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性教育课程诞生记
2019-03-10 20:47

“非典型”性教育课程诞生记

本文来自:清华大学清新时报(ID:qingxintimes),作者:宋志悦,责编:王子凯,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十几把椅子摆成一圈,中间是一盏圆圆的夜灯。教室里所有灯都关掉了,黑暗中只有小夜灯的暖光和大屏幕的荧光,活动的名字“围炉夜话”恰好与这一场景呼应。


教室里的人大多互不相识。无人指挥,无人引导,他们主动讲着自己的故事,那些在这个教室外或许难以开口讲述的故事。


“这里有种氛围,让我能说出从来没和别人说过的故事。”当晚,一名参与者说。


2018年11月22日,“围炉夜话”现场(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Fate Escape”


在清华的四年里,许书畅在很多场合听到过那些故事,它们既有着难以公开言说的忌惮,又满怀期待地看着走在那条路上的人。


许书畅便是那些人中的一员,他的路始于对艾滋的关注。大一的暑假,许书畅与来自清华、北大、复旦三校20余名共同关注艾滋的同学组建了“防艾1+1”实践支队,前往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的“艾滋病村”文楼村进行医学社会学调研。他一直关注着性少数群体,但他对艾滋这一话题的关注则源于其被污名化的特点,感染者往往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他觉得这“和性少数人群面临的压力相同”。


文楼村里,老人感染HIV的消息传出去后,“头都没人给他剃,东西也不一起吃”;外地亲戚前来拜访,在家门口说了几句话就走,连一口水都没喝,自此也很少来往;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不敢对外人提及自己的家乡,因为只要身份证上有“文楼”,人家就不要……在村民的口述中,艾滋这一标签为他们带来的压力和歧视极大地震撼了许书畅。


“防艾1+1”实践最终在校级评比中拿了金奖,但回想起这次实践,许书畅认为他们更多地停留在对艾滋污名化的认知层面,对其现状的改变十分有限。


对艾滋的关注并未止步于此。许书畅仍然试图寻找切实改善艾滋污名化现状的方式,修数字媒体艺术双学位(美双)的他曾尝试把艾滋与游戏相结合。大三的寒假,他与两名同学合作开发了一款与艾滋有关的游戏,并给它起名叫“Fate Escape”(命运逃脱)


阴冷朦胧的深海、废弃的医院、古旧的桌椅沙发、散落的纸张书本、随意摆放的轮椅担架……这是许书畅建造的游戏场景——深海中的记忆宫殿。这种阴冷恐怖的氛围塑造源于一名HIV感染者的自述:“刚拿到检测结果时,好久都喘不上气来。”


“Fate Escape”游戏效果图(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游戏中,失去记忆的主人公沉入深海,进入了一个记忆宫殿,其主人是一名女高中生。为了还原她的故事,主人公需要搜寻和拼凑她的记忆碎片,包括考卷、轮椅、担架等物品;纸张和书本则夹杂着她零碎的日记和思考,记录了其HIV阳性身份公开后与朋友、恋人、父母等角色的互动,玩家则需要从提供的选项中为主人公选择是否坦白等应对方式,而这些选择都会影响后续剧情。


然而,尽管游戏的名字叫“命运逃脱”,其结局却并非如此。


主人公始终在努力说服他人,但她终究无法左右父母的观念,也无法改变朋友和恋人的躲避和猜忌。无论玩家在游戏过程中如何替主人公应对,最后都会导向同一个结局——主人公精神崩溃,轻生未遂,失去全部记忆而回到记忆宫殿,她一直寻找的正是自己丢失的记忆。


但游戏本身远非如此简单。许书畅在其中设计了一个“黑色幽默”——由于初筛假阳性,主人公最初便深知自己并非HIV感染者,但旁人均不相信。她的悲剧并非源自对艾滋的恐惧,真正的推手则是旁人的歧视。


许书畅对这个游戏的脚本并不十分满意,试玩游戏的朋友也向他反馈:虽然情节设定很好,但叙事手法过于单一,游戏性不强。而许书畅想通过这种悲剧式的宿命传达这样一种思考:只要旁人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态度不发生转变,他无论在苦海中如何挣扎,都逃不过郁郁而终的宿命。


“怯于谈性”


从艾滋病村回到学校后的秋天,学生小组Purple的成立让许书畅十分激动,他第一时间加入了Purple。


Purple由学生红十字会同伴部的几名成员自发成立,他们都关注着性少数议题,专注于探讨性与性别多元文化,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讨论平台。Purple既为性少数人群提供支持服务,也在高校中开展倡导活动。


许书畅觉得自己对性少数相关理论了解不深,他为Purple撰写的也多是艾滋检测、HIV暴露后预防等科普防艾的知识性推送。但那年冬天,在“清华人,你的2015年有多勇敢”的征集中,他写道:“希望以后投身LGBTQIA(性少数群体)的公益活动和学术研究。”


第二年春天加入红会同伴部后,他继续探索如何更好地为性少数群体做些事情,但并没有找到方向,直到2016年世界艾滋病日,他与同伴部、实践部成员一起在三教办了一场以艾滋为主题的真人密室逃脱。


这场密室逃脱的剧情便是一年后“Fate Escape”的原型:自杀未遂,试图寻回记忆的主人公小艾;得知其被检测出HIV阳性后,亲密关系的破碎、众人的冷漠与歧视……日记本和录音带、千疮百孔的剪报板,密室中的种种道具都是小艾承受艾滋污名压力重负的体现。而故事的结局仍然是一个反转:小艾在邮箱中发现了医院寄来的阴性复查结果。


2016年世界艾滋病日,三教“密室逃脱”现场(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设计剧情时,从艾滋病村村民口述到访谈知乎上的青年感染者,许书畅将自己接触HIV感染者的经历运用其中。游戏中小艾的心态与行动,代表着HIV感染者获知感染后的典型心理和人际变化过程。


密室逃脱报名火爆,最终他们不得不抽签决定能够参加游戏的80人。之后,许书畅接手红会新成立的防艾部,与防艾部部员共同将艾滋尿液匿名传递检测服务包售货机引入清华。


他想,这可能是自己所能走到的最远处了。


然而就在他从红会离任后不久,一篇建议书刷爆了朋友圈。2018年1月9日,Purple公众号发布文章《关于建立清华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建议书》,牵头人之一是苏世民书院第二期学者蒋家龄。在三个半小时内,推送阅读量破万,超过三百位清华在校生和校友留言表示愿意参与联名,但该推送最终被删除。


蒋家龄并未放弃努力。3月,在苏世民书院内,学生性教育研究小组“小黄”诞生,并举办了第一次“围炉夜话”活动,以小组形式讨论五个性相关话题:色情片、处女情结、自慰、性爱同意、避孕与性病。去现场参加活动时,在红会待过两年的许书畅察觉到,这些话题和“同伴小班”的关注点十分接近。


同伴小班由红会同伴部主办,旨在为校内同学提供接触性教育资源的渠道。但带同伴小班时,许书畅曾反思其活动形式:大家围坐成一圈,却基本没有互动;一个半小时的活动需要涵盖庞杂的性教育知识,只能以主讲同学介绍为主,“最嗨的地方可能就是把避孕套戴在香蕉上”。


但在那场围炉夜话中,他觉得气氛不太一样。“你们都看过片吗?”、“喜欢哪一类片?”、“色情片给你带来过哪些启蒙和误解?”,在作为带领人的小黄成员引导下,他们与身边人分享疑惑与秘密,讨论内容越来越开放。


从最初的蒋家龄到现在的许书畅和郑嘉颖,这种讨论效果正是两代小黄统筹人共同的追求。从分享过往性经历中的困惑、讨论如何向身边人出柜,到邀请各国学者分享异国性教育和性文化,在郑嘉颖看来,小黄要做的正是创造一个“安全、公开讨论性”的环境。


台上的蒋家龄讲述着小黄的宗旨和目标,说到“5~10年内,推动学校建立全面性教育课程”时,那句话深深触动了许书畅。


他曾有和蒋家龄相似的尝试。2017年担任防艾部副会长时,许书畅便和同伴部副会长、Purple负责人进行了讨论,设想过推动清华性教育课程开设的几种方式,Purple公众号发布的《Purple小组关于在清华大学校园内开展性教育的倡议(意见征集稿)》便由许书畅等人共同起草,但那篇倡议书的阅读量最终稳定在一个不足3000的数字。他感觉倡议书“有些空,没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也没有找到递交的方式。



许书畅觉得他仍要继续做点什么。活动结束后,他立刻决定加入小黄。自此,他成为了“小黄人”的一员:一群希望改变“怯于谈性”的校园现状的人。


一份提案


彼时新生的小黄尚在探索围炉夜话这一普及性教育的新形式,而促使性教育课程被正式提上日程的转折则发生在4月12日。


这天夜晚,时任课程咨询委员会(以下简称课咨委)主席王安东在一名课咨委委员的推荐下,与几个同学一起参加了围炉夜话。


“因为好玩才去的。”王安东直言。对于从未在公共场所讨论过性相关话题的他来说,这是他第一次置身这种“新奇又开放”的气氛。


课咨委的关注面很广,上至GPA、选课系统,下至体育课、小学期,但在那期围炉夜话中听了蒋家龄的介绍,王安东突然觉得,他们之前似乎从未关注到性教育这一议题。活动结束后,他与课咨委的同学找到了蒋家龄,在听说课程推进之复杂和困难后,他们表示愿意为小黄提供帮助。


课咨委与教务处有着密切联系,王安东想利用这一优势,为小黄与学校的沟通搭建桥梁。但在与教务处取得联系前,他们需要有一份正式提案。


4月20日,蒋家龄在小黄微信群中发出公告,征集愿意加入性教育课程提案撰写小组的成员。“这应该是我们短期最大的机会了,成不成功至少算是走出了一步。” 


消息发出两小时,便有10名同学在下方回复了“+1”,表示愿意加入这一小组。随后,性教育课程特别小组于当天正式成立,许书畅担任负责人。


他回到了一度被中断的普及校园性教育之路,这一次共同前行的还有十余名同伴。次日,这一初生的小组与课咨委进行了正式交流,以确定提案设计的方向。


与许书畅上一次不了了之的提案经历相比,这一次是由课咨委为小黄牵线搭桥。根据过去的提案经验,课咨委首先建议更换主线,即“性教育课程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意义”。


小黄成员一直坚持认为,开设性教育课程对学生而言极其必要。但王安东觉得,他们的视角不应局限于此,“很多政策不能只从学生的视角来看,而要充分考虑学校层面的想法与需求。虽然(小黄)最初设想的内容不会发生太多变化,但换一种形式更可能打动学校。”


由此,提案的写作思路也应做出改变:“既然(性教育)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言很重要,那就可以看看现在的世界一流大学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


这一思路被体现在提案设计中,特别小组成员调研了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性教育现状。从几乎全覆盖的性教育必修环节、大量性与性教育相关公选课,到校园性教育宣传、性骚扰防治机制,小组成员们认为这可以给清华提供借鉴。


而将目光转移至国内高校,性教育探索也不乏佼佼者:中国内地已有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数所高校开设性教育相关课程。其中,北大《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课程(“三宝课”)已历经三代授课教师,规模在20余年间翻了9倍;现任授课教师姚锦仙曾到清华、北语等高校举办“三宝课”讲座,场场座无虚席。


2018年“三宝课进清华”海报(图片来自微信公众号“清华红十字会”)


在特别小组成员邢成博的印象中,她第一次去听清华三宝课讲座时,阶梯教室坐得太满,有同学因此站在教室后方,也有同学因教室太闷热而晕倒。“能看出其实大家很希望有(性教育)相关课程,也觉得需要上这种课。”邢成博说。


然而,在听过两次三宝课讲座后,她觉得两次讲座的内容高度相似,性质更像是“导论课”:“只是开了一个头,其实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填补清华性教育的空白。”


而在此前,清华一直没有专门进行性教育的课程,只有《大学生心理健康》《大学生心理训练与潜能开发》等部分课程会提及性别及性教育相关内容,而这些现有课程鲜少提及生理卫生知识,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心理健康。以《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为例,课程大纲涵盖众多方面,16个教学周内往往只有一两节课会讲到性健康、亲密关系等内容。


而即使课程大纲中提到了性教育相关内容,老师也不一定会在课堂上讲授。有多位老师开设了《大学生心理训练与潜能开发》课程,他们对于相关内容的处理方式不尽相同。有老师专门设计了性知识一课,并安排了小组讨论环节;有老师课后上传了一本较为全面的小册子供学生参考,尽管课上并不讲授;也有老师表示“你们比我都懂”,便直接跳过了这部分内容。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缺口的。”邢成博说。


两条线的交汇


由于课咨委每学期与校领导交流的次数有限,留给特别小组进行调研和写作的时间仅有12天。期间恰逢五一假期,但许书畅回忆,10名参与提案撰写的同学都自发在假期开展工作,无人拖延。


5月6日,《关于开设清华大学校内性教育公选课的提案》汇总完成,王安东通过邮件将其提交给了教务处处长彭刚。然而在他印象中,此后三方在这一话题上再无更多交流。


小黄开始自行寻找出路。秋季学期开始前,蒋家龄将提案通过邮件呈递给现任党委学生部部长白本锋,她在邮件中写道:“我们希望可以全力协助学校,一起迈出这重要的一步。”


回复令他们喜出望外。白本锋称赞他们的提案“体现了研究生水平和科学素养”,并表示“清华的‘三宝课’已经在准备中了”。


“长远来看,放在十年二十年的尺度上,不会有太大阻碍;但放在一两个月的尺度上,就一定会遇到阻力。”在王安东看来,推行性教育课程前,需要大部分老师达成共识,并获得校领导的认同;而这一过程的快慢,既取决于个人努力,也取决于历史进程。


似乎有两条线交汇了:自下而上的推动和自上而下的筹备。


得知有向学校汇报的机会后,特别小组连夜赶工汇报PPT。9月19日,许书畅和特别小组的两名同学与白本锋见面了,一同参加交流的还有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李焰。


在那次会面中,他们第一次看到了由心理咨询中心几名教师共同拟定的《爱,性与健康》课程大纲。大纲显示,课程由心理咨询中心沈雨曈老师开设,将从爱情、婚姻等亲密关系入手,引入性与健康、性侵害应对、性少数等话题。


Info平台公示《爱,性与健康》课程大纲


许书畅印象最深刻的是白本锋对引导同学树立健康性观念,对以课程形式探讨爱情观、亲密关系等问题的重视。但据参与交流的特别小组成员张诗语回忆,双方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产生了分歧。根据现有课程大纲,在八周的课程中,一半课时都围绕亲密关系等观念上的问题展开,较少涉及性行为、生殖健康等生理卫生知识,这与特别小组最初设想的“全面性教育”有所出入。


在弥补之前观念性教育的缺失,引导同学形成正确价值观的目标之外,特别小组成员们坚持知识性内容同样重要,希望以翻转课堂、线下选修等方式得到补充。


 “因为家庭基础教育程度不一样,有的同学了解这些知识的渠道其实并不正规,会导致他们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认知,这些都是需要纠正的。”张诗语说。在他们的争取下,李焰提议将教育部的《艾滋病、性与健康》慕课提供给同学们,供课下学习使用。得知汇报进展后,一名特别小组成员激动得“差点在课上叫出来”。


虽然与学校成功实现对接,但许书畅心里的石头仍未落地——这次交流仍未确定具体开课时间。据他回忆,沈雨曈曾告诉他,由于开一门新课程的审批流程较为复杂,很可能要等到第二年秋季学期。


10月24日,Info平台发布2018~2019学年秋季学期第二批新开本科生课程征求意见,首次公示了《爱,性与健康》课程大纲及审议意见。看到大纲中“申报依据”一栏显示的《关于开设清华大学校内性教育公选课的提案》时,几名“小黄人”在朋友圈写下了“老泪纵横”“老怀甚慰”的字句。


许书畅觉得他有希望见到这门课了。


半个月后,他从沈雨曈处得知,这门课程在春季学期即可开设。小黄于选课前夕发布的性教育课程选课指南阅读量近3000,甚至有博士生发朋友圈询问“想蹭本科生的课怎么办”。


12月17日,春季学期选课预选阶段结束,当天12点的最后一次志愿统计结果显示,共有243人报名了这门仅有40个课容量的课程,其中一志愿填报人数是课容量的近两倍。而此前几年间,希望上一节性教育课的同学只能顶着被热晕的风险,挤在教室后排,听一场来自校外的“三宝课”讲座。


后来,许书畅偶尔会想起他在性教育课程的工作计划中写过一句话:“Let's make history in Sexuality Education in Tsinghua.”


但他觉得,现在才是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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