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球传媒学刊（ID：GlobalMediaJournal），作者：吴玫、叶琳
【小编说】媒体研究领域的学者正在逐渐把视野投向欧美发达国家之外的地区。在研究华文媒体时，马来西亚与之有割不断的联系：不仅因为《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创刊，由此揭开海外华文媒体发展的序幕；更因为目前马来西亚华人众多、华文媒体发展势头迅猛。然而，百年以来，华文媒体在马生存并非一帆风顺，期间历经政治风雨，华文媒体人也面临着自我身份认同的缺失。让我们聆听四位长者的故事，一起回望这条来时路。
摘要
本口述历史项目采访了四位马来西亚华文媒体人，他们的故事跨越了60年的时间长河，展现了华文媒体人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的心路历程。根据他们的口述故事，我们精炼出若干与身份认同相关的主题： 1） 我的国土，我的国家的土地（国家认同）；2） 我爱华文，我一生享受华文（族群文化认同）；3） 我自豪，我相信我们会被尊敬（媒体职业认同）等。全球化背景下，新一代华族在身份认同问题上心态变得更加开放。
关键词：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华人； 华文媒体； 身份认同
马来西亚，是一个由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三大族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属殖民地基础上共同建立的国家。根据2010年马来西亚人口分布和人口基本特征报告，马来人占马来西亚全国总人口比例的67.4%，华人占24.6%。尽管华人比例较独立时的35%有所减少，马来西亚仍然是除新加坡外华人比例最高的国家。
马来西亚建国以来，就推行以马来人为主导的国家政策，1968年马来语被定为唯一官方语言。根据马来西亚宪法第153条，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有保护马来人和其他土著特权的责任。政府在公共服务界、政府奖学金、公共教育都设定“固打制”，以此来保护马来人和其他土著。1970年马来西亚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依靠国家政权力量，全力扶植马来人向工商业领域发展，壮大马来人的资本，这使马来人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梁英明，2001）。
华人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多代，为这片土地的开拓立下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独立后的马来西亚致力于民族国家建构，希望将国民对各自族群的忠诚统一为对民族国家的忠诚。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消华侨的双重国籍政策。民族国家建立和双重国籍取缔使马来西亚华社的身份认同经历历史性转型，即从忠于母国（中国）的华侨社会转型为忠于居住国（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截至1959年，已有75万华侨转变为马来西亚公民（梁英明，2001）。他们的身份十分尴尬，他们处于一种因“非土著”而要被同化的境地，他们经历了包括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等多层次的身份认同转型。研究者注意到马来西亚华人有非常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他们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效忠对象：“我们是马来西亚人，不是中国人。”同时，在歧视性的同化政策下，他们对中国祖先和本族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薪火相传几十载坚守着华文文化传承的三大阵地：华社、华文教育和华文媒体（彭伟步，2009）。
在华社身份认同经历历史性转型的同时，华文媒体也经历了从华侨媒体向华人媒体的转型。作为本族群的舆论工具，华文媒体在华社身份认同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使华社心态从“落叶归根”转变到“落地生根”。彭伟步（2005）指出，从宣传效忠中国转为宣传效忠居住国，从彷徨、迷惘到产生“落地生根”的心态，马来西亚华文报纸“走上了一条落地生根的道路，致力于民族和解，争取华人权益，共同建设新国家”。
在这个历史性转型时期和之后的年代，华文媒体人是如何工作的？作为华文文化传承的一支中坚力量，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他们是如何坚守华文媒体事业的？他们是如何让华文媒体落地生根，使之成为马来西亚社会重要的舆论工具和凝聚华社、帮助华社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力量？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如何定义个人的身份认同？我们的华文媒体人口述历史项目就是要通过一个个人生的真实故事来解析这个转型时代华人的心理脉络，这既是大时代下的小故事，又是小人物故事中的大时代。
一、马来西亚华文媒体及其生存困境
马来西亚华文媒体在海外华文媒体阵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马来西亚是海外华文媒体的发源地。1815年8月5日，《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创刊成立，揭开了海外华文媒体发展的序幕。其次，马来西亚华文媒体发达，受众广泛。马来西亚现有625万华人，其中87%（约522 万）的华人通晓华文，77%（约402万）的华人是忠实的华文媒体受众（彭伟步，2010）。另外，马来西亚华文媒体业繁荣，是海外华文报纸较多的国家之一。该国每天发行16 份日报，销量超过100 万份。在西马，据统计，《星洲日报》《中国报》《光明日报》《东方日报》四份华文报每日的总发行量为866917份，已超过当地英文报的发行量813994份；如果加上《南洋商报》《光华日报》，华文报的发行量与当地马来文报2171761份的发行量虽有差距但相去甚微。在东马的沙捞越州、沙巴州，华文报的发行量则已经超过当地英文报、马来文报的发行量（黄鸿斌、王晖，2013）。星洲媒体集团，作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华文媒体集团，旗下的两份报纸《星洲日报》与《光明日报》占到马来西亚华文报业市场份额的60%以上（彭伟步，2010）。具体的报纸分布如表1所示 ：
最重要的是，马来西亚已经取代新加坡成为中华文化在东南亚传播的中心。在以华人为主导的新加坡，华文和华文媒体逐渐被边缘化，新加坡已经失去中华文化在东南亚传播的中心地位。相比而言，马来西亚则还保留着完好、系统的华文教育，华文报纸影响力逐步增强（彭伟步，2008）。马来西亚华文媒体人，以其对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的热爱，在制度性歧视的逆境中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华文媒体事业，是团结华人和传承华族文化的中坚力量。
马来西亚建国以来，华文媒体的生存和发展遭遇诸多困难。当时的马来西亚并不完全接受西方新闻独立的理念,即媒体是独立于政府的，起着监督政府的作用。相反，政府享有至高的权力去掌舵媒体。媒体被要求和政府紧密合作，共同推进马来西亚社会和经济发展（彭伟步，2010）。马来西亚政府出台诸多条例以限制媒体，具体包括：印刷物及出版物法令、内安法令、政府机密法令、传播与多媒体法令，等等。依照这些法令，华文媒体必须每年更新出版许可证。与此同时，华文媒体不能发表诋毁马来西亚皇室及马来语的言论，不能对马来人享有的特权表示异议，等等。政治斗争也可能殃及华文媒体。如1987年，马来西亚爆发茅草行动，《星洲日报》遭内政部撤销出版许可证，被迫关闭。
华文教育的生存状况也和华文媒体的兴衰密切相关。华文教育的衰退直接导致华文媒体从业人员以及华文媒体受众的减少，最终使华文媒体发展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马来西亚独立后不久，马来政府就出台规定只有用马来语教学的学校才能获得政府津贴。于是，78所华文中学为了获得政府津贴，转用马来语教学，他们被称作“国民型”。仅剩60所华文中学坚持用华文教学，他们被称作“独中”，没有政府津贴，只能依靠华人社团和民间资助生存。同时有华文独立小学1200余所（梁英明，2001）。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的生存状况得到改善。现在，不仅是华人，越来越多马来人和印度人也把自己的小孩送到华文学校上学。
虽然华文报业在马来西亚呈现发展的态势，但是马来西亚华文媒体人依然面临着身份认同危机。廖建裕曾指出，东南亚的华人社会是一个与“中国”这个实体界定了距离的生存环境，华人身份会对华人自身的生存产生威胁。当东南亚各国以当地主流族群为基础建构民族国家的同时，华人身份就成为“他者”的辨识标志（杨媛宁，2010）。因此，华人身份中既有与中国在血缘、族裔和原乡文化相联系的成分，又有脱离“中国”后与当地社会文化互动、磨合并发展为本土性的华人意义，是一个建构在感情、认知、记忆、神话、历史、群体认同、想象、渴望和寓意的社会群体（杨媛宁，2010）。
华文媒体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对华人身份认同构建的作用是复杂的，它们既要为民族国家建设和民族和谐共处提供舆论支持，又要为当地华人争取应有的族群权益、维护本族裔的文化传承。特别是在同化压力面前，它们要在国家认同与族群、文化认同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在全球化进程加剧、互联网冲击、文化冲突尖锐的时代背景下，华文媒体及华文媒体人面临更大的挑战，这也使得我们的研究更具意义。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并在整理访谈稿后，结合符号融合理论和幻想主题分析法，提炼出关键的语意视野。通过《星洲日报》萧依钊主编推荐，我们找到四位受访者，他们全部是马来西亚公民，并且是资深媒体人。
本口述历史项目借用了Kvale的访问模型，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访问：依次访问四位华文媒体工作者并用录音设备记录。让受访者签署“参与口述访谈同意书”。
（2）翻录：逐字逐句将录音内容转录成文字，包括功能词、语气词、重复，等。此为一稿。
（3）校正：删除一稿中无意义的文字，例如语气词和重复；调整文稿顺序使其通顺。此为二稿。
（4）校正：将二稿发给受访者校对，检查文稿里的信息是否正确。
（5）校对：将受访者校对过的稿子，与描写受访者的文献资料进行对比。如果出现相互矛盾的地方，辨其真伪。此为三稿。
（6）在分析部分，采用符号融合理论的幻想主题分析法提炼出关键性的幻想主题，并以此为基本脉络建构撰写研究论文。
三、马华媒体人的故事
这四位讲述者的人生故事反映出三代马华媒体人所经历的身份转型心路历程。通过对这四篇口述史进行幻想主题分析，我们精炼出若干具有代表意义、与身份认同相关的幻想主题，它们包括：一、我的国土，我的国家的土地（对马来西亚国家的认同）；二、我爱华文，我一生在享受华文（对华族文化的认同）；三、我自豪，我相信我们会被尊敬（对媒体职业的认同），等。这些主题反复诵读在四位口述人的故事中，但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时代不尽相同，心路历程也有差别。为了让口述人的故事更有连贯性，我们选择按时间先后顺序来展示他们的故事：每位口述者的故事都是她/他经历时代的缩影，我们给每个故事都加了一个概括性主题。需要特别指出，最后一位口述者有较其他三位口述者更加开放的国家认同：“世界本来就是地球村”，这个符号主题并没有出现在其他三位口述者的故事中。
四位讲述者全都出生在马来西亚，他们的经历反映了三代华文媒体人在大马这片土地上坚守族群文化传播的艰辛奋斗历程。他们不是马来西亚的“他者”，这片土地浸透着他们祖辈和自己的血汗，同时，他们见证了华文媒体在异国他乡扎根，并最终根繁叶茂、成果丰硕的历史。
（一）从华侨到华人：“我的国土，我的国家的土地”
黄兼博（1929—）是讲述者中最年长的一位，是马来西亚第二代华人。她在20世纪40年代末英国统治时期加入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担任华语广播主持人。国家独立后，她继续服务马来西亚国家广播电台，曾被国家元首授予护国有功勋章。她亲身经历了从殖民统治、日本入侵、战后动荡到马来西亚独立建国的整个过程。从华侨到华人的心路历程既是自豪的，也充满艰辛和感伤。
“这个过程，对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一个时期的一种调整。过去二十几年来，我们想祖国的时候是那个遥远的中国，不过，我们既然都要选择生活在这里，现在开始，你的祖国就在这里，脚下踏的这个土地就是祖国。”
“（这个调整过程）也不算艰难，因为我们本身没有什么痛苦的遭受。所以就是接受，带一点憧憬。”
谈到黄兼博同媒体结缘，那得从“二战”时期她收听战时广播说起。
“（我）有机会听到All Indian Radio，新德里电台。新德里电台有个中文台，是朝向东南亚广播的。有一位侨领，这里的上议员——陈光汉——逃难就逃到印度去，就在那边当了临时的广播员。那么，负责mandarin的是一位李晓音，听过吗？……那个时候，固定的时段，我就会去听Indian Radio朝向东南亚的广播。李晓音，非常清脆的声音。我十三四岁，我非常向往。心想：我要是能做这个工作就好了，应该是那个时候种下了这种情愫。”
黄兼博在家中日常交流用的语言是广东话，但因为多年从事普通话（在马来西亚称华语）播音员工作，黄女士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她最早的中文启蒙老师是她的两个哥哥，他们高中毕业后都被送回广州去中山大学读书。因为日本侵略东南亚，黄失学了，整整四年，是她哥哥帮她补习华文。
“哥哥教我念古籍里面那些非常精彩的文章，用广东话念。你叫我现在背，譬如‘前后赤壁’，古诗，我是用广东话来念的。”
“那时候，没有娱乐，哥哥他们在广州买了很多小说月刊。那个时候也不晓得光线好不好，就看小说，看到大近视还不知道。我很早就近视眼了。那时候，家里有很多读物，三国、红楼都是那个时候看的。还有，就是收听收音机。当年的收音机很大。”
“（电台工作）这个说是有缘哦，我有一个宗兄，他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宗侄子，已经先在那边讲三国志、三国演义。那时，他们说找一个人讲故事。我说：‘我去，我去！’结果就去了。那个时候电台，是吉隆坡分台，最早的马来亚的总台是在新加坡。新马一家，殖民地政府。我们吉隆坡是个分台，广播的时段只有中午一段、傍晚一段。分台的设立，就是要跟本地的群众联系。所有的新闻都是从新加坡总台转播‘现在带领大家到新加坡总台去收听一段国语新闻，粤语新闻’，然后回来。本地就有儿童节目，本地话剧创作，还有本地社团那些音乐。团体，好像广东会馆有个唱乐曲的；福建会馆有个唱南音的……都请来现场广播。就是跟团体做一点联系。当年是一个分台的立场，规模很小，所以当初我是做兼职，part-time开始的。”
于是，黄用“洁姨”这个艺名开始在电台讲故事，讲中国和外国的童话故事。1949年商业电台“丽的呼声”在吉隆坡开业，她成为第一批全职播音员。1952年她转职到政府电台工作，当时正值英国殖民政府与马来西亚共产党游击队交战的紧急状态时期，英国人实行新村政策，力图把丛林里的百姓迁到规定的新村里。由于丛林里的百姓多是华人，殖民政府专门成立了七种语言的华语广播（国语、广东话、客家话、厦门话、福州话、海南话、潮州话）。这些中文节目就是帮政府宣传政策。
“英国殖民地政府管殖民地的殖民，很有一套。尤其是，紧急状态下来，他要跟老百姓有一个联系，把电台当做一个桥梁，他要把这种政府信讯，通过电台，reach out到新村——文盲的地方去。他必定要有华语新闻，而且是七种方言。”
“他们做一个节目就是说要报道直升飞机,在紧急状态中的function 。他就说要人去坐helicopter来体验。那么，他们人手不够，所以问我要不要去。我很新奇，因为那时候坐飞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坐的。飞机坐不成，那就坐坐直升飞机，反正是工作的一部分，我就去了……那时候还年轻。要飞的以前，他们让我们签一张生死状，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与人无尤。犹豫了一下，还没有告诉妈妈来做这样的危险工作，既来之则签之，反正好奇，就签了那个生死状，好在平安回来。”
独立前后那些年，是黄兼博事业最为风光的年代。1957年国家独立前，尽管没有大学学历，她仍被选中派到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培训。她回忆道：
“直到我从英国回来，从下飞机那一刻开始，我的脚踏在那个土地上，我就有这样的感触：就是这片土地，就是我的国土了，我的国家的土地。”
1959年，电台决定在吉隆坡建立自己的新闻组，不再转播新加坡电台的节目。电台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她，后来新闻组顺利建成，她被任命为中文组主任。黄表示那是一段值得回忆的岁月：
“（最初的广播剧节目）就是香港。那么，后来我们要培训本地的人才，我们举办了广播剧写作比赛，去发现一些能写的人……也举办一些讲故事比赛，是本地的广播人才。在这一段时期，我们独立初期，都举办了一些发掘人才的节目：讲故事比赛、歌唱比赛、剧本创作比赛、爱国歌曲比赛……然后从中发现了不少人才，我们就加以培训。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参与培训第二代、第三代广播人才。我们是要人才，我们要挖掘本地人才，我们培训他们。后来都有本地的剧本，由本地的人才来做。当初是依赖香港的……”
然而，随着马来人在大马掌握的主导权与日俱增，黄和她的华语广播在电台的地位也随之下降。作为国家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黄属于公务员，在马来文被规定成为国家语言之后，每个公务员都需要通过马来文考试，为此黄需要恶补马来文。
“（我们）把中国话叫做国语叫了二十多年，到独立以后，我们讲国语，就是Bahasa，Malay——马来语。这个过程，对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一个时期的一种调整。”
“（我们原来）马来话就是在菜场那种用可以。我母亲她们都会讲。可是，我们考试要一点文法，那种，我公文都要用马来文来写。公文都是马来文。开会都是以马来文为主。中间也可以用一点英文，一直都在学习中。”
不过，黄对华文的热爱并没有因此减少。
“……不过我对中国的文学艺术文化还是很亲很亲的，没有东西可以把我和这些文化艺术文学间隔开来。”
1984年黄退休了，现在每日读书写东西，安享晚年。
（二）写社论办报纸：“我爱华文，我一生在享受华文”
张子深（1939—），笔名张弓，马来西亚华文报界知名主笔，马来西亚第二代华人。他的经历反映出独立后成长的华文媒体人在逆境中坚持办报并开创出一片天地的艰辛历史。他父亲从广东揭阳移民到马来西亚当中医，于1942年惨遭日本人杀害。张在吉隆坡的中华中学高中毕业后，获台湾奖学金赴台湾学习文学专业。期间，拿到台湾“教育部”举办的全国大专小说比赛冠军，并娶了一位台湾女孩。1962年毕业回国后，先在芙蓉中华独中做华文老师。
张子深的媒体生涯源于他的少年梦——写社论：
“我读中学时有一个老师，对我影响很大。这个老师是华文老师，从中国来，会打篮球，因为战争回不去了。他很潇洒，上课两个手扣住裤带，华文是用背的。他特别疼我，所以我会念文学跟他有关。他令我最佩服的是，每个晚上他去中国报写社论。对于我这个喜欢文学的人，觉得这个张冰子老师太厉害了。这个老师改变了我的后半生。后来我毕业，去台湾，他请我吃饭。当晚我就跟他讲：‘老师我要学你写社论。’所以，后来我就不要教书，去到建国日报。当时建国日报在八打灵。我进入报馆的目的因为我要写社论，够特别吧？”
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纸在20世纪70~80年代竞争激烈，薪水也低于中学教师。张子深他先后在《建国日报》《通报》和《生活出版社》三家报馆出任总编和主笔。由于受到马来西亚报王周宝振的赏识，他不但实现了自己写社论的梦想，同时还成为成功的办报人。他在80年代创造了马来西亚华文报220000份的销售记录。
“（报馆）不容易进，可是我有写文章,有很多人久仰我大名。一开始就做副总编辑，然后做总编辑。我说我不要做。这个老板很欣赏我，给我做编委会主席，就比总编辑还大，兼执行董事。”
“我这个人对钱不太看重。教书，我那个时候八百。我刚来的时候，报纸刚开始，我帮着筹备，一个月拿四百，还要每天开车去，你说哪里有钱。70年代转到《马来亚通报》，‘通报’之后就转到生活出版社，《新生活报》。我在他父子（周氏）的公司都工作。”
他当时一个人写三个专栏：“菩提树下”（用佛家观点来解答人生问题）、“人海弓奇”和“挑灯谈玄”，每个专栏每期都是一大版。
当时马来西亚华人最爱看的内容是武侠小说，以及台湾、香港电影明星的八卦新闻。当时办报纸就是把香港报纸每天用专人飞机送到，然后剪刀糨糊拼版而成。但张子深并不这样办报：
“我自己有一个经验，这个文章，如果你说是剪来的我不看，那如果我说是请人亲自写来的，那么那个文章就马上有价值了。所以我要去台湾找四大天王，我自己封他们为四大天王：古龙、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
他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华文报纸的销售量从5000份提高到50000份。后来周宝振让他办《新生活报》。张是这样回忆这段自豪人生的：
“后来他（周宝振）说：‘这样，我用你做总编辑，你要怎么做你去做。’那个时候很少人有信用卡。你看八十年代，马来西亚很少人有，只有老板有。他给我一张信用卡用，‘你尽量用，为了报纸。’那是八十年代初。”
“后来呢，我用刚才讲到的同样方法，我买稿，我尽量买稿。我呢？用了一个政策叫做合约作者，这个是我创立的。合约作者是什么意思呢？我找到地方上的通讯员，我跟他讲：‘你写稿给我，一千字四十。不单给你四十，年底跟员工一样有花红。’就是说给你四十块，你不是我的雇员，但是还有花红，还有医药津贴，不过你的稿要经过我审核，每一千字四十块。我那个时候，三十年前，我就说四十。另外，我找出全马最好的作者，我认识很多作者，我跟你签约，你只要写两万字我就给你八百，容易吗？ 一个月，两万字我就给你八百块。然后呢，还有医药津贴，还有年底花红。你知道吗？那些人以为不可能，可是我高价给他签约。然后，我就开新专栏，我自己设计，然后呢，就收稿……年底，我找十个我最优秀的作者，他们在全马各地。我就问；‘能请假吗？’ ‘能。’ ‘那ok，我们出去五天。’然后我叫广告部找很多奖品，例如vsop洋酒。每一个作者，我就给他丰盛的纪念品。然后我就把他们叫过来：‘你这篇文章，我看到有很多错字。’我就跟他讲，‘你这篇文章，你写的时候好像不很认真。可是你知道吗？我把你这个版封面，版头设计得很美。我找美术设计，设计了五个版头，选这个美吧？’哎呦，真的很美。‘还有你知道你这篇文章多少人看吗？’他们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的报纸销到了二十万份，读者要乘以五，一份报纸会有五个人读。马来西亚ABC调查的标准，你如果说那个报纸有二十万份销量，那么他的读者有一百万人。所以，我说：‘一百万人在看你的这篇文章哦。’因为我这种机制，奖励，回来之后，每个作者的字，比我还美。然后呢，到最后这个报纸，二十二万份销量。所以呢，八十年代是我创建了一个马来西亚华文报的销售记录。这是我一生里我最自豪的。”
张写过很多篇社论，最让他感到自豪的一篇是写毛泽东逝世的：
“毛泽东去世，每个报馆的老板都会去中国大使馆，去吊唁毛泽东，去签名什么的。那个中国驻马大使，抓住冯思钊（建国日报老板）说：‘今天所有报馆的社论我看到完，最好的一篇，就是你这个建国日报。是谁写的社论？刊载的社论上没有用名字。’老板回来：‘张弓，你今天最成功喽。’我说：‘为什么？’他说：‘大家写毛泽东的我都看了，都点皮毛而已。大使只赞扬你的！’”
“我怎么写的？不只讲毛泽东政治，我就写毛泽东的文学境界：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整篇就是讲他的文学。”
回顾一生的华文报纸业情缘，他说：
“我爱华文，无论做老师，做报馆，我一生在享受华文。”
退休以后，张走遍全马华文中学演讲儒学和中华文化。
“……全国60间（独中），我每一间都走过。我也到过接受改制的78间去讲，也是每一间都走过。我那时候眼睛好，自己开车，跑了整个马来西亚，没有一个人在马来西亚像我这样，做这种演讲，宣扬中华文化。”
（三）从文人报馆到现代企业：“我自豪，我相信我们会被尊敬”
刘明志（1954—）是马来西亚第三代华人，20世纪70年代从英文中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华文杂志出版工作，一做就是30多年。他经历了华文报业从张子深那代的文人办报到市场化运营现代企业的转型。他从编辑做起，后来出任总编辑，再后来是执行董事长。现在他负责的《新生活报》下面约有20本刊物，以中文为主，也有一些马来文和英文的杂志。最知名的是《新生活报》《新潮》《风采》。其中，《新生活报》有40年历史，《风采》也有30多年历史。他的公司现在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中文出版社。他亲眼见证了华文报刊从不被看好到发展壮大的历史。
“我刚开始去做，我同学他们都笑我，‘怎么你进中文报，中文杂志做工呢？’是啊，我的同学都是去别的行业，没有一个进华文报，只有我一个。”
刘表示，当时华文报社的条件极其简陋，薪金也不高：
“我记得我当时薪水应该是不上五百块马币，设备也是很简陋的，没有几个人。四十年前的生活出版社，它的员工差不多二十多个，现在已经是两三百个人了。当时的设备什么都是不好的，现在不一样了，全部都是打字。以前是排字，设备非常简陋。”
他所在的出版公司——《新生活报》——针对小众市场出版了20余种杂志，其中《钓鱼月刊》销量非常好。
“现在我们慢慢做niche market，比较专，就好像钓鱼这种。《钓鱼》大概也是差不多整二十年了。我们开始出版的是中文‘钓鱼’，叫做《钓鱼月刊》。出版之后非常好卖，我们都想不到市场这么多人喜欢钓鱼。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印了差不多一万五千份，已经觉得很多了，哪里知道大概卖了一个礼拜已经卖完。很多人喜欢钓鱼，那时候市场上没有一本叫做‘钓鱼’的杂志。所以我们后来一个礼拜里印了一万份，也是差不多卖完。钓鱼这个市场很大，其实我们有去香港、大陆看，他们也有类似的‘钓鱼’这种业刊，他们做得不是很好。可能他们没有重视这个市场。”
“我们的杂志很专，不是那种普罗大众。因为市场已经不一样，时代也不一样，就得转变，不然我们会被淘汰。”
由刘引领的生活出版社，现在不仅扎根中文市场，也开始进入马来文市场：
“我们去找商家，因为我们主要是在中文市场，他就会问怎么你们不出一本马来文，因为我们这边肯定是马来人多。所以我们就考虑出版马来文刊物。”
“现在马来人的消费能力也慢慢增加，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马来刊物是没有广告的，商家认为在那边登广告都没有用，所以马来刊物是靠销路。现在马来刊物已经不一样，很多广告在里边，商家现在也知道马来人是有消费能力的。其实真正讲起来，马来人更舍得。他们不存钱，赚三块用五块；华人赚三块，他要留两块，只用一块。华人比较会省钱，马来人比较会花钱。所以马来人的spending power就很大。商家正是看到这点，马来文刊物也开始登广告。”
身为华文媒体人，刘明志感到格外自豪。
“（我身为华文媒体人）当然自豪……我相信我们会被尊敬。因为我们做媒体，我们做的东西，比较中立，比较敢讲，不会怕死这样子。人家不会看不起。”
（四）新的时代：“世界本来就是地球村”
彭早慧（1950—）是第二代华人，她现在是马来西亚最大报业集团世华媒体旗下《光明日报》的总编。她的父亲是1949年国共内战时下南洋的报人；她的母亲是出生在新加坡的华人。彭进入报业是受她父亲的影响。彭的父亲曾在内地做过编辑，后因躲避战乱碾转到了南洋。在她中学的时候，他父亲因为是中国公民，不能留在马来西亚，只能转去香港，很长时间断了音讯，她只有中断读书，开始做工帮补家用。20世纪70年代，20岁出头的她因为喜欢写稿正式加入报界。
“可能我们那时候娱乐不多吧。反正从小就喜欢。我的情况可能还是受父亲影响。我的父亲也是从事新闻，是一个编辑。他是在一个出版社做主编。”
她从《通报》副刊做起，前后转到《新潮杂志》《中国报》工作，在那里工作十余年后，在2000年离开报业，加入一个新加坡的出版公司经营中文书籍。2005年她又重回报业，成为《光明日报》总编。
“70年代末，进报界的女性不算多，现在比较明显女多男少。”
“因为之前我都是写什么文艺创作之类的，所以就在副刊做编辑。报界的薪水也不是太好。《通报》本来是民营的报纸，后来遇上转折，这边的马华公会把它收购过去。于是，《通报》开始集团化，并且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机制。我刚好在这个时候加入报界。”
“比较后期才做新闻，我是先在《通报》，然后从《通报》又被挖脚去生活出版社，（做）新潮杂志，当年算是年轻人的杂志。80年代是杂志的早期，我是第二代进去的……那时候还是不错的，杂志还是可以做的。”
“在生活出版社的时候，他（同一老板）又买了一个报馆，就是《中国报》和已经停刊的《新晚报》。然后他就把我调下去做这个《中国报》……我一天做两份。所谓两份就是说有一个夜报版，有一个日报版。”
“先是策划编辑然后助理总编辑，然后就总编辑这样子。”
彭在2000年的时候离开报业，大约五年后，加入新加坡Page One，经营中文图书部。
“那时候离开（报社），为了考验一下自己是不是能做其他事情，但后来又回来报社。那个时候，工作老是飞来飞去，然后我就决定要退休，不做了。当时，我是准备从此不做工，你晓得报界很累，工作时间很长。每天我们都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没有休息。那时候就觉得身心俱疲，然后就觉得要休息这样子……后来，被萧总（《星洲日报》主编萧依钊）抓过来。他们在办一个杂志，让我一起做，我还是一个杂志的主编，叫《亚洲眼》，后来又调过来《光明日报》这边。”
彭认为做媒体一定要非常投入：
“你必须要有一定的投入程度你才能够从事报社工作，如果你完全不投入，把它当做一份职业的话可能很难支持得很久。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累的工作……我们这个行业是不能朝九晚五，也不能说下班了什么都不用管，你必须要投入，全神贯注。”
彭庆幸自己懂中文：
“以我个人来讲，我非常庆幸我懂中文，因为中文的世界漂亮美丽，博大精深。我不需要通过翻译去念中文，我觉得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同时她认为，现在一种语言是不够的：
“我觉得现在不再是一种语言独大的时代，就是说不是你中文很好你就可以干嘛，英文很好你就可以干嘛，你必须要很平均地掌握其他语言。那在马来西亚最基本的就是马来文、英文、中文，次序排名是分先后的。就是说，新一代的马来文必须很好，像现在我们新的记者，他们的马来文是比另外两种语言都要好的，不然的话他跑官方新闻，做采访什么的，都做不到，因为马来文是官方的语言，他必须掌握这个能力。那只要他的能力是很平均的，那就完全不影响。除非你的专业要求你在某一种语言上特别要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当然了我们中文报，我们是编辑，我们要审稿，那我们当然要有一定的中文水平。”
彭认为华文报纸在马来西亚是凝聚族群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因为在这个国家转型之前，很多懂中文的人看不懂其他语言，不像现在的教育普及，中文在我父母他们那一代，是大多数华人唯一所懂的语言。所以有华文报为伴，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他们根本看不懂也不晓得世界上发生什么事。”
然而彭也认为华文报的另一个重要使命是要消弭种族和文化上的分歧：
“我们不能制造更多的矛盾，要消弭矛盾。这是华文报的一个使命。现在，我觉得情况会比以前要好。因为早一个年代他们还是有华巫之分。可是现在，因为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就在马来西亚长大，（上一代）因为他对其他的语言不掌握，他当然没有融进去，可是我们的下一代，一出生就是这个环境。”
彭早慧在国家认同上，表达出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
“我觉得世界本来就是地球村，你在这里也不代表你特别爱国，你不在也不代表你不爱国。就是不要狭隘地说你爱国就一定要留在这里，爱国有很多方式，为国家服务也有很多方式，不见得留在外边就做不了爱国的事情。”
四、结束语
四位讲述者的口述故事非常具有代表性，展现了华文媒体人在马来西亚这个新兴国家落地生根的心路历程。自20世纪40年代至21世纪初，他们跨越了60年的时间长河。因为他们的努力，马来西亚华文报业成功地从文人报转型成为市场化运营现代企业。如今他们和他们的事业深深扎根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他们所经历的身份认同转型充满艰辛，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马来西亚；他们坚守自己的文化之根——华文；他们尊崇中华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华文媒体也与本土文化相互磨合，最终水乳交融。在全球化加剧与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一代华族在身份认同问题上，心态变得更加开放。
首先，四位讲述者对自己脚下这片土地——马来西亚——十分热爱。“这是我的国土，我的国家的土地”。这片土地流淌着他们和他们祖辈的血汗，他们为这片土地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血肉之躯，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大马这片各种族和谐共处的沃土上。
其次，他们对华文、中华文化有着执著的热爱。文字不仅是一种文化媒介，也是华社身份认同的载体。在“华人”被主流社会视为“他者”且不被平等对待的大环境中，坚守华文既是对自己族裔文化之根的守护，也是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构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们的讲述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清晰的：“我爱中文，我享受中文。 ”华文是一个锚，它定位了讲述者的文化身份认同；华文是一个纽带，在血缘、族裔和原乡文化上联结着马来西亚华人与祖籍国——中国；华文还是集体记忆的缔造者，建构了马来西亚华族在情感、认知、历史、文化上的集体记忆。
四位讲述者清楚地认识到华文媒体人的社会担当和职业责任：“我很自豪，因为我们受尊重。”他们对华文媒体使命的认识也非常清晰：媒体是凝聚族群的工具，媒体是消弭种族和文化分歧的桥梁。他们成功实现了马来西亚报业从小作坊式的文人办报到现代化报刊企业的转型。他们的敬业精神不仅造就了马来西亚报刊事业的辉煌，也是世界华文媒体业的瑰丽明珠。
四位讲述者代表了三代马来西亚华文媒体人。我们发现，这三代人，在身份认同上存在差异。前两代人（黄兼博、张子深）马来文和英文都是成年后学的，程度都不高，他们唯一精通的只有华文。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有更深的认同感。与他们相比，第三代媒体人（刘明志、彭早慧）是在马来西亚独立后成长的，他们同时掌握马来文、英文和中文。他们更多地倾向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述他们的媒体工作。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他们的国家认同感相对淡化。
在采访黄兼博的最后，84岁的老人哽咽地唱了一段马来西亚国歌，并流下眼泪。我们愿用她的这段话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马来西亚）没有天灾……只要我们的政府可以不断改进，人民都能够同心按照宪法里的条文，为着国泰民安去努力。我是抱着很乐观的态度去看这个国家的。我们的国歌第二句——Negaraku, tanah tumpahnya darahku（马来语），意思是说这片土地，有我的血汗。我每每唱到这一句，都要从心里感动的。这片土地，有我们祖先和我们的血汗。中国很丰富的文化是丰富我们内涵，那个我们非常亲切……可是，这个土地上有我们的血汗……”
封面及内文插图来自网络。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15年第2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球传媒学刊（ID：GlobalMediaJournal），作者：吴玫、叶琳