端对接的是松散的小型飞手组织，一端对接的是真实需求农户，以类似网约车的在线撮合来完成服务的对接。
除了服务对接之外，也有部分公司开始凭借平台的身份开始收集无人机植保行业的数据，例如特定农田条件应该如何设置无人机植保过程中的喷洒参数（垄宽、植株密度等如何影响无人机植保的喷洒量设置），无人机药物使用的相应指引等等。这些数据被结合植保的最终结果评定之后，被用作参考，反过来为飞手组织服务。
无人机植保，最难的不是无人机
“没有真正开始做无人机植保，你压根不知道会遇到那么多的小状况。”这一句话从农田管家运营经理张迪的嘴里说出来，让人不得不重视这句话背后的深意。因为农业是一个相当讲究经验的行业，无人机植保终究是一种全新的农药喷洒方式，各种细节都需要在原有使用方式上做出调整。
以无人机植保的药液浓度为例，因为植保无人机通常作业时飞行速度可以去到6m/s，再加上喷洒过程中药液滴直径很小，并且被吹向作物，所以通常在喷洒过程中都会选择调配使用浓度比较高的药液。
高浓度的药液也意味着无人机的飞行路径控制相当重要，不但不能“漏喷”，同时也不能“重喷”，假如喷洒过程中不小心停顿了2秒，那么无人机下方的这一小片作物很可能就已经产生了药害，严重的时候作物甚至会被杀死。
这样的事情也的的确确出现在了大疆的第一代多旋翼植保无人机上，当时的植保无人机智能化程度并不够高，在走“之”字形路线喷洒农药的180度拐弯时，都是依靠人工控制飞行，人的操控总是会有一个额外的减速和悬停过程，假如那一段没有暂停喷洒，就会造成药害。
在无人机植保早期，因为无人机喷洒导致一大片作物死亡的事件也不少，飞手和无人机植保公司直接被农民告了上法庭，最后还赔了15万。
而根据农田管家给虎嗅提供的另外一串数字，目前农田管家平台上的飞手组织中，大约有63%的飞手是专业化的，但在全部的飞手当中，只有16%的是真正具有植保经验的。
如何让飞手组织更快地补充到植保的知识，早已成为整个无人机植保行业的任务。目前，大疆极飞都开设有自己的学院组织，对植保无人机购买者传授无人机操控和植保知识。以农田管家为代表的无人机植保服务公司也在通过智能流量计等设备收集各类植保服务数据，并且结合效果回访，积累全新的、适用于无人机的植保信息，并且快速分享给其他飞手。还有的创业公司更直接将这做成了一门生意，通过传授一定量的植保知识来收钱。
就目前而言，大疆和极飞两家无人机制造公司均没有过多参与到下游的农业服务、植保培训等商业价值挖掘中来，顶多是象征性进行尝试。
而在无人机植保的用药上，虽然国际农业航空发达国家基本都是采用的航空专用药，但是目前国内主要还是采用浓缩的传统植保用药，辅以部分无人机植保助剂，进一步控制无人机植保过程中喷药的用水量、雾滴大小等。
但在2017和2018年，大疆和极飞两大巨头已经在飞防用药上有所动作，其中大疆和陶氏集团达成战略合作，极飞则与拜耳达成战略合作，但截至目前，两大国际农药巨头暂无明显的动作。
关键性的智能化步骤
长远来看，耕地面积相对有限，国内需求还在不断上涨，中国显然短期不可能摆脱“精耕细作”的农业模式。
所以在无人机以更高效率代替人工的同时，还有一个点相当关键，智能化的农业管理正在通过无人机这样的设备开始渗透到中国农业当中，带来更高等级、更精细化的“精耕细作”，同时也在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大疆全新T16植保无人机搭载DBF成像雷达，用于避障和特殊地形飞行规划
普及喷洒更加均匀、更加科学的无人机植保必然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去年5月，大疆就曾完成了杭州西湖15000亩龙井茶园的植保任务，其中就包括了一些非常陡峭的地形。一个不小心，无人机可能就直接撞山了，但在避障功能的保护下，飞手们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当然，无人机植保本身也是被升级的“对象”，以黑龙江水稻田的除草任务为例，一片水稻田里面的杂草生长情况是不一样的，而除草剂本身对于水稻也有一定的杀伤力，所以这样“杂草”生长不均匀的无人机植保任务往往没有人接。
去年极飞就又推出了一个方案，就是找一个小的无人机先围着整个农田飞一遍，根据拍摄到的图像进行智能分析，判断田里哪些地方杂草比较多就设置喷更多药，杂草更少的地方就喷少一点药。既除掉了杂草，也减少了总的除草剂使用量。这显然要归功于更进一步的精细化。
除了无人机以外，极飞早在2017年就已经开始涉足更加广泛的智能农业，当时他们发布了3款智能监测站产品。这些看起来像普通路灯一样的监测站，能够通过顶端的摄像头和各种气象传感器，记录并上传相应的信息，方便农民对农作物的产量以及天气之间的关系进行追溯。
相信在未来，无人机的智能化程度和联网程度还将持续升级，让无人机在充当“农药喷洒工具”的同时，成为广大农田一线的数据采集器，为更广泛的数据收集、决策、研究提供依据。
农业无人机行业有哪几点可以借鉴？
作为一个在消费级之后衍生出的全新行业级市场，无人机植保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无人机植保自身的特性，刚好符合了中国农业的一系列基础条件，并且乘上了中国农业推进机械化进程的东风。
但不可否认的是，以无人机制造公司为代表的一系列公司，在这其中起到的促进作用，有几点经验尤其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第一是在高科技阶层最容易接触到的一二线城市之外，其实还存在很多广阔的前沿科技市场空间。或许它现在看起来很落后，但发展速度并不一定会慢。
第二是对行业和技术趋势的判断，农业无人机压根不是一个简单的应用场景，其中的功课其实都是要花时间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之所以极飞目前还能够还存在于中国的无人机市场中，就是因为成功预判并且抢到了先手优势。当然，大疆没有掉队这件事本身也挺厉害。
第三是对于传统行业的尊重，农业是一个沉淀了数千年的行业，其实当初杀入农业无人机市场的创业公司不少都拥有很多资金，但是真正有毅力去农村开展业务的没几个。极飞和大疆都花了相当多的人力和资源到农村一线进行农业知识的学习和研究，最终才能把无人机植保这件事做好。
最后一点是在“啃”一个大蛋糕的时候，要学会合作。以目前无人机植保的两家无人机制造商还有一系列农业植保服务商、经销商、飞手组织为例，彼此之间形成的良性利益链条相当关键。至少在整个无人机植保行业还在高速发展的当下来说，任何一家公司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大概率都没有好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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